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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将原始（德语原词：
ursprünglich
）积累定义为：“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Marx，1982：875；中译本：822）在分离过程中，生产者失去了对劳动成果的控制和所有权。哈维称之为“剥夺式积累”（accum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Harvey，2005b：第四章）。在历史上，这一过程有许多方式：例如，通过掠夺土地，驱逐居民。正如哈维所说，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原始积累一定包括“对抗与镇压，以及对既存文化与社会成果的侵占和吸纳”（Harvey，2005b：146）。马克思并不是讨论这个观点的第一人，亚当·斯密在论述劳动分工发展所必需的物资积累时已有阐述（Perelman，2000：25）。马克思对斯密（以蜂巢和蚁窝为例来论述）的观点予以反驳，将之视为一种迷思，类似于原罪论。
与斯密不同，马克思认为斯密所试图解释的劳动分工的起源在于对小生产者生产资料的暴力剥夺，使得生产者别无选择，只能屈从接受工资劳动的“自由”。马克思认为，对工资劳动的屈服是“资本的前史”（Marx，1982：875）。他描述了原始积累的例子，时间跨越数个世纪：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被剿灭、被奴役、被埋葬于矿井，对印度的征服与掠夺，把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Marx，1982：915；中译本：860—861）。这些，在马克思看来，是资本主义生产之开端的特征，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这些例子也支持了马克思的一个观点，即征服、奴役、劫掠、谋杀是资本主义的“助产婆”（Marx，1982：915—916；中译本：861）。这个话题很宏大，也极富争议。引发我们兴趣的主要是马克思对原始积累、货币和金融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论述。
马克思认为，正是原始积累赋予货币以资本的“魔力”，让货币获得了自我扩张的能力。原始积累借助殖民制度，成为“信用制度的温床”（Marx，1982：919；中译本：864）。“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Marx，1982：919；中译本：864）在马克思这句令人难忘的评价背后是上面提到的观点。马克思的论述比较粗略，不甚完整，但从货币的视角来审视有一点很有趣，他认为国家是资本主义残暴的史前阶段的重要角色。始于中世纪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国债制度在原始积累过程中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把无生产力的货币转化为资本，它像“挥动魔杖一样”，利用“容易转让的”公债券，确保债权人无须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高利贷时的劳苦和风险（Marx，1982：919；中译本：865）。公共信用制度——马克思称之为国家的“让渡”（alienation by sale， Ver ä usserung ）——以及税收制度，作为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加速了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变迁（Marx，1982：915—916；中译本：861）。依靠掠夺、奴役和杀戮从殖民地掠夺的财宝流入欧洲，转化为资本（Marx，1982：918；中译本：864）。金融资本于此起源。大银行用国家的名义装饰起来，而实际上是私人投机家的联盟，是现代的银行统治（bankocracy）（Marx，1982：919；中译本：865）。而且，他们还是经济暴力的实施者和受益人。
马克思用原始积累的概念专门来描述资本主义前史。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他猛烈抨击那些随后用节俭和勤奋来描绘这一史前阶段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这些辩护的企图证明他们用心不良。”（Marx，2005a：460；中译本：457—458）在推动资本主义 诞生 的关键变革中，暴力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克思的论述让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暴力并不是资本主义后来 生命 的组成部分。后来的学者们就这一论点展开争论，认为原始积累是 成熟 资本主义（尤其是南北国家之间关系）的特征，不只是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变迁的特征（Amin，1974；Perelman，2000；Glassman，2006；Brass，2011）。但最早尝试对马克思理论中原始积累概念进行复兴的是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在《资本积累论》（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初版于1913年，此处引文来自2003年版）一书中，她运用原始积累概念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论述进行了详细阐述并进一步拓展。原始积累理论的复兴对于在当今背景下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货币和信用的阐释十分重要。
卢森堡区分了马克思理论中积累的两种形式：原始积累和通过商品市场的积累。准确地说，这一区分是资本主义外部和内部市场的区别。马克思忽视了（依赖原始积累的）外部市场。
外部市场很重要，因为在利润率下降和过度积累的情况下，它为资本提供了出口，同时，也为时间性矛盾——一个时期生产出的商品不能在下一个时期消费掉——提供了速效解决方案。卢森堡认为，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愈是成熟，这一矛盾就愈发激化。因此，资本主义
必须
向外扩张，夺取对其他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控制。这一过程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具体来说需要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直接参与者以外的消费者”（Luxemburg，2003：350）。其他理论家把这些外部力量用各种形式伪装起来，比如封建地主（Malthus）、军国主义（Vorontsov）、自由职业者（Struve）、对外贸易（Sismondi，Nicolayon）等所进行的非生产性消费（Luxemburg，2003：350—351）。卢森堡的理论指出，马克思所说的原始积累背后的逻辑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内在属性，而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前史。此外，正如我们随后将在对哈维的讨论中所看到的，卢森堡指出的资本主义的
时间性
矛盾深刻地影响着资本主义的
空间
转变：地缘政治空间的扩张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内在属性，而非外在属性（Harman，2009：100）。这一属性便是资本的扩大再生产（Luxemburg，2003：358）。
这些观点对本章的讨论来说有重要意义，原因有下面几点。首先，马克思最初的论断，即公共债务在赋予资本以自我扩张的魔力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是对我们前面所探讨的信用货币和虚拟资本的重要补充。国家与金融资本之间的联系随后在希法亭和列宁的论著中进一步发展。第二，原始积累对于黄金有重要意义，马克思的这一论述表明，马克思的理论中货币背后的坚硬的货币具有属于自己的社会政治历史：即使是“真正”的货币也
并非单纯的物
。并且，在这段历史中国家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今天依然如此。
第三，马克思对“现代银行统治”的分析开辟出一个分析空间，可以从与一种特定类型的积累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来理解金融，这种积累更接近重商主义和寻租行为，而不是更加传统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金融衍生品并不存在，也没有对冲基金、主权基金。但是，他对原始积累的分析为理解这些不同形式的金融资本主义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McNally，2009；Ekman，2012）。虽然马克思的观点在实证意义上很快显得过时了，但是在理论意义上，他对货币和金融的分析，特别是对两者之区别的分析，无论在过去还是在今天都很有力量。这一点在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著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接下来我就来考察他的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