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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康熙和乾隆时期相比，雍正皇帝的统治时间相对较短。
但与康熙年间相比，这一时期提到中国邸报的欧洲资料明显增多。对于传教士来说，皇位更迭对他们的活动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因为雍正皇帝登基后不久就禁止了天主教。这可能是由于多方原因造成的结果：教皇的代表团觐见失败而导致关系恶化，还有，皇帝的第四个堂兄苏努（1648?—1725）的家族与当时竞争过皇位继承权的其他皇子有联系，而他的家族中就有天主教徒。因此，1724年10月，大批传教士被驱逐到广州，只有少数人留在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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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有关中国邸报的信息出现在欧洲的两大类资料中：1）手写资料，包括中国原本的转录手抄本，这些资料保存在罗马的传信部历史档案馆，最初是由当时在广州的传信部教务长潘如（1721—1729在任）以及其他传教士寄去欧洲的；2）若干封专门讨论邸报的书信，由耶稣会士龚当信所写，并且收入了法国的《耶稣会士书简集》。这两类资料的寄信人当时都在广州，因为这还是流放期间。
遗憾的是，没有保留下当时居住在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关于邸报的重要文字。
否则，我们就可以将广州传教士对邸报的看法与宫里传教士的看法进行比较。耶稣会士如殷弘绪（François-Xavier Dentrecolles，1664—1741）和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5—1741）都是非常活跃的翻译者，但似乎没有为中国邸报留下实质性的记录。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在康熙时期的最后几年，他们已经是邸报的读者，而且在彼此的通信中提到了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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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巴多明在他的书信中经常翻译官方文书，而这些文件很可能就出自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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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秉正（Joseph Marie 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1669—1748）以撰写中国历史盛名在外，他的书信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参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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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著名的耶稣会士是宋君荣（Antoine Gaubil，1689—1759），他1723年才抵达北京。从他寄给欧洲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渴望通过法国的邸报和杂志了解欧洲的新闻。
他还写过一封信，信中按时间顺序概述了1727年发生在北京的事情，主要涉及皇帝对天主教和耶稣会士采取的行动，以及葡萄牙大使麦德乐（Alexandre Metelo de Sousa e Meneses，1687—1766）的访问。不过，他并没有提及邸报。
下面首先讨论雍正时期这两类主要的资料来源。然后，我们将额外关注接受史，因为龚当信写下的文字受到一些启蒙思想家的广泛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