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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块次代，指的是日本20世纪70年代第二次婴儿潮期间出生的大约1 800万人，他们自出生便被烙上“过剩”的烙印，从小学一路竞争到大学。但不幸的是，当他们步入社会时恰逢泡沫经济崩溃，一次次改革让这代人始终被时代浪潮裹挟，既未能继承父辈的经济红利，又无法获得后代的社会保障，成为日本“失去的三十年”的夹心层。
这就是日本的“团块次代”困境，这些人的一生都经历了什么？
在日本劳动部的官网首页上，有一个醒目的标识，蓝色大字上写着“就业冰河世代特别支持”。
当你点开进入页面，会惊叹其精美得不像一个古板的政府网站，鼓励话语与励志视频充满了整个角落，让每个第一次来到这个页面的人都有一丝莫名的感动。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数据，自2014年网站上线，其访问频率长期高于其他政府网站。很难想象这个温暖的网站的背后，却藏着一个日本社会过去30年不忍心谈论的群体。
自泡沫经济崩坏以来，日本就业形势严重恶化，在此期间走向社会的一代人被称为“就业冰河世代”。2024年，他们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50岁，其中许多人终其30年都没有将自己的人生重新回拨到正轨，在贫穷与独身中，孤独地走过了半生。他们这段特殊的人生历程究竟承载着怎样的故事？又能为当下的我们提供怎样的启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头10年（1945—1955年），日本出现了一次巨大的生育浪潮，年出生人口一度攀升至260万，是2024年（72万人）的3.6倍，后来这一代人被称为“团块世代”。而团块世代的结婚和生育高峰恰好落在1970年至1980年之间。因此70年代日本进入第二次婴儿潮时期，10年间总计诞下了1 800万新生儿，这一代人也被称为“团块次代”。
团块次代在出生之时被称为日本最幸福的一代，这是因为1960年池田内阁颁布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要求10年内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倍以上。此后日本人均国民收入从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 592美元，10年间国民收入整整翻了4倍。全社会自此告别了国富民穷的年代。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美国作家傅高义用了20年时间写出了著名的《日本新中产阶级》。他以东京近郊的M町为叙述对象，完整记录了日本工薪阶层家庭的生活变迁：50年代家里只有五斗橱与床具，吃一碗酱油面都需要谦让；到60年代，城市家庭基本实现电视机、洗衣机与冰箱全覆盖的生活改善；到70年代，日本社会更形成了“一亿总中流”的国民共识，整体迈入中产阶级。可以说五六十年代坐着就业列车
前往大都市讨生活的乡村青年，确实为他们的孩子争取了一个美好的未来。
可以说当第一批70后出生的时候，他们享受的是亚洲最好的生活环境，而他们的父母则享受着高速增长的国民收入与十分低廉的房价。1980年前东京近郊地区的房屋总价通常不超过一个家庭年收入的6倍。
在这种美好的生活下，日本生育率开始一路高涨，1971年日本总和生育率达到2.16，即每对夫妇都会生育2个以上的孩子。那么这个数字有多高？在泡沫极盛的1989年这个数字是1.57，在超级就业冰河时期的2003年这个数字是1.29。低廉房价、高涨的收入与繁荣的经济成为日本最好的“催生药”。
但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巨大的同辈竞争压力。1971—1974年是战后出生人口的超级波峰，连续4年新生儿超过200万人，当时社会将其称为“800万团块次代”。而日本通常以四年作为一个同辈期，这800万新生儿在将来就变成了800万同辈竞争者。就此，“800万同辈竞争者”的概念，压在了当时每一个家长的心中。整个70年代日本都处于“回声婴儿潮”时期，随着战后第一代婴儿潮（1947—1954年）时出生的人陆续进入育龄，日本社会迎来新一轮生育高峰，新生儿数量累计超过1 800万。
而在当时社会各界对这些新增人口普遍持乐观态度，将其视为日本新的人口红利。虽然人口众多会导致就业竞争会更加激烈，但这不过是经济繁荣期的正常现象。
“四当五落”是一个曾经响彻日本70年代家长圈的流行语。考生每天睡四小时，就能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当），每天睡五小时的话，就会名落孙山（落）。日本七八十年代的大学录取人数仅有40万人，但当时每年都有140万人完成高中学业，实际的大学录取率不到40%。但此时的社会，经济腾飞，索尼与东芝等大手企业在全球攻城略地，电视新闻上播放着日本企业世界第一的神话。而在求职报刊上更流行的一句话则是“大手企业千万年薪”。
日本泡沫经济极盛时期，顶级金融企业野村证券给每位社员的交通补贴高达400万日元，而中层干部则超过1 000万日元。连交通补贴都超过千万，那工资得是多夸张的一个数字！日本社会开始疯狂追捧在大手企业工作。而当时进入大手企业的面试门槛只有一个，必须是一名大学生。面对如此巨大的诱惑与不足4成的大学升学率，日本发挥了儒家文化的核心技能“内卷”。1970年开始，日本教育市场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内卷化状态。其实当时的教育内卷，除了要争夺大企业工作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日本青少年正面临史无前例的“升学淘汰压力”。
简单来说，日本此时的年轻人太多了！本就珍贵的教育资源变得愈加稀缺。
当时日本教育体制仍然实行初高中升学考试，孩子们从小学开始就面临升学考试。由此也衍生了一个名词—“落ちこぼれ”。字面意思是“掉队者”，实际指的是那些无法跟上学校课业的学生。
1970年开始，东京地区优质私立初中，每年的申请人数都在录取人数的20倍以上。
今天回头看，日本家长对于子女教育的焦虑程度远比我们想象的严重，60年代至80年代日本是标准的学历社会意识形态，也就是大学层次直接决定了以后工作的优劣。1973年日本排名第一的东京大学入学致辞上有学生说：“我们将是改变日本社会的一群人”。这句话一时间轰动了全日本。虽然听起来有些狂妄，但也真实反映了顶尖大学生对于未来的高度自信。而在帝国核心的大藏省职员中，有一半以上来自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两大名校，顶级名校几乎与社会精英呈等号关系，当时这批人也被称为“学历贵族”。
学历社会中，一旦在学业考试上落败，基本等同于一辈子都毁了。在这样焦虑的心态与恐惧孩子失学的背景下，家长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抢夺进入白热化状态，而教培行业的爆发式增长就是这种焦虑最好的体现。
1970年日本教培行业正式进入所谓超黄金发展时期，1976年全国补习机构突破一万家，而仅仅5年后再次翻倍冲破2万家，10年时间机构数量翻了4倍。而在当时的“补习圣地”首都东京，出现了所谓封闭式补习集训班。那些头上绑着“努力必胜”的小学生们，都是每天睡眠时间不足6个小时，连续补习超过1个月。
傅高义曾经这样描写日本考试季的紧张景象：从考前一个月开始直至考试结束，是所谓的“考试季”。在这一时期，孩子成了家庭的绝对核心与焦点，妈妈会将热气腾腾的饭菜小心翼翼地放在托盘上，悄无声息地送至孩子面前，生怕任何一点声响会打断孩子的学习思绪，甚至连削铅笔这般再简单不过的小事也被妈妈揽在身上。
而父亲即使工作再忙碌，到这个考试季，上司也会让他们早早回家，辅导孩子的功课。整个社会，从社区的小商店，再到忙碌的办公室，再到会议时的闲暇，话题都围绕各自孩子的学习进度，探讨着不同学校的考试动态，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对这场考试的重视与关切。
而在大学考试成绩公布后，人们往往容易听到两种消息，一种自然是榜上有名的喜悦，另一种则是孩子接受不了落榜而自杀的惨剧。由于70年代，日本大学考试不会将成绩寄到家里，而是会张贴到特定的地区，因此看完榜单往往就知道是否考上。于是，日本社会形成了一种潜规则，那就是只能由父母代替孩子去看榜，因为担心孩子经受不住打击，在看榜回家的路上选择自杀。
70年代开始，考试竞争从小学到高中一路蔓延，景象之惨烈，被日本媒体称为“受験地獄”（应试地狱）。在这样的恐怖竞争压力下，在家长、老师、社会的焦虑中，这批孩子们打着鸡血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
不能被社会理解的一代，也无法和自己和解的一代，是日本知名作家小林美希给予70后的评价。
90年代开始，70后终于在焦虑与竞争中走完了大学时光，正当他们满怀希望憧憬未来时，却发现社会留给他们的不是“大手企业年薪千万”，而只有“就业冰河时期”。
关于就业冰河时期我在第一章已经谈过很多了，今天更想和大家聊聊当时的社会是怎么看待他们的。
如今的日本年轻人已经擅长应对经济衰退了，毕竟他们可是整整经历了失落的30年。“做好储蓄”“不乱消费”和“低欲望生活”是日本现在年轻人应对经济下行的三件法宝。可30年前，日本的大学可不会教这些东西，那时候经济持续增长，谁会教育一个学生如何在经济下行期间工作与生活？于是，70后成了日本经济下行期的第一代试验品。
高失业率、啃老族、御宅族在90年代就是离经叛道的代名词，毕竟80年代的昭和
男儿们毕业就能去大手企业工作，过几年就能买车买房。怎么到了平成时代，年轻人就成了啃老族和御宅族，找不到工作天天呆在家里。“这一定是他们的问题，而不是这个时代的问题，是他们不够努力！”于是“不努力的70后”成了90年代的社会热词，如今稀松平常的御宅一族，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可是大逆不道。因为现在的日本家长知道，孩子找不到工作是因为大环境不好，此外经历了30年经济下行期的他们，早已对孩子没有那么高的期望了。
但当时那批长期沉浸在鸡娃氛围中的家长们可不这么觉得：这都是因为孩子不够努力，只要他努力上进就一定可以找到工作。父母们按照年少补习时的路径依赖，不断给孩子们打鸡血，教导他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于是这群70后陷入了自我证明的恶性循环，一方面父母与社会告诉他们努力就能成功，而另一方面自己明明努力了这么久却一点正反馈都没有。明明有好的学历却找不到好工作，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使得他们既难以获得社会的理解，也无法与自己达成和解。在泡沫经济破裂的头10年（1991—2001年），他们长期处于社会的质疑声中。1997年开始，日本青年自杀率开始飙升，至2003年翻了近3倍，此后青年自杀人数常年保持高位。
当时三十来岁的年轻人没有工作、付不起房租、流落街头是一件很常见的事。而出于自尊，他们既不愿意求助父母，也很少申请政府救济。他们选择把一切的失败归咎于自己，再也没有与自己和解过。
但却无人告诉他们：其实不是他们错了，而是社会病了。
“我的父母就是废物”，今天的中文互联网开始流行“生物父亲”“废物开局”等词语，其本质上是一种对原生家庭的不满，是孩子对自己原生家庭财产情况的不满所衍生出的亚文化。而在十几年前类似的文化曾经风靡日本青少年，而孩子们所恨的，正是就业冰河世代的父母们——也就是那批少年时活在补习高压中，青年时活在就业困难中的70后们。
“派遣家庭”在日本社会是一个带有侮辱性的词语，用来指代父母都是派遣员工，工作十分不稳定、没有稳定的收入储蓄来源的家庭。在厚生劳动省2010年的统计数据中，70后有46%的家庭至少有一方是派遣员工，而夫妻双方都是派遣员工的家庭比例也超过25%，即日本每四个70后家庭，就有一个完全依赖不稳定的派遣收入。
而这种情况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愈发严重。被称为“团块次代”的70后，到2019年年龄最小的也已40岁。多数企业觉得他们精力不足，拒绝续签派遣协议，迫使他们从“派遣家庭”进一步滑落至“临时工家庭”。令和三年（2021年）日本国民贫困率是15.6%，按家庭计算，每6个家庭就有一个符合国民贫困标准。而在单亲家庭中，贫困率则是44.5%，也就是父母一旦离婚，孩子甚至要担心吃不饱饭的问题。
根据总务省2022年家庭预算年度调查报告，日本四口之家的每月的伙食费用是8.8万日元，也就是一年105万日元，而一个派遣员工年收入通常不会超过300万日元。这也是日本家庭主妇们个个都是省钱能手的原因，如果不是因为收入不足，有谁愿意晚上8点去菜市场抢便宜菜？此外，Good Neighbors Japan组织在2020年的一项调查发现，超过一半派遣家庭的父母将用餐次数减少到每日两餐，大约40%的孩子在假期连一日两餐都做不到。
而比贫穷更糟糕的是祖父母的离世，派遣家庭很大一块收入来自祖父母（50后）的退休金，祖父母一旦去世，派遣家庭的收入马上就面临断崖式下滑。在日本，派遣员工的平均年收入是263万日元，而日本相对贫困线则是年收入200万日元，可以说大部分的派遣员工都挣扎在贫困线上。在派遣家庭出生的孩子们，从小就过着贫穷而备受歧视的生活。根据《日本经济新闻》抽样调查，派遣家庭长大的孩子中有61%更对父母与社会存在仇视，而普通正式社员家庭的孩子只有27%。
更可怕的是，派遣家庭的第二代们还普遍承受低学历困境。据文部科学省统计，日本国立大学4年学费是255万日元，私立大学则是550万日元。而派遣家庭的平均储蓄普遍在300万日元以下，这意味着孩子如果想要上大学，往往需要掏空整个家庭十余年的储蓄。而一旦考不上国立大学，家庭根本不能负担私立大学的高学费。
2007年日本电视剧《父女七日变》上映，这是一部讲述47岁的父亲与16岁的女儿灵魂互换，互相了解对方的生存境地，最后互相理解的故事。而这部电视剧的创作背景，正是当时日本子女仇恨父母最严重的时期。
日本的女孩子在幼儿园的时候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那句“等我长大了就当爸爸的新娘”，但是到了中学或高中又几乎不约而同的疏远并开始和爸爸保持距离。
如今，这批就业冰河世代走过了少年、青年与中年，正不可避免地迈向老年。2016年日本NHK纪录片《老后破产》上映，揭露了令人震惊的社会现实：日本独居的老人数量已逼近600万，其中约半数年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养老问题一时震动日本社会。然而这部纪录片的背后还藏着一个更严峻的问题：当这批就业冰河世代步入老年时，社会将如何应对？要知道《老后破产》讲述的群体还只是日本团块世代的老人们。而2030年，就业冰河世代们也将踏入自己的老年时代，面临的问题不论规模与复杂程度都远超前者，而这一次社会准备好了吗？
2006年，日本政府在东京开设了第一个专门援助窗口（就业塾），旨在为年轻无业者提供职业培训和就业帮助。设立之初，东京就业中心的“就业冰河期对策”主要面向20多岁的年轻人。
但时过境迁，主要的援助对象渐渐转为30多岁，甚至已是40多岁的人群。2010年日本政府将援助年龄上限提高到39岁，2018年上调至44岁，预计2025年将进一步提升到50岁。
“早上好！今天也要好好努力干！”2025年2月，伴随着活力满满的晨礼口号，东京就业塾又开始一天的职业培训，这样的口号已经持续了近20年。
只是喊口号的待就业者们，相比较20年前多了许多岁月的痕迹。
本章我们完整回顾了“就业冰河世代”的特殊经历。他们是婴儿潮与大学生扩招潮之间的一代人，为何学历没有帮助他们摆脱就业困境，他们中青年时代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两章中详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