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双影

到目前为止在本章中，我们主要是结合宏观经济学问题讨论了马克思的理论，比如帝国主义、国际货币制度。但我们也可以从更微观的层面来理解马克思所论述的货币的矛盾本质。柄谷行人（Kojin Karatani）对马克思的理论提出了一种创新的解读，把关注点放在建立另一种非资本主义货币形式的前景之上。柄谷行人是文学理论家，在耶鲁大学教授日本文学，主要研究日本现代文学与现代作家，如夏目漱石。他也是一位哲学家，曾研究维特根斯坦、德里达，以及（在我们这里重点讨论的《跨越性批判》［ Transcritique ］一书中的）康德和马克思。对马克思发现的货币形式核心的矛盾属性，柄谷行人另辟蹊径，进行了论述，由此名声大振，除此之外，他的观点也值得讨论，因为马克思本人对货币改革的前景与价值持怀疑态度。例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到：“货币的不同的文明形式——金属货币、纸币、信用货币、劳动货币（后者作为社会主义的形式）——能否达到对它们提出的要求，而又不消灭在货币范畴上表现出来的生产关系本身？”马克思对这一点表示怀疑。他认为我们可以进行零星的货币改革，“一种货币形式可能消除另一种货币形式无法克服的缺点”，但没有任何一种解决方案能够“消除货币关系固有的矛盾，而只能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上代表这些矛盾”（Marx，2005a：123；中译本：63—64）。这一观点我们将在第八章中再次讨论。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对生产与交换之间的时间差进行了论述，也就是从货币到商品（M—C），在这个过程中，剩余价值通过生产（M—C）创造出来，但只能在流通中实现，也就是从商品到货币（C—M）的过程。柄谷行人对马克思的解读主要关注这些方面的论述。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马克思对萨伊定律提出批判：M—C—M是彼此分离的两个阶段的综合，即M—C和C—M，惊险一跃发生时，也就是每当有商品售出时，M—C—M才能暂时地实现。在柄谷行人看来，这是 两个截然不同的价值体系 ，而正是在两者的差异中剩余价值得以实现（Karatani，2003：239）。M—C与C—M的分离也指出了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之间的逻辑差异：在商业资本主义中，两个价值体系是在空间上组织的；而在工业资本主义中，资本通过不断生产时间上相互分离的不同价值体系，从而维持自身的发展（Karatani，2003：239）。虽然在实践中，资本既使用M—C，也使用C—M，但在柄谷行人看来，关键的一点是两者间的差异 必须被掩藏起来 。资本必须通过行云流水般的M—C—M将利润呈现出来，不断地发现并创造这一差异（Karatani，2003：11）。

从M—C和C—M之间的鸿沟审视剩余价值，一个新的视角产生了，也就是柄谷行人所说的资本主义的 视差论 （ parallax view of capitalism）（另见Žižek，2004，2009）。“视差”一词（来自 parallexis ，或alteration［改变］）指的是随着观察视线的改变，同一个物体的位置会发生变化。柄谷行人认为金融危机中便发生了视差现象，经济系统对信用的长期依赖显露出来（Karatani，2003：8）。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资本主义危机的形成过程中，两个关键阶段的分割（M—C与C—M）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柄谷行人认为，这一分割之所以重要，还有另一个原因，它让我们 看见双影 ：看见货币 内部 所蕴含的、原本暗藏的双重性。这一双重性不是价值的历史起源，而是价值的 本原 。也就是说，是一种“形式，其印记已经留在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中”（Karatani，2003：158）。柄谷行人认为，视差论意味着从消费和生产的双重角度来审视资本主义的价值创造。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将资本的暂时性统一（M—C—M）呈现为永久性的，将流通过程视作统一体。即使在所谓的“文化转向”之后，消费被赋予优先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过是从相反的方向构建了同样的统一体——不是从 生产 ，而是从与之相对的 交换 的角度，对资本进行理论化。

将M—C—M循环视为一个统一体，意味着将生产和消费在逻辑上等同起来，而把货币看作商品和资本流通的次要特征或附带特征。从这个角度来看，货币只是被叠加到生产和交换系统上，而这个系统完全按照依照物物交换的逻辑运作。重申一下，这一点正是马克思反驳萨伊定律的核心。如前所述，正是通过在生产和销售 之间 打开一个缺口，马克思试图赋予货币在资本主义中的独特作用，并解释信用货币的作用。柄谷行人同样想要利用生产与销售之间的缺口，不仅是为了说明货币的矛盾属性，也是为了论证可以对货币进行有意义的改革。他的分析侧重于M—C—M循环的第二个阶段，即C—M，当商品转化回到货币。此时，工人成了消费者。这是一个重要时刻，不仅在逻辑意义上（基于马克思探讨过的原因），并且在社会学意义上亦然：消费者更加“积极”（也因此更加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因为剩余价值现在依靠他们才能实现（Karatani，2003：20）。因此，工人作为消费者，而不是作为工人，拥有更大的能力来抵抗资本的力量。 对我们这里的讨论很重要的一点是，工人之所以有这样的机会，是因为货币的本质属性。这部分论述的基础是从康德的角度对马克思进行的解读。

我们对经验世界的体验受到象征形式的调和，柄谷行人认为这一点在康德和马克思的思想中居于核心，他对两位思想家之间的关联的解读也正是以此为基础。康德所说的知性范畴，以及马克思所说的价值形式，使得调和得以实现。根据康德批判哲学的观点，我们对世界的经验来自范畴，我们利用范畴来综合在我们看来是客观的客体构成的世界。马克思认为，我们将价值物化（或者说具体化），将之视为生产与交换的必然结果。两位思想家都认为，表象的世界（ 现象 ）与本质的世界（ 本体 ）之间存在一个关键（且无法跨越的）鸿沟。在柄谷行人看来，正是在这个空间里，批判性反思得以存在，改变亦成为可能。这里也有货币在发挥作用。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是由表象维持着的——柄谷行人称之为幻象，这一表象/幻象赋予了货币作为资本主义主导价值形式的功能。这个类比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表明，货币既非自在之物（“真实”价值），也并非只是代表之物（只是价值的“表象”）。而是说，货币是按照必要且必然的原则，将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组织起来（而且关键是， 综合起来 ）的一种形式。 货币是 形式 与 观念 交汇之处。在这一语境下，“观念”的基础是资本积累的逻辑。更具体来说，柄谷行人所说的观念是 资本的自我扩张 ：钱生钱。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货币不只是将商品生产与交换遮掩起来的一层面纱，也不单单是价值的分母，仿佛如果没有货币，也不会对剩余价值如何创造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与之类似，柄谷行人提出两个重要观点。首先，货币作为商品体系的组织者（或者说综合者）而存在。用康德的术语来说便是人类交换的“先验统觉X”（transcendental apperception X）。在康德那里，先验统觉X指的是，藉由结构的综合与我们的表象同时出现的“我觉得”。先验统觉使得经验成为可能，是自我和世界的交汇之处，自我是行动中的观察者，综合活动使得世界具有了同一性。但康德的观点还有第二方面，柄谷行人也将之纳入货币的分析中。康德所说的行动中的观察者所经验的世界是 必然 世界（ necessary world），那么货币也遵循同样的道理，货币的物化，将货币看作具有真实价值之物，支撑着 资本不断自我扩张 的幻象。我们之前在关于虚拟资本的部分讨论过这个观点。柄谷行人称之为“货币的自动增殖”（auto-multiplication of money）（Karatani，2003：22）。

马克思认为，货币是资本主义内部更深层次矛盾的表现，因此，通过废除货币来推翻资本主义体系，这一主张并不现实，和钱自己能够生钱这个想法一样虚幻。柄谷行人同意这一点，但认为在未来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必须采取一种截然不同的形式。新的形式必须扬弃（ aufheben ）货币，而不是废除货币。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货币不可能被废除，柄谷行人对这点表示接受，所以他认为市场经济不能简单地被推翻或抛弃：“结果将是全盘皆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货币的分析表明了“货币应该存在”，同时“货币不应存在”（Karatani，2003：22）。柄谷行人再次转向康德，来揭示马克思分析中隐藏的一点：不是 离开 资本主义，而是在资本主义 内部 寻找一种实现在道德上可持续的生命形式的途径。这和柄谷行人 跨越性批判 的理念相一致：对不同视角进行反思性融合。 ^[9] 跨越性批判有几种相互关联的含义：它指的是与两位思想家（康德和马克思）的反思性对话，但并不以实现一个综合的立场为目标；指的是思想家所采用的方法论，创造出新的视角，同时又抵抗着这种融合；它还代表着更为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之间、社群之间、视角之间的一系列融合（如：东方—西方，康德—马克思，商品—货币，文字—思想）。通过实践跨越性批判，柄谷行人将两种批判体系并置，彼此相互竞争，但并不是做交叉阅读，把一种体系融合到另一种体系中，或者简单地试图将两者统一起来。从某些方面来说，他认为康德和马克思自己也在进行跨越性批判，康德在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马克思则是在李嘉图（强调 生产 ）和塞缪尔·贝利（Samuel Bailey）（强调 流通 ）之间（Ricardo，1821；Bailey，1825）。

为了对资本主义内部发生的重构进行理论化，柄谷行人用 资本 、 国家 、 民族 的三方安排——对应着法国大革命三位一体的理念： 自由 、 平等 、 博爱 ，代替马克思理论中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元结构。上述每个概念都表达了一种特定的 交换 形式。 资本 通过货币创造出人际关系， 国家 通过掠夺与再分配来运作， 民族 则是以礼物与回报的原则为基础。 货币 将三种交换形式联结起来，这也解释了为何货币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中起着关键作用。柄谷行人随后引入了与资本、国家、民族并列的第四种形式。这一形式便是 联盟 （ association ），他将之定义为一种伦理—经济型交换形式，其他交换形式的不同要素在其中结合成为一体。在这一伦理—经济联盟中，我们与他人建立关系不是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性手段，而是互惠互利。联盟是“一种互助形式，但又不像社群那样具有排他性或强制性”（Karatani，2003：13）。 首次对这种联盟进行理论化的是蒲鲁东，但它已经涵盖在康德的伦理学中。不过，马克思的理论中也有类似的理念：工人合作社的构想，马克思在其中看到了共产主义的可能（Karatani，2003：17）。（以马克思1875年的书信为基础的）《哥达纲领批判》不是反对合作社本身，而是反对合作社被国家收编（Marx，1996）。同理，柄谷行人认为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不是对构想资本主义货币形式替代物这一目标的批判，而是对劳动货币这一 具体 理念的批判。

在柄谷行人看来，有一类货币安排方式能够将人类交换的三种形式（市场、国家、民族）统一起来，从而实现超出。他在区域交换贸易体系（local exchange trading scheme，LETS）中看到了这种货币形式。在LETS组织当中，人们彼此进行服务交易，通常情况下需要缴纳一小笔会费来支付行政管理成本。迈克尔·林顿（Michael Linton）1982年在加拿大成立了首个区域交换贸易体系。该组织刊登能提供以及所需要的服务的目录清单，从而把组织成员聚在一起进行交换。成员之间用印制的票据互相支付，票据上记录着每一笔交易，或者是写支票，随后进行兑现。一旦某个成员的账户余额过高或过低，他们必须去消费或者去赚钱，让账户恢复平衡。这不是一个直接以物易物的体系。通货表现为信用的形式，人们靠自己的劳动赚取，并且能够用来购买同一组织内的成员的服务。 LETS的理念介于互帮互助（服务的价格不高，且不存在贷款利率）与传统市场（交易可以远距离进行）之间。

对于超出理念而言至关重要的一点是，LETS通货在每次进行交换时都会重新发行。在这个系统的组织下，每个人的收益和损失之和为零（Karatani，2003：23）。这意味着，LETS参与者不能购买他人的劳动力，再试图把别人生产的商品卖出。不存在实现剩余价值的独立的领域（即消费市场）。劳动和消费之间的区分被削弱了。M—C和C—M彼此分割，因而无须制造货币流通统一性的假象（M—C—M）。因此，人类交换的先验统觉X不复存在。货币不再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它并未超越劳动和消费，因此无法被囤积起来。 马克思认为，货币内部的矛盾没有第三种解决方案；如果不对资本主义进行整体改造，矛盾就无法解决。柄谷行人认为，在LETS的推行下，“‘货币存在’同时‘货币不存在’这个二律背反得到解决”（Karatani，2003：299；赵京华译，2018：262）。货币仍然发挥着一般等价物的功能，正如马克思的理论所述。但货币现在的功能只是连接各种商品和服务，不再能够成为“一种自主的、自发的驱动力”（Karatani，2003：299）。

柄谷行人把LETS比作抗癌细胞，货币发挥着既破又立的作用，内外夹击，抵抗资本主义消极面向（Karatani，2003：25）。在合作社中，必须生产商品并将其推向市场，因此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合作社模式在与全面的资本主义企业竞争时往往会失败。相比之下，“LETS可以培养工人—消费者（consumer-as-workers）自由、自主的主体性”（Karatani，2003：24）。LETS类似于蒲鲁东设想的联盟，但没有了他的构想之中居于核心的存在缺陷的货币体系。LETS使用的代币是货币，但和我们在资本主义市场交换中所理解的货币不同。在LETS中，货币无法变成资本。积累货币没有意义，也无须担心发生通货膨胀——原因不是允许货币随着时间推移而变质，而是因为在每次交换中货币都会被重新创造出来。“不会发生货币的拜物教。”（Karatani，2003：299；赵京华译，2018：262）货币完全是在流通过程中形成的，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工人的地位与他们作为消费者的角色相融合。LETS计划废除了作为资本的货币所处的鸿沟。这是一个零和交换体系。在LETS中，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分化仍存在，但纯粹是时间意义上的差异。在这一情形下，时间实际上就是金钱。但时间不是货币 收益 。不存在 利润 。因此， 资本 不可能存在。

所以LETS代币真的是货币吗？还是如一些批评者说，不过是一种美化了的物物交换形式？尽管LETS还存在许多实际问题——实际上，在过去十几年间，LETS计划处于衰落中，但柄谷行人将之称为货币肯定有其合理性。LETS通货是信用：支付的承诺，随着时间推移保持价值，且在陌生人之间流通。直接的物物交换并不存在：通过工作赚取的价值可以用来购买服务。用马克思的话来说，LETS的首要功能似乎是一种记账系统。如果代币牵涉其中，那么就对应着马克思所说的名义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如果没有流通的代币，那么就属于记账货币，是在集体账簿中记录交易、信用与债务的手段。柄谷行人本人也提醒我们注意这一事实，在LETS体系中，货币就其本质而言是多元的。不存在中央发行机构。与国家货币不同，LETS通货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没有对货币创造权的限制。每个参与者只要登记注册，都能发行自己的货币。“倘若拥有发行货币的权利是国家主权之一，我们可以说，LETS实际上将主权赋予大众，而不是停留在那句似是而非的‘主权属于人民’的格言。”（Karatani，2003：299—300）

柄谷行人对单一国家货币与多元LETS通货之对比，乍看之下是合理的，但细究起来却略显混乱。如果说谁来发行货币决定了某种货币是单一抑或多元的，那么实际上是由多家商业银行通过放贷创造的国家货币，和其他货币形式一样也是多元的。 将“国家”的单一主权与“人民”的多元主权对立起来，柄谷行人在这一点上并不完全站得住脚。现在这些问题不一定是马克思会感兴趣的话题。马克思的主要问题是：像LETS这样的区域货币如何与整体货币体系相适应，或者更具体来说，如何与资本积累的过程相适应。实际上，现有的LETS体系种类繁多，无法一概而论，而且许多LETS计划寿命并不长久。不过这些问题将留给后面的章节再讨论。在最后的分析中，柄谷行人用马克思的观点对LETS进行理论化，十分有趣，因为他非常敏锐地把握了马克思的核心观点，还将其与康德的批判哲学结合起来，不仅应用于对大规模货币体系的分析，而且对区域货币实践进行了研究。这种观点融合带来了柄谷行人结论中最为高深莫测的一部分内容，亦是他对马克思理论解释的关键所在：理想状态下，货币既 应该 存在，又 不应该 存在。在本书中，我们还会多次重新讨论这一观点。 IDkUZuQJ2xCSReD5MQUf9W4FIJ2NUhfYOcss2G5gS6ARdeGHbCiqo0lmkSrnO7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