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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的相关书信并没有对中国的邸报进行系统的介绍，但其中确实有零星提到邸报的片断。这表明传教士们将邸报作为官方新闻的消息来源，例如任命官员担任新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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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例子包括任命钦天监新的天文生，毕竟耶稣会士自己曾就任职于钦天监。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在他写给身处广州的中华副省会长何大化（Antonio de Gouveia）的一封信中提到了这些任命。他告诉何大化“他将会在邸报中看到这些任命”。
几年后，南怀仁在写给身在广州的会长方济各（Francesco Saverio Filippucci）的信中提到，“他在报上看到了新任广东按察使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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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任命或晋升的消息有时候也与传教士本人有关。例如，我们在南怀仁的《辞衔问答》（1678年，该书是在流放结束后出版的）中发现了以下的短句，句中提到邸报：
康熙十七年十月初八日，本监门人来谒云：今日午右，阅邸报，内列先生辞衔一疏。 [5]
还有另一个例子——也是邸报让传教士们得知，上述因杨光先抨击汤若望而起的历案于1668年因礼部要求得到复核。从聂仲迁（Adrien Grelon）的报告来看，广州的传教士了解该案结果的渠道正是邸报，而非通过与其他传教士的交流：
（……）这是我们从宫里收到的不幸消息，不是通过我们神父的通信（因为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收到任何书信了），而是通过邸报。
最后，传教士们依靠邸报不只是为了了解与他们自身相关的消息。例如，恩理格在写给殷铎泽的信中引用了邸报作为出处来描述一件事：由玛讷撒尔达聂（Manuel de Saldanha）带领的葡萄牙使团（于1670年6月30日抵达北京）向宫里呈送了一封葡萄牙国王阿方索六世（1643—1683，1656—1683年在位）的信函，中国皇帝对此做了回复。 [6]
诸如官员任命、六部决定、皇帝上谕等话题都属于邸报中的常规内容。
上面提到的例子取自不同耶稣会士的书信，这说明书信作者不仅能接触到邸报中的信息，而且对其足够熟悉，可以主动地与彼此分享邸报中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