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另一个元素可能也帮助掩盖了这种历史的多样性，即用于指称“邸报”的术语，因为使用一个单一的专门名称似乎意味着整个历史上只有一种类型的“邸报”。英语中最常使用的术语是“Peking Gazette”，即京报，这个说法起源于十九世纪，但它也被用作一个通用词语来指称往前几个世纪的邸报。在汉语里面，人们面临类似的问题，毕竟使用术语是有局限性的。例如，学术论著中最常见的说法是邸报和京报，而诸如“题奏全录”和“题奏事件”则很少被用到。
然而，仔细研究邸报的历史就会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应该使用不同的术语。早在1992年，潘天祯就很有说服力地指出，宋代、明代和清代初期都曾使用“邸报”这个词。此外，他还指出，在乾隆末年，为人所知的“邸报”其实是“题奏事件”。邸报的版面首先以日期开始，然后是出版商的名字，即上述的公慎堂。在这些小册子中，标题“题奏事件”就出现在鱼尾边上。可以确定的是，在乾隆中后期和嘉庆（1796—1820年在位）初期，即1760年（乾隆三十五年）和1801年（嘉庆六年）之间，公慎堂是用活字来印刷“题奏事件”这个标题的。
马挺的早期研究与潘天祯的差不多同一时期，他特别研究了题奏事件的印刷页面，并且始终认可这类题奏事件的地位。
此外，雍正时期有一种用来装订邸报的薄薄的小册子，封面页上都写着标题“题奏全录”，后面紧跟着日期。这个题奏全录似乎是题奏事件的前身。封面页上的“题奏全录”和“题奏事件”似乎意味着，题奏是邸报的重点，邸报并不只是皇帝的决策而已。最后，“京报”一词在道光（1821—1850年在位）和咸丰（1851—1861年在位）年间被用于称呼邸报，可能在1852年（咸丰二年）时首次作为正式的刊物标题。换句话说，十八世纪中后期的邸报还没有使用十九世纪的“京报”这一名称。然而，正如潘天祯所说，晚清的“京报”一词常常被投射到更早的时代，那时即便偶尔为人所用，它还尚未成为一个通用术语。
这种将十九世纪的概念投射到十八世纪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相关的第一手资料比较匮乏，但这种做法往往忽略了邸报在早期发展过程中的特征。例如，大多数学者根据十九世纪下半叶京报的样子来解释邸报，说邸报基本上分为三个部分：宫廷新闻，包括皇帝的活动（如觐见、祭祀）和人事记录，如官员升除（宫门抄）；皇帝的上谕和敕令（上谕、旨）；京城或各省督府呈送的奏折（题本和奏本）。有些期号的还包括第四个部分，即发布科举考试的结果名录。
虽然这些内容也出现在早期的邸报当中，但有资料显示，早期的邸报中还没有这种相对明确的划分——特别是有关宫门抄这个部分。此外，早期的邸报倾向于发布皇帝的意见，一般是针对高阶官员的建议和奏折作出的决定。最早的二手资料就是这样描述邸报的，这一点也可以从现存的题奏全录和题奏事件的本子中看出来。乾隆时期，题奏事件确实是传教士的主要信息来源，而雍正时期，则是题奏全录。由于上述原因，本书讨论的是清代中前期的邸报，因此避免使用“京报”以及与之相应的“Peking Gazette”一词，后者在西文文献中已然成为常见的用法。
关于中国邸报早期的欧洲称谓，在1800年以前的欧洲文献中几乎从未出现过与“Peking Gazette”对应的说法，只有两个例外。一般来说，欧洲人解释这一本文类型的时候倾向于翻译它的专用名称，而不是转写。转写的例子有：pao（报）
和kinpao（京报）
，但它们只是极少数的情况。若作者们选择翻译的路径，他们使用不同的欧洲语言
：Gazetas（葡萄牙语）
，Gazettae（拉丁语）
，coninglijcke coura[n]ten（荷兰语）
，Stampa
[2]
，Gazzette（意大利语）
。同样，在包含了大量参考资料，并因此在本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法语文献当中，通用的名称是Gazette。
[3]
这个名字在相对比较早的时候就确立下来了，它在欧洲也是一个新词。
邸报起源于十六世纪末或十七世纪初的威尼斯。在那里，每周出版一次的新闻纸被命名为gazetta——gazetta是当时威尼斯常见的一种小面值硬币，人们用它来购买这种新闻纸。
[4]
在传教士所写的文本中，这些“邸报”通常被冠以一个修饰限定的词语，最常见的限定词将它表达为“面向公众的邸报”——publicis regni gazettis
，litteris publicis
[5]
，novis publicis/nova publica
[6]
，Gazulis publicis
，gazetis publicis（拉丁语）
，gazette publiche（意大利语）
，Gazettes publiques（法语）
[7]
。有一些是将这个词与北京联系在一起，为的是描述它们是“在北京印制的”，这类复合词语包括：Gazzette impresse in Pekino
，Gazulis publicis Pekini impressis
，Gazette qui s’impressime à Pékin
[8]
。传教士所写的文本中只出现过两次表达“北京的邸报”（复数）这种说法：impresso nelle gazette di Pekino
和le gazzette di Pekino del presente anno
。这个专有名称也曾以单数形式出现，即la gazette de Pekin imprimée chaque jour
[9]
，这种改写后的表达方法不是出自传教士，而是一位启蒙思想家，他显然无法通过阅读中文资料翻译出“京报”这样的术语。
[10]
还有“宫廷邸报”（la gazette de la cour）
[11]
，出现过一次，而“帝国邸报”（la gazette de l’empire
[12]
，Gazettes de l’Empire
，la gazette du gouvernement intérieur de l’empire
[13]
）使用得更频繁一些。更常见的起限定作用的部分是把中国与“邸报”联系起来：gazzette della Cina
，gazzette di Cina
，Gazette de la Chine
[14]
，les gazettes de la Chine
[15]
，Les Gazettes de Chine
，la gazette Chinoise
[16]
，或les gazettes chinoises
。这些都是与“欧洲邸报”相对应的说法。显然可以确定的是，十八世纪，在中国的传教士可以经常接触到这些欧洲的报纸和刊物，特别是那些在荷兰出版的（用荷兰语或法语写成的），而法国、德国、葡萄牙和英国的报刊则不太常见。
不过，这个话题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
事实上，传教士们意识到了使用欧洲术语的局限性，正如下文将进一步解释的，读者一看到用“邸报”这个词语指在中国刊行的东西，就会自动联想到欧洲的邸报——在欧洲的邸报里面，各种可信的和不怎么可信的消息来源混在一起，并无区分。但另一边，在中国的邸报里面，信息直接来自中央朝廷：
……他们（指欧洲传教士）光是听到邸报这个词就以为它与欧洲的某些邸报相似——在那些欧洲的邸报中，人们按照自己的喜好任意掺杂各种消息，无论好坏，也不做辨别。喏，如果这样推想中国的邸报，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这里刊印的所有内容，无一不曾呈送给皇帝，也无一不是来自皇帝本人。 [17]
我们习惯于把它们叫做“邸报”，但这个名字可能会让你觉得它们几乎与欧洲的“邸报”相似——在欧洲的邸报里，编写者把他们认为要加入的所有东西都胡乱凑在一起。 [18]
十八世纪的作者们留下的这些警告对二十一世纪的读者来说可能仍然是有意义的。了解到使用欧洲术语的局限性之后，本书将使用“邸报”或“中国邸报”这一表达作为欧洲用法的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