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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与暴力的关联，尤其是用金钱来代替暴力，我们常常在有关“货币战争”的讨论里找到这一主题（Rickards，2011），在关于金融在“反恐战争”中的作用的研究中亦有所涉及（de Goede，2012）。但货币和暴力之关联的历史更为悠久，比如伪造货币一直以来在传统军事冲突中被策略性地应用（Cooley，2008）。然而，主流货币理论一般将暴力看作是外在于货币的特征，换言之，暴力有别于货币的“自然”运作模式。因此，暴力通常在货币学术研究中不过是边缘角色，比如历史上黄金依赖于奴隶制，暴力是其副产品（Bernstein，2004：115）。暴力是货币的内在特征，首次对此进行系统性论述的是两位法国经济学家，米歇尔·阿格里塔（Michel Aglietta）和安德烈·奥尔良（André Orléan），在他们的著作《货币的暴力》（1984）以及随后的有关货币与主权之间关系的研究中（Aglietta & Orléan，1984，1985，1998）。在这里我之所以把他们的研究拿出来讨论，是因为暴力是货币的内在属性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暴力与货币的最基本形式紧密相关。
阿格里塔和奥尔良认为货币的发展与暴力相伴，实际上，即使在今天，暴力在货币的运作中仍发挥重要作用。他们的研究尤其借鉴了勒内·基拉尔（René Girard）《暴力与神圣》（1972）一书中有关模仿与暴力的理论，基拉尔在这本书中探讨了群体实现精妙的稳定状态的古老机制，比如，通过针对一位被献祭者施加暴力。基拉尔的理论以“虚假的”（inauthentic）人类概念作为前提，“虚假的”人类没有任何自然欲望，只具备单纯模仿他人的冲动。模仿超过一定程度，发展成为敌对性，暴力随之而来：“并不是因为两方对某一客体的欲望的一种偶然相汇而产生了暴力；而是主体之所以对某一客体产生欲望，是因为敌对方对之有所欲，因而暴力产生了。”（Girard，1972：145）因为模仿，暴力具有传染性，因此容易“像燃烧的烈火一样”蔓延至整个社会（Girard，1972：31）。要阻止暴力的传播，必须依靠一个中央机构。这便是 宗教 的主要功能，宗教“教导人们他们应做什么，不应做什么，避免破坏性的暴力重演”（Girard，1972：259）。主要是通过宗教，上述机制渐渐呈现为一种更加温和的形式，暴力即使从未完全消除，也得到了疏导。宗教，而非社会契约，是社会的基础。
在阿格里塔和奥尔良看来，货币正是起源于以暴力为基础的祭祀仪式中。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 homo economicus ）并不能解释货币的存在，具有解释力的是基拉尔式的个体（模仿的人， homo mimeticus ），这样的个体通过模仿来应对变幻无常的不确定性（Dumouchel & Dupuy，1978）。市场之外的力量赋予了货币以权威，但这种权威却能强制推行市场规则，货币作为权威之象征，化干戈为玉帛，将模仿的欲望疏导，将激烈的斗争消解。因此，货币具有两个面向：它表达着所有社会关系中所固有的暴力；另一方面，它将权力合法化，构成其被普遍接受的基础。这便是货币的调控功能。因此，货币拥有“两个灵魂——作为社会暴力的疏解通道，作为主权的载体”（Guttmann，2003：210）。货币有一种平息安抚的作用，因为它在日常生产与消费之外占有一席之地。不过，虽然货币是疏解社会暴力的渠道，但暴力总是常伴货币左右，比如说，金融投机中总是有暴力。因为货币只能疏导暴力，但永远不能消除暴力，因此危机总是周期性地浮现。货币系统无法吸纳财富的生产与分配中的变化，这便引发了危机。表面上看起来的货币管理中的技术性问题（例如通货膨胀），实则是货币的存在本身就具有的敌对性和潜藏的暴力性的一种爆发。
阿格里塔和奥尔良区分了货币体系的两种模式。一种是分散式体系（ systeme fractionné ），由多元的、相互竞争的货币形式和金融中介机构组成。这是一种偏向债务人的分割式体制，容易造成泡沫。另一种是同质性体系（ systeme homogene ），由单一货币形式和唯一央行构成，偏向债权人，容易引发挤兑与恐慌。不同模式之间的对比反映了阿格里塔和奥尔良的观点：货币蕴含着相互冲突的动力，它既是一种私人化的欲望对象，同时也发挥着社会纽带和均质器的作用。在所有可行的货币体系中，这种分化与集中的张力，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趋势，都必须得到调和。货币不只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像门格尔所论述的那样。也不像劳姆等学者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种特定的支付方式。确切地说，货币是一种 社会纽带 ，一种 联结制度 ， 相互依赖 、 彼此冲突 的社会关系（如买家与卖家、工人与管理者、债务人与债权人）通过这一制度得以疏通解决。因此，暴力与货币关系紧密相关，是权力部门通过规则制度牵制着暴力。这一机制要想有效运转，关键在于信心：不仅仅是对货币的基本价值的信心，还有对整个货币经济的信心。这种信心既依靠中央银行，同时也依靠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模仿在这一关系中至关重要，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凯恩斯对动物性的论述，对彼此的信任也很可能变为敌对与暴力。因此，信心与暴力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这一关系也赋予货币以永恒的矛盾属性。货币既发挥分裂（分化）的作用，也推动着同质化（集中化）。
货币战争再一次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旋律，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阿格里塔和奥尔良的著述读起来颇有趣味。在1986年出版的《主要货币的终结》一书中，阿格里塔设想了这样一种未来，世界将不存在一个主导货币（Aglietta，1986）。该书的写作紧随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阿格里塔特别地认为黄金即是货币领域的宗教。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尼克松决定将美元与黄金脱钩，可以视为一种
去神圣化
的举措。全球货币体系没有了黄金这样的神圣之物将无法良好运转，因为它构筑于主权之上，也因此构筑于暴力的威胁之上。一旦黄金丧失了其关键地位，一旦货币遭遇去神圣化，我们会从央行与私人利益（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距离来评判央行之独立性。稳定的货币依赖于中央银行，央行的作用在于掩藏货币符号的任意性（Grahl，2000）。在卡洛·托尼亚托（Carlo Tognato）看来，即便黄金的地位陨落了，货币仍然保留了准神圣性。托尼亚托借鉴涂尔干和布尔迪厄的理论，
赋予货币以“维护国家疆域以及其中公民的生产与再生产”方面的关键角色（Tognato，2012：136）。为此，中央银行（以及央行行长）在货币的“
再
神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把货币政策渲染成一出“集体认同的道德剧”（Tognato，2012：136）。
阿格里塔在近期对欧元区内部危机的分析中进一步拓展了货币发挥平息安抚功能的理论。他认为单一货币和金本位制类似：属于一种外部货币，超越国家政府的掌控。因此，欧元是不完善的，因为缺少能够发挥担保人——或者说安抚平息——作用的主权（Aglietta，2012：23）。自欧元区危机爆发伊始，随着公民与国家、公民与公民之间发生暴力动荡，在国家联盟中被视为“边缘”的国家之中，分化已经压倒了集中化。单一货币仍继续将成员国维系在一起，不过主要是因为各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比如过度负债、银行倒闭、经济停滞，这些问题是加剧地缘政治分裂背后的驱动力，使其最终走向巴尔干化似乎成为必然。2008年出版的一本赞颂欧元“成功故事”的书中，作者奥特马尔·伊辛（Otmar Issing）
指出一体化对欧洲带来的益处超越了经济领域：“共同体也确保了和平，这点毋庸置疑。”（Issing，2008：233）倘若阿格里塔和奥尔良的理论尚有些许价值，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围绕着单一货币开展这项计划是极具破坏性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