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的矛盾

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巨著《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及早期作品《哲学的贫困》中， ^[1] 对货币进行了颇多论述。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从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张力的角度出发，对货币进行了概念化。资本主义赋予货币以普遍地位，类似于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赋予国家的角色（Hegel，1991）。货币是经济价值、社会价值、道德价值的抽象表征。另一方面，货币又是一个确定的物品，是私人财产的一种形式，任何人占有了货币，那么它的一般属性便转化成为特殊权力。货币的主人“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Marx，2005a：157；中译本：103）。货币这种双重属性也对应着它的两个主要功能。作为一般等价物，它是 价值尺度 。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它是 流通手段 。这两个功能之间存在着一对根本矛盾，当货币的“第三种功能”（作为 价值贮藏 ）登场时，这一对矛盾就会浮现出来。 ^[2] 这就是当人们以获取金钱为目的而赚钱，并且把钱囤积起来时，换言之，货币被当做特殊商品而非一般等价物。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述：

随着商品流通本身的最初发展，把第一形态变化的产物，商品的转化形态或它的金蛹保留在自己手中的必要性和欲望也发展起来了。出售商品不是为了购买商品，而是为了用货币形式来代替商品形式。这一形式变换从物质变换的单纯中介变成了目的本身。商品的转换形态受到阻碍，不能再作为商品的绝对可以让渡的形态或者作为只是转瞬即逝的货币形式而起作用。于是货币硬化为贮藏货币，商品出售者成为货币贮藏者（Marx，1982：227—228；中译本：153）。

货币若要恢复价值自我扩张的角色，只能重新进入流通之中。因此，货币包含着一组矛盾。它既是纯粹的抽象概念（或者说是纯粹的财富假象），同时也是真实的财富，而若要成为真实之物，它必须重新投入流通之中。 信用危机发生时（稍后我将描述其机制），这对矛盾便显露出来，因为补充甚至替代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工具——即信用货币——不再被接受。这些货币替代物的价值崩塌了：“我只有把货币当作纯粹为他的存在而付出去，才能实现货币的为我的存在，如果我把货币保留下来，它就会在我的手里蒸发为实际财富的纯粹的幻影。”（Marx，2005a：234；中译本：185）

马克思不赞同我们在第一章里讨论的有关货币起源的两种解释。货币起源于面向权威的纳贡，如帝王或上帝，马克思驳斥了这一论点。在《哲学的贫困》（初版于1874年）一书中，他对蒲鲁东货币“源自王权献贡”的观点提出批评。马克思的观点与此不同，他认为并不是王权通过给黄金盖上自己的印章，将之作为货币强制推行，而是商业贸易 迫使 统治者如此为之。“金银之所以在法律上具有交换能力，只是由于它们具有事实上的交换能力，而它们之所以具有事实上的交换能力，那是因为当前的生产组织需要普遍的交换手段。”（Marx，2005b：63；中译本：124）马克思也不认同货币单纯从物物交换发展而来这一观点。由货币进行调节的交换（商品—货币—商品，C—M—C）与物物交换（商品—商品，C—C）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交换；正是这种差异解释了货币的价值贮藏功能，以及囤积货币带来的不稳定效应。换言之，货币不 仅仅 是交换媒介，这也不是它 最主要 的功能。由于物物交换和货币之间的根本性差异，因此获取金钱（与获取其他商品不同）本身可以成为目的。货币的矛盾便源于此。

为了获取金钱而获取金钱这一观念引发了马克思理论的第一次关键推进：经济中货币的存在创造出了买与卖之间的鸿沟。在这里，马克思对经济学中的“萨伊定律”提出质疑。 其观点是，一种产品由另一种产品支付：货币只是起到中介作用，否则经济体中将会有过多物物交换行为。马克思对此观点表示不屑，称之为“幼稚的教条”，认为这一观点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商品不断地进入市场，目的是 获取金钱 ，而非获取其他产品。“商业的目的不是直接消费，而是谋取货币，谋取交换价值。”（Marx，2005a：149；中译本：94；Lapavistas，2003：64—67）在马克思看来，货币不仅让直接交易变得更为便捷，更重要的是，货币把交易分成了两个独立的部分，卖与买（Marx，1982：209）。这两者的差异很重要。将买从卖中分离出来，使得货币能够在此期间停止流动（Marx，1982：227）。这里便是马克思的第二个关键推进。买与卖之间的鸿沟意味着货币不只是作为交易的媒介，而且能够囤积与贮藏。当货币成为“在流通之外独立的存在；货币就跨出循环之外”（Marx，2005a：216；中译本：151），货币贮藏就成为可能。

在马克思笔下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货币贮藏有着一个重要但也潜藏着破坏力量的功能。货币贮藏随着物价和货币的周转速度而涨落，理应扮演为流通领域供给（或从流通领域撤回）货币的渠道。在理想情况下，货币在贮藏中的进出应该使得流通中的货币量总能满足经济所需（Marx，2009：183；de Brunhoff，1973：21）。资本家是“理智的货币贮藏者”（Marx，1982：254）。原则上来说，货币贮藏的存在应保障货币“永远不会溢出它的流通的渠道”（Marx，1982：232；中译本：158）。 ^[3] 然而，在实践中，货币贮藏在货币流通的过程中制造了障碍。这一现象带我们进入马克思重要论述的第三步：在代用货币（token money）之外，货币贮藏创造了对信用货币的需求，作为另一种 流通 手段。 这也恰好防止经济系统运转不畅，以此为基础，我们才能理解在马克思对危机中的资本主义的论述中货币究竟身居何位。马克思认为，货币贮藏与货币流通始终存在张力，表现着货币之中存在的一对矛盾，没有中间状态。当一个接一个的信用支付锁链被打乱时，这对矛盾便显露出来，“货币就会突然直接地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转变成坚硬的货币”（Marx，1982：236；中译本：162）。这里，货币从一般等价物变成了一种特殊价值。它从不具物质形态的抽象物——信用货币，变成了“实在”之物。

在我们继续讨论这一情况之前，有一点很重要，需引起注意，对马克思来说，信用货币起源于代用货币，但不等同于代用货币，即我们日常使用的纸币。这一差异可能造成混淆，特别是当我们站在今天的语境下来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时。代用货币是 国家法定货币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法定货币有其物质基础，即国家黄金储备。 纸币，不仅仅是信用货币，代替了从流通领域中取出的“真实”货币。现在，当然，纸币身后什么也没有，并不存在像黄金这样的价值的物质来源。与此不同，对马克思而言，钞票像是“真实”货币（黄金）的影子，使商品从卖方转移到买方。钞票是不具备内在价值的名义购买手段。“金不是像彼得·施莱米尔那样出卖自己的影子，而是用自己的影子购买。”马克思这样写道（Marx，2009：151；中译本：105—106）。 ^[4] 这一观点在金本位制崩溃40年后的今天看起来似乎已经过时。但是，在马克思看来，代用货币和信用货币并不是同一回事，理解这点很重要。并且，我们真正感兴趣的不是他对纸币的论述，而是他对信用货币的论述。 trvnO124Gw1QzORf2etYt1iQgThxicIkiGMtnQVJmbMmrfCupmzJYCbtOjYIHxV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