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人民从来没有比在一场大破产之后更富有或更强大。

——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 Pierre-Joseph Proudon ）

我所知道的有创造力的人，没有人能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发展与成长。 你将会失去我们的支持 。我属于那99%。

—— OCCUPYWALLST.ORG

在希腊，人们把钱冷藏起来。2010年至2012年间，大约有720亿欧元的钱从银行取出，藏在了冰箱、吸尘器、面粉袋、宠物饭盒、床垫里面，或者是地板下面。大批现金从银行转移到家中，从金融系统转移到私人领域，暴力入室抢劫案件因此激增。更加富有的希腊人大举投资英国房地产，而其他人则把现金贮藏在各种平凡的起居空间，人们担心希腊一旦退出欧元区，发行新货币，自己的银行账户可能会受影响。希腊人民担心自己的存款会在一夜之间大大缩水，这颠覆了“把钱存在银行最安全”这一传统智慧。2007年始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危机，现在正以缓慢发生的银行挤兑的面貌呈现。这一问题不只发生在希腊，整个欧元区皆然，十余年前人们满怀乐观憧憬发起的计划，如今它的未来却深陷重重疑虑。

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以来，全球几大中央银行向银行体系注入大量资金。美联储承诺拿出约29万亿美元，仅仅在令人提心吊胆的一周时间里就向银行发放了7万亿美元贷款。英格兰银行仅在量化宽松政策上就投入了3250亿英镑，未来这一数字还会增加到6000亿，而英国政府承诺将投入1.162万亿英镑用于银行救助。欧洲中央银行直接向各银行发放至少价值为1.1万亿欧元的低息贷款。这些措施不只是用于应对危机。2013年4月，日本央行启动了一项约1.3万亿美元的量化宽松政策项目，旨在结束十余年的通货紧缩。这场危机带来的社会成本也同样惨重。既有危机本身带来的损失，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政府和央行实行的种种政策所包含的代价，这些政策的目的是减轻危机对机构产生的影响，而这些机构又恰恰是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政府采取了涉及大幅削减公共财政支出的紧缩政策，受到影响最大的是社会中最为弱势的群体。美国、英国，以及欧元区的边缘国家，深陷失业率上升、经济停滞逐渐蔓延、长期经济衰退的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受到最严重冲击的是依靠政府养老金的老人、低收入群体、倚赖社会福利的居民，以及教育、医疗系统等公共部门的职员。社会中最贫困的群体在为最富有群体的误判买单，这一事实似乎无可辩驳。

这场危机背后的原因深深根植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中，而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则是直接的催化剂。房贷的持有者是最为贫困的一群借款人，他们欠款风险最高，因而负担着更高的贷款利率。次贷市场的人口结构特征呈偏态分布：2006年，西班牙裔购房者中47%拿的是次级房贷，在黑人群体中这一比例是53%，而在白人群体中这一比例是26%（Leigh & Huff，2007：5）。2007年，贷款利率上涨导致许多借款人违约，引发了信用风险传染，美国社会从最贫困的阶层到最富有的阶层都深受无力偿债的影响，2008年，危机迅速蔓延至全球金融市场。这场危机的结果是，许许多多银行倒闭了，西方大部分国家经济下行，且这一趋势还将持续数年，欧元区面临长期的主权债务危机，承受着深远的经济和政治后果。各国央行迫于政治压力放宽货币政策，有时还需采取竞争性汇率贬值的手段——所谓汇率战——来刺激出口，重振经济。一些专家认为这场危机更深远的影响——影响路径虽曲折但仍可辨——在于，2011年上半年，一些政府在中东政治起义中倒台。这场危机对全球经济更大的影响仍有待充分认识，例如对于蓬勃发展的金砖四国（BRIC，即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可能造成的影响。

政府一面投入大量资源来救助银行，同时不惜大幅缩减公共开支，两相对照，这是一场经济危机，同时也是一场 合法性 的危机。多家金融机构借助公共资金和创造性会计免于破产，但家庭和个人并不能享受如此宽容的对待。受到这场危机影响的每个社会都出现了两极化现象，因此有了那个99%的表情包，表达着人们对华尔街与日俱增的不满和敌意。现实如此，人们通过政治抗议向银行体系宣战，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政治抗议与最初的危机本身一样，席卷了广阔的社会范围。政治诉求不只是针对财富不平等和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更深层次、更准确地来说，它的攻击对象是让不平等得以延续的金融系统。

当然，把这场危机称作银行危机不免太过狭隘。而且把全部银行视为铁板一块——即把银行看成宏大的华尔街体系的一部分，这样便忽视了金融制度的复杂性，金融体制本身也并不是步调一致地行动，内部也存在着分裂。实际上，众多银行之间的割裂，彼此断裂的认知文化，是引发危机的重要因素（MacKenzie，2011）。但是自从危机爆发以来，银行是批评与抗议之声的主要发泄渠道。占领华尔街运动有广泛的基础，目标不明，发展趋势不确定。不过运动的核心主旨在不同政治阵营——无论是左翼或右翼——都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这一主旨便是金融系统发展过快，在经济体中的比重过高，扭曲了资本主义，扩大了不平等，对社会造成破坏，将关键公共部门暴露于不可接受的风险之中。

这一现象引发了一个疑问，这一疑问自2007年金融体系发生的诸多事件引发的政治讨论起就存在，但是学者们对此却未有评述：危机之后，货币何去何从？政府和央行利用其生产货币的权利为金融系统注入流动性和资本，这种措施成为这场危机的漩涡中心。“谁来为危机买单”这一问题直击另一项议题的核心：社会如何组织货币。货币的发行权引发一系列深刻的有关权力、自由、公正、法律的问题。齐美尔曾称货币是一种“向社会要求价值的权利”（a claim upon society）（Simmel，2004：177）。借助这一说法，他捕捉到了货币体系关键的意涵：货币体系的基础是信任，不仅仅是某些个体之间的信任，而是社会整体中存在的信任。为了让利润丰厚的银行保持偿债能力而让公众承受代价，允许这一切发生的系统正侵蚀着货币所依赖的共同责任纽带。这使得围绕着国家拥有的定义和发行货币的特别权利而构成的货币体系本身陷入重重质疑声之中。

本书的目标是退后一步，重新思考货币的本质，尤其是其社会性本质，不只是基于上述特定事件和政治观点进行反思，而是要进行全面的思考。简言之，本书着眼于探索蕴含着种种复杂性的货币的 社会生命 。此刻或许是我们对货币与信用体系的组织方式做出调整的关键时刻。为了充分把握这一时机，我们需要回归有关货币的诸多最基本的问题以更新我们的思维。这些问题包括：货币的价值从何而来？货币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是什么？货币在社会中扮演何种角色，和社群的联系又是什么？货币与权力、与国家的关系为何？货币与仪式和宗教存在怎样的古老渊源？货币和 无意识 ，和文化、自我、 身份认同 之间有何深度关联？这些重要议题在浩瀚的学术文献中都有过相应的讨论。我的具体目标就是要把它们和当前的机遇关联起来，不仅仅是对货币进行 重新思考 ，而且要 重新构想 、 重新组织 货币。此次危机及其余波昭示着，这或许是货币的一个转折点。

金融危机引发了有关货币体系应当如何组织的广泛讨论：哪些机构拥有创造货币的权利，银行在多大范围内拥有创造信用的能力。此次危机让我们意识到货币体系与存在通货膨胀危险的银行体系在结构上密切关联，因而受到了“污染”，因此货币与社会之间的联结——齐美尔对此有过丰富的论述——也遭受了破坏。最起码，我们要更深入地了解这一联结的条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我们将在第四章讨论他，他对资本主义和债务的历史做出了精彩的观察——写到“历史的天使”，将过去视作危机与灾难的重复。天使意图“将毁坏的修复”（Benjamin，2003b：392），救赎损毁的历史，从而重启现实。本书之中我的论点也呼应着这一精神。在货币的历史上，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我们面对的不仅是机遇，更重要的是一种责任，来重新讨论、重新审视我们认为自己已经熟知的有关货币的社会生命的一切。

对货币进行改革的可能性诸多，但是，种种概念上的难题随之而来。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人们对货币不断变化的本质的兴趣与日俱增。研究者关注新出现的的各种货币形式，比如补充货币、网络货币或电子货币。学者们预言这些“另类”货币的出现使得货币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面临与日俱增的威胁。尽管新近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实证资料，增进了我们对货币的认识，但究竟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什么算是货币，这一问题仍然没有共识。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尚未达成共识：有关货币的已有文献充满了对竞争性概念的争论。甚至我们的语言也是混乱的。以“货币”（money）与“通货”（currency）的区别为例，大部分学者认为后者比前者的定义更狭窄，但是否“通货”指的就是法定货币，还是说指的是——就其字面意义而言——在不同人之间转手，处于流通之中的金钱，学者们的意见并不统一。

如何命名货币的概念争论继续着，货币思想几大学派之间的理论争鸣如火如荼。时至今日，关于货币本质的理论分歧（如凯恩斯主义者和奥地利学派）依然构成了经济学家之间对于是否有必要采取货币和经济紧缩政策的观点差异的基础。这是无法解决的重大分歧。在本书中我也无意平息争议或选边站，而是试图通过我的分析打开一种实验性尝试，我们可能如何构想、如何组织货币，一方面去避免人们在经济危机中常体验到的货币所带来的一种疏离感和失落感，另一方面要实现蒲鲁东所说的富足的前景。要想拯救货币、改造货币，我们必须 重新思考 货币，这几项任务是紧密相关的。但是，要成功地完成这些任务，我们首先要对浩如烟海有关货币本质的学术文献做出清晰的梳理。

在本书中我想具体探究三组问题。第一组是 概念性 的问题。货币是一个过程还是一件物品？是一种商品抑或是一种 社会关系 ？货币的价值从何而来？货币的关键功能为何？为何会存在种种相互竞争（乃至相互矛盾）的有关货币的定义？货币的起源是什么，对我们理解当今货币如何运作又有何重要性？我想要论证的是，货币本质上是一种虚构之物（a fiction），一种具有强大社会力量且为社会所 必需的 一种幻象。货币重大的、广泛的历史性联系，例如与黄金、与国家的联系，并不那么重要。尽管这些历史形式仍然留存至今，但脱离这些联结，货币照样存在。换言之，货币并不一定是国家创造的产物，也未必 从一开始 就是银行发明的一种信用的形式。从实证的角度来说，货币极度复杂，组织货币的可能方式亦多种多样。我们在现实中所遇到的各种货币形式并不完全是空洞的，也不完全是虚构的，而且从来没有绝对的可互换性。但这些明显不同的货币形式究竟存在怎样的共性，我们得以称之为“货币”呢？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不可能得到满意的实证性答案。聚焦货币功能、货币物质特性而得出的任何一种答案一定是不充分的：总会存在例外或反例。这里需要进行细致入微的理论探究，囊括现实中全部不同种类的货币，同时又不落入任意唯名论（arbitrary nominalism）。

因此，本书在开篇提出一个观点：货币是一种极其强大的理念（ idea ）。我对这一观点的理解来自齐美尔，他的《货币哲学》（完整版）于1907年出版。齐美尔对货币的研究早在此书出版前15年就已开始，那时他曾写过一篇关于货币的社会心理学的文章。货币， 作为一种理念 ，是绝佳的交易媒介，能够将物品之间质的差异转换为量的差异，实现双方的交换，齐美尔对此深深着迷。他对货币的兴趣是心理学、哲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齐美尔对货币的讨论首先要确定的问题是，这一神奇的交换媒介得以存在，依赖的是何种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先决条件？接下来，他着手探究随着货币流通范围不断扩大，对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自《货币哲学》出版以来，人们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齐美尔对货币扩张之消极后果的论述方面。这一观点认为，我们的社会关系愈发由货币作为中介来调解，因此而变得愈加抽象、失去特色，我们的内心生活也愈发空虚，失去内在意义和主体价值。许多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此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货币并没有如齐美尔论述的那样腐蚀了社会意义。本书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即是考察该论点的规范性意涵：探寻如何藉由我们对社会中的货币的组织方式来改善社会的种种可能。齐美尔本人对于这一前景也持有颇为强烈的观点，一些读者可能会对此感到惊讶。

文献中多元化的货币概念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发明货币的机会。本书希望能够在货币理论中来培育这种多元感。货币具有的特性使得它成为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潜在的一片沃土，我们需要对这些性质进行探索、廓清、推进。约翰·K.加尔布雷斯（John K．Galbraith）曾对有关货币的学术讨论呈现出“祭司式的咒语”的倾向表示不满，认为货币领域的专家在故意树立一种他们身处“与神秘事物有着特权联系”的信念（Galbraith，1975：4—5）。加尔布雷斯的用语和阿多诺在《反对神秘主义》（“Theses Against Occultism”，Adorno，2007）里对占星学的犀利批判有着惊人的相似。我反对这种晦涩的语言风格，力求把关于货币的精专文献与当代社会思想中更广阔的论争联结起来。社会与文化理论家、哲学家、文学评论家都对货币有过丰富的学术讨论，但在货币领域专家的讨论中却鲜有提及。许多读者都熟悉的思想家——略举几位：阿甘本、巴塔耶、鲍德里亚、本雅明、德勒兹、德里达、索绪尔、奈格里、尼采——都对货币的本质与意义提供了极富想象力和洞见的贡献。他们的思想和货币领域专家的观点放在一起显得更加引人入胜。这便是在下面的章节里我力图营造的对话与呈现的学术探险精神。

本书中我将探索的第二组问题是 社会学 意义上的，不过不仅限于经济社会学领域，还会从更广阔的社会科学传统理论中寻找答案，包括人类学、政治学、社会理论、地理学，以及经济学中的非正统学派（特别是凯恩斯学派）。在何种意义上货币是齐美尔所形容的—— 向社会要求价值的权利 ？这个要求的基础是什么？又是什么力量维持了这一基础？货币的背后是否需要 政治权威 的支持，才能获得来自使用者的信任？纵向组织的法定货币系统，以及无发行机关的横向货币系统，这些不同货币体系之间的主要社会差异和政治差异为何？如果说货币是一种债务形式，那么欠债的对象是谁，欠债的人又是谁？银行对于货币的大规模运作有多重要？一旦我们开始追问这些更为具体的问题，就必须搞清楚齐美尔在这一语境下所说的“社会”指的究竟 是什么 。他所说的“社会”是否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等同于 民族国家 （ nation-state ）？还是说——正如我想要论证的那样——更接近齐美尔自己提出的，意义更加多变的 社会化成 （ sociation ）概念？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关于齐美尔对货币的论述需要讨论的还有很多，特别是要探讨他的论述对我们当今有关货币体系的组织方式的争论有怎样的关联。

货币的本质为何？要呈现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论辩，方式可以有许多种。传统上，经济学家根据货币发挥的基本功能来定义货币；或者是追随凯恩斯学派，区分货币作为 记账货币 的抽象角色与货币作为 交换媒介 的属性。本书中，我把焦点放在更为广阔的货币作为一种 社会形式 的特征。例如，货币是 一般商品形式 （Marx，1982：162与第二章），一种 向社会要求价值的权利 （Simmel，2004：177），无处不在的 社会媒介 （Zelizer，1997：21），一种 社会技术 （Ingham，2004b：1；Smithin，2008：36），一种 集体记忆工具 （Hart，2001：243）， 一般符号媒介 （Parsons，1968），一种 通约的社会过程 （Maurer，2007：126），一种 集体性幻象 （Karatani，2003：203）。虽然我们同意齐美尔的观点，信任对货币而言很重要，但是他提到“社会”时，想到的是否就是 民族国家 ，这一点仍然存在疑问。齐美尔作为一名社会学家，（ 不同于 涂尔干）并不认为社会是超越个体、存在于个体之上，真实存在又具有强制力的实体。与此相反，他将社会学定义为研究 社会化成 的学科，而不是研究社会的学科（Simmel，2009：22—23；Pyyhtinen，2010）。基斯·哈特（Keith Hart）提出了不同于齐美尔的另一种思路，我在本书后面也将进行讨论。他认同齐美尔的基本假设，即货币是“社会的象征”（a token of society），但是他扩展了社会的概念，将之区分为国家、民族、社群（Hart，2001：235）。每一种概念之下对于货币的社会学基础有其独特的处理方式。我的观点是，这些处理方式提供了不同的 替代选择 ：它们并非互斥关系，也不应该同等并置。我将本书命名为《货币的社会生命》正是为了表达这种灵活性，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很容易把“社会”和国家边界联系起来，我希望能避免这一隐含之义。毕竟，国家边界与各类货币之间的关系愈发值得商榷。货币的价值，乃至货币的存在本身，都根植于 使用它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 ，从货币的 社会生命 这一提法，我希望让大家注意到这一点。这些关系是由各种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制度的因素形塑而成，高度复杂，不断变化，充满斗争。对于本书中我的观点而言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关系亟待我们重新进行批判性反思。

这一点带领我们进入第三组问题，即 规范性 问题。是否存在一个 理想的 货币形式？如果存在，它具有怎样的社会和政治特征？ 货币改革 的目标与范围为何？又是为何要做出改革的尝试？货币是否可以成为实现社会变革的手段——解决社会不平等，抑或是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包容性？货币是否应该是 中立的 ，正如古典思想家们所认为的那样？还是说货币必然会成为权力的工具？如果如此，这种权力应该如何被使用？如何予以限制？

货币改革长久以来都是重要议题。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新方案，实际上是早前已经有过的方案的变种，旧瓶新酒。不过，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伊始，特别是从危机肇始，对于货币不断变化的本质的兴趣确实有了一波增长，部分原因是新的货币形式涌现，诸如区域货币和数字货币。金融危机似乎点燃了广大公众对新的货币的信用形式的热切关注，但同时也突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国家与银行在货币社会生产方面扮演的角色或许正在经历彻底的变革。2013年初，塞浦路斯银行危机爆发，比特币（既切断了与国家又切断了与银行系统的关联的一种货币）相对欧元和美元的价值飙升。对此可能有多种解释，比如我们看到的不过是一种泡沫。但是围绕比特币现象而涌现出的种种争论是具有启发性的，因为这些争论大多聚焦于发展一种与国家货币相竞争的货币的可能性。

2011年伦敦的一场抗议游行中，挂在帕特诺斯特广场英国国民西敏寺银行门口的一个纸板横幅反映着这一观点。横幅上写着：“我们才是真正的货币。”（We are the true currency.）这句话在反对银行的战争中表达了一个有趣的对立观点，指出货币体系可以有所变革，可以以一种更为人性的方式重构而不是推倒重来。这句话还有一层含义，即货币的价值源自 社会生活 。这意味着货币不单是一种向社会要求价值的权利，而且——在理想上——货币就是社会生命，其价值并不源自创造它的机构，而是由使用它的人们造就。这种观点孕育了一种理念：在创想和形塑另一种经济和金融的未来图景方面，货币可以有所作为。换言之，货币曾是银行危机的问题源头，也同样是解决问题的答案。简言之，货币对我们社会能够发挥的作用超出我们现在所赋予它的能力。

货币， 所有的 货币，都包含着一种乌托邦属性。这种乌托邦属性让怀揣不同未来愿景的社会思想家既着迷又困惑。货币依托于一种极为强大的理想，即完全的可互换性。博尔赫斯在《扎伊尔》（“El Zahir”）中告诉我们，货币是“人类自由意志的象征”，因为它能够转化为万事万物（Borges，1968）。它与任何其他商品或交换媒介截然不同，这是其乌托邦属性的来源。在博尔赫斯的故事里，持有扎伊尔（面值20分的硬币）的人渐渐意识到自己除了这枚钱币什么都看不到了，就算已经拿钱换了杯酒喝依然如此。最后他发现，在伊斯兰民间故事里，扎伊尔会把那些凝视它的人困入其中，让他们除此之外什么都看不到了。货币有无限可能，可以变成万事万物，它的力量也正源于此。

在《裂缝资本主义》（ Crack Capitalism ）一书中（Holloway，2010），约翰·霍洛威（John Holloway）认为全球经济的变革最有可能在日常层面发生。“裂缝式方式”就是利用无数小型变革可能发生的微小缝隙。霍洛威认为货币是需要被摧毁的体系的一部分，因为世界受到货币的“统治”。杰拉尔德·戴维斯（Gerald Davis）《被市场管理》（ Managed by the Markets ）一书中也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戴维斯将金融称作“新美国国教”（Davis，2009：vii），格里塔·克里普纳（Greta Krippner）也曾说“我们生活在金融世界里”（Krippner，2005：173）。三位作者都把货币和金融——这两个术语同义可互换——刻画成一种无限强大、极具破坏性的力量，看上去无法抗拒，改革更无从谈起。在《利用危机》（ Capitalizing on Crisis ）一书中，克里普纳提出了一个微妙的历史论点，认为金融化（她称之为“求援于金融”）是面对20世纪60、70年代众多社会、财政、合法性危机时政府做出的政策选择所带来的非预期后果，她指出这一过程极有可能又会把我们带回那些原本希望解决的问题。换言之，金融化“如今绕了整整一圈回到原点”，再沿着这一方向走下去将事与愿违（Krippner，2011：22）。我想要提出一个不同的论点：货币本身可以成为推动变革的积极力量。并且，与霍洛威的观点不同，货币恰恰可以在普通与日常的层面加以变革。我们不该奋力摆脱货币，而应该将目标锁定在发展不同种类的货币上。这不单单是“打倒银行”的问题，而是如何通过可行替代方案，将现有体系换汤换药（虽然是用逐个击破、地方化的方式）。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办法，也没有灵丹妙药。蒲鲁东曾说，大破产到来之时正是人类丰裕程度最高之时。当今世界中的这种破产该如何定义，这个问题尚无定论。但本书正是秉承蒲鲁东提出的这种创新实验精神写作而成。

本书由八个章节组成，每一章节都专注于一个主题，重振我们对货币的理论认识以及与货币的实践关系。政府、银行、社区目前面临着如何组织货币与信用体系的困境，我观察到，对此许多争论呈现出一种趋势，即援引“货币起源迷思”来支持他们关于货币的现在与未来的论点，第一章便是受此启发。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曾提出“终极语汇”（final vocabulary）的概念，终极语汇所在之处，疑惑消失了，循环开始出现，连贯的、开放性的讨论似乎不再有可能进行（Rorty，1989：73）。加尔布雷斯所说的与神秘事物相联系的专家，他们的基础便是终极语汇式的货币信念。我把这些观点称为“迷思”，并不是想说它们是错误的，而是想要指出它们在当今货币论争之中所扮演的角色。实际上它们正确与否不是很重要。

自金融危机爆发伊始，人们对马克思的作品又重新萌发出兴趣，第二章便是受此影响。马克思的著作销量攀升，引用增多，印证了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书时的感受，马克思又重新成为学术潮流。然而，同样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尽管人们对于马克思的兴趣暴增，但是大部分讨论集中在社会阶层和不平等问题上，并没有关注和危机最为紧密相关的论述，也就是马克思对货币和信用的论述。因此，本章将对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进行系统性论述，特别是关注马克思有关信用制度的思想。我的目标是将马克思的理论尽可能完整地呈现，而不是强调其不足之处。本章首先对他的理论进行论述，尽可能突出其强大的解释力，随后将讨论马克思提出的货币与信用之矛盾本质的观点是否对我们理解它们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之中发挥的作用有所帮助，如果有，哪些方面最重要。接下来，我们转向马克思主义传统下随后的几位思想家——从列宁、卢森堡到哈维、马拉奇，这些思想家努力“更新”马克思的核心思想，将其应用于更广的范围，超越思想诞生特定历史情境的经验性约束。本章末尾讨论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不一样推进的一位思想家，日本哲学家柄谷行人，他在更小规模的层面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货币何以被其使用者重新创造。

第三章，我们的讨论转向当代资本主义被讨论得最多的一个特征，即债务。尽管债务比资本主义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但资本主义为它赋予了消极的、不带人情色彩的、规模化的特征。当下的争论焦点是现代时期积累下的庞大的债务规模。但是债务的含义更为广泛，债务的道德经济对于它与货币的关系而言至关重要。本章我将聚焦于债务更为广阔的重要意义。我们将从债的历史开始讨论，它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原本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且完全是积极的）特征——作为社会润滑剂，再到后来被国家和金融资本主义（暴力地）占用。接下来我继续考查另外一些学者（从克纳普、米歇尔—因内斯到熊彼特、凯恩斯）的论述，他们的观点是货币本身就是债的一种形式；实际上，也正是因为它是一种债，才使得货币具有了社会属性。本章余下的部分我们将探讨债务所具有的相互矛盾的面向——对货币的社会生命而言既很重要，亦具有破坏性。从这两方面来说，银行都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创造被全社会信赖与接受的信用货币方面，银行扮演了关键角色，因此银行如今身处一股具有潜在破坏力的债务和通货紧缩的漩涡中心。

在前一章节对于债务之讨论的基础上，第四章我们采用尼采的论述作为透镜，来探索债务作为负罪的道德经济。货币经济和现代性的持续颓废之间的关系，货币对社会阶层和个体主义的影响，债务的道德经济，尼采在这些方面都提供了重要洞见。尼采对于这些主题的讨论与他最广为人知且备受争议的两个概念紧密相连：永恒轮回与超人。我将探索之后的思想家是如何承袭并发展了尼采的思想，尤其是这两个概念。特别是本雅明受到尼采启发，考察了当代资本主义的“负罪史”，布朗也是受到尼采影响，对神经症式的货币情结的根源与后果进行了心理分析论述。现代世界中货币的扩张反映了个体从传统的社会联结以及古老的道德纽带中解放出来，上述每一位学者都对此提供了犀利的视角。

第五章里，我从浪费的视角来考察货币。货币在历史上一直主要被视为一种管理稀缺性的手段；的确有这样的一派货币理论传统，认为货币本身必须具有稀缺的属性，才能满足作为货币的主要功能。然而，货币不仅是管理稀缺性的工具，同时也是延续稀缺性的工具。在本章中，我将探索一派不同的思想，货币被认为是社会管理剩余、奢侈与浪费的方式的一种表达。这是普遍经济理论视角下的货币。与这个视角联系最为紧密的是巴塔耶，他有关耗费的论著对于认识货币有一些有趣（但未被注意到）的启示。本章接下来讨论德里达和鲍德里亚货币方面的著作，尽管比较分散，但也同样精彩，极富启发性。这几位重要思想家启发我们思考，一旦我们将货币与稀缺问题剥离，从截然相反的方向来看待，我们将如何理解诸如通货膨胀、债务等关键货币问题。

第六章讨论货币和领土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货币正在经历解辖域化的过程，本章尤其将对由此引发的理论问题和实质问题进行探讨。许多学者认为威斯特伐利亚货币是现代国家货币体系的雏形，这一概念的根源可以在卡尔·施米特提出的始于发现新大陆的全球领土秩序的出现中找到（Schmitt，2003）。我的观点是，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国家货币不仅与那些所谓居于领土空间核心的制度形式有关，比如国家与其相关机构，即中央银行，也与那些 消极的 或 边界模糊的 领土空间紧密相关。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解辖域化时代中的货币空间与货币流动呢？领土货币的衰落，又对货币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有怎样的启示？为了解答这些疑问，我将与思想家们展开对话，德勒兹和瓜塔里、哈特、奈格里，他们的研究与解辖域化理论最为紧密相关。

第七章转向对货币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讨论，特别是聚焦于微观层面的社会关系如何持续地建构着货币。这一视角挑战了一个传统理念，即将货币物化为一种理论上稳定的、同质的实体。货币的关系性理论视角强调货币正是在其参与的交易中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从规范意义上来说，要理解货币是如何“自下而上地”被重塑——正如“我们才是真正的货币”的宣言中所传达的精神——这一视角尤其重要。我们首先从传统（并至今仍然有影响力的）观点谈起，即认为货币和文化的关系一定是危险的、具有毁灭性的，马克思、尼采、齐美尔、波兰尼对此都有所论述。随后我将审视与之相反的观点，勾勒出关于货币的“质”的理论，由薇薇安娜·泽利泽（Viviana Zelizer）、简·盖伊尔（Jane Guyer）、基斯·哈特（Keith Hart）等学者发展，这一派理论认为货币交融着其生产与使用的文化条件。这些分析性观点提出了许多意义重大且内容广泛的问题，与本书中想要探究的问题直接相关。

货币如何被其使用者重塑，第八章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究，将探讨各类 乌托邦 思想的案例，货币体系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既是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发生的场域，又是进行改革的工具。这一类思考最早在齐美尔的著作中出现，他提出了“完美”货币的理念，让我们看到他的作品中尚未被注意的一个方面，即他对货币和社会主义关系的观点。第二个例子是艾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提出的人类乌托邦理想，他认为我们必须按照“占有”和“存在”的区分对货币进行重构。占有与存在之分构成了弗洛姆对20世纪70年代，上一次陷入重大货币和金融危机中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心理学批判。这些观点呼应着一派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其乌托邦精神不是要废除货币，而是要改造货币，这点与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想法不同。我在这里将对这一理论传统的一些案例进行讨论，也将介绍现有的一些另类货币体系，例如区域货币、补充货币、移动货币、比特币、社交借贷（social lending）。对于货币改革的讨论将我们带回本书的起点，也就是货币将如何自下而上地被重塑，由此实现齐美尔的经典论述——货币是一种向社会要求价值的权利。

国家在货币的创造和管理方面的作用正不断被蚕食，似乎我们正面对着这样一个未来，货币有着整个现代时期中前所未有的多元样貌。这不仅是关于谁来生产货币的问题，也关乎货币流通的架构由谁来治理。我们面对着的多元货币的未来给货币分析提出了许多基础性理论议题。这尤其意味着我们需要发展一种货币概念，能够将流通中的所有货币形式纳入其中，而且不把它们视为货币的不同变种，或看作是具有大体相似的特征。换言之，我们的货币理论需要符合愈发灵活、愈发开放的货币实践。我们需要，前所未有地需要开展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对话讨论，关于货币的本质、货币在社会中的角色，关于谁有权利创造货币，以及为何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