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

在文学研究领域之外，货币与语言的关联基本上被忽视了，因此我想再花点时间来探讨这一问题。在社会理论中，有些重要思想家关注到了货币与语言的联系，如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他将货币（以及权力）视为一种沟通交流的符号媒介，发挥着语言的特定功能（Parsons，1991；Dodd，1994；Parsons & Smelser，2010）。不过总的来说，货币只是被简单地 比作 一种符号系统。例如，康德将货币称作“人类借助物品进行沟通交流的所有工具中最伟大、最实用的一种”，并把货币与书籍相媲美，是“进行思想交流的最伟大的工具”（Kant，1887：124—125）。马克思将货币描述为“商品语言”（Marx，1982：143—144），齐美尔把货币比作“通用语言”（Simmel，2004：210），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则称之为“能指之金”（Barthes，1977：46）。货币也被视为一种社会钱币学，通过货币符号来理解社会（Shell，1978：5—6）。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对此认同。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认为，倘若货币是一种通用语言，那么它更像是世界语：是人为创造的，力量孱弱、备受争议。 因此，货币可以成为新巴比伦计划的一部分：无神明的统一语言，货币是其通用符号（Hörisch，2000：206）。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也认为，货币只代表虚无缥缈、变幻无常，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货币是一团各种符号的纠缠，只有完美的语言、诗的语言可以穿透它、战胜它（Buchan，1997：206—207；Meltzer，2011）。或者我们可以想想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笔下的月亮人，他们的货币是诗歌：“实实在在的诗歌，写在纸上，其价值由诗歌本身的价值决定。”（Auster，1989：39）近来，金融部门的扩张带来了各式各样，且常常是荒诞不经的语言比喻。让·鲍德里亚写过“符号经济”在流通领域无休止地流动，他将之比喻为阿尔弗雷德·雅里（Alfred Jarry）笔下的滑稽国王愚比王那臃肿不堪却空无一物的大肚子（Jarry，1977）。布莱恩·罗特曼（Brain Rotman）创造了一个术语， 异币 （ xenomoney ），来形容这样一种货币形式，它仅能兑现与自身等同的货币（Rotman，1993：5）。 比尔·毛雷尔（Bill Maurer）把金融衍生品比作神学占卜，其基本道德结构被压制（Maurer，2002）。这些对货币的不同看法有一个共同的理念：货币不止是符号。货币是符号的符号。 极端的情况下 ，它是虚无的符号。 ^[4]

货币和语言一样具有内在的隐喻属性。 货币作为一种比较系统，将原本毫无交集的事物彼此联结。因此，我们若把货币比作语言，或者反过来把语言比作货币，都合乎情理。渐渐地，货币不再被比作语言本身，而是被比作一种符码，重要的是符号之间的关系，而非符号与外在现实的联结。货币理论中对语言之重要性的关注焦点也在发生着变化，从货币的内在价值或现实基础，转向货币传递的信息以及传递信息的速度。这种链条和语言单位十分相似。波兰尼曾说货币是“类似语言的符号系统”（Polanyi，1968：175），海伦·科德尔（Helen Codere）认为货币发挥着一种符号的功能，货币依靠“与其他符号或其他符号系统之间的协调配合”建立起其象征力（Codere，1968：559）。反过来，语言学家有时也借鉴货币理论，来探究语言“经济”以及语言符号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有时和货币体系的运转颇为相似；我们确实可以说这两个研究领域——货币研究与语言研究——相互借鉴、彼此交融。 于是，我们对虚与实、价值与真伪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把今天的数字货币看作是不同的语言形式——或者更确切说来，是名副其实的 文字 或 符码 （Hörisch，2000）。那么由数字货币引发的关键分析性问题就不再是关于价值与表征的问题，而是有关安全和加密的问题。这些问题恰好出现在货币变得愈发自我指涉的金融化时代，这绝非偶然。

当纸币和硬币不再与固定数量的金属挂钩（尽管硬币剪边的现象还很常见），而是代表着相互联系的价值链，货币与语言的类比就变得愈发重要。货币符号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辩论贯穿货币史，赋予了货币交换所包含的流动符号的相互作用以本体论基石与道德力量。我们可以在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1727—1781）的著作中找到将货币同语言相类比的最早的也是最清晰的一个例子。杜尔哥是词源学家、经济学家，是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的学生，属于重农学派，也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早期）支持者。他在1769—1770年间出版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 ^[5] 一书中，以及未完成的《价值与货币》（“Value and Money”）一文中，讨论了货币与语言之间的对应关系。他把货币比作人类的话语，认为货币将自然之物置于通用规则或标准之下（Turgot，1999：41）。对于语言而言，这一标准由自然之物（或者是我们对自然之物的观念）构成，对所有的国家来说都是相同的。对于货币而言，通用标准当然就是一种价值的基本形式。语言与货币皆为测量形式：话语是观点的测量，将各种想法组织起来，其价值从而得以评估判断，而货币是价值的测量（Shell，1978：4）。值得注意的是，参照索绪尔后来的观点，杜尔哥认为，就像话语必须通过其他话语才能被诠释，货币只能用其他货币来衡量。

杜尔哥认为我们可以把语言和货币看作是“交换的社会符号”（Shell，1978：120），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则更进一步，把货币本身当作一般化的表征体系来研究。在《爱弥儿》（1991，初版于1762年）一书中，他指出，“若无交换，则社会不会存在；若无通用计量标准，则交换不能存在；若无平等，则通用计量标准不存在”（Rousseau，1991：164）。他接着论述，正是事物间的平等性带来了货币的 发明 ，因为我们需要一种方式对不同物品之间的价值进行比较。在这个意义上，货币是“真实的社会纽带”（Rousseau，1991：164）。在卢梭看来，我们拿什么当货币并不重要，牲畜、贝壳、铁器、皮革，抑或金银，它们都可以是用于比较的工具，并无差异（Rousseau，1991：164）。用这种方式来解释货币的作用，就算是“最愚蠢”的人也能理解（Rousseau，1991：164）。

在卢梭看来，货币不止是 像 语言。本质上它就 是 一种语言。在《论语言的起源》一书中，他将货币经济的发展与字母表的出现相类比。表意文字和象形文字是对物品的直接表征，与此不同，拼音文字只代表声音，因此，拼音文字拉远了我们和物品的距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拼音文字和货币发挥相似的功能，不同词语之间得以用同样的单位度量，交换得以实现。语言随着我们需求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但若社会确定了语言的“终极形式”，政治讨论被“武力与金钱”的语言取而代之，我们便陷入贫困，货币所依赖的社会纽带便断裂了（Rousseau & Herder，1966：72）。 ^[6] 在与《爱弥儿》同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对货币引发政治对话的全面崩溃进行了相似的思考：“当公共服务不再是公民的首要事务，人们不愿意为人服务，而是为金钱而服务，那么国家的衰落亦为期不远。”（Rousseau，2004：62）

在杜尔哥和卢梭之后，迈出下一步的是索绪尔，他把货币交换当作符号系统，我们能够从中学习到许多语言本身的基本结构方面的知识。在《普通语言学教程》（de Saussure，1915）一书中，索绪尔提出，共时语言学（静态语言学或是语态学）可与经济学研究相类比（de Saussure，1915：79）。特别是他用语言和货币之间的类比丰富了有关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理的论述。 硬币的价值并不仅仅由其金属含量决定，还取决于上面印制的金额，取决于它在政治边界内外之应用，语言之能指亦如此，能指的含义源自它“区别于所有其他声音意象的差异性”（de Saussure，1915：118—119）。这一原则适用于语言的所有实质要素。甚至音素都并不是由其正向性质而确定，而是来自其“对立的、相对的、否定的性质”（de Saussure，1915：119）。 这一论点本质上涉及的是对价值的讨论。所有的价值，即使是在语言之外，必须首先包含某种不同的东西，才能彼此实现交换，其次需要包含某种相似的东西，由此相互之间得以比较。货币正是如此运作。要确定一个5法郎物品的价值，我们必须知道它能够交换特定数量的其他物品，比如能换多少面包，还必须知道能够和某一相似物品的相似价值进行比较，比如能换多少价值1法郎的东西。“同理，一个词语可以用来交换一样不同的东西：即一个想法；而且，一个词语也能和具有相同属性之物进行比较：即另一个词语。”索绪尔这样总结道（de Saussure，1915：115）。

货币是“一种基于差异的游戏”的观点随后被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所吸收，但他更为谨慎地处理语言和货币的类比。利奥塔认为语言是“完整的社会纽带”，而货币只是语言的一个 面向 ：“可以计算的那一面，支付或是信用，确切地说是基于空间和时间差异的游戏。”（Lyotard，1993：27）利奥塔在后工业社会中所察觉到的问题和两个世纪前卢梭的忧虑不谋而合。卢梭担忧的是，如果货币的交换代替了语言，代替了思想的交流，社会纽带将面临断裂。在利奥塔看来，后工业社会的决定性特征是资本主义（与货币）渗透 进 了语言。词句转化为有待编码、传播、编排的消息；而其测量单位（语言本身优化的标准）是信息。

继索绪尔之后，从全然相对的角度来理解意义在语言理论中得到了普遍接受：词语具有意义，不是因为它为物体赋予了名称，而是因为它在差异系统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同样地，在货币理论中，一般意义上的价值问题与更为具体的货币价值问题，渐渐不再关注货币的物质基础问题——货币的价值愈发从相对性而非本质性的角度来理解。索绪尔式的货币观在去物质化（dematerialization）时代获得了认可，尤其是在让—约瑟夫·古（Jean-Joseph Goux）的著作里有清晰的呈现。

让—约瑟夫·古对货币的研究融合了语言学的索绪尔理论流派，或按照人类学、精神分析、文学分析中的提法——结构主义取向， 以及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阐释，尤其关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货币形式起源的论述。 让—约瑟夫·古的核心论点是：藉由货币，我们得以理解一个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象征方式（mode of symbolizing）。他是从广义上来看的，象征经济（symbolic economy）既包含语言表征、经济表征，也包含审美表征和宗教表征。这一理解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生了一个细微的转向。让—约瑟夫·古认为每一类型的社会（远古社会、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有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象征方式，这一象征方式与社会主导的生产方式相伴而生。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而是说，它们通过“一方面是意识的形式，加之无意识的形式，另一方面，社会存在的其他条件”之间的关联彼此互构（Goux，1990：86—87）。社会的象征方式（语言也属于其中一种）并不只是反映着社会的生产方式。而是说，社会意识在 客观上 由各个层面的活动中复杂的象征化过程所构成，包括经济活动、法律活动、表意活动、力比多活动。占据主导地位的象征方式本身，即社会意识的主导形式，取决于这些象征化过程。因此，让—约瑟夫·古认为货币与语言之间的类比理论上正确与否，这并不是个问题，因为其实践是无意识地进行的（Goux，1990：110）。我们对语言的理解与对货币的理解存在着深刻的、潜藏的密切关系。

让—约瑟夫·古认为最早的货币形式与字母文字以及对“概念的力量与价值”的发现同时出现（Goux，1990：111）。货币和概念性思维之间具有逻辑—历史性的关联。让—约瑟夫·古认为每个社会都存在某种象征方式，他称之为 符号学 （ symbology ），尝试藉此来捕捉货币和概念性思维之间的对应关系（Goux，1990：113）。符号学是一种结构，所有的交换与价值化过程由此建构。 因此，货币与语言之间的联系并不仅仅是一个实用的理论性比较工具（像是在索绪尔研究中那样），而是“真实的社会历史性存在”（Goux，1990：96）。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去物质化的传统叙事。让—约瑟夫·古描述了货币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从黄金到纸币，再到信用货币时代），最终成为一种脱离了物质基础的“纯粹的”符号（Goux，1994）。然而，让—约瑟夫·古理论的创新之处与迷人之处在于他借鉴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提出的 实在 、 想象 、 象征 三界，描述了以下阶段：实在阶段是自然状态，由于我们使用语言，因此和自然状态相断裂了；想象阶段是镜像阶段，儿童对自己形成了错误的认知；象征阶段是语言秩序，社会的规则与命令由此给出。让—约瑟夫·古认为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是第三阶段，社会由符号的逻辑，或者说纯粹象征的逻辑支配（Goux，1994）。按照让—约瑟夫·古的观点，货币的去物质化因此反映了语言与世界之间关系更为深刻的变化，或者说反映了象征秩序的变化。货币的去物质化，以及货币媒介的“激进的唯名论”观念，与语言理论，对语言的哲学地位的深切关注，以及“表征方式中前所未有的断裂”，这些趋势在历史上同时出现，这并非偶然（Goux，1999：115）。今日的货币经济与哲学唯心主义同根同源——两者都属于同一种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象征方式。

让—约瑟夫·古在这里关心的不只是货币与语言本身之间的关系，他进一步提出，一种全新的、独特的货币符号学（monetary symbology）形式诞生了，只借助符号学（semoitics）不足以理解其重要意义（Goux，1990：128）。这便是数字货币。资本主义用符码取代了语言符号，“一种电路安排和脑力操作，以及这些电路的电子活动”（Goux，1990：129）。这一系统使用一种新的铭文形式，“一种操纵着机械化的、去语义化的符号的公文写作形式”。构成这些电路的要素并非能指，而不过是“语义属性的道具”（Goux，1990：129—130）。电子化时代的货币符号不再高深莫测，不再难以理解，而更像是机器一般，货币符号丧失了深度与内涵（Goux，1990：132）。但是，让—约瑟夫·古并不以消极的态度来看待这种丧失，并不将之视为意义的丧失或是价值的危机。以电子形式呈现的货币不再是一种 具备 价值的物品，甚至也不是 代表 价值的物品。在数字形态下，货币的运转不再像话语，而更像是文字。货币卷入到一个不确定的轨迹、位移和延迟的网络中，因此“清算所有账户永远不可能也无法想象”（Goux，1999：120）。这是写作学（grammatology，对写作的研究）的时代。意义的稳固基础被取代了，只有关于文字的文字，“一种不确定的指称游戏，永远无法获得超出文字本身的实际价值”（Goux，1999：120）。

数字货币被古克斯称为进化过程的终点，通过这一进化过程，整个社会有机体被置于“一般等价物之下”（Goux，1990：41）。不过我们会想，他的论述是否有点过头了呢？瓦尔特·本雅明对纸币有过一个令人难忘的描述，他把纸币称为“地狱门面”（ Fassadenarchitektur der H ö lle ）的装饰，似乎对其庄重严肃的讽刺力量深感着迷（Benjamin，1996e）。在本雅明看来，纸币具有索引性质， 与他在《拱廊计划》（1999）中试图建构的辩证意象类似。他对纸币的描述是阿甘本所说的基本的签名理论的一部分（Agamben，2009：72）。 让—约瑟夫·古认为我们已经离开了这一时代。不过货币并未全然丧失其物质属性，或者说没有丧失它作为索引意象的属性，没有丧失其签名。所有的货币形式，不止是通货，仍保有重要的特征（如它们自己的图案标识），这些特征将它们限制在特定的空间、地域与权力关系之中。即使是让—约瑟夫·古尤为关注的电子货币，也具有加诸其上的符号价值（Gilbert，2005：378；另参见Gilbert，1998）。并且，让—约瑟夫·古的论述基础，即对三种货币的区分（黄金、纸币、电子货币），亦同样有待商榷。数字黄金货币Pecunix便是一个合适的例子。尼尔·史蒂文森（Neal Stephenson）的小说《解码宝典》（Stephenson，1999）对此进行了探讨，数字黄金货币是一种混合体：虽然它 代表 黄金，但是它的安全性是由代码，即电子加密技术，予以 保障 的。让—约瑟夫·古所定义的去物质化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货币在时空中的根基，这种取代从来不是完全彻底的；实际上，去物质化给货币的范畴增添了符号意义的新形式。

这里或许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一个既关乎文字与话语的状态，也关乎货币的发展的观点。让—约瑟夫·古对文字的关注与德里达对西方思想的发展趋势的观点不谋而合，德里达认为在西方思想中，话语具有优先性，被视为更具即时性的沟通形式，似乎语言表达比文字书写更能接近世界的真理，也更加接近人类能够获得真理、表达真理的承诺与能力。这种对话语的强调与货币演变的物物交换理论相似，物物交换理论表明，首先产生货币的原始经济交换方式是一种即期交换（spot exchange），是两个个体之间的以物易物行动：即时发生，就像话语——以及现金一样。 从这个意义上讲，让—约瑟夫·古提出了一个更大的、关于货币形式的发展的观点，即货币流通不具有超越系统或机器的能动性。在本书第五章，我们还会回到这一问题。 IDkUZuQJ2xCSReD5MQUf9W4FIJ2NUhfYOcss2G5gS6ARdeGHbCiqo0lmkSrnO7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