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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自我表达的渴望也在不断地膨胀。仅有的几个手势渐渐地不够用了，无法让别人理解的苦闷使得我经常大发雷霆。我感到仿佛有许多无形的手紧紧地抓住我，而我拼命地挣扎，想要获得自由。我挣扎——是那种无济于事的挣扎，仅仅出于我身上强烈的反抗欲望；我常常歇斯底里地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如果母亲正好在身旁，我就会一头扑进她的怀中，伤心欲绝，以至于连为什么生气都忘记了。后来，由于我想要与人沟通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我天天都要生气，有时甚至每小时都要发一次火。
我的父母深感痛苦，然而又不知所措。我家离任何一所聋哑学校都很远，看样子也不会有谁愿意到塔斯喀姆比亚这样偏远的地方来教一个又盲又聋的孩子。事实上，亲朋好友们都怀疑我是否能够接受教育。母亲在狄更斯的《游美札记》里找到了一丝希望，她曾读过他关于劳拉·布里奇曼的报道，依稀记得她也是又盲又聋，却还是接受了教育。但她也记得另一桩令人绝望的事实，那就是发明盲聋人教学方法的豪博士去世多年，他的方法也许在他身后早已失传；即便没有失传，一个身处亚拉巴马州偏远小镇的小女孩，又如何能接受到这样的教育呢？
在我大约六岁时，父亲听说在巴尔的摩有一位著名的眼科医生，已经成功治愈了好几个似乎毫无希望被治愈的病人。父母立即决定带我去巴尔的摩，去看看我的眼睛到底还有没有救。
我记得很清楚，这次旅行非常愉快。我在火车上结交了许多朋友。一位女士送给我一盒贝壳，父亲在这些贝壳上穿了小孔，方便我用线将它们串成一串。我玩了很久，感到极大的快乐和满足。列车员也很和蔼，他常常在值勤时让我拉着他的衣角，随他一起去检票。他还让我玩了他的剪票器，这对我来说可是一个很好的玩具。我蜷缩在座位的角落里，在一张张卡片上打出小孔，一玩就是几个小时。
在去巴尔的摩的路上，姑妈用毛巾给我做了个大娃娃，但它不成样子，堪称滑稽可笑。这个被匆忙造就的娃娃，既没有眼睛和耳朵，也没有嘴巴和鼻子。纵使小孩子有最丰富的想象力，也还是想不出那如何能被看作一张脸。有意思的是，对我来说，娃娃没有眼睛比其他所有缺陷加起来的总和给我的打击还要大。我固执地向每个人指出这个问题，希望他们能想想办法，但好像没有一个人能帮那只娃娃安上眼睛。这时，我脑中灵光一闪，问题解决了。我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在座位下面摸索，终于找到了姑妈那缀着大珠子的披肩。我扯下两颗珠子，示意姑母将它们缝在娃娃的脸上。姑妈牵着我的手去摸她的眼睛，询问我是否是这个意思。我使劲地点了点头。她把珠子缝在了恰当的位置，我高兴坏了；但是没过多久，我就对这娃娃失去了兴趣。一路上，我一次脾气都没有发，因为有层出不穷的事情能够吸引我，我的大脑和手指一刻也不得闲。
我们到达巴尔的摩之后，齐夏姆医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然而对我的病，他也无力回天。不过他说我是可以接受教育的，并建议父亲带我去华盛顿，咨询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博士，也许他能够向我们提供盲聋儿童学校和教师的相关信息。按照齐夏姆医生的建议，我们立即赶往华盛顿去拜访贝尔博士。这一路，父亲心情沉重、满怀顾虑，我却沉浸在四处旅行的兴奋和愉快中，对父亲的苦闷毫无察觉。虽然我当时只是个小孩子，但是一接触贝尔博士，就感受到了他的和蔼和仁慈，一下子就明白了为什么人们会对他那样尊敬和爱戴。他把我抱起来，让我坐在他的膝上，让我玩他的手表。他让手表响起来，好让我感觉它的振动。我知道他懂得我的手势，这使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他了。可是我做梦也想不到，这次见面将会成为我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孤独走向友谊、知识和爱的转折点。
贝尔博士建议父亲给波士顿柏金斯学校的校长安纳格罗斯先生写封信，请他为我觅一位启蒙老师。柏金斯学校是豪博士曾经孜孜不倦地工作过的地方。父亲立刻去了信，没过几个星期，我们便收到了安纳格罗斯先生热情洋溢的回信，告诉了我们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已经找到老师了。这是1886年夏天的事，而莎莉文小姐翌年三月才来到我家。
从此，我就像摩西走出了埃及，站在西奈山的面前，一种伟大的力量抚摩我的灵魂，并赐予它光明，让我能够看到许多奇迹。我听见来自这神圣山峰的声音在说：“知识是爱，是光明，是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