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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对货币进行了大量研究（Harvey，2006，2010a），在他有关城市地理（Harvey，1996，2000，2012）、后现代性和全球化（Harvey，1991），以及近期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研究（Harvey，2010b）中，也对货币问题有所涉及。在对马克思的核心理论框架进行阐释与完善的同时，他也补充了自己的一些关键观点，最重要的莫过于“空间修复”（spatial fix）的概念。他以卢森堡的研究为基础，对马克思的原始积累理论进行了发展，并在凯恩斯与明斯基的研究基础上，对货币和信用予以分析。我们这里最为感兴趣的是哈维尝试创造一个完备的马克思主义货币与信用理论，这一理论适用于对当今状况的分析，将各种新的情况纳入考虑——金融和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世界货币体系中黄金近乎退场，金融服务大获发展并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机制中的重要力量。基于我们目前的讨论，哈维的理论取向尤其引人入胜，因为他从马克思那里提炼出原始积累的主题，并将之应用于金融资本主义的重要面向，例如寻租行为和债务。
哈维的分析基于一个关键假设：要保证大多数资本家获得合理利润，资本主义需要将复合增长率维持在平均约3%的水平（Harvey，2010b：27）。一旦低于这一数字，就会出现问题，如果增长率为零或为负，那么便发生经济萧条。资本的问题在于要找到永远维持这一增长水平的办法，而这件事愈发困难。这对资本主义的地理环境以及货币体系和信用体系的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受到卢森堡的启发，哈维区分了两种形式的资本积累：一是通过劳动剥削，二是通过原始积累（Harvey，2006：xvii）。哈维基于晚期发达金融资本主义的特殊条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改造，他所论述的第二种资本积累形式在其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哈维将货币和信用整合纳入到一般商品生产理论进行分析，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利润率下降的分析没有考虑和流通有关的问题，尤其是没考虑他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所提出的货币和贮藏的问题（Harvey，2006：157，171，188）。大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都着眼于单一因素，例如利润率下降、利润夹挤、消费不足（Harvey，2006：xxxiii，77）。而哈维则考虑到“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理情境下，危机形成的方式可能是多种多样的”（Harvey，2010b：117）。危机的形成可能源自货币和金融问题、劳动危机、经济部门间比例失调、自然极限、技术不平衡。他对货币的论述以 固定性 和 流动性 之间的张力为特色。这一张力是马克思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核心，固定资本周期性地限制了可变资本——哈维称之为 纯粹货币形式的资本 ——的流通。这一观点指向了资本之中更大的张力（例如集中和分散之间的张力），它们限制着资本主义的组织能力，刺激着对信贷的需求（Harvey，2006：194，442）。举例来说，资本主义基础设施（像是公路、隧道）的建设需要长期性投资，只能依靠信贷来实现，同样地，房屋、大型家电（像炉灶、冰箱）这样的大宗消费，以及公共物品（如公园、步道）的供给，亦是如此。这一信贷整合进入生息资本的流通之中，放贷者期待着回报。于是形成了资本的次级循环（secondary circuit），其节奏遵从着固定资本的节奏。过剩资本通常投入次级循环，作为过度积累问题（我们稍后会讨论到）的解决方案，尽管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方案。资本主义危机通常反映了两种循环的差异（Harvey，2006：236—238）。
与卢森堡不同，哈维认为剥夺式积累不仅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内在特征，而且也是 永久性 特征。剥夺式积累并不仅仅发生在资本与非资本主义市场相遇时。例如，过去20年里，在北方发达世界的主要“新自由”经济体中，通过系统性的权利“盗窃”（主要由金融机构），包括土地、教育、养老金、资产剥离等权利，以及通过将许多其他公共资产（包括多种自然资源）纳入私有制，原始积累的逻辑已被内化（Harvey，2010b：310）。这一行为定义了金融资本主义，在其中原始积累的逻辑与后来的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理论联系了起来（Harvey，2006：xvii）。在哈维看来，在这一过程（剥夺式积累）中国家所扮演的角色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了最大的分析性挑战。在马克思对资本集中的处理中可以窥得这一分析的基本要素，资本集中是指股份公司、垄断企业及企业联盟逐渐发展，削弱了资本的无政府性质。恩格斯则提出更进一步的见解，认为国家最终会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官方代表。这一观点随后被希法亭和列宁阐述为金融资本，即银行资本和生产性资本的联合（Harvey，2006：137）。
原始积累（或剥夺型积累）是凯恩斯式需求管理的替代方案（Harvey，2010b：108）。对这一替代方案的需要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过剩资本或者说过度积累的存在。在哈维看来，过度积累有几种表现——或者说“数张面孔”：商品供过于求、库存过剩、产能闲置、失业、回报率下降、货币过剩或信用过剩（Harvey，2006：195）。这些问题可以通过 时间 来解决，将资本在短期和长期用途之间调拨（Harvey，2006：xxiv），也可以通过 空间 来解决，在新市场中消化过剩资本（Harvey，2000：33）。如果这些解决方案无一奏效，就很可能会发生一场贬值危机，就像20世纪70年代时的情形，不仅引发了长期经济滞胀，并且更进一步，随着对外贸易的政治、金融、军事壁垒的消除——且常是藉由暴力手段，为新自由主义铺好了道路（Harvey，2006：xxv）。在20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早期进一步积累起来的过剩资本被金融投机所吸纳，带来了一系列贬值危机：墨西哥（1994年）、印度尼西亚（1997年）、俄罗斯（1998年）、韩国（1997年）、阿根廷（1999年），每一场危机都是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前兆（Harvey，2006：xxvi—xxvii）。最终，全球的不平衡因素汇聚为低息信贷的供给，为次贷危机埋下伏笔。
哈维对信用制度的论述基本与马克思一脉相承。金融制度以三种方式影响着危机的形成：金融制度加速了技术变革与技术竞争，从而加剧了不均衡的倾向；赋予货币资本家独立的权力，刺激了资产阶级内部派系的斗争；鼓励虚拟资本和投机行为（Harvey，2006：286—288）。信用货币不断扩张，不仅显露出资本主义积累的问题，而且还使这些问题不断扩大、加深（Harvey，2006：264）。当信用工具本身被用作积累的方式时，信贷的发放超前于通过劳动的价值生产，虚拟资本便产生了。这种资本的形式大都是虚幻的，如股份证书、政府债券，只是一种未来收益所有权凭证，其流通价格和 实际 积累关系甚微。当它们的价值因贬值和通货膨胀而受损时，必须采取行动保护货币的价值。哈维称之为重返“永远真实的货币基础”（eternal verities of the monetary base）（Harvey，2006：254；张寅译，2017：403）。
正如哈维所指出的，当代资本主义中的货币基础不再是黄金，而是一整套设计用来维持国际货币标准理念的结构。哈维给核心货币重新下了一个定义，核心货币是由国际国内公共机构和私有机构组成的一套等级制度所支撑的国家法定货币：“银行之于个别资本家是这样，中央银行之于私人银行是这样，事实上的‘世界的银行家’之于各国的中央银行也是这样。”（Harvey，2006：249；张寅译，2017：396—397）在等级结构的顶端，世界货币价值的问题被提出，但从未获得满意的答案：马克思指出的货币内部的根本矛盾从未得到解决（Harvey，2006：251）。
等级顶端的机构能够行使的只是一种特殊的、消极形式的权力，即金融抑制的权力，向等级下方较低层的机构施加各种形式的管控（如紧缩政策）。然而，等级顶端的机构并不能直接恢复货币的基本价值。若要恢复货币的基本价值，资本必须找到某种方式来“重新建立它在社会必要劳动的世界里的立脚点”（Harvey，2006：293；张寅译，2017：460）。在马克思看来，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有二，要么资本重新与黄金挂钩，要么重续与商品生产的联结。在哈维的版本里还包括多种间接措施，涉及中央银行和货币创造。但是本质的问题依然如故：资本的价值必须得到恢复。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中央银行业务的基础是这样一个理念，货币质量与社会劳动的一种测量尺度，如经济整体的生产力相匹配。令人痛苦的贬值是常出现的结果，主要原因是 国家 货币的管理不能与 世界 货币分隔开来。或者，中央银行可以“印制”货币来对抗贬值，从而将贬值问题转变成通货膨胀。马克思没有考虑过这种结果，尽管这一结果的出现和他对信贷危机如何反过来影响货币基础的论述在理论上是一致的。从理论上讲，这即是 货币形式 的资本和 商品形式 的资本之间的矛盾（Harvey，2006：296）。这一矛盾显示了两种货币理念之间潜藏的对立：货币作为社会劳动之价值尺度与货币作为金融工程工具和信用工具。货币作为资本之需求与供给也是由一系列条件所塑造的，这些条件基本决定了利率是不稳定的。利率的决定因素是资本家与实业家之间的斗争，可与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斗争相类比。鉴于这种复杂性，除非是偶然情况下，否则平衡很难实现。
在极端的情况下，货币和金融危机可能会引发残酷的阶级重组，通过哈维称为资本贬值的“社会化”的过程。突出的例子包括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当然还有距离现在更近的北方发达国家政府推行的“紧缩”计划。马克思曾经说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Marx，2009；中译本：9）在哈维看来，资本通过信用制度的集中化，与这一理念一脉相承，因为信用危机（资本贬值）必然导致货币的毁灭（通货膨胀）（Harvey，2006：328）。据此看来，政府（通过央行）压低利率（或是最近实行的量化宽松），试图刺激有效需求，这一政策相当于用 国家支持的 资本（或资金）取代了 私人创造的 虚拟资本（如抵押债务）。这些额外的资金可以重新投入生产之中（带来工资增长），输入至投机金融领域（产生更多的虚拟资本），或是注入消费之中（造成进一步工资上涨压力）。无论进入哪个渠道，危机会得到缓解，但无法避免；实际上，危机的症状可能更加恶化。换言之，贬值的压力从私有资本转移到货币之上，因为私人问题（货币的 特殊性 ）变成了公共议题（货币的 普遍性 ）（Harvey，2006：310）。
正是在货币机构等级的最高层，必须始终捍卫货币价值的基本问题。此外，正是在这一层面，以货币为中介，资本主义危机具有了国际层面的意义。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实行浮动汇率的国家竞相决定由谁来承受贬值的后果。另一种情况是，在2007—2008年银行危机之后，由于各国都在谋求通过本国货币贬值，以促进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随之引发周期性的“货币战争”。哈维认为，马克思的时代以来，国家对经济的卷入程度增加，但这一变化并未驳斥基本价值规律。相反，这证明了价值规律正在向完善的方向发展。只要国家通过需求管理参与资本流通，就会定期被实力更强的国家、被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追究责任。因此，国家，特别是因其在货币管理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多地受到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规训”（如竞争和破产），就像企业一样（Harvey，2006：153）。每个国家本身都是借贷者，也正是在这里马克思的理论取向中浮现出更深的理论困惑。现代国家受制于货币和金融的双重需要。可以说，这两种需要对应着马克思所指出的货币蕴含的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之间的原始矛盾。每当国家受到规训，不仅是来自其他国家和跨国组织的管控，还有来自私人债权人的规训，两者便发生相互冲突，有时这一冲突相当激烈。当国家政策与审慎财政的主流观点相偏离时，作为借方（进而作为金融管理部门）的国家就会面临困难。
哈维对马克思的解读展示了从货币蕴含的矛盾所萌生的社会性动态机制。货币是价值的普遍代表：财富的共同衡量尺度。同时，货币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的形式。用哈维的话来说，这便是流动性和固定性之间的张力。当这一张力显现出来，货币所表现的马克思所称的我们与社会的纽带就被破坏了。这是一项社会事务，又有着私人的和特定的后果（Harvey，2006：311）。国家创造性的经济管控能力存在一定限度，一旦达到了极限，国家权力（可能施加于资本和劳动力之上）的运用就可能愈发专制（Harvey，2006：328）。那么，这就是马克思理论之丰富性所在：它揭示了“货币的价值问题永远不会消亡”这一事实对于社会、政治、经济所产生的深刻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