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装本序言

本书的基本观点是，货币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件物品，它的价值源自维系着其流通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亦常常充斥着斗争与对抗。货币不是具备固定价值的一个实体，并不是本身就含有价值。基于这个原因，我们无法在理论上确定它的本质，就像在现实中也无法一劳永逸地将之确定下来。因此，货币必须被视作一个开放的空间，抵抗一种认识上的诱惑，即认为我们在现实中遇到的某种特定的，乃至占据支配性地位的货币是解开其理论本质之谜的钥匙。我们改造着货币，使之适应于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在这个过程中，货币将有可能，事实上也确实会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式。可以说，这一点在今天前所未有地真实，我们正目睹着货币格局发生的种种变迁：尤其是国家对货币生产与管理的垄断在衰落，这曾是现代民族国家时代的重要特征；在地方、地区、跨国范围内，新的货币形式出现爆炸式增长；新的货币技术不断发展，不仅影响着我们的支付方式，而且更重要的是为货币成为创造新联结的工具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货币的社会属性是我论述的基本前提，本书的写作目标是开拓这一主题的研究与思想。一方面，我努力囊括各种专门的货币研究文献，尽可能地做到公允平衡。另一方面，我也希望纳入那些我们通常不会把他们和货币理论联系起来的思想家。自本书出版以来，这一开放包容的特点得到了读者与书评人的评议，并受到普遍欢迎。在人类学期刊《豪》（ Hau ）上发表的关于《货币的社会生命》的专题研讨中，基斯·哈特（Keith Hart）如此描述本书：“我迄今为止碰到过的涉猎最为广泛的货币著作。”德特勒夫·克里格（Detlev Krige）接纳了我的理论取向，称其为“既离经叛道，又兼收并蓄”。《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 ）上，佩特拉·里沃利（Petra Rivoli）称赞本书吸收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分析、哲学与文学理论，以及从马克思、德里达、康德，到最新专业学术研究的理论贡献”。

大言不惭地说，这是一本理论著作。本书更大的智识层面的目标，正如在下面的介绍中将要阐明的，就是开拓一种实验性的货币思想取向，开放容纳多种观点，并且也可应对看似彼此矛盾的视角。这不单是学术品味的问题，而且也是对在我看来是对于我们正生活与工作于其中的，真正意义上的多元主义货币环境的回应。“单一”货币的时代是短暂的，而且只出现在发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随着我们接受了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多种多样的新货币与旧货币——从区域货币、以时间为基础的货币，到比特币等各类数字货币——与我们更为熟悉的国家货币、以信用为基础的货币并行流通，单一货币的时代已经走向终结。我们的支付系统亦变得愈发多元开放，随着塑料制银行卡的使用增多，以及利用移动电话技术的新型交易系统与互联网交易系统的增加，现金的使用在减少。面对着这一多元现状，如果我们还努力追求一种无所不包的，或者哪怕是囊括大部分现存货币形式的单一理论，那么这种做法说好听一点是理论上的天真，说不好听一点是充满意识形态的迂腐。此外，就像我在书中所论述的，货币研究中的争鸣长期受困于僵化的二元对立，如国家与市场，造成我们的思考陷入无益的路径依赖之中，限制了我们用富有想象力的方式思考货币的未来。

这导向接下来的一点，或许是我在《货币的社会生命》出版后一年遇到的各种回应里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正如我在本书导论部分所写，本书大部分内容写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当时，许多人都关心一个问题：“危机之后，货币何去何从？”他们没能从深陷于有关金融体系管制与技术的专家们与从业者们那里获得满意的答案。各大央行着手实行成本高昂的量化宽松（QE）政策项目，表面目标是在危机之后重振经济，但这些政策的合法性遭受种种质疑。公共资金投入银行系统，与此同时，政府开始实行财政紧缩政策，对社会中最为贫困的群体（老年人、病人，以及依赖社会福利的群体）以及公共机构（学校、医院等等）与基础设施造成严重影响。所有这些讨论的核心，是人们意识到，资源之所以可以被如此使用，是因为国家对于货币管理享有特殊权利，并得到来自国家与央行之间关系以及对税收垄断的支撑。我（在第11页）引用的标语牌上的文字“我们才是真正的货币”，以及#MintTheCoin（#铸造铂金币）等社交媒体宣传活动（尽管看似讽刺）证实着一种观念：货币体系并不符合总体大众的利益。量化宽松政策实行之处，这一观念便得到加强；这是因为，这一政策最显著的效果便是推高了金融资产价格，使得社会最富有的群体获益，却并没有为最贫困的群体创造更多的岗位。

2015年初，欧洲央行开始实行自己的一项量化宽松政策方案，许多经济学家和非正统货币思想家——包括本书作者——向《金融时报》联名撰文，提出量化宽松政策的资金应该直接投入政府开支，或是直接支付给公民，让他们偿还债务或者是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而不是用于购买金融资产。这一政策被称为“惠及人民的量化宽松”。埃里克·洛纳根（Eric Lonergan）和马克·布莱斯（Mark Blyth）在《哈佛商业评论》（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上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们指出：“刺激需求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赋予央行权力，向所有的家庭转入同等数额的现金。” 这些观点的政治细节不会弄错，并且也未被其提出者忽视。发表在《金融时报》上的信件指出量化宽松政策“使富裕阶层受益远多于最贫困的群体，他们从增长的资产价格中获利”，而洛纳根和布莱斯认为：“金融资产所有权高度集中，［量化宽松的］政策效果将加剧现存的财富与收入不平等趋势，而对需求的影响没那么明显。”有趣的一点是，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成功当选英国工党领袖，“惠及人民的量化宽松”便是他支持的经济政策的核心纲领，这一理念在位于政治光谱上不同立场的报纸上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 ^[1]

正如这些讨论表明的那样，不仅是货币政策，还有货币体系的组织本身都会对社会造成直接影响，尤其是影响着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水平。这一联系是近来一项处于迅速发展之中的国际性运动的核心。这项运动以“百分之百货币”（或“主权货币”）理念为基础，它是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由弗雷德里克·索迪（Frederick Soddy）提出的，随后被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亨利·C.赛门斯（Henry C．Simons）继承发展。这一理念的成果，“芝加哥计划”——赛门斯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计划由此得名——回应着本书第三章当中讨论到的现代货币体系的一个方面的问题，即商业银行在放贷的过程中创造了新的货币。按照其原本形式，芝加哥计划的目标是将银行系统的货币功能与信贷功能分离，也就是说，将私人银行管理存款的角色与发放贷款的角色区分开。最近，一些压力集团对计划所支持的原则进行调整，如英国的积极货币（Positive Money）、澳大利亚的公平货币（Fair Money）、丹麦的良善货币（Gode Penge），这些压力集团希望将货币创造与商业银行分离。具体来说，在他们构想的货币体系中，新货币的创造只能由中央银行进行，商业银行只能以收到的存款为基础发放贷款。

颇为有趣的一点是，这样的一种改革将会使得银行恢复至大众对银行角色的认知，许多人相信银行今天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协调放款人和借款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 从源头上 创造货币。对于银行如何运作的不了解，尤其是对于货币本身的创造机制的无知十分普遍。在英国，2014年道兹监测（Dods Monitoring）受积极货币委托开展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大部分议会议员（参与调查的85%）错误地认为英国经济中流通的大部分货币是由英格兰银行创造的（真实数字为约3%）。关于货币体系在现实中如何运作的不了解并不只体现在政客身上，在学校里，甚至在许多大学的经济学课堂上，这一问题都没有得到广泛讨论。在瑞士，苏黎世大学金融与银行研究所一篇硕士学位论文近期针对大众展开了一项调查，调查发现73%的被调查者认为货币是由国家或中央银行创造的。 2015年，我在英国一所商学院的演讲中提到了这个问题，随后一位学生告诉我没有人在课堂上教过她商业银行在创造货币，她以为创造货币的是中央银行。积极货币等运动传达的关键一点便是，知识的缺乏阻碍着对于更大问题的理解，也就是货币体系的组织如何与生息债务的生产相联系，并且因此导致由债务维系和支撑着的社会不平等。因此，公众认知对该运动而言至关重要。

过去一年里，我在英国和全球范围举行了多场讲座和演讲，听众既包括专家、学者，也包括普通受众。大家对货币的话题，尤其是货币改革的问题，展现出很大的兴趣，这点令我颇为惊讶。过去曾经被看作是狭窄的、专业的、从政治当中脱离出来的话题，现在吸引着更为广泛的兴趣。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兴趣不仅来自对金融体系的不满（通常还有愤怒），更重要的是对货币世界中正在发生的新动态的好奇与兴奋，例如新支付技术的引入与现金使用的减少，比特币等数字货币以及区域货币的出现，诸如P2P借贷、众筹等新型金融实践的发展。我在一所艺术学院上研讨课时，学生们告诉我，比起讨论主流金融体系中存在的缺陷，他们最想听到发生在主流系统之外或是边缘地带的新发展。尽管大家都并不认为这些新发展将会取代主流金融体系，但是对于“‘绕过’主流体系的选择——例如不依赖大银行与传统借贷——是现实可行的、可取的”这样的说法，他们都持开放的态度。同样地，他们也对新的货币形式带来的各种机会感到兴奋，包括进行实验，还有以货币为媒介建立新的联结，塑造新的社区。从许许多多不同的听众那里，我都感受到了对于变迁之中的货币本质的极大兴趣：从伦敦金融城的基金经理、英国财政部的公务员、布里克斯顿地区（Brixton）本地货币的组织者、都柏林的计算机科学家，到艺术画廊、哲学活动、大学辩论社团举行的多次聚会中。

像这样的故事证明了，人们越来越感觉到这是货币格局迎来调整的时刻。我们正在目睹货币的多元化发展，新的货币形式层出不穷，比如时间美元（Time Dollars）、区域货币，Zopa等P2P借贷平台，M-Pesa等转账服务，还有比特币。当然，货币多元主义并非什么前所未有的事物，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在19世纪晚期之前，日常交易中使用多种货币形式的情况十分普遍，在北方世界之外的许多国家，这种情况依然延续着。可以说，我们正看到的最多是一种“回到未来”的情形，尽管新的货币形式（如比特币）与新的支付系统（如Apple Pay）具有某些技术面向，引发了独特、有趣、新鲜的社会学问题。这里还有关于现金的终结的讨论。最终我们来到了这样一个问题：齐美尔将货币称作是“向社会要求价值的权利”（a claim upon society）——在本书随后的章节里我将多次讨论这个说法，这里“社会”具有多层次意涵。作为货币要求对象的“社会”可能是地方性的（local）、国家性的、地区性的（regional）、跨国性的、虚拟性的。它的范围不只由空间界定，货币媒介本身也对它做出定义。

本书讨论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与货币乌托邦主义思想有关。虽然在文学作品和电影对乌托邦社会或敌托邦社会的描述中，货币的消失是最显著的特征，但是，在货币体系的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例子是货币作为实现更美好社会的工具，而不是发挥阻碍作用。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我们很容易忘记这种可能性的存在，而新的货币形式的出现——例如比特币，我会认为它与区域货币一样有着“乌托邦”属性——以及有关货币改革的争论将这一可能重新点燃。下面请让我清楚地解释一下乌托邦主义究竟是什么意思。乌托邦（Utopia）的词源，U-topos，意思是“乌有之地”（non-place）。它指的是一个想象出来的世界，一个我们努力追寻但不一定能实现的事物。本书中我认为大多数货币形式都暗含着这样一种想象出来的世界。当然，这样的世界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我们如何做出评价取决于我们采取何种立场。我想指出的一个关键的联结是货币与政治想象之间的联系。通过让大家注意这一联系，我希望强调货币有可能在社会与经济改革中作为一种工具，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货币的乌托邦图景也必然包含着与之相对应的敌托邦（ dys topia）。正如詹明信（Frederick Jameson）所说：“乌托邦可以行云流水地变成敌托邦。” 今天，欧元便展示了这条微妙的界线，它似乎成了导致欧洲内部分化与纷争的源头，而不再如其设计者曾设想的那样作为一种团结的力量。不过其他的乌托邦货币的案例还有很多，我将在后面的第八章进行探讨。

《货币的社会生命》自2014年出版以来收到了一些十分关切的回应，来自那些全然沉浸在我称之为乌托邦的各类货币计划中的读者们。我一直都对货币计划种类之繁多，以及它们所表达的社会与政治理想之丰富而深深着迷：从部分比特币支持者（但不是全部，这点很重要）所推崇的自由意志主义，到活跃于金融科技与支付产业领域的专家们所表达的对个人自由与身份认同的忧虑，再到与社区内部和贸易中流通的补充货币的组织者（与使用者）的讨论中浮现的对货币之社会属性的关注。我投入很多时间与那些积极参与到货币重构，或者哪怕只是在思考货币问题的人们进行讨论，一部分是为了参与到有关本书的交流中，同时也是为了下一本书的写作——这本书将完全关注乌托邦货币。这些对话揭示了多种多样的对于货币本质的理解，这些不同理解与货币本身能够如何成为社会改良的工具的信念不总是一致。例如，许多和我聊过的比特币倡导者之所以支持比特币，是因为它将货币从国家与银行手中夺走，从而为经济紧缩提供了解决之道。因此，比特币用户信奉的货币理论与德国（而不是希腊）对欧元区以及经济紧缩的观点相一致。倘若你询问比特币支持者，他们最支持哪一种货币理论，通常得到的答案会是货币最好是被当作一种具有内在价值、供给有限的商品，就像黄金一样。技术的作用在于控制供给，并且尽管比特币不具备物质性的存在，但许多支持者相信它会比黄金更加稳定，他们认为这一点终将得到证明。同时，他们也坦率地承认，比特币生产的最高限额可以轻易被提高，或许甚至就在一夜之间翻一番，并且对比特币的维护既依靠技术，也同样依靠政治。这些立场是复杂的，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以一种富有想象力、深思熟虑、充满张力的方式融合在一起。从理论上讲，我们要保持开放的心态，以把握这些细微差别，不能简单地把它们视为矛盾对立而弃之不顾，这一点很重要。

即使我们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货币理论在货币改革者面前争夺一席之地，但是仍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将他们凝聚在一起，那就是我们需要对货币进行重构，尤其是——我将在下面的导论部分进行说明——必须将对货币生产的垄断从银行—国家纽带中夺走，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货币生产垄断之所在。最重要的是，他们相信“从根本上”对货币进行改革是有可能实现的。也就是说，许多改革者更愿意谈论“补充”（complementary）货币，而不是“另类”（alternative）货币。他们——和我一样——构想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同形式的货币并行流通，每一种货币都有着自己的专门用途。在追求这一多元主义目标时，我们需要做好准备，将理论分歧暂时放到一边，为的是投入共同的目标中，去激发关于如何组织货币更广泛的公共讨论。这些讨论并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同时也蕴含着规范性或乌托邦式的问题：关于货币作为一种社会技术与不平等、金融排斥、社会正义、社会融合等问题之间的关系。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克服一种对金钱的鄙夷态度，这种心态在许多现代社会思想家身上有所体现。尼采曾说，我们杀死了上帝之后，用金钱取而代之。他指的是所有曾经或可能被归入上帝之名的事物。那么，剩下的只有“可鄙的”货币经济。这将是银行家的栖身之所，他们不能够或者不愿意区分经济责任与道德负罪感之间的差别。但正如我希望本书所展示的，我们能够将货币从敌托邦的命运中解救出来，这一理念蕴含着强大的生命力；我们可以将货币重新组织、重新想象、重新改造。因为从最好的、最具吸引力的一面来看，货币说到底是共同人性的体现。

[1] 《科尔宾的“惠及人民的量化宽松政策”实际上可能是个不错的想法》，《金融时报》，2015年8月6日；《杰里米·科尔宾提出的惠及人民的量化宽松政策正是当前世界所需要的》，《每日电讯报》（ The Telegraph ），2015年9月17日；《中央银行让富人更富》，《金融时报》，2015年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