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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是中华帝国晚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正是在康熙年间第一次涌现出一批提及中国邸报的欧洲资料，但它们的数量仍然有限，而且散落各处。此外，它们的成文时间主要集中在十七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即康熙皇帝即位的最初几年。鉴于当时中国的传教情况，可以说这些资料源自一种特殊的背景。在顺利过渡到清代之后的最初那些年里，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相当艰难。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1592—1666）于1645年成为钦天监监正之时，天主教的前景已经大为改观。在这个职位上的汤若望得到了顺治皇帝（1644—1661年在位）的青睐。然而，由于缺乏与满人贵族的必要联系，他在鳌拜摄政期间（1661—1669年）失去了保护。1657年，汤若望第一次受到指控，当时的钦天监回回科秋官正诬告他天算有误。接下来从1660年开始，杨光先（1597—1669）以儒家正统的名义抨击汤若望。1664年，杨光先终于将参劾汤若望的案子上奏到礼部，谴责他故意为荣亲王的葬礼选择了不吉利的日期。传教士不敌，汤若望及他的同伴、合作者们获刑。这起被称作“历案”（或“历狱”）的事件之后，只有四名耶稣会士——汤若望、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利类思（Lodovico Buglio，1607—1682）、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1610—1677）——获准留在北京，其他传教士则被流放广州，1665年至1671年期间他们就留在广州。
[1]
不过，北京和广州的传教士仍然保持彼此之间的书信往来，也向欧洲寄送书信和报告，其中一些已经出版。除了北京的南怀仁之外，这些发表论说的作者有：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2—1693）、聂仲迁（Adrien Grelon，1618—1696）、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1625—1696）、恩理格（Christian Wolfgang Herdtrich，1625—1684），以及鲁日满（François de Rougemont，1624—1676），他们都是1665年至1671年期间被流放广州的；还有方济各（Francesco Saverio Filippucci，1632—1692），之后的几年里他都留居广州。
这些传教士在他们的书信和报告中提到邸报时通常描述说，它出自皇宫、在北京印刷，然后分发到全国各地。 [2] 正是由于邸报的广泛流通，流放广州的耶稣会士才能够了解到北京和其他地方的事情——即使是在他们与留在北京的其他传教士通信很少的日子，也无妨。这种内部沟通方式的存在和传教士使用邸报的事实，不仅体现在他们于书信中说起的只言片语，也体现在他们报告给欧洲的消息当中，比如，他们报告了有关郯城大地震的情况。此外，还有一些迹象表明，传教士与邸报的出版商之间有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