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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旅游火了，东北文学也跟着又火了，共享这泼天的“富贵”。
论起这片白山黑水养出来的作家，不得不提的一定是迟子建。苏童曾说：“每年春天，我们听不见遥远的黑龙江上冰雪融化的声音，但我们总是能准时听见迟子建的脚步。”
董宇辉曾在直播间深情表白《额尔古纳河右岸》里书写的东北：“我第一次充满了对力量、对生命、对森林、对流水、对落叶、对日月、对清风、对起舞的萨满、对夜里的月光的深深的爱。”
最终，这本小说狂卖了150多万本，迟子建的大名在互联网上，也被口口传颂。
换作其他人，短时间内获得这么大的热度，还不乘风赶上，趁机营销一把。但迟子建不炒作，不作秀，不蹭热度。
她甚至坦言：“我不用微信，没看过直播，是同事帮我找到董宇辉直播的视频。”换句话说，她连热度都不太知道，更遑论在不在意。
可以，这很迟子建。
1964年，迟子建出生在漠河市北极村。
在那个年代，她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母亲是漠河乡广播站广播员，父亲任塔河县永安小学校长。
因为喜欢曹子建的《洛神赋》，父亲给她取名“子建”，希望她能像曹植一样才高八斗。迟子建的小名叫“迎灯”，因为她的生日是正月十五，那天父亲总是想办法做盏灯。
漠河的冬夜很冷很黑，外面零下三四十度，父亲用一瓢热水浇上着霜的罐头瓶，底掉了，拿铁丝穿上去，拿钉子做立柱，把蜡烛插上去点燃，就是一盏灯了。正月十五，迟子建就提着它走。
父亲的毛笔字写得好，每逢春节都要铺开红纸书写对联。父亲鼓励迟子建编写对联，她拿起笔就写。门楣上挂起的“龙飞凤舞”，算是她最早期的作品。
六岁那年，迟子建被母亲送往姥姥家寄养。她大哭大闹，摔碗摔筷子抗议，但还是没能改变母亲的决定。“那种仿佛被遗弃的痛感，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
漠河每年多半的景致是白雪皑皑，冬天零下三十多度，夏天则会有极昼。她的童年，家人虽未缺席，却多了一份独自感知风霜的孤寂，这让她早早品味到白雪之下的感伤。
她喜欢探究村庄里的人们。他们的生命静水流深，像一部部史诗：骑着马下山换盐的鄂温克人，生了痴呆儿的喜欢穿长裙子的苏联老太太，姥爷、姥姥、小舅和二姨……
迟子建记忆里最深刻的是自己在广袤的天地间肆意奔跑，观察着神奇的自然世界。她记得寒假时跟随父亲到山上拉烧柴，看到林间奔跑的动物，云雾四时的变化，静静流淌的黑龙江。
后来迟子建坦言，写作最初的动力来自大自然给予的感动。东北大地上，月光伴随着山间的雾气飘动，炉火伴随着林中的野猫跳舞。这一切都让少年的她怦然心动，文思泉涌。
那时，家庭是她写作的空间。因为没有写字台，迟子建就在缝纫机上练笔。
写不下去的时候，她就看花圃上的蝴蝶，枝叶扶疏的稠李子树，窗外的菜园，远山蓝幽幽的剪影，丝绸般涌动的月光，土路上经过的行人、狗和鸡。她记录下自己喂过的猪，猪吃得满意时，小尾巴会晃来晃去。腊月宰猪时，迟子建因舍不得而大哭，但过两天，她又能开心地和家人一起吃肉了。
“这就是生活吧。”在最早写作之际，她就知道自己会被什么打动。
高考没考好，迟子建去了大兴安岭师范学校读书。
大学期间的生活费不多，但迟子建想买喜欢的文学书，就只好在吃上克扣自己。高粱米最便宜，她总是吃，把胃吃坏了，不止一次呕吐。
晚上寝室熄灯，迟子建还想继续看书和写作，就得点蜡烛。她怕影响室友睡觉，就用手指把烛芯掐短，让烛火散发的光更微弱。但长此以往，蚊帐还是被熏黑了。
她写日记，写小说，写人物，也写风景。迟子建不断地投稿，常常背着写完的作品，沿着学校外的山间车道走到邮局，看长长的列车在身侧呼啸而过，把稿子寄出去。
投出的稿件大都杳无音信，偶尔收到编辑的修改意见，迟子建会很认真地修改，但有时却越改越糟糕。无论如何，迟子建没有放弃写作和投稿。
1984年她毕业了，她是宿舍八个人里最后走的。临行前的晚上，迟子建独自和衣而睡，回想四年种种，怀念而感伤。于是，她提笔写下小说《那丢失的……》，记录下追忆似水年华的真情。这个短篇小说，最终发表在《北方文学》杂志上。
1985年，迟子建参加了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在呼兰县举办的小说创作班。《人民文学》编辑朱伟受邀前来讲课。在朱伟离开前，迟子建鼓足勇气把自己的作品《北极村童话》递了过去。
在迟子建手中，厚厚一沓的手写稿装订到一起，每一页的旁边有两个锥子钻的小孔，拿一根线绳穿着。
朱伟来去匆匆，带走了迟子建的手稿，不久之后，文章出现在了《人民文学》上。
这篇《北极村童话》，是迟子建大学晚自习写下的中篇小说。在此之前，她收到过太多的退稿信。一次，《北方文学》的杂志编辑对她说：“你不要想着你的小说要去承载什么东西，你要写你自己熟悉的、喜欢的。”
编辑一语点醒迟子建。她不再执着对技巧、思想极致的追求打磨，而是将视野拉回到这片成长生息的故土。
在《北极村童话》里，迟子建用梦幻而温柔的笔触，写下了在姥姥家度过的童年。在那段哀伤又童真的岁月里，她和天上的云作伴，觉得它们像蜷着睡觉的兔子；她偷偷给家里的傻子狗喂馒头，在夏天给它端盆凉水……
这份孩童视角下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唤醒编辑和读者内心深处的本真与快乐，带着每一位翻开《北极村童话》的人，在自然的天地遨游，感受东北的神奇、温暖和苍凉。
迟子建曾说，想象力是作家的命脉。“有了想象力，你就不会把生活那么快就用空，你的内心总会有激情和动力。保护和发掘想象力，它是写作的火种。”
在迟子建的作品里，随处可见这种丰富想象力散发的魅力。
在《亲亲土豆》中，她写“你不由在灿烂的天庭中落泪了，泪珠敲打着金钟般的花朵”，把土豆花写出了神性的光辉。
在《越过云层的晴朗》里，以一条黄狗的眼睛去观察人类世界，写下了“火车是会跑的帐篷”“河水瘦了”，灵气斐然，视角新奇，实在妙不可言。
“那些拥有丰富想象力的作家，有如一颗恒星，会持久地爆发光芒。”
这是迟子建对想象力的理解，也是对她作品最好的注解。
迟子建刚搬到哈尔滨，父亲于盛年因脑出血去世。
父亲去世时正值腊月，迟子建后来在散文《灯祭》里写，那年家里没有点灯，她坐在暗处想着父亲兴许只是迷路了。
父亲是迟子建生命中影响深远的男性。她曾说，父亲的去世让她感受到了人生的寒流。多年后，三十四岁的迟子建遇到了另一个重要的男人——她的丈夫。她和塔河县委书记黄世君结婚了。黄世君年轻有为、风度翩翩，和迟子建志趣相投、琴瑟和鸣。
每天早晨，为了看到第一缕曙光，迟子建和丈夫早早起床。玻璃窗上蒙着霜花，他们用手指在霜花上刮出一道月牙形的口子，让阳光透进来。
下班之后，她会亲自洗手作羹汤，为丈夫准备可口的饭菜。晚饭之后，他们爱去呼玛河边散步。
在丈夫的鼓励和支持下，迟子建完成了七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伪满洲国》。这本书的撰写堪称马拉松长跑，资料准备了七八年，写了两年，直到出版，花费了整整十年。这部作品也开启了迟子建的长篇创作的契机。
她曾谈论写长篇，要看作家对题材是否产生了感情。作家心动，心灵产生共鸣，融入了感情，才能驾驭这样的题材。在《伪满洲国》的扉页上，迟子建为黄世君写道：“把我目前为止最满意的一部作品送给你，它是我的，更是你的。”
2002年5月，黄世君不幸车祸去世。迟子建说，那是她经历的所有北方的春天中，最残酷、黑暗、绝情的日子。
推开家门，她能看到丈夫用过的剃须盒，送给她的钢笔，盖过的被子，喝过的酒杯……她不敢上街，更不敢去商场，因为那里留下太多他们共同的回忆。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迟子建甚至常常不由自主地拨打丈夫的电话，但听到的只有重复冰冷的提示音。那段日子，她痛不欲生，肝肠寸断。
黄世君去世那天，迟子建在日历上写下“我最爱的人去了”。
有一天，迟子建看到电视新闻报道黑龙江发生了一起大型矿难，导致一百多人丧生。在受难者家属悲苦的眼神中，迟子建感受到了心灵的触动。
她想，一个知识分子至少还可以用一支笔寄托哀思，而他们呢？她决定把笔和苦难联系在一起，于世界的痛感同身受，去探讨生死的意义。
迟子建将丈夫的去世视为自己写作的分水岭。
“我爱人因车祸离世对我的迎头痛击，毁掉了我的俗世幸福，却对我的文学成长，起到了一种催生作用。”
此后，迟子建的作品里，总会探讨个人和世界的关系，以及对待死亡的态度。
“一个世界在我的文学天地里重新洗牌了，一个作家应该懂得生命的重量该是什么。”
她把新闻中的煤矿环境拉入到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里，探讨死亡、社会，以及隐含其中星星点点的人性。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的丈夫也因车祸辞世，迟子建写道：“我想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
创作让迟子建的心灵和作品一起经历成长，她把死亡和世间百态写得水乳交融，让人读书时为之一振。
死亡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她的作品里。在《群山之巅》中，人物辛开溜是一位上过战场打过仗，但被诬陷为逃兵的人。他在生前遭人唾弃地活着，死后火化时却被发现骨灰中残留的弹片。他活着的时候，与死是一样的；死的时候，却被“复活”了。
“人是什么？死亡是怎么到来的？人在一生当中究竟该做什么？”迟子建用文字不断地叩问，从生中望见死，也从死里看到生。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获得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但迟子建还在坚持寻找新的题材，希望写一部能够告慰亡夫的书。
2004年，迟子建从报纸上看到鄂温克画家柳芭的故事。这个被称为“神鹿的女儿”的鄂温克女人给迟子建留下了深刻印象。鄂温克族部落生活在额尔古纳河右岸，那里有一片广袤的原始森林和漫长的冬季。
为了拿到一手资料，迟子建跟着鄂温克人生活，仔细观察他们狩猎、交换食物以及唱歌跳舞这些朴素的生存和娱乐方式。
在那里，她看到了这个古老民族有别于“原始”“野蛮”更为真实的一面。鄂温克人从不滥砍滥伐，也不会过度索取，生活环境艰苦，却乐在其中。
最后，迟子建找到了鄂温克族最后一个女酋长玛丽亚·索，并以她为原型，用自述口吻写下了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
书中的鄂温克族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森林里穿行狩猎，在月色下燃起篝火。他们平和、坚韧、乐观、知足，就如陪伴在身边左右的高山白雪，日月星辰。
在书写这部作品时，迟子建的心中非常平静。她觉得丈夫一定遥远地注视着自己，她想一直顽强地写下去。在这本长篇小说中，迟子建不仅要书写一个大众视野下神秘而陌生的民族，还要在有限的篇幅中讲述其近百年的故事。
所幸，她太熟悉这片小时候就奔跑过的山林，鄂温克人早就融入了她的童年记忆。走近这个民族带给迟子建的心灵震撼，更使得她发自内心地欣赏这个朝气蓬勃的民族。
当写到现代文明对鄂温克人的收编时，迟子建难掩惋惜和忿恨之情。
“我们为了所谓文明生活，对我们认为落伍的生活方式大加鞭挞，本身就是一种粗暴。”
“我们太贫血了，所以当真正的鲜血喷溅时，我们以为那是油漆！”
2008年11月，迟子建因这本小说获得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站在颁奖台上的那一刻，她深情地说：
“我要感激一个远去的人——我的爱人，感激他离世后在我的梦境中仍然送来亲切的嘱托，使我获得别样的温暖。”
在作家也开始走到荧幕前吆喝的时代，迟子建仍保持着令人瞠目结舌的“旧”，手机用的是十几年前的非智能机，已经磨掉烤漆了，微博只在电脑上用。
晚上做饭的时候，她还会听广播。即便这样，对迟子建来说，可能都是一种“进步”了。毕竟更早点，她还在用纸笔写作。
与这种“旧”相对应的，是近年来她依然新作频出。
2017年，她凭借《空色林澡屋》获得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中篇小说奖；2018年，她凭借《候鸟的勇敢》获得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2019年，她凭借《炖马靴》获得第十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短篇小说奖。2020年，长篇小说《烟火漫卷》出版；2022年，作品《喝汤的声音》获得第一届高晓声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抛开互联网，迟子建是一个完全打开的人，就像一块海绵，喜欢在生活的汪洋里汲取写作的养分。
《烟火漫卷》里，热气缭绕的澡堂，香气扑鼻的炖菜，烟火气十足的哈尔滨街头，都在她的“溜达”和“唠嗑”中累积成型。她在书中写：“无论冬夏，为哈尔滨这座城破晓的，不是日头，而是大地卑微的生灵。”
成名多年，迟子建一直定居在哈尔滨，不愿离开故乡。她曾说：“没有故乡，就不会有我的写作。”
可她笔下的东北，并非一直如那冬日的暖阳般明媚，有时像白雪覆盖群山，让人感到恬淡、肃穆又哀伤。
在接受马东的采访时，迟子建说道：“真正的伟大的作家，是可以看到人内心深处的鲜血——一个鲜活生命体内在的眼泪、哀愁和无奈。”
“文学要能够给予这些人面对艰难生活的一种温暖的渴望或希望，就像寒夜尽头的几缕晨曦。”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年届九旬的“我”终日守着那团跳跃的篝火，一如守护着“我”的民族和心中坚守的“道”。
“无论遇到狂风、大雪、暴雨，我都护卫着它，从未熄灭过，这团火，就是我跳动的心。”
还在写着的迟子建，也是这守护火种的人。
1．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看老了。（《额尔古纳河右岸》）
2．看来最不想丢的东西，最容易撒手离去。（《额尔古纳河右岸》）
3．如果说我的第一个媒人是饥饿的话，那么我的第二个媒人就是战火。（《额尔古纳河右岸》）
4．一个伤痛着的人置身一个陌生的环境是幸福的，因为你不必在熟悉的人和风景面前故做坚强，你完全可以放纵地流泪。（《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5．我想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1．我这一生见过多少座山，已经记不得了。在我眼中，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每一座山，都是闪烁在大地上的一颗星星。这些星星在春夏季节是绿色的，秋天是金黄色的，而到了冬天则是银白色的。我爱它们。它们跟人一样，也有自己的性格和体态。有的山矮小而圆润，像是一个个倒扣着的瓦盆；有的山挺拔而清秀地连绵在一起，看上去就像驯鹿伸出的美丽犄角。山上的树，在我眼中就是一团连着一团的血肉。（《额尔古纳河右岸》）
2．天上出现曙光的时候，我披衣起来，走到昨夜大家欢聚着的地方。结果我看到了三种灰烬：一种是篝火的，它已寂灭；一种是猎犬的，伊兰一动不动了；另一种是人的，母亲仰面倒在地上，虽然睁着眼睛，但那眼睛已经凝固了。只有她身上的羽毛裙子和她斑白的头发，被晨风吹得微微抖动着。这三种灰烬的同时出现，令我刻骨铭心。
林克走了，母亲也走了。我的父母一个归于雷电，一个归于舞蹈。（《额尔古纳河右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