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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货币是私营银行借出的债务。信用货币和普通货币以 相似 的方式流通，因而使货币流通的诸多阻碍得到规避，比如因储蓄需求而造成的阻碍。在马克思看来尤为关键的一点是，信用货币本身成了财富积累的工具，成了依靠各种形式的借贷而赚钱的一种方式，赚钱不再依靠生产。马克思的信用理论的基础是这样一个观念：随着私营企业日益发展壮大，它们缺少维持自身运转的必需资金，因此需要信贷。金融资本家（或银行）恰能满足这一需求，它们专门周旋于持有闲置资金的生产资本家和有资金需求的人之间。对于这些金融资本家来说，货币具备一种特殊的性质，这一性质与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息息相关。金融资本家并不是把钱像财宝一样贮藏起来，而是让钱成为生息资本，运转起来。到这里，我们迈入马克思分析中的第四个要点：信用货币创造了一种资本自我扩张的假象，形成了他所说的“虚拟”资本。
生息资本是最卓越的资本形式，因为它似乎能够自我增殖，像是具有某种神奇属性。这个观点听起来似乎有点夸大其词，但马克思努力想要论证的观点是生息资本似乎在自动扩张：“它所以获得创造价值的奇能，是因为它是价值。它会产仔，或者说，它至少会生金蛋。”（Marx，1982：255；中译本：180）马克思指出，随着利润和实际生产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这种迹象也愈发强化。这正是银行在做的，因为利润不是来自生产，而是来自货币本身，也就是来自放贷行为。银行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最人为和最发达的产物”（Marx，1894：742；中译本：686）。从真实商品的生产到获取利润之间的步骤越多，利润就越像是自己产生的，而无需借助劳动或生产。钱生钱，在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Marx，1894：969；中译本：940）。这种观念是货币的神秘化，也是贪婪的源泉。 [5]
马克思的信用理论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进一步扩展，将信用膨胀的机制描述为一种泡沫。他具体展示了为了维持资本积累，即“M—C—M”循环，资本必须同时以多种形态存在，货币的形式、商品的形式、生产工具的形式，（再重新回到）货币的形式。这里便轮到信用货币和金融系统登场了。现在，信用危机的全部关键人物已齐聚舞台，我们可以继续进入马克思分析的关键第五步：由于虚拟资本的存在，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经历泡沫与崩溃的一再循环。马克思认为，只要融资方信心增强，那么投机性放贷一定会增长。投机性放贷指的是
与生产无直接关系的
放贷行为。在虚拟形态之下，所有的资本“好像都会增加一倍”，因为同一资本或债权可以多种形态呈现，并且几经流转。
[6]
一系列债权与反债权建立起复杂的链条，企业维持着具有稳定收益流、经营状况良好的表象，即使在我们知道收益是一种假象的情况下。
当发生贷款违约，偿还责任链便断裂了。混乱的局面随之而来，由此引发严重危机，以及突然强行贬值，导致再生产过程被扰乱，因此带来经济停滞（Marx，1894：第15章）。这一模式加剧了资本主义本身就存在的不稳定性——周期性市场积压、商品贬值、生产中断。从这里，我们便走向马克思论述的第六步，也是最后一个阶段：一旦投机性泡沫过多，信用便会紧缩，造成真实货币或坚硬的货币需求的突然增长。
马克思曾说过，虽然货币体系本质上是天主教的，但信用体系是基督教的。
信用无法脱离货币，他如此解释，“正如基督教没有从天主教的基础上解放出来一样”（Marx，1894：727；中译本：670）。马克思也认为，国家对信用紧缩的突然发生束手无策。信用紧缩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货币形式中存在着一对根本矛盾：货币既是商品的一般价值代表，同时也是一种特殊商品。正是因为资本积累的过程，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对信用的需求，导致了危机的发生。无论政策多么严格完备，都无法阻止超额生产。只有在假想的体系中，信用不再是生产的组织所必需的，那么信用危机才能避免。不过这样的经济体系无异于回到了以物易物。资本主义的运转需要货币，也需要信用系统。要废除任何一个体系，必须废除资本主义体系本身。
总而言之，按照这里我的展示形式，马克思的货币与信用理论中有六个重要步骤。首先，经济体系中货币的出现在买与卖之间创造出了一个鸿沟（这是对萨伊定律的批判）。第二，买卖鸿沟的存在意味着货币贮藏是可能的（并且人们也会这么做），货币不仅仅是作为交易媒介使用。第三，货币贮藏创造出对信用货币以及法定货币的需求，作为代替真实货币（坚硬的货币）的流通手段。第四，信用货币创造出一种资本自我扩张的假象，从而导致虚拟资本的形成。第五，虚拟资本的存在使得周期性的投机泡沫与崩溃成为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特质。第六，投机性泡沫的形成必定导致信用紧缩，创造出对真实货币（或坚硬的货币）的突然需求。
我们仔细阅读这些步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想象马克思说：“我早就说过了。”在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我们看到了信用的突然贬值引发了风险规避行动，投资者匆匆脱手金融工具，转向金钱的安全港，再不济也要换成评级较高的主权债券，如美国国库券。马克思将货币体系和信用体系描绘为金字塔结构，顶部是风险最高、投机性最强的金融工具（虚拟资本），中间层是信用货币，底部是“真实”货币（或坚硬的货币），这启发了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提出庞氏融资理论（参见第三章）。这里最关键的一点是，每一次信用膨胀的发生，随着金融资本家信心日益增长，愈发纯粹出于投机目的而不是作为投入生产的资本无所顾忌地放贷，这个金字塔就愈发头重脚轻。当信用泡沫（不可避免地）破裂时，虚拟资本持有者便大量抛出，把他们的资产向金字塔底部转移。新教教徒重归天主教。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由信用主义突然转变到货币主义，使得实际恐慌又加上了 理论 恐惧”（Marx，2009：198；中译本：136）。这种恐慌是理论层面的，因为它揭示了货币中此前隐而不见的相互矛盾的面向。货币不再只是作为临时的流通手段而进入流通领域，而是突然变成了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静止的存在”（Marx，2009：197；中译本：136）。
但是一个问题仍然存在：马克思所认为的真实货币或者坚硬的货币（hard cash）究竟是什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答案显而易见：黄金。“金因为有价值才流通，而纸票却因为流通才有价值。”他这样认为（Marx，2009：160；中译本：111）。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的答案更为复杂。马克思认为，黄金作为货币的地位一定不是“自然而然的”。正如他曾说过的：“自然界并不出产货币，正如自然界并不出产汇率或银行家一样。”（Marx，2005a：239；中译本：190）代用货币（法定货币）和信用货币之间存在区别，在这里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代用货币代表着货币基础的“真实”价值，在马克思的时代即是黄金。信用货币则是由债务构成，这笔债务必须用其他形式来偿还。在货币危机发生时，这一鸿沟必须被弥合。然而，许多知名学者认为马克思的观点太过狭隘。熊彼特批评马克思是一个头脑简单的货币金属论者，凯恩斯也认为他是天真的李嘉图追随者，李嘉图支持纸币兑换黄金（de Brunhoff，1973：35）。
我们在下一章将看到，有一派观点认为（凯恩斯属于这一学派）
所有的
货币都是信用货币，即一种债务形式，或者是债务的代表。从这一理论视角来看，马克思对信用货币与真实货币（或坚硬的货币）之区分的坚持看起来过于教条。但我们现在不能自乱阵脚。许多思想家对马克思的货币与信用理论进行了拓展，将之应用于马克思时代之后的境况，在我们探究那些与马克思观点相左的货币理论之前，我们需要先考察一下这些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