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纳

在许多西方社会的文化中，货币交易和礼物馈赠往往是互斥的关系。 礼物饱含情感，富有道德意涵，具有互惠意义。与此不同，货币交易似乎不具备情感意涵、道德意味或者互惠属性。这种对比支持着一种更为一般意义上的（亦即所谓齐美尔式的）货币观：货币是一种工具，其所到之处，社会关系都被简化为纯粹的、匿名的功能。但正如我们即将在本书随后章节（第七章）中看到的，货币只是一种无情、匿名的功利经济行为工具的观点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许多研究都指出各种不同类型的货币交易（从亲密家庭内的交换到大宗商业贸易）都具有社会意涵和道德意涵。这一观点也得到另一论点的支持：货币最初 就是 一种礼物。尽管这一货币起源论和我们刚才讨论的货币源于纳贡的理论有所重合，但是两者仍然存在重要差异，这些差异也带来了当今货币文献中的不同取向。因此，我们还是有必要谨慎地对两种理论做出区分。

莫斯的经典著作《礼物》（Mauss，1990，初版于1923年）在礼物交换研究中有着重要地位。这本书闻名遐迩，它的主要观点在此我们不必赘述。莫斯所讨论的礼物交换的一个重要案例就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库拉圈，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Malinowski，1922）中对此进行了研究。库拉圈内发生着持续不断的赠礼与回礼，物品与服务在各个方向上不断流通。这个系统依靠着豪（ hau ）或者曼纳（ mana ）维系，这是一种礼物所包含的灵力，赠予者和收礼者彼此之间因而具有互惠的义务。礼物必须传递下去。收礼者若保留礼物在道德上和精神上都是危险的。豪在赠礼者与收礼者之间创造出了一种联结，礼物之灵不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也存在于灵魂与灵魂之间，“因为物品本身就具有灵魂”（Mauss，1990：16）。礼物富有道德意义，因而可以和涂尔干意义上的契约相比拟，也就是说，“由于受制于契约，才成为可能，而契约本身就具有社会性”（Durkheim，1977：162）。 礼物交换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事实：它贯穿于经济、部落、道德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更广泛的社会功能。

莫斯在讨论西北美洲的纹饰铜器和萨摩亚的毯子时谈到了货币的话题。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1921）认为，这些物品不是货币，而是一种护身符或赋命物（life givers），具有魔力，其价值随着物主的名望而起伏波动。 它们具有道德意义，因而不能够成为货币。莫斯不同意这一观点。尽管这些物品具有魔力，但它们发挥着和货币相同的基本功能：它们具备 购买力 ，能够 清偿债务 。这些物品相互交换时（要获得多少青铜器，就应支付多少毯子），总伴随着数字的概念，有着 固定的 、 公认的 比率。这些物品甚至能与欧洲货币进行交换，“顺利无阻地”在不同的价值体系之间实现过渡（Mauss，1990：128 n.29）。马林诺夫斯基之所以认为这些物品 不是 货币，是因为他是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也就是说，他认为一个物品只有符合现代意义上的货币，只有是铭刻的、非人格化的，除了和发行它的国家之外脱离其他一切关系的，才可以说是货币。这一货币观从一开始就对范围做出限定。如果莫斯是正确的，那么一些重要的货币历史形式就被忽视了，因为货币是按照今天的形式来界定的。

莫斯认为货币的购买力是原始的，是一种社会力量的表达，这种社会力量源自由集体生活而生发的情感状态。正如安德烈·奥尔良所说，莫斯的观点“为理解货币现象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这条道路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社会学与人类学的观念之上”，因为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和特定形式下的货币表达着“社会对其成员行使的这种特殊权力”（Orléan，2013：55）。因此，莫斯提出了一个十分有力的，与过于狭隘的“现代”货币观相对立的观点（参见齐美尔，见前文）。然而，莫斯并非仅仅提出了反驳马林诺夫斯基的一个反例，而是发展了一种有关货币起源和发展的积极解释，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在《礼物》一书中，以及1914年的演讲《货币观念的起源》（Mauss，1969）里，莫斯提出早在我们所使用的货币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清晰可辨的、独特的货币形式了。这些货币便是价值 不会因使用而遭到破坏 的物品。因为这些物品具有耐久性，因此它们被赋予了特别的购买力，既能够作为财富价值的衡量，也能够在财富之间进行交换流通。虽然最终这些物品经历了去人格化，也因此成了更为稳定的价值衡量工具，但它们最初具有某种魔法的、宗教的、灵性的属性，而并不因为具备这些属性就不能成为货币。这个概念便是曼纳。

在美拉尼西亚，曼纳的概念和货币的理念有直接联系。夸扣特尔人（Kwakiutl）把夸富宴上用作“真实货币”的铜器当作护身符。货币的购买力并不是自然的，而是部落力量的象征。莫斯认为，货币的用途不止是购买基本消费品，人们常常花钱购买富有权力感的奢侈品，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并且，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晚期货币形式中礼物交换的遗迹。例如，囤积金钱并挥霍一空，在这类行为中我们能看到“在这种非常富庶的经济中仍然充满了宗教成分”（Mauss，1990：92）。整个现代社会弥漫着礼物交换的氛围：在保险互助、互助会之中，在私人关系里，甚至是市场之中，“责任义务与自由交织在一起”（Mauss，1990：83）。我们将在第四章中继续讨论货币的 宗教 基础这一问题。

莫斯的观点吸引了大批研究，尤其是他推断得出的结论，即后来出现的经济形态中存在礼物交换。这里我们不必对这场学术争鸣进行深入回顾，因为这些讨论主要关注的是赠予的本质，而非货币本身。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尽管莫斯挑战了传统经济形态与现代经济形态的二元论，这一派理论对货币在社会、经济、政治思想中的地位产生了深远影响。莫斯认为，货币原本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事实，囊括了互惠互利与道德整合，声望与权威，灵性与权力——对于莫斯的观点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方式。莫斯认为马林诺夫斯基等学者对货币的概念化过时了，与此同时他也把自己置于面临相同指控的境地。如果赠予的遗迹随处可见，那么还不如说它并不存在。货币与礼物之间存在着分析的张力，为他的理论注入活力，但当我们读到礼物交换的道德观念仍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中发挥作用时——“以同样的方式，也可以说是以一种隐蔽的、潜藏的方式”发挥作用（Mauss，1990：5），这种张力便开始消解了。

现代正统理论中，货币（ 或 褒 或 贬地）被描绘成冷漠无情的计算媒介，莫斯激活了对这一理论的批判。如果货币并没有侵蚀礼物经济，而是作为它的一部分发展壮大，那么它在人类经济的形成中就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种经济强调我们的经济存在的实践的、具体情境下的、整体性的面向，而非理论的、抽象的、还原论的面向（Hart，2001，2005b，2007；Hart，Laville，et al.，2010）。西方社会理论（比如以齐美尔为代表）往往把包含金钱的关系视为异化的、疏离的。货币本身的形象就是冷漠无情、了无生气的。莫斯的观点与此不同，他认为由金钱协调的关系和不涉及金钱的关系一样，皆有可能是具有人情味的、亲切的。近期正在进行一些货币“再人性化”改革的尝试，这背后不可或缺的就是莫斯的理论，他认为货币 原本 就饱含着社会意义。并且，莫斯的研究对正在蓬勃发展的社会科学研究亦有重要意义，目前的研究展示了就算是在最为充满算计的环境中，货币也绝没有脱离礼物之灵（曼纳），并不如主流经济学、功利主义的货币理论模型所预示的那样。 y3D7miX9Fck7VxRgKfVuhWKKzq1KS/nythafYAL3D1y3u3xJWY6u46wKJDj0azJ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