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欧洲资料中那些关于康熙年间邸报的信息不仅来自京城的耶稣会士，各省的耶稣会士也提供了不少。这让我们认识到哪些信息在各省之间传递和流通。在这个方面，关于郯城地震的消息就很重要，因为在其他中国史料里面很难找到关于这件事的描述——哪怕它们包含的信息通常与邸报中公布的相似。

耶稣会士的书信和报告显示，早在清初，传教士就已经是中国邸报的忠实读者，他们有效地利用邸报作为信息来源。邸报常见于在中国的耶稣会士的内部交流；当他们与欧洲沟通的时候也提到了邸报，尽管往往是零零星星的，但聊胜于无。而且，邸报中的消息已经在欧洲印刷出来，它们可以告诉欧洲人有关中国的事情。

我们还在这一时期的零星记载中发现了中国邸报与欧洲报纸之间的首次较量。传教士们注意到，中国的公共通讯“与欧洲的公共通讯不同。欧洲的是将不同性质的报道放在一起”，而在中国的新闻纸上，“除了皇帝的事迹和法令之外，人们几乎读不到任何其他东西”。 ^[15] 这一比较突出了两种邸报之间的差别，这种观点也在随后所有对中国邸报和欧洲邸报所作的比较中一再出现。将很多消息并置的做法是由于欧洲报纸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因为这种新的新闻出版体裁是十七世纪初才开始的，在当时只有短暂的历史。 虽然欧洲邸报的运作往往要受到官方许可，但它们报道的大量内容最初就是来自编纂者个人的社交网络和通信圈，他们是通过这些关系和联结来收集信息的。由于社交圈的不同，通讯的内容可以有很多种——既有本地的也有跨国新闻，从国内谋杀案到国际战争，丰富多样。并且，内容的选择还由商业利润和市场需求决定。有时，政治事件也会引发大量的小册子产生，各自辩论和拥护不同的立场。

很快，政府控制就到位了，反对“在国家事务方面发表过分且淫乱的言论”。 尽管实施了各种控制策略来规范新闻媒体——从出版前的审查到出版后的惩罚，不一而足，但十七世纪的报纸市场在整个欧洲迅速而广泛地扩张开来。 报纸继续在其读者中培养着安德鲁·佩特格里（Andrew Pettegree）所说的“新闻习惯”，使其受众习惯于定期得到新闻内容。 到十七世纪末，报纸已经成为传递政治信息的最佳方式，但它在各国产生效力的强度和规律性各不相同。 随着市场的发展，人们对真相的追求也在不断增加，而这一点往往成为各家争夺的对象。安德鲁·佩特格里说：“当报纸走过它的第一个世纪尽头时，连载新闻呈现出一个尴尬的悖论：报纸的读者群体及其政治影响力越是扩大，它们就越不被信任。” 这样的背景可以解释欧洲传教士对中国邸报的基本观点：与同一时期流通的大多数欧洲新闻小册子和连载相比，中国朝廷的官方邸报确实相当独特。

注释

[1] 见Ad Dudink，“Opponents,”in HCC ，pp．513-515。

[2] 例如，见柏应理（广州，1669年）写给阿姆斯特丹的耶稣会士亨德里克·范·阿尔克马德（Hendrick van Alckemade）和克莱门特·费斯库尔（Clement Verschoor）的信，见Barten（1970），pp．112-113：“……有关这些神迹的报道来自宫廷，印在皇家的邸报上，而且邸报被流传到各地，遍布所有省份和地区。”另见，恩理格（广州，1670年11月23日）写给殷铎泽的信，收录在Intorcetta， Compendiosa narratione dello stato della missione Cinese （1672），p．70：“遍布整个帝国”；Intorcetta， Compendiosa narratione dello stato della missione Cinese （1672），p．117：“遍布整个帝国”。

[3] 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在他的《新中国地图志》（ Novus atlas Sinensis ）（Amsterdam: Joan Blaeu，1655：序言p．12）当中提到，“每三个月就出版一册书，其中列出了［官员］的姓名、籍贯、职务和功名等级，这对于那些想要根据中国人的习俗去拜访朋友的人来说显然是必要和方便的，或者，如果他们获得了更高级别的官衔，可以通过书信向他们表示祝贺”。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认为，这句话指的就是京报［见Martini（2002），p．313 n.70］。然而，它实际上指的是每三个月公布一次的官员获取职位的名单（《缙绅录》）［见Wilkinson（2018），66．4．4．p．936；另见本书的第3章］。

[4] 南怀仁（北京，1680年7月3日）写给会长方济各（广州）的信，参见Golvers（2017），p．327，书信编号38：信中提到“ ngan chu su Quam hun ”，这可能是误写了“ ngan cha su Quam tum ”[Golvers（2017），p．327 n．935]。由于1680年（或1679年）并没有更换广东按察使，所以仍然很难确定这个人名是谁，参见《清代职官年表》，第3卷第2000页。

[5] ARSI:Jap.Sin.II，156，参见 CCT ARSI ，vol．12，pp．369-378: p．371．在此感谢陈拓提供了这则资料。

[6] 恩理格（广州，1670年11月23日）写给殷铎泽的信，参见Intorcetta， Compendiosa narratione dello stato della missione Cinese （1672），p．115及以后内容。

[7] Zhou Cuiying，e.a.，“Fault Plane Parameters of Tancheng M8½ Earthquake on the Basis of Present-day Seismological Data,” Earthquake Science 23（2010），pp．567-576.

例如，《郯城县志》（1763年；1976年重印）当中有一段简短的描述［卷3，叶6a-b（第99—100页）］，以及冯可参（1661年进士）编的《灾民歌》一文［卷11，叶10a-b（第537—538页）］。其中一种私人的资料来源是蒲松龄（1640—1715）的《聊斋志异》，该书中有一篇关于稷下地震的简短的目击者叙述。参见[Pu Songling]，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2 vols.，trans．Herbert A．Giles，London: Thos．De la Rue，1880，vol．2，pp．263-264（n．127）。

[8] de Rougemont， Historia Tartaro-Sinica Nova （1673），p．316.见Golvers（2016），p．326。

[9] de Rougemont， Historia Tartaro-Sinica Nova （1673），p．324.见Golvers（2016），p．326 n．18。

[10] Intorcetta， Compendiosa narratione dello stato della missione Cinese （1672），p．70.

[11] Brevis relatio （1701），p．14b，in Standaert（2012），p．429.

[12] ECCP ，vol．2，pp．920-921.

[13] ECCP ，vol．2，pp．720-721；Huang Pei（1974），pp．234-235;另见 HCC ，pp．524-525。

[14] [Anon.]，“État de la religion de l’Empire de la Chine，en l’année 1738,”in LEC （1741），vol．25，pp．234-298: pp．286-288； LEC （1810-1811），vol．22，pp．197-231: pp．225-226.

[15] Brevis relatio （1701），p．14b；in Standaert（2012），p．429. vHqimxhDJ4QSpQFB2dsIq9Nz9hV11/ZvRCEmbL1BOfuhUKAD3cTay27zDaWhiCi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