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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货币从流通中撤出，马克思指出的 静止的 货币和 运动的 货币之间的矛盾就会暴露出来。代用货币作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发展起来，填补了商品流通中的时间差，并且在货币作为流通手段供不应求时弥补缺额。我们已经知道，信用货币由此“萌芽”。但是在马克思看来，信用货币并非货币，或者说，信用货币只满足了货币的一个要求。因此，在现代资本主义中各种货币层出不穷——商品、纸币、硬币、各种形式的信贷、衍生品、抵押债务等等，背后的动力都是调和对优质价值贮藏的渴望与对通畅无阻交换媒介的需求。 固定性 与 流动性 不可避免地陷入周期性的冲突之中。
在对马克思货币和信用理论的讨论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有关货币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联系。马克思认为，尽管货币并非资本主义主要矛盾的唯一 原因 ，但是在主要矛盾的 再生产 上发挥着独特作用，货币看似独立运转，实际上最初是为了中和、掩盖矛盾，随后在周期性的积累过剩中加剧这一矛盾。货币的这一作用有着一个重要后果，它推动我们去探究，看似独立自主的信用循环，即看似与实体商品的生产交换无关的资金流，如何会反过来影响家庭、公共部门劳动者、救济申领者、退休老人、学生，以及各种公共机构。马拉齐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危机后黄金非货币化的分析，便是我们讨论的这个现象的一个例子。欧元危机是另一个例子。
这场讨论中值得注意的第二个关键点是，货币在信用危机对社会整体造成影响过程中所扮演的传导角色。货币不仅仅将风险社会化了，还通过通胀与紧缩把资本本身的毁灭推向社会。马克思认为，人们争相将私人债务（资金）放入货币的安全港，即转为现款，信用危机的初始影响在这时便显露出来。哈维把这一论点向前推进，提出在法定货币系统中，这一行为的最终结果便是通货膨胀，而货币管理机构采取种种行动努力防止信用体系完全崩塌（这个情况最近的一个例子是量化宽松政策），更是火上浇油。这样一来，以货币为中介，源于金融的私人风险和责任被公共化了，或者说集体化了。在哈维看来，这一过程必然导致货币价值的毁灭。货币价值的问题永远存在。但是在最近这场危机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情形上演，通货膨胀没有发生，而是出现了债务、违约、通货 紧缩 的恶性循环。正如我在下一章将要论述的，这一恶性循环的影响比通货膨胀更为致命。随着这一恶性循环徐徐展开，我们再一次看到，货币是一个过程，与社会不可分割，本质上是动态的、复杂的、矛盾的，这一过程的意义存在争议、变动不居，并且货币的价值长期依赖极其真实的经济关系。这场危机已经展示了这一点，就这点而言，马克思确实有立场说：“我早就说过了。”
[1] 这几份文本之间存在重要差异，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20世纪60年代起才广为传播）和《资本论》之间，特别是在商品货币与信用货币的重要性这一问题上，马克思的观点有所不同。这些问题存在很大争议空间，但是有一点要牢记：马克思认为，货币在资本主义中有其特定形式；也就是说，信用货币以及其他形式的货币替代物，都属于资本主义下的货币形式。更抽象地说，在马克思后期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尤其是《资本论》中，他的货币理论从货币的主要功能开始论述。货币是价值尺度、流通手段、价值贮藏。德·布朗霍夫（de Brunhoff）提出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中包含三重区分，即价值尺度（或价格标准）、流通手段（通货与铸币）、贮藏工具（黄金）（de Brunhoff，1973：48）。这一区分对应着货币的三大“传统”功能，即价值尺度、流通手段、价值贮藏。马克思也补充了其他功能，如 支付手段 （货币是用于采购的“理想”工具，或是一种支付的承诺）、 计算货币 （在商品“赊购”流通的过程中，交易被记录在分类账上）。不同文本之间存在诸多差异与矛盾，不过这里不是我们的主要关注点。
[2] 除了货币的这三种功能之外（ 价值尺度 、 流通手段 、 价值贮藏 ），马克思还有补充，具体来说包括 延迟支付手段 （即信用）、 生息资本 、 国际支付手段 （世界货币）。每一种功能都对应着一类危机。例如，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可能会卷入流动性危机；货币作为延迟支付手段，可能代表着更为严重的资不抵债危机（Callinicos，2010：82）。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早期，这两种危机常被混淆起来，这种混淆有时是故意为之，银行企图将资不抵债危机大事化小，让它看起来像是不那么严重的现金流问题。
[3] 这里有一个重要区分，货币 贮藏 （ hoard ）和 准备金 （ reserve ），前者指的是作为财产，从流通领域完全撤出的货币；后者指的是用于支付到期款项准备的一笔资金。在《资本论》第二卷里，马克思从潜在货币资本与“货币积累基金”之别的角度，对货币贮藏进行了讨论，潜在货币资本指的是将剩余价值贮藏起来以用于再投资，货币积累基金则“充当准备金，来消除循环中出现的干扰”（Marx，1978：165；中译本：98）。今天的公共机构，如中央银行，采用的便是这种应对机制（Harvey，2010a：81）。
[4] 彼得·施莱米尔是阿德尔伯特·冯·沙米索（Adelbert von Chamisso）的小说《彼得·施莱米尔的神奇故事》（ Peter Schlemihls wundersame Geschichte ，1814）（von Chamisso，2008）的主人公，彼得把自己的影子卖给魔鬼，换取无穷无尽的黄金。在本书第四章我会再次回到这一文本。
[5]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借助货币魔法般的自我扩张，分析了货币作为一种“万能的存在”是如何能改变其持有者的，“我——就我的个人特点而言——是个 跛子 ，可是货币使我获得二十四只脚；可见，我并不是跛子”（Marx，2007：138；中译本：152—153）。在这段话开头，马克思引用《浮士德》：“我假如出钱买了六匹马儿，这马儿的力量难道不是我的？我驾御看它们真是威武堂堂，真好象我生就二十四只脚一样。”（Marx，2007：137；中译本：151）按照汉斯·克里斯托弗·宾斯万格（Hans Christoph Binswanger）的观点，《浮士德》可以作为一部“炼金术故事”（alchemical drama）——正如荣格所述，正是借助有关金钱的主题：“他把经济运转解释成一种炼金术般的过程：寻找人造黄金。以此为起点，发展成一种瘾，一个人落入了陷阱，‘出卖了他的灵魂’。如果没有理解这一法术……那么我们便无法认识现代经济的庞大规模。”（Binswanger，1994：1）
[6] 正如我在第七章中将讨论的，波兰尼谈及货币时也用了“虚拟”这一术语。不过马克思将虚拟资本定义为 脱离生产物质基础 的货币，而波兰尼将所有的货币（以及土地与劳动力）都视为虚拟商品，原因是这些物品都 无法合理合法地进行买卖 ：货币是一种支付的一般化承诺， 属于社会整体 （Polanyi，1957b：76）。
[7]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金融化有其特定的含义。在希法亭和列宁看来，金融资本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独特阶段，甚至可能是资本主义的最新和最高阶段。而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和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则认为金融资本——以 金融扩张 为特点——是反复出现的过度积累周期的一部分，阿里吉称其为“漫长的世纪”（Arrighi，2009），也是霸权资本主义权力一系列地缘政治转变的前兆。布罗代尔把金融化阶段称为“秋天到来的标志”，预示着特定霸权政体的成熟（Orhangazi，2008：45）。阿里吉以布罗代尔的分析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观点，有时面临着未能解释具体机制的批评，包括金融扩张本身的机制（采取哪些形式，起源是什么）和资本主义转变的机制（包括哪些过程）（Orhangazi，2008：48）。哈维借鉴阿里吉的研究，把金融化描述为对全球资本流动重新定向的时间—空间修复（Orhangazi，2008：51）。最近，金融化的概念被用来描述个体和企业对金融系统的依赖性增加的趋势，即同时对金融系统的货币资源及其逻辑的依赖性增强。
[8] 工人自治运动（ Autonomia Operaia ）是一场去中心化的运动，涵盖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均聚焦于工人自治的理念。
[9] 柄谷行人用日语中的词汇超出（ cho-shutsu ）来描述这种反思性融合。超出是“出—超”（ ex-scendent ）的综合，既有离开又有超越的含义（Karatani，2003：308，n.14）。在这个语境下使用这个词语十分有趣，因为它一般指的是由于视角转换而带来的一种启蒙或精神上的升华，发生在个体身上，而不是发生在社会系统或经济系统中。有趣的是，柄谷行人在英文版出版后一年出版的日文版《跨越性批判》中并没有用这个词语。虽然这个概念很难翻译成英文，但对日本读者来说应该更好理解。感谢胜又优（Yu Katsumata）对这个问题提出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