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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为促进国土均衡开发和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国家统筹实施了“四大板块”、“三个支撑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等一系列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影响的区域发展战略。这些区域发展战略的接续推进在为国家整体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条件的同时，也为改善区域经济发展条件、增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和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奠定了基础。然而，在以“增速换挡、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为主要特征的新常态阶段 ［1-2］ ，由于要素禀赋、发展阶段及转型约束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区域经济发展分化态势渐趋明显 ［3］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并先后提出了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亦认为，“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审视2012—2021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可以发现，全国经济重心向南移动的趋势愈加明显（见图1-1），这意味着我国区域经济在原有东西部差异问题的基础上叠加了南北部失衡问题 ［4-5］ 。
图1-1 2012—2021年我国南北经济比重
不仅如此，区域内部的经济差异也较为明显
［6］
。《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指出，西部大开发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但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
。作为两类差异中欠发达地区交集的西北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已成为制约国家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布局的短板之一。2021年该地区人均生产总值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1.71%，较2012年下降了16.56个百分点
。因此，西北地区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亟须重塑经济发展动力机制，在探索解决发展不充分问题的同时着力缩小与国内其他区域发展的差距。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在集聚效应的作用下，经济增长首先会出现在某些具有优势条件的地区
。就西北地区而言，早在20世纪90年代，《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西北地区经济规划问题报告的通知》（国发〔1993〕19号）就提出，“实行向基础产业和重点地区倾斜的政策，选择基础较好、交通方便的地区进行重点建设，带动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地处西北的呼包鄂榆地区、关中—天水地区、兰州—西宁地区、宁夏沿黄经济区、天山北坡地区等主要城市化地区列为国家层面的重点开发区域。根据国家重点开发区域的功能定位，这些区域将通过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聚，成长为支撑西北地区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落实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点。因此，关注这些重点开发区域的发展不仅有助于推动西北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而且有助于推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迈上新台阶和形成新格局。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和重要节点城市等中心城市，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支撑。”围绕着这些中心城市构建都市圈或城市群
并提高其综合承载能力，是优化我国经济发展空间结构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选择之一。其中，省会城市作为省域资源配置的中心，对省域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举足轻重（见图1-2）
。面对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做大做强省会城市，形成以其为核心的都市圈或城市群进而推动省域经济快速发展，已经成为许多省份的现实选择，在部分省份“强省会”战略应运而生。
图1-2 2012年与2021年省会城市生产总值占全省的比重
作为甘肃省和青海省省会城市的兰州市、西宁市同处河湟谷地，它们及周边地区，不仅环境承载力较高，经济发展基础较好，人口和城镇密度较高，由中心城市引领发展，而且经济社会人文联系较为紧密，具备城市群培育发展的条件。《西部大开发“十三五”规划》在“优化空间开发格局”中提出“推进兰州—西宁等次级增长区域发展，规划引导兰州—西宁等城市群有序发展，打造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重要引擎”。2018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了《兰州—西宁城市群发展规划》，指出：“培育发展兰州—西宁城市群，有利于保障国家生态安全，有利于维护国土安全和促进国土均衡开发，有利于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互动，有利于带动西北地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根据规划，兰州—西宁城市群是指以兰州市和西宁市两大省会城市为核心，辐射周边白银市、定西市、海东市、临夏州、海北州、海南州和黄南州等市州，土地面积约为9.75万平方公里，以8.53%的土地面积承载了占甘青两省37.25%的人口和49.87%的经济总量，是甘青两省乃至西北地区重要的人口和经济活动高密度区域。
2022年3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然而，因区际和区域内部存在的经济差异而形成的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主义将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构成障碍。因此，《意见》提出要“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并强调了“优先推进区域协作”的重要性。加强省际交界地区合作是优先推进区域协作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省际交界地区在行政壁垒、地方政府利益博弈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陷入“低水平发展陷阱”，成为经济发展的“洼地”。因此，加强省际交界地区协作，缩小它们内部发展的差异及与省内中心地区的发展差距已成为学术界与政策制定者共同持续关注的议题
。
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省际交界地区，兰州—西宁地区是我国省会城市空间距离最近的省际毗邻区域，不仅发展基础相对较好，集中了两省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和生产要素，而且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区域内分布有两个省会城市，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支点。但是，该地区在行政边界等因素的约束下尚未能形成发展合力，生产要素未能在区域内实现高效畅通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省际经济循环，不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因此，本书在分析兰州—西宁地区内部经济差异及收敛性的基础上，探索建立“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合作共建、利益共享”的区域协作新机制，为跨行政区协作、加速区域一体化进程提供借鉴，进而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奠定基础。
自然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方面的差异会导致社会经济活动呈现出发展水平、发展阶段乃至发展能力的空间差异，进而使得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存在异质性。我国地域辽阔，地区资源禀赋与区位条件迥异，存在着诸多具有特定经济发展特征的区域。兰州—西宁地区既具有一般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特征，又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从县域尺度出发对该地区的经济差异进行研究，可以为欠发达地区的区域经济差异研究奉献微观视角的基本素材。
兰州—西宁地区的空间范畴兼具跨市域和跨省界的特征，通过研究其经济活动的空间配置规律及可能的驱动因素，可以为欠发达地区的跨界治理和区域协作研究提供参考。与此同时，综合应用经济学、地理学和统计学等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可以深化对区域经济关系理论的认识。空间效率和区域平衡的权衡问题是区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如何在追求总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使得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趋于合理值得关注和研究。
胡焕庸（1935）在《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中提出了中国人口密度分布的东南和西北分异突变线 ［7］ ，即广为人知的“胡焕庸线”。尽管“胡焕庸线”所揭示的人口空间分布规律或将长期存在，但是其背后所凸显的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亟须解决的难题之一。从地图上来看，“胡焕庸线”与400毫米降水线的走向基本一致，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了“促进400毫米降水线西侧区域保护发展”的要求，而兰州—西宁地区是国家确定在400毫米降水线西侧的重点开发区域，通过揭示其经济差异演变规律及可能的影响因素，加速空间融合进程，可以为提高资源空间配置效率和提升区域综合经济实力奠定基础，进而为缩小400毫米降水线（或胡焕庸线）两侧的相对差距、促进国土空间均衡发展创造条件。
西北地区是我国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区域和向西开放的前沿阵地，而兰州—西宁地区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西北段的中心地带，是沟通西南与西北的重要枢纽和长江经济带连接亚欧大陆的重要桥梁。因此，研究兰州—西宁地区经济差异演变及收敛状况并探究其可能的驱动因素，有助于加速区域一体化进程和实现高水平、高质量发展，进而促进兰州—西宁地区成长为国家向西开放的重要支点和载体。
兰州—西宁地区尽管是甘青两省人口、城镇分布较为密集和经济活动较为集中的地区，但是城市群培育发展面临着“形聚神散”的困境，若是内部经济差异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将会加剧这种困境。因此，研究兰州—西宁地区经济差异演变及收敛状况并探究其可能的驱动因素，将有助于该地区在培育发展城市群的进程中克服因发展不协调而带来的“合作困境”，助力城市群建设由聚合走向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