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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没有给他健全的身体，但给了他非凡的经验和高尚的灵魂。”
他为人随和，经历传奇，文辞犀利却感人至深，倔强又浪漫。二十一岁时，他遭遇恶疾，双腿残废，成为运动员的梦想一夜化为泡影。
疾病和死亡，这两个词语贯穿了他的一生。二十六岁时，母亲走了；四十五岁时，父亲走了。他再无依傍。三十八岁那年，他遇到了爱情，并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二十年。2010年，他突发脑出血去世，这一天，离他六十岁生日仅差四天。
好在他的生命里还有其他东西。写作改变了他的命运，让他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
莫言曾说：“如果中国作协只养一个人，那也该是史铁生。”余华在节目中回忆起老友：“他一生都活在病痛的折磨中，但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怨言。”
他说：“人的命就像这琴弦，拉紧了才能弹好，弹好了就够了。”
在失业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下，他的作品与人格精神，时常以各种方式呈现在互联网平台上，鼓舞着无数身处于逆境和低潮中的年轻人。
他曾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
史铁生，从未远去。
20世纪50年代，史铁生出生在北京东城门脚下。
受家庭影响，史铁生从小立志，十二岁考入清华附中，目标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
除了成绩优异，史铁生还是体育特长生，擅长跑步和跨栏，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小飞侠”的外号。高中时，史铁生还拿过全市跳远冠军。
他的偶像是刘易斯，美国短跑名将。如果不是命运的安排，他很有可能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代田径运动员。
中学后期，为了响应“上山下乡”，史铁生毕业后主动去往陕北农村插队。在同龄人中，他力大无比，常常抢着干粗活重活。据同行的知青后来回忆，史铁生当时能徒手抱起装水的水缸和一只二百来斤的小牛。
由于长期从事高强度劳动，营养未能跟上，加之史铁生患有先天性脊柱裂，导致他积劳成疾，二十岁就患上了腰腿痛病。
那年夏天，史铁生因淋暴雨旧疾复发，高烧不退。当地医疗条件窘迫，史铁生被送回北京医院接受治疗。几个月后，史铁生的腰病虽然治好了，但两腿却落下了终身残疾。这让年仅二十一岁的史铁生不能接受。
被告知下肢瘫痪的那一刻，史铁生差点和医生打起来。他难以相信，在最青春有为的年纪，自己却成了一个身体残缺的人。
有一次主治大夫查房，史铁生突然从床上腾起上身吼道：“你治不好我，我一菜刀劈了你。”命运在这里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梦想成为运动员的他，也不得不接受后半生与轮椅朝夕相伴的现实。
病后的史铁生性情大变，整日郁郁寡欢，常常无缘无故发脾气，摔东西，时而哭泣时而朝着屋外狂叫。他在病榻上写道：“何时复我男儿骨，扯去囚衣试铁衣。”期待有一天他能够重新站起来。
整整两年，史铁生闭门不出，几度想要了结生命。但好在母亲还在，妹妹还在，家还在。命运之神终究不肯放弃，三次将他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
这个“神”，便是史铁生的母亲。母亲的坚强乐观与善解人意，给了史铁生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在那个年代，她找人绘图纸，东拼西凑给儿子打造了一架轮椅，推着史铁生走遍了永康胡同和地坛公园的每一处角落。
为了照顾儿子，母亲辞去单位的工作，每天陪史铁生说话、做饭、散步，去北海公园看花，去学校接妹妹。
为了不让史铁生每日无所事事胡思乱想，母亲几次三番建议他去工作，最终史铁生同意了。然而母亲推着他到处求情找工作，却多次遭到单位工作人员的白眼拒绝：“我们这全须全尾的还不一定要呢，你回去等着吧。”
据说听完这话，史铁生脸上一阵青一阵白，好长时间不出门。不过好事多磨，在母亲和朋友的帮助下，史铁生最终同意到街道做工，工作内容是给家具厂摹画、描边。
遗憾的是，1979年，史铁生母亲不幸患癌去世，去医院的路上她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彼时，史铁生未成婚，妹妹未成年。
北海的菊花开了又开，母亲最终没能陪儿子去看那场盛大的花会。母亲的死，成为史铁生心头挥之不去的结。后来，他用茨威格的笔调写下：
“那时他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
三十岁那年，史铁生又罹患肾病，起居如厕均不方便，之前的工作无法继续做下去。为解决生计，同时也为了排解苦闷，他逐渐将目光放到读书和写作上面。而立之年的史铁生已经习惯轮椅上的生活，享受独处，逐渐走出情绪的桎梏。
70年代末，史铁生摸索着开始“扶轮问路”。他从诗歌和小说入手，先后写下了《爱情的命运》和《午餐半小时》（1979年），在群星闪耀的80年代到来前默默耕耘。
J. D.塞林格曾说：“一个不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了某个理由而轰轰烈烈地死去；而一个成熟的人的标志则是——他愿意为了某个理由而谦恭地活着。”
寄给朋友的信件中，史铁生说得最多的四个字就是：接受苦难。
最终，史铁生变得成熟了起来，他战胜苦难，并活了下来。
1983年，《青年文学》的编辑马未都从乱纸堆里抓到了一篇稿子，名叫《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当时，《青年文学》的地位犹如新世纪的《读者》与《读库》，西海岸的《纽约客》与《名利场》，粉丝不可胜数。谁能登上《青年文学》的头条，就等于上了热搜榜单，获得了主流圈子的青睐。
彼时的马未都还未成为后来的“马爷”，但在京圈的分量已初显端倪。马爷看罢，决定把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推上头版。《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一炮而红，获得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史铁生由此崭露头角，由于下肢瘫痪的特殊遭遇，也让公众对他比对其他作家多了一层现实意义上的关注。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是他首次在官方刊物上发表的乡土题材的短篇小说。像路遥笔下的双水村、马原的西藏、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在作品爆火后被读者熟知一样，“清平湾”这个陌生的地名，也从遥远的陕北高原走入万千读者的视野。
不同于其他作家坎坷的写作生涯，史铁生的写作之路还算顺风顺水，屡有佳作问世。
80年代中期，他陆续发表了《奶奶的星星》《命若琴弦》《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等系列作品，还创作了影视剧本《人生突围》，开始对命运、感情、宗教和死亡进行一次全方位“清算”之旅。
当时，《命若琴弦》被陈凯歌拍成电影《边走边唱》，颇受观众好评。而他的另一部实验性剧本《关于一部以电影作舞台背景的戏剧之设想》，则在其身后被波兰名导陆帕改编成了戏剧《酗酒者莫非》。
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是史铁生与病痛拉锯的“凡尔登”时代，也是他在文学创作中屡出佳作、独树一帜的铂金年代。
莫言曾说：“如果中国作协只养一个人，那也该是史铁生。”这不仅是对史铁生作品的认可，也是对他在纸醉金迷的大环境下，对文学一以贯之的坚守和高昂精神的褒奖。
1979年到1990年，史铁生三次病重住进北京友谊医院，两次高烧到四十多度，最终从“死神”怀里逃了出来。他曾说：“我之所以没死，全靠了友谊。”
20世纪末，史铁生病情加剧，由肾炎逐渐发展成了尿毒症，每两天就需要做一次透析。每次透析长达数小时，他浑身插满了管子。几年下来，他的身上留下了密密麻麻的针眼。用妻子的话说：“已经不似个人样。”
透析周期长，治疗费用高昂，无麻，疼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好在作协帮助支付了每年二十五万的治疗费用，这让史铁生能够安心养病。
每次到医院，他躺在病床上，看着自己的血液从透析器里流出来，又红汩汩流进去，好像听见飞机冲入云霄的声音，好像“自己又多活了一遍”。
虽然有作协支持，但生活费和医药费还得自己解决。因此，在治疗间隙，史铁生一有好转就构思写作，希望借写作的收入来保障生活开销。
住院期间，朋友来看望他。史铁生开玩笑跟朋友说：“别人请一桌饭花几百块钱，我现在撒一泡尿就得花五百多块钱。”
在九年的治疗中，《我与地坛》结集出版，发行量达到数百万册。此外，他还写下了之后被引为经典的另外两部代表作品——《病隙碎笔》和《务虚笔记》。
周国平读罢后大为赞叹：“在经历了绝望的挣扎之后，他竟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上的健康。”
但读者不知道的是，在作品问世前，史铁生已经做了数百次透析，身体早已百孔千疮。他的主治医师曾对记者说：“史铁生之后，谈生是奢侈，谈死是矫情。”
史铁生则调侃道：“我的职业是生病，业余写点东西。”
有豆瓣读者曾说：“1991年整个中国文坛没有文章，只有《我与地坛》活着。”
这话或许有些过誉，但足以说明《我与地坛》对当时华语文坛的震动和作家本人的重要地位。
1990年年底，长篇散文《我与地坛》在《上海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发表后，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成千上万封信件如雪花般飞向雍和宫26号院（史铁生家）。最多的时候，史铁生一天要接待五波客人。
从《我与地坛》开始，史铁生真正成了家喻户晓的当红作家。在史铁生之前，小说长期是主流文种，散文一直靠边站，极少数优秀散文作品也几乎被台湾作家包揽。
可以说，在那个年代，史铁生凭一己之力撑起了华语散文的半壁江山，将大陆散文从“中缝文学”带入了一个新的高地。接连几部佳作，为史铁生带来了经久不衰的荣誉。余华、莫言、王安忆、刘震云、格非等一众文坛举足轻重的人物，陆续成为史铁生家中的常客。
有读者说，“《我与地坛》之于史铁生，如同《活着》之于余华，《平凡的世界》之于路遥”。
这不是因为它多次登上人教版课本（节选）和语文阅读指导篇目，而是作者在命运面前展现出的从容不迫的气度，重新站立的勇气，超越生死的坦然和大彻大悟的悲悯。
哲学家邓晓芒撰文评价：“我们面前终于出现了一位作家，一位真正的创造者，一位颠覆者。他从自己的灵魂本原地创造出一种语言。从未来看，他的作品必将逐渐呈现出思想的前所未有的深度和超前性。”
史铁生的文字是深刻的——深刻到当时可能没读懂，但在若干年后生活的某个时刻，你才能感受到他思想的庄严。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座地坛。或许是亲情，或许是爱情，或许是友谊。
它给正在遭遇不幸的人们送去了一束光亮，给奔波劳累的人们带来了热爱生活的理由。无数读者从这里收获了慰藉和力量。
如果说有一样东西支撑史铁生活到最后，我想一定是爱情。
史铁生的爱情，始于1979年。这一年，母亲离世，妹妹还在上学，史铁生因下肢麻痹患上了严重的肾病，三个月靠葡萄糖注射液维持生命。
也在这一年，西北大学的陈希米读到了一篇名为《爱情的命运》的小说，她怀着激动的心情，给作者写了一封信。不久，史铁生回信，一来一往，两个人逐渐引为知己。
1989年，史铁生再次病重，陈希米得知情况后飞赴北京友谊医院，第一次线下看望史铁生。他醒后，她见到他第一句话是：“你是我想象中的样子。”
为了爱情，陈希米选择从单位离职，不顾家人劝阻，毅然来到北京照顾史铁生。几个月后，史铁生病情好转，他向陈希米求婚：“若不是爱情，请你离开；若是，那么留下来，我们一起活出生命的荣耀。”
陈希米最后选择了留下来。这一年史铁生三十八岁，陈希米二十八岁，二人正式步入婚姻的殿堂。婚后，两个人的感情十分甜蜜。二十年携手人生，他们从未吵过架。
史铁生读书杂，常常给妻子讲各种故事。他喜欢吃面包、各种小食，陈希米就做给他吃。
作家铁凝曾谈到自己在史铁生家做客的场景：
“一个不足7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陈希米亲自和面团、烤面包，这个充满面包香的家，整洁、朴素、温暖，那样的有尊严，他们过的每一天，都那么有情有义。”
对于妻子的到来，史铁生十分感激，他形容她是“顺水漂来的孩子”。
在生命最后的十年里，他为爱人写下了多首诗歌。
你来了黑夜才听懂期待，
你来了白昼才看破樊篱。
陌路之魂皆可以爱相期。
（《希米，希米》节选）
直到史铁生去世前几年，他才悄悄把这些诗拿出来发表。妻子当时并不理解。
史铁生去世后，陈希米远走德国，写下了《让死活下去》，为两个人的爱情写下终章。她在书中回忆道：“他似乎是在为死做准备，他要感激她，要彰显她，要给她荣耀，现在她才懂得他的良苦用心。”
2010年12月31日夜，史铁生突发脑出血，猝然离世。
这一天，离他六十岁生日仅差四天。岁月的年轮没能转到属于他的甲子。当夜，寒风凛冽。在离世前的九个小时，他忍受着全身痉挛的痛苦，被救护车载着接连转运了两家医院。
面对死亡，史铁生一向看得很开，因为此前三十年，他一直在做着准备。他曾在书中写道：“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按照其生前意愿，史铁生的脏器被成功捐赠给多位患者，他的大脑和脊椎被用于医学研究。
新年第一天，阳光明媚，一位刚刚移植史铁生肝脏的患者从天津医院苏醒过来。史铁生，宛如“重生”。
对于艰难活着的人们来说，死是一件轻易的事。向死而生，才需要莫大的勇气。罗曼·罗兰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活在世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理想实现不了没有关系，但是生活依然是值得爱的，依然可以步履不停。
史铁生的葬礼在他生日那天举行，仪式很低调。现场来了很多人，有作家、有学生、有领导、有诗人。有人带来了鲜花，有人带了书。很多纪念卡片上写着“铁生，生日快乐”。
他的骨灰被安放在一个香木匣子里，陈希米外出总是随身带着。史铁生死后，马未都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他未变，时代变了；时代变了，他未变。”
他从大雪中走来，历经磨难，带着等身著作和孩童般的欢笑在人世漂流。如大梦一场，又悄然离去。
1．所谓好运，所谓幸福，显然不是一种客观的程序，而完全是心灵的感受，是强烈的幸福感罢了。（《好运设计》）
2．我们的生命有很大一部分，必不可免是在设想中走过的。（《务虚笔记》）
3．人的命就像这琴弦，拉紧了才能弹好，弹好了就够了。（《命若琴弦》）
4．我曾走过山，走过水，其实只是借助它们走过我的生命。（《务虚笔记》）
5．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我与地坛》）
1．莽莽苍苍的群山之中走着两个瞎子，一老一少，一前一后，两顶发了黑的草帽起伏躜动，匆匆忙忙，像是随着一条不安静的河水在漂流。无所谓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也无所谓谁是谁……（《命若琴弦》）
2．我们太看重了白昼，又太忽视着黑夜。生命，至少有一半是在黑夜中呀——夜深人静，心神仍在奔突和浪游。更因为，一个明确走在晴天朗照中的人，很可能正在心魂的黑暗与迷茫中挣扎，黑夜与白昼之比因而更其悬殊。（《病隙碎笔》）
3．生命的意义本不在向外的寻取，而在向内的建立。那意义本非与生俱来，生理的人无缘与之相遇。那意义由精神所提出，也由精神去实现，那便是神性对人性的要求。这要求之下，曾消散于宇宙之无边的生命意义重又聚拢起来，迷失于命运之无常的生命意义重又聪慧起来，受困于人之残缺的生命意义终于看见了路。（《病隙碎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