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留在城市还是返乡的选择
——回顾日本返乡就业潮：日本漂流一族的故事

由于无法在大城市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却又难以回到自己长大的故乡，他们被迫放弃婚姻、生育与房产，持续不断地失去，成为那批人最真实的写照。

回不去的故乡，留不下的都市，夹在城市与家乡间的漂流一族究竟是如何诞生的？

2019年《平成的教训——改革愚策》在日本书市悄然上架，作者竹中平藏作为小泉纯一郎内阁时代的“经济沙皇”，在2001—2006年间以雷霆之势亲手解决了“金融再生”与“邮政民营化”两大不可能改革，被赞誉为小泉改革的总设计师。得益于财政改革的成效，竹中平藏在任内短暂实现的“小泉经济景气”，也被认为是90年代泡沫破裂后的首个真正意义上的景气周期。

但当这位铁腕改革家再次总结平成时期历次改革的得与失时，却将一大部分篇幅放在了另一场改革上。那就是如今依然在日本社会争议不休的“乡村振兴”以及后续引发的“平成大合并”。

最近几年在中国，年轻人要不要回老家工作的话题越来越火热，很多人开始讨论是否应逃离一线城市，回到家乡就业，而这也恰恰是日本90年代那批年轻人面对的选项。当年那场返乡就业潮，给我们留下了哪些经验与教训？

一、经济崩溃后的城市就业困局

1992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下跌至0.9%，高速发展的城市经济被瞬间按下停止键。增长的戛然而止，让泡沫经济时期吸纳海量年轻人就业的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即刻迎来了严重的劳动力过剩。至1993年，三大都市圈的求职总人数是岗位数量的1.46倍，即所有岗位都招聘完成也只能消化70%的求职者。

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全社会面前：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大城市尚能吸纳大量涌入的年轻就业者；但当经济增长不再持续，这些青年却依然滞留在大都市圈。数据显示，泡沫经济时期仅东京一地每年就涌入超过12万青年，而随着经济下行，各大城市的青年失业率开始快速上升。

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启动了一系列举措用以分流城市人口，鼓励年轻人返乡就业，后来这些举措被统称为“日本乡村振兴计划”。根据农林省统计，整个乡村振兴计划期间总计有四百万人回到乡村就业，东京连续三年人口负增长，短时间内缓解了城市就业压力。但从后来的数据来看，乡村振兴运动仅维持了7年就匆匆宣告结束。

计划结束后，海量年轻人回流都市，此时恰逢第一章与第二章提到的日本金融大爆炸后的企业破产潮。海量返城人口与城市失业潮的叠加，直接引爆了日本2000年的超级就业危机。2000年至2003年，也被日本社会称为超级就业冰河时期，意指泡沫破裂以后日本就业最困难时期。

那么为何看似美好的年轻人返乡就业潮，最终却诱发了日本的就业危机？其实日本启动这一轮乡村振兴计划，还有一个原因是希望通过大基建来刺激经济。过去20年日本核心都市圈已经基本完成建设，这一轮刺激只能将乡村作为基建的蓄水池。因为这既能快速创造就业岗位降低失业率，还能够分流城市人口。

此外，当时进行乡村振兴计划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平衡泡沫经济时期畸形的大城市过热现象与地区分配的严重失衡。当时三大都市圈对资本形成了巨大的虹吸效应，1986年至1990年，三大都市圈的资本增资达到1 000万亿，而其他中小城市合起来也才200万亿。

但从居民分布上看，三大都市圈即使算上所辐射的卫星城市，其居民占比也才略微超过40%。与其说整个泡沫经济是日本的狂欢，倒不如说是大都市的狂欢，甚至可以说仅是东京一个城市的狂欢。站在当时决策层的角度考虑，乡村振兴计划既能创造大量乡村就业，又能刺激经济增长，还能将都市圈聚集的资本驱散到地方，从而实现不同地区的再平衡，可谓一石多鸟。

但谁承想后来经济迟迟没有恢复，海量人口的持续返乡迫使政府只能不断维持基建规模，最终乡村无法承受过剩的人口，地方的财政也不堪重负，导致了后来著名的平成大合并。大合并后日本乡村一半的基层岗位消失，无数年轻人被迫回到大城市沦落为漂流一族，这个后文将会提到。

我们先说说日本是如何刺激年轻人返乡就业的。

二、第一轮返乡潮：乡村大基建计划

1992年日本政府推出著名的乡村基建振兴法案，而经历了20年房地产高速发展的我们，都已经知道基建对于就业的带动效应。根据大藏省统计，1992年至1995年有25万亿日元流向乡村基建市场，建筑从业者成了这一计划最大的受益者。

从相关数据来看，在1990年六大都市房地产遭遇断崖式崩盘的严峻形势下，建筑业从业者数量却逆势上扬，从泡沫形成前的510万人稳步增长至1997年的700万人，堪称日本泡沫破裂前7年间从业人数增长最为迅猛的行业。直至1995年第一轮乡村基建投资圆满完成，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在1992年至1995年期间，每年有70万人从都市圈向非都市圈迁移，而建筑行业从业者在这一迁移群体中占比超过一半。

在大规模基建项目的有力刺激下，到了1995年，日本的GDP增长率终于回升至2%以上。然而，即便如此，当时核心都市的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超过了3.5%，城市的就业压力依旧巨大。

因此决策层只能选择继续进行大基建计划以分流城市过剩的年轻人。

其实日本政府十分清楚乡村大基建的危害，其1995年的经济白皮书已经明确指出：过量的基建投资并没有被有效用于民生建设，其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刺激效果已经十分微弱。并且每个地区为了尽可能争取到基建预算，大量的无效建造项目被提出与实施，乡村大基建计划演变成了各个地区利益党团的肥肉，最终导致至今都在影响日本社会的“乡村公建”党团的形成。

后来日本社会形容：这是用混凝土将乡村重新包裹了一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全日本55%的海岸线都被混凝土覆盖。但日本当时陷入了两难抉择，如果马上停止基建，则通过基建创造的海量乡村岗位就会迅速消失，此时核心都市圈不可能承受如此多的人口转移。而如果继续采用大基建刺激则还能够延缓一段时间，以等待经济的好转。

1995年为进一步刺激经济，政府推出14万亿日元的一揽子再刺激计划，再加上1995年底阪神地震重建计划，日本进入了新一轮的投资热潮。而央行还在不断火上浇油，将银行贷款利率一口气下调至0.5%，日本乡村大基建的狂欢进一步持续。

3.第二轮返乡潮：乡村旅游振兴

1995年在持续高压的城市失业率下，政府只能继续刺激乡村就业市场，只是这一轮从基础建设转为乡村旅游投资。当年推出乡村休闲促进法，鼓励民间资本在乡村建设度假村等休闲设施。

此后乡村旅游马上成为日本最大的投资风口，而日本银行恰好苦于无人贷款，因此海量的银行贷款也马上涌入乡村旅游行业。海量贷款进一步刺激了乡村旅游市场项目，根据日本旅游局数据，法案推出6个月后，全日本新增开工了109个大中型度假村。

而1998年的长野冬奥会又进一步刺激了乡村旅游的投资热情，当时全社会热炒滑雪运动与冬日度假村的概念，至1998年全国仅滑雪场就有700座，几乎每个乡村都在发展特色旅游项目。而长野地区更是成为乡村旅游胜地，人口仅37.8万的长野市总计吸引了105亿美元投资，折合日元超过1万亿，成为当时乡村振兴的典范。国际奥委会前主席萨马兰奇甚至评价：长野冬奥会不仅是一次体育上的巨大成功，还是一个小城市的经济发展机遇。

但笔者需要强调，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本质上还是在房地产信贷持续萎靡的情况下，为了刺激经济投资，民间资本与政府资本共同参与的结果。但只要有债务，就必然要偿还。不过这个话题我们稍后再说，先说说这轮乡村旅游投资取得的成就。

这一轮乡村旅游潮，同样带动了海量人口返乡就业，但与之前大基建带动建筑业人回流不同，这一轮乡村旅游热潮带动的是大量服务业人口返乡。1996年各项新建旅游项目开始进入实际运营阶段，乡村中高附加值的旅游业收入开始增加，日本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开始迅速被缩小。

至1997年，得益于旅游业的收益，日本农村家庭可支配收入达到历史最高值，恰逢城市处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裁员降薪潮，日本农村家庭收入达到了城市工人家庭的1.26倍，这更进一步刺激了民众的返乡就业意愿。在整个就业冰河时期，为什么会有大量的年轻人返乡就业？因为一边是都市圈高昂的生活成本与失业率让他们无法喘息，而另一边则是回到自己的故乡还能够享受因为基建带来的高收入，很多人都会选择放弃城市的生活重新回到家乡。试想一个在一线城市没房没车的年轻人，在老家拿到一个比现在工资高的工作，任谁都会十分心动，毫不犹豫地回去。

但我们不要忘记了：“命运给你的礼物，其实早就在暗中标好了价格。”要知道整个日本的返乡就业潮都是建立在巨量的基建投资与海量民间资本之上的，其中很多岗位都是通过人为创造出来的，一旦投资停止这些岗位就会迅速消亡。1998年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冲击，日本迎来了泡沫破裂以后最大的破产潮，日本政府被迫超发海量债务用以拯救城市中倒闭的企业。

而对于乡村来说则带来了两个巨大的冲击：第一是海量基建资本从乡村抽离用以挽救倒闭企业，第二则是大量通过银行贷款修建的度假村由于银行体系的破产同样迎来了倒闭潮。简单来说乡村这套长期依赖举债基建的模式无法运行，由此用大基建营造出来的乡村就业繁荣开始破裂。

至1999年日本终于出现了严重的地方债务危机，当年各地债务总额达到了恐怖的180万亿日元，是1989年的3倍，仅仅10年，日本各地就新增了120万亿债务。在巨大的债务压力下，别说是继续承担各类基础设施的运营费用，很多日本乡村甚至丧失了基本的偿债能力，只能依靠中央的财政支援维持运转。

还是以长野为例，这个因为冬奥会盛极一时的城市，在冬奥会结束后的第二年，就因为庞大的债务问题迎来了巨大的经济滑坡。1999年长野的制造业以30%的速度下降，211家企业宣布破产，下降速度创造了二战以来地方经济衰退的最高纪录。冬奥会后，海量投资的餐馆与酒店更是空无一人，此后长期的债务问题让长野一度成为因举办奥运会濒临破产的城市之一，后来更是有了“长野的诅咒”一词。但有严重债务问题的，又何止长野一个地区。

根据内阁官房下设人事院统计，1999年有20%的乡村，中央援助占到每年财政收入的50%以上，很多乡村已经无法创造收入，但中央政府依然要支付高昂的运营费用。要知道中央财政此时也已经十分困难，海量的城市企业也需要中央财政援助。在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减少财政支出与缩减各地岗位成为必然的选择。

于是从2000年开始日本政府终于下定决心，启动了那场后来被无数人所诟病，也被无数人认为是拯救了日本乡村的“平成大合并”。

四、返乡潮终局：平成大合并

如今平成大合并在日本依然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我们这里不进行评价。平成大合并虽然拯救了日本乡村财政，但未能惠及依赖财政支出的群体，尤其是90年代就业返乡潮中的年轻人。2000年以后，日本在短短7年时间将原有的3 200个乡村合并缩减至1 700个，同时47%的地方基层机构也在此轮合并潮中消失。根据日本官房厅统计，大合并完成后，全国仅人事支出一项每年就减少了1.8万亿日元，由此可见此轮合并潮中减少的基层岗位数量。

事实上平成大合并在日本还有另一个名字：“平成雪崩”。在合并潮中，很多人就像遇到雪崩一样，根本无法躲避就被裹挟其中。

随着平成大合并的开始，日本90年代的就业返乡潮被正式画上句号，海量乡村就业者重新回到都市。2001年东京的人口净流入量时隔12年重新突破12万人，并持续攀升至2007年的16万人。要知道2000年日本城市刚经历金融机构破产潮的洗礼，如此巨量的人口返城直接推升全国失业率突破5%大关，各大都市圈聚集了大量待业人群。这段时间也因此被日本社会称为“超级就业冰河时期”。

此时的日本城市就业市场，别说高薪的工作了，就是正式稳定的工作也是寥寥无几。在超级就业冰河时期，日本的劳务派遣市场规模每年上涨30%，而这批回到城市工作的年轻人们大多都是从事这类低薪且不稳定的派遣工作。据《日本经济新闻》2002年的报道，平成大合并后的返城者，部分甚至在从事便利店员工这样的低薪工作，要知道他们很多人曾经都是名牌大学生，可如今回到城市却只能从事这样低薪且没有前途的工作。

后来这些出生在非一线城市，生活在东京却只能靠打零工生存的年轻人，被日本社会称为漂流一族。2006年随着NHK纪录片《穷忙族》的播出，以这群人为原型创作的《工作漂流》与《中年漂流》，成为日本的系列畅销书。由于无法在大城市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又难以回到自己长大的故乡，他们被迫放弃婚姻、生育与房产，持续不断的失去，成为那批人最真实的写照。

可以说从时代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小镇青年通往大城市的最后一代人。在他们之前的一代人已经完成了在大都市的原始积累，而在他们后一代的人已经充分意识到大城市生存艰难，从而主动选择了平淡的人生剧本。

2021年随着《花束般的爱情》这部电影在日本爆火，这部由《东京爱情故事》编剧坂元裕二时隔30年撰写的故事再次引起了全日本的社会大讨论。这两部剧讲述的都是乡下孩子与东京女孩的恋爱故事。只是30年前我们看到的是在东京的拼搏奋斗，而30年后看到的则是年轻人在大城市不断碰壁后最终选择离开的故事。

这相隔的30年，也恰恰造成了三代年轻人心态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