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贡

如果我们没有证据证明成熟的物物交换经济确实存在过，那么货币由此演化而来的理论也就分崩离析了，货币的重要基本属性——商品货币是最基本的货币形式——也随之摇摇欲坠。另一套自然化叙事取而代之，这套论述建立在这样一个理念的基础上：货币交易最初并非起源于以物易物，而是源自其他的支付形式。这种支付形式和贸易无关，而是与宗教功能、政治功能相联系。举例来说，早在货币被用作交易工具以及市场出现之前，古代统治者就在接受纳贡了。研究奥斯曼帝国、欧洲、中国、非洲历史的学者（Grierson，1978；Pamuk，2000：1）会赞同这个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大型公共机构对于货币的发展至关重要，仅仅依靠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个体之间自发的互动是行不通的，即使是在商品经济社会（Hudson，2004：114）。如果说物物交换真的在货币史上有一席之地，那也是出现在货币史的结尾，而不是历史的开端，也就是说物物交换出现在“债务支配型经济的末期”（Hudson，2004：119）。这一观点常用来反驳门格尔的观点，支持着另一个货币理论：货币本身就是一种债务形式（见第三章）。

货币的起源是一种支付方式（也就是一种牺牲性支付形式，各类债务、罚款，以及给宗教首领和政治权威交纳的贡品），这个观点源于这样一个观念，货币的原始形式与暴力和宗教祭祀相关。巴比伦王国及其相邻城邦的法令泥板提供了例证，如《乌尔纳姆法典》（前2050年）、《伊施嫩纳法典》（前1930年）、《汉谟拉比法典》（巴比伦，约前1772年）。在《伊施嫩纳法典》中，打坏别人牙齿和耳朵，要缴纳30舍客勒（shekel）银子的罚款，打坏鼻子和眼睛罚款60舍客勒，割掉一个指头要赔40舍客勒（Yaron，1988；Pamuk，2000：1）。按照迈克尔·赫德森（Michael Hudson）的观点，赎罪赔偿金（原德语词 Wergild 的字面意思是：人钱）是这类罚款制度的最佳例证，该制度在5世纪、6世纪在定居于古罗马帝国边疆附近的（受《萨利安法典》管辖的）日耳曼人当中实行（Einzig，1966：343；Hudson，2004：101）。在11、12世纪的爱尔兰、威尔士、挪威、俄国的法律中也能找到相似的证据。法律中对罚款金额作出了详细规定：缺胳膊少腿，甚至是手指甲没了，这些情形都设置了特定价格，不同程度的头部击伤也有标价。价格比率已提前标好，事先确定：比如，弄坏一个俄国人的胡子要赔偿的价格是打断他一个手指头的四倍。齐美尔认为赎罪赔偿金制度“不止是用金钱来衡量人，同时也让人成为金钱价值的衡量” （Simmel，2004：356）。在菲利普·格里尔森（Philip Grierson）看来：“制定这些法律所依赖的条件与市场机制相比，更好地满足了货币系统建立的前提。”（Grierson，1978：13） ^[2]

赔偿金法的设计初衷是为了避免直接的打击报复行为：赔偿金本质上发挥着平息安抚作用。 赎罪赔偿金发挥的功能不止如此。英格汉姆认为具体来说有两种功能。赔偿金制度通过对个人伤害征收罚款，量化了社会角色的功能贡献，但同时在另一方面，也将社会秩序本身所依赖的社会价值观规范化（Ingham，2004b：93）。一派货币理论家认为货币并非起源于商业，政治和宗教才是源头，对于他们来说赔偿金制度是一个重要案例。德语中的货币“Geld”从赔偿金一词中的“gild”演变而来，意思是税收，这两个词都与古冰岛语“gjald”（赔偿，惩罚，支付）和古英语“gield”（替代，补偿，献祭）有关（Hudson，2004：103—104）。词源分析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货币不仅源于债务，而且源于一种特定 类型 的债务。这种债务支付的对象是权威，有学者称之为“原始”债务，并认为货币的功能——作为 个体 与 社会 之间的债务——便是起源于此（Aglietta & Orléan，1998；Ingham，2004b：90；cf．Graeber，2011：第三章）。这里关键的一点是（尤其对门格尔货币商业起源论的反对者来说），这种支付从来不是发生在平等个体之间（Semenova，2011：384）。按照这一观点，货币的起源并非门格尔所认为的商业生活，而是起源于政治和宗教等级制度。

还有学者从更远的历史中追溯。在《神圣的货币》（ Heiliges Geld ，1924）一书中，伯恩哈德·劳姆（Bernhard Laum）提出货币起源于古希腊时期的祭祀活动，那时对祭神的动物的确切数量有详细规定：祭品的价值以公牛数量作为计量单位（Einzig，1966；Laum，2006：40；Peacock，2011；Semenova，2011：382）。寺庙兄弟会成员必须向宗教行会组织上交食物和其他商品（包括金属）作为公共祭品，早期货币形式与此类集体祭祀有关。福柯在1970—1971年的讲座中也表达过类似观点，他指出，对于古希腊人来说，货币“并非在商品及其表征的抽象空间中萌生的，而是源自献祭仪式及其拟像”（Foucault，2013：135） 。献祭是与神进行物物交换的一种方式（Einzig，1966：371），由赠礼和回礼的逻辑所形塑（Finley，1982）。理查德·西福德（Richard Seaford）的著作《货币与早期希腊心智》（ Money and the Early Greek Mind ，2004）支持了劳姆的分析。西福德赞同早期希腊铸币与多种祭品极为相关。比如说，烤肉用的铁扦“是可以当作货币的物品”（Seaford，2004：102），而希腊的小面额货币奥波勒斯（ obol ， obolos ）的名称就来自希腊语扦子（ obelos ），古希腊银币“德拉克马”的原意是一把扦子（Seaford，2004：104）。

为何这些历史过往对货币理论来说很重要？通过将支付行为神圣化，它被赋予了宗教意义，这使其变成了一项 义务 。封建领主攻占城市，将宗教组织变为税收部门，宗教献祭向税收制度的转变可能正是发生于这个时代（Hudson，2004：104）。在公元前3000年至20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金属货币（主要是银子）的主要用途是向公共机构（即皇宫庙宇）偿还作为租金的债务，而不是用于贸易。 有趣的是，巴比伦统治者定期进行债务免除，来确保债务人不会处于无法偿还债务的境地（Hudson，2004：115）。所以，尽管债务带来麻烦，就像今天一样，古代的经济平衡却从未遭受不可挽回的重创。统治者享受着不断建设与重建社会的权力。之所以实行债务赦免（类似于摩西律法 以及后期基督教中周期性债务免除的理念），是因为负债过度对社会造成了威胁：一场收成不佳，就可能导致一大批农民必须劳动偿债。

这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洞见，并且我们能够找到的最早的货币形式和纳贡有关，比起门格尔物物交换的理论更好地得到证据支持。不过这一理论也有规范性的一面，受到更多质疑。按照劳姆的观点，货币起源于宇宙债务（cosmic debt），这一点常被用来自然化这样一个理念，即 国家 永恒不变地是货币的守护者。货币是原始时期的债务，这一“神话”似乎成为了货币国定论（chartalism）的宪章。这里的论证逻辑很简单。货币起源于对上帝欠下的债务，这一债务发展演变，成为对统治者和国家欠下的债务，而统治者和国家本质上就是社会的代名词。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齐美尔的观点，比如货币是“向社会要求价值的权利”。但我们是否可以说我们欠下了对 社会 的债务呢？就如我们曾经认为自己欠下了对 上帝 的债（见第四章）？以及为什么“社会”和“国家”可以如此并置呢？如此说来，这似乎成了另一个起源迷思，一个传说（货币起源于原始时期的贸易）被另一个神话故事（货币是原始时期的债务）取而代之。第一个理论吸引着自由主义者和金本位信徒，而第二个理论对另一派群体有着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他们主张货币必须由国家来管控，因为这和我们最古老的宗教义务一样“自然”。倘若后一个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货币必定由国家创造，而社群自身并无发行货币的特权。 y3D7miX9Fck7VxRgKfVuhWKKzq1KS/nythafYAL3D1y3u3xJWY6u46wKJDj0azJ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