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

乍看之下，齐美尔的货币理论和本章讲述的神话故事格格不入。齐美尔的《货币哲学》（1900年初版发行，1907年修订再版）讨论的并不是货币的实证起源，而是使货币成为 可能 所依赖的 条件 。这项研究是受到康德启发进行的一项哲学性探究。“货币是如何可能的？”是一个典型的齐美尔式问题，与他在《社会学》（初版于1908年）一书开篇提出的那个著名问题遥相呼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不过我们仍然应该把齐美尔放在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在书中第一部分，即“分析卷”，对货币存在的社会条件和哲学条件进行了思考，接着导向第二部分“综合卷”，对成熟货币经济的文化影响和社会影响进行了分析。这一理论十分重要且影响深远，本书将数次回到齐美尔。

康德在其批判哲学中提出，为了将客体作为有序世界的一部分进行体验，我们运用一个统一框架或统一透镜（理解世界的范畴）来综合原始的感官印象。齐美尔用与之相似的逻辑来理解经济价值， 这一逻辑也支撑着他的货币理论。从哲学的角度来说，他将价值描述为存在的“副本”（counterpart）（Simmel，2004：60）。康德认为自然世界并不是以一种预先存在的形态为我们所知，而是我们在头脑中将之综合。同样地，齐美尔认为，经济世界 并不是预先存在在那里，按照价值高低整整齐齐排好顺序，等待着我们发现，于是每个人对不同物品有着恰如其分的需求或愿望。正如康德所说的有序的存在世界的出现，齐美尔笔下有条理的价值世界的出现也是综合的结果：通过交换而产生。我们之所以步入交换，是因为我们有想要的东西。这种欲望就是需求。“正如存在的世界是我的再现，价值的世界是我的需求。”（Simmel，2004：69）不过，齐美尔认为需求并不是先于交换出现，而是在交换进行过程中——通过齐美尔称为“相互牺牲”（mutual sacrifice）的过程——出现的。那么，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齐美尔所说的综合——让经济价值（进而货币）成为可能的综合过程——不是心理层面的，而是社会意义上的。

齐美尔对货币成为可能的条件的探寻以二元关系为起点，正如他对社会的研究。这个二元关系便是两个彼此需要对方物品的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这种相互兴趣构成一切交换的基础，因此齐美尔称之为相互屈服或相互牺牲的行动。即使是独自一人的行动都包含着某种牺牲，比如去散步意味着牺牲了看电视的时间。这种牺牲对于不同意义上的价值来说都成立，不只是经济或金钱意义上的价值，宗教价值、审美价值亦如此：为了 得到 某物，我们必须同时 失去 某物（Simmel，2004：82—90）。 为了拉近与所欲或所需之物之间的距离，我们做出了牺牲。这里的距离并不是物体本身所固有的属性，而是来自我们对它的渴望。某些物品之所以于我们而言有价值，是因为我们很难占有它，因果关系不能反过来（Simmel，2004：67）。因此，价值并非“预先确定”，而是源自我们为获得所欲之物而需要做出的牺牲（Simmel，2004：84）。交换中包含着相互牺牲，因此价值获得了超主体的地位。

齐美尔认为价值从本质上来说与社会化成（sociation，德语 Vergesellschaftung ）紧密相关。我们每个人都具有社会性，因而社会才成为可能，价值亦是如此。价值并非物品所“具有”的某种属性，比如色、香、味。价值属于第三类范畴，“打个比方说，介于我们与物品之间的范畴”（Simmel，2004：68）。尽管（如上所述的）价值化成（valuation）和交换都是发生在主体间的过程，但是价值却成为物体本身所具有的客观属性。当我们把两个物品或多个物品放在一起比较时，我们的欲望即刻间超越主体与客体二元关系，转化为可以量化的数字（Simmel，2004：66）。这种量化过程使得物品之间可以相互比较，最终，价值“作为一种客观、固有的属性出现了”（Simmel，2004：78）。量化的过程一旦发生，物品便以具有独立价值属性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物品的价值本来源于我们想要占有它而不得，现在却改头换面以定律一般必然的形象出现（Simmel，2004：74—75）。现在，物品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与我们对峙，要求我们想要得到它就必须做出牺牲。

主体之间、主客体之间、客体之间发生着流动变化的相互作用，这为货币的出现创造了可能，其中量化过程又是至关重要的：只有通过需求的相互比较，像是交换过程中发生的那样，物品才被赋予了明确的经济价值（Simmel，2004：90）。价值是主体和其所欲客体之间距离的一种测量。也就是说，价值是我们为了得到某物必须克服的阻碍与困难的程度的一种测量（Simmel，2004：62—64）。货币对这一距离进行了测量，也因此价值和价格几乎可以等同：“价值可以说是价格的追随者［亦即难分彼此的模仿者］。”（Simmel，2004：94）为了获得某一物品我们需要做出牺牲，金钱价格便是这一牺牲的外在表现，也就是这一牺牲量化的客观化（Simmel，2004：100）。货币以一种最为抽象的形式将这种客观化呈现出来。

齐美尔强调主观欲望对于价值形成的重要性，因此，一些学者把他的理论视角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以及边际效用理论拿来对比。不过齐美尔的理论更为入木三分。他追问的并不只是价格如何藉由交换而形成，而是试图理解在一个物品与价值之间关系不断浮动变化的世界里，货币如何赋予这样的世界以秩序。齐美尔对货币的兴趣或许正是源自世界这种变动不居的特点，这或许也是为什么他写下对于货币本质的 哲学 思考的原因。他认为货币作为一种相互价值化成（mutual valuation）的工具，代表着“所有存在之公式最为明晰的体现”（Simmel，2004：128—129）。这里的公式指的是关系主义原则，即认为事物仅在彼此之间的关系中获得意义，是事物彼此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其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货币为齐美尔提供了一个研究关系主义认识论意义的工具。“跟随货币的脚步”，与无数人与物相遇，齐美尔得以按照他所认为的世界组成方式探索这个世界。

那么，对齐美尔而言，货币代表着一般意义上的价值 理念 。货币因其客观性和抽象性得以在交换过程中代表 任何 具体的、实在的价值。正是由于货币具有这个能力，齐美尔认为货币愈发广泛地流通，孕育了一种独特的前景，他称之为“理智主义”（intellectualism）。正是因为货币告诉我们的关于物品价值的距离，使得我们能够将不同物品相互比较，尽管它们彼此存在质性差异。货币使得我们能够把不同物品放在一起衡量彼此的价值，最终实现交换。这样一来也就推动我们愈发与物品疏离。正是因为这种疏离，齐美尔预测货币在现代社会流通范围愈发广泛，在越来越多的物品（甚至是人）的交换中被使用，将给现代生活带来极大的混乱不安。从货币更广泛的社会学意义上来说，齐美尔认为货币经济的壮大，是客观文化相对于主观文化的力量逐渐壮大的表现。或者换句话说，货币预示着量战胜了质，在这样一个世界，一个物品要拥有价值，就必须能够和其他物品相互 比较衡量 。 ^[3] 因此，货币（以及城市，货币化的社会关系在城市中蓬勃发展）是齐美尔对现代性的本质及其对个体的影响所进行的批判性反思借助的工具。在本书第七章中，我将对齐美尔著作的这一方面进行讨论。

齐美尔的理论，特别是对货币与理智主义历史关联的强调，常和一种观点联系起来（同时也遭到批评），即货币改变了社会生活，把 质性的 关系简化为 量化的 关系。尽管我认为，齐美尔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货币是造成现代社会冷漠、算计态度不断蔓延的罪魁祸首，这一点尚且存疑，但是许多学者基于对这一观点的反驳，对货币的本质——以及和货币使用相关的社会实践——提供了许多洞见。并且，一句最为流行的驳论——“金钱并非万能”——在大众眼中仍然很吃香，无数“后危机时代”的论著证明了这一点（Sandel，2012，Skidelsky & Skidelsky，2012）。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今天的货币理论圈里，齐美尔主要是一个“反派”形象（一个攻击的对象，尽管有时只是个假靶子）。在本书后面的章节，特别是第八章中，通过探讨他有关“完美货币”及其与“完美社会”的关系的认识（这点常被忽视），我想要展示的是齐美尔对货币的分析远远不止如此。 y3D7miX9Fck7VxRgKfVuhWKKzq1KS/nythafYAL3D1y3u3xJWY6u46wKJDj0azJ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