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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保守主义的故事之前，需要澄清一些基本问题。比如，什么是保守主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这里不存在非此即彼的事实，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多种多样，甚至有人会泄气地认为这些问题太难了以至于没有答案。这里所用的术语是棘手的，但“什么是保守主义”这个问题与标签或含义无关，它事关保守主义的特征与类型，而这需要历史地加以理解。
如果你问保守主义究竟是什么，你会听到人们说它是政党政治的谱系，政府的顾问，社会哲学，富人的喉舌，各阶层的声音，人不高尚的一面，或者人类喜欢稳定与熟悉、排斥变化与陌生的普遍偏好。这些答案都是偏颇的，每一种回答都只捕捉到了保守主义的某个方面。本书对保守主义的理解是一种政治传统或政治实践。与任何一种实践一样，保守主义也包含三个要素：它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实践参与者（包括政治家、思想家、支持者、选民），有自己的思想观念作引导。对于“保守主义者是哪些人”或者“他们的观点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无法一言以蔽之。保守主义的实践是复杂的，但这不是我们在故事开始之前就打住的理由。
保守主义者的声音直到19世纪早期才被人们听到。保守主义者与其最早的对手自由主义者一样面临着之前无法想象的全新社会状况。尽管他们都有着古老而深厚的社会与智识根源，但社会变化的规模和速度令人措手不及。人口和经济在经历了长达数世纪的缓慢爬行之后，突然开始了爆发式增长，技术创新正在改变人们固有的生活方式。人口从乡村向城镇流动，使人们摆脱了旧有的权威和习俗的羁绊。能够阅读并谈论政治的人数不再仅仅以千为单位计算，而是以数十万并很快以数百万来计算。金钱被用来生产能够带来更多金钱的东西。简言之，资本主义现代性正在彻底颠覆经济方式、社会模式和人们的观念，它使贫富发生异位，使权力发生转移，打乱社会阶层并使之重组，推高期望值并重新构造伦理规范。面对这样一种激荡、不稳定的全新社会状况，政治需要反躬自省。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便应运而生了。
概言之，自由主义者欣然接纳了资本主义现代性，保守主义者则反对这种欣然接纳。最初的自由主义者欢迎资本主义和批判性思考，后两者是促成现代变革的双动力。自由主义者赞同自由市场、劳动力的流动，以及金钱所具有的自我生发的力量。他们拥抱宗教淡然
，接纳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承认分歧所具有的建设性力量。第一批保守主义者捍卫封闭的市场和稳定的生活方式，并对金融的偿付能力感到恐惧。他们强调社会团结（social unity），强调共同的信仰和普遍的忠诚。自由主义者认为自己推动了社会开放，释放了社会活力，使人摆脱了束缚。保守主义者则认为自由主义者分裂了社会，四处散播无序，使人们感到困惑。自由主义带来实验与努力，保守主义则承诺确定与安全。保守主义者并未主张是自由主义者引发了资本主义现代性，他们只是谴责后者过于轻易地接纳了这种现代性。对保守主义者来说，资本主义现代性很快变成了自由主义现代性。
保守主义者认为自由主义者一味地鼓励变化，自由主义者则认为保守主义者盲目地抗拒变化。19世纪30年代，两位德国巴登派自由论者开始出版他们关于当时政治的鸿篇巨制《国家词典》（
Staatslexikon
）
，该《词典》将自由主义者描述为“行动派”，将保守主义者描述为“抗拒或停滞派”，这意味着保守主义者是蓄意阻挠者。保守主义者不接受这种指责，他们回敬说：自由主义者是毁坏论者，代表了无序和不安全，而自己则代表了秩序与安全。事实上，两者都汲汲于社会秩序，但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之。
假如政治是一个棋局，自由派是白棋一方，保守派是黑棋一方，那么自由派先开局，保守派则针对前者的开局进行反制。随着时间的推移，主动权易手。保守主义者最初反对现代性，之后逐渐掌控现代性，因为在这场角逐中右翼在多个方面明显都是力量更强的一方，它为财富和财产的力量代言——最初支持地产反对工业和金融，后来同时代表地产、工业和金融三方的利益，很快它又不仅为大财产也为小财产代言。此外，保守主义直至20世纪也依然依赖于国家机构和诸多社会部门，如法律、宗教、武装力量和大学等，这些机构和部门往往秉持坚定的保守主义立场，这是一种日常的和前政治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就像人们希望明天的太阳照常升起以及不要永久改变家里的陈设一样。保守主义者克服了对政治民主的恐惧，并在20世纪早期——按凝聚力从低到高的顺序，依次在德法美英四国——重新组合成为令人生畏的选举力量。
三方面的优势，即财富的力挺、机构的支持和选举的可及范围，帮助右翼在自由主义的民主博弈中占据了上风。听起来令人费解的是，保守主义向自由主义的民主作出了妥协，最终竟然使自己主导了自由主义的民主。右翼尽管被左翼描述为过时的政治家，却成了现代的主导力量，这一点已被政党政治的执政记录所证实。在1914年之后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870—1940年），共和党人（即右翼自由派）与激进派（即左翼自由派）轮流执政（常常是以联合政府的形式），有效遏制了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法兰西第四共和国（1944—1958年）。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迄今60多年的岁月中，右翼出任总统的时间超过39年，左翼是20年（其中密特朗［Mitterrand］与奥朗德［Hollande］两位总统的左翼色彩最为淡薄，也最偏向中间立场），外加一位中间派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在英国，就执政而言，20世纪是一个“保守的世纪”。在1895年至2020年的126年间，英国保守党单独执政或作为联合政府中的多数党执政长达81年。在美国，右翼的主导地位不太好辨别。在1896年至2016年举行的31次总统选举中，共和党赢得17次，民主党赢得14次；共和党控制参议院54年，民主党控制参议院68年；在控制众议院方面，共和党是52年，民主党是70年。另一个衡量标准是同时入主白宫和掌控参众两院的时间长短，在这方面，共和党是44年，民主党是40年。这种表面的平衡掩盖了这样的事实：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纯白的南方曾再次出现赞成种族隔离的保守派民主党人。如果以对国家议程的控制为标准，那么改革的民主党人对政治议题的设定也仅仅发生在1913年之后的短暂时期，以及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这段时间内。
德国右翼在20世纪似乎毫无疑问不符合上述模式。1918年之前，保守派围绕支持还是反对德意志帝国的改革而发生分裂。1918年至1933年，针对支持还是颠覆魏玛共和国这个现代德国的首次自由主义民主尝试，右翼再次发生分裂。之后，尽管进行了勇敢的抵抗，但右翼依然溃败并与纳粹合作，它开导自己说当前最大的斗争是反击布尔什维克。在德国给自身和整个世界带来灾难之后，一个以基督教民主党为首的自由主义的、民主的德国右翼在废墟上诞生。自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以来的72年中，基督教民主党人出任德国总理的时间有51年。德国存在一个单独的右翼吗？如果这里指的是一个未曾分裂且不间断存在的右翼，答案是没有。然而，当德国的右翼在1945年开始改造自身时，它可资利用的资源却是德国自己的，既非外部输入，也非被强加。
保守派赢得选举次数越多、执政时间越长，其责任也相应越大。主流保守派最初以反对自由主义现代性起家，后来却慢慢拥有了这种现代性。在越来越多地代表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保守派发现自己也越来越多地站在了使现代社会备受折磨的冲突双方的立场上——商业对创新之需求vs.人们对稳定之渴望，全球竞争之要求vs.国家共同之利益，带来好处的知识分裂和观点的多样化vs.使公共讨论成为可能所必需的共同的忠诚与假设。要言之，这些紧张关系可以概括为“效率vs.共同体”。由于代表着矛盾的双方，右翼很快陷入了内部争论，其激烈程度丝毫不逊于与左翼的争论。
从19世纪后期开始，政党政治的成功与保守派内部的高度分裂相伴随。顽固的右翼强硬分子拒绝与自由主义者或民主相妥协，他们的声音有时响亮有时温和，但一直都存在。他们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不断滋扰法兰西共和国和威廉德国的右翼主流派。他们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围绕爱尔兰、贸易和帝国的问题，分裂了英国保守党。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一个反对自由主义、赞同种族隔离的右翼掌控着美国的南方政治，使美国现代保守主义出现畸形。在德国，战争失败和经济萧条促使右翼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寻找自由主义和议会政治的替代方案，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当前，后工业时代的社会空心化、金融崩溃、战争失利和地缘战略的担忧动摇了选民对保守主义所主张的审慎和洞见的信任。在21世纪10年代，总体上的自由主义中右翼越来越发现自己要时刻提防一个自信的、具有破坏力的硬右翼。
顽固保守派拒绝与自由主义的一个或多个方面达成妥协，他们又可分为多种类型：有的专注于结构与制度，如当前的君主论者、反议会主义者、社团主义者、右翼民粹派；有的专注于国家及其特权，如殖民主义顽固派、一意孤行的单边主义者；有的专注于国民的特征，如反移民者、反犹分子、三K党、南方抵抗民权者、白人极端分子，以及当前藏身暗网的“非自愿独身者”（incels）
。当民主自由主义繁荣兴盛之时，如1914年之前和1945年之后，顽固保守派往往隐身边缘地带；一旦民主自由主义遭遇困境，如1918年至1945年以及日益明显的当下，他们便会粉墨登场，破坏并分裂坚持妥协立场的主流保守派。
尽管自由主义的民主是左翼的产物，但它的成长与健康却有赖于右翼的支持。正如历史学家布赖恩·格文（Brian Girvin）在其著作《二十世纪的右翼》（ The Ri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94年）中所写的：“一个民主的右翼是民主的必要条件。”惯于用数据说话的政治科学家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在《保守党与民主的诞生》（ Conservative Parties and the Birth of Democracy ，2017年）一书中，通过复杂的实证研究进一步拓展了上述观点：要给民主以支持，右翼就必须是强大的和团结的。当右翼分裂时，正如眼下所发生的，富人便无法安然入睡，他们担心政府是否被妥善照管。“一个强大的保守政党，”齐布拉特写道，“实际上可能是民主的先决条件。”格文和齐布拉特的观点呼应了1885年的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后者在当时是一位激进自由派，正在恳求企业界支持社会改革。张伯伦问道：“财产会为自己所享有的安全支付何种赎金？”一旦财产支付了赎金，如更高的税收、社会福利、工人保护、商业监管等，保守主义便成为民主自由主义的支撑。当财产支付的赎金看起来过高时，保守派便会犹疑并收回支持。当财产和民主相互对抗的要求达到平衡时，自由主义的民主表现最佳。
由于右翼在政党政治中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功，右翼思想家和学者之杰出往往是基于个人的卓越才华而非基于对无可争议之原则的逐步强化。在整个保守主义的历史上，政党政治既吸收也塑造了保守主义思想。这种相互作用有助于解释一种熟知的困难，那就是为何难以对保守主义者的观念进行概括。当然，造成这一困难的还有其他原因。自由主义有一众特色鲜明的经典思想家，如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密尔（John Stuart Mill）、托克维尔（Aléxis de Tocqueville）、霍布豪斯（Leonard Hobhouse）、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等，而保守主义则缺乏这样的思想者。带来困惑的是，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迈克尔·奥克肖特（又译“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这两位被某些人认为是20世纪晚期保守主义地标性质的思想家也属于自由主义阵营，处于自由主义光谱的右翼。需要顺便说明的是，这种混乱是显而易见的：哈耶克的追随者否认哈耶克是保守主义者，奥克肖特的追随者（并非全部）则否认奥克肖特是自由主义者，但这些标签都不可信。自由保守主义在1945年之后成为正统，两位思想家针对这一正统的不同方面发出了主要的声音：哈耶克是在效率方面，奥克肖特则是在共同体方面。
进一步的困难是，理智地讲，右翼从未完全摆脱它与生俱来的那种反对精神。审视保守主义思想的内里，我们最终往往会发现一个光彩夺目的剧目库，里面有对自由主义者的反击，有对民主派的怀疑，但唯独缺乏保守主义自身大的目标或原则。这里隐含着一种指责：一些积极的东西从保守主义思想中遗漏了。对于这种指责，可以作出两种回应。
第一种是实用主义式回答，它往往与“现实主义”相联系，认为保守派强势的执政表现正是对自身合法性的证明。根据这种观点，保守派尽管不再是社会的天然统治者，却被证明是最可靠的统治者。相应地，为了证明自身的正当性并向他人展示自己的关涉所在，保守派无须具备大的目标或理想，否则便是误解了政治的任务。他们所需的只是一本关于良好治理之审慎守则的驾驶员手册：谨慎行事，不要同时尝试多个事物，不要对人民或政治抱有太多期望，不要让富人感到不安，以及借用一位通透的英国保守派哲学家安东尼·昆顿（Anthony Quinton）所描述的意象，让公共汽车保持在“狭窄、曲折的道路”上。
这种严守审慎规则的做法带有一种英国风格，在法国、德国和美国则不太常见。在法德美三国，保守派思想家总体上更加大胆，他们从政治经济（市场vs.社会）、世俗社会中宗教的角色、反自由主义的少数人的权利、国民和族群特征等方面入手，对广泛而带有积极意义的思想展开探求，并相信这些思想是保守派所需要的。这样的探求在20世纪下半叶受到葛兰西学术复兴运动的促动，这是一场发生在智库、学会、媒体和大学的运动，有着充裕的资金支持，最初发生在美国和英国，继而出现在法国和德国。对保守主义思想的探求仿佛受到《思想的后果》（
Ideas Have Consequences
）
一书书名的启发，这部著作出自一位美国保守派之手，篇幅短小，被人忽视，却充满了预见力。这种探求即使未能找到一种足以对抗自由主义的正统观念，未能终结发生在右翼内部的纷争，也使右翼参与公共讨论的工具变得锋利。
在缺乏确定的政党政治正统观念的情况下，保守主义思想还可以作出另一种宽泛而异常不同的回应，这次它不再囿于政党政治，而是跳出这个范围，对自由主义现代性展开美学的和伦理的批评。保守主义思想者和作家们往往代表了右翼最独特的声音，他们指出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所具有的代价、疏忽和失败：否认权威、社会分裂、人类的破坏、对进步的空洞承诺、对任性的纵容，以及感情用事般的对人类平等的执念。这些批评家来自文学、哲学或宗教领域，他们包括诗人和作家（如莱奥帕尔迪［Leopardi］、华兹华斯［Wordsworth］、柯勒律治、霍桑［Hawthorne］），评论家（如拉斯金［Ruskin］、圣伯夫［Sainte-Beuve］），讽刺作家（如门肯［Mencken］），早期的绿党人士（如科贝特［Cobbett］、里尔［Riehl］），律师、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如斯蒂芬［Stephen］、布拉德利［Bradley］、卡莱尔［Carlyle］、基尔克［Gierke］），以及宗教思想家（如拉梅内、纽曼、克特勒、贺智和布朗森）。他们以战斗的热情进行写作，并怀有一种信念：现代性的危害也许还是可以避免的。随着20世纪文化民主的强化和文化权威的衰落，这种自信弱化了，保守主义批评家对此日益感到气愤或忧伤，其中便包括许多作家，他们有的倡导埋首于不假思索的行动之中（如德里厄［Drieu］和早期的云格尔［Jünger］），有的本着不合作和退出的精神归隐于宗教或美学（如艾略特［Eliot］、斯克鲁顿［Scruton］和美国天主教思想流派）。
“行动派”和“秩序派”的标签富有吸引力但具有误导性。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在寻求秩序和稳定，但他们对秩序和稳定却有不同的看法。在自由主义者看来，现代秩序可在一个由自我克制、流动和富足的人们所构成的流动性社会中实现。在这种秩序中，法律之下的权威是自内向外流动的，它源于待人如待己的理性公民之间的相互接纳。权威尽管被认可和有效，却附有条件，并要随时被质疑。
保守主义者的看法则更加老派。在他们看来，社会秩序依赖于稳定的制度以及有着固定阶层和约定俗成义务的社会等级结构。在这种秩序中，权威沿着固定和公认的渠道自上而下流动。在这方面，保守主义者有可贵的思想资源可资利用。柏拉图认为，权威应该被服从，因为权威是有智慧的，能够触及更高层次的真理。霍布斯是那些以安全为最高社会价值的“现实主义”右翼的智识教父，在他看来，权威需要扮演主权仲裁者的角色，以防止人与生俱来的竞争性走向失控。休谟和伯克认为，权威是人已经习惯于服从的东西，并且值得庆幸的是权威的来源（征服或僭越）如今已被遗忘。根据这些观点，权威具有某种绝对性：它应该被服从，而不能任由惹人生厌的提问者无休止地索要信任状。社会秩序要安定下来，或者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受到广泛认可”，需要不假思索的接受、忠诚和信任，而非质疑、批评和“也许”。
这种对权威的纵向解读可以被看作一种老套的解释，像理解宗教或军事那样，也可以被看作一种新的多元意义上的理解。保守主义者眼中的有秩序的社会可以是一个信仰者的社区，拜服在一个至高的神性权威脚下；可以是一个军事层级结构，军事指令由高阶向低阶逐级传递；也可以是一个由法人和协会构成的多元整体，其中每一个组织都有一套从整体到部分的向下传递的权威结构。在上面提到的第三种结构中，权威不仅限于统治者和立法者，还包括有秩序的社会本身及其固定的习俗、规范和惯例。
保守主义者认识到，完美的秩序社会即便曾经出现过也极为罕见。他们了解自古以来饥荒、战争、疾病、叛乱和恶政（如堕落的君主、贪婪的寡头、愤怒的暴民）带来了诸多灾难。他们同时认识到，一个安定的社会不是固定的或冻结的，而是对缓慢的变革张开双臂。令他们始料未及的以及第一代保守主义者所面对的资本主义现代性中隐含的，是一种全然更加令人生畏的东西：一个新型的社会秩序，它本身似乎正在持续播撒混乱和不安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无休止扰动导致了已有阶层的瓦解、固有生活方式的颠覆以及对伦理和文化权威的日益漠视——这种后果不是出现一次，而是反复出现。
如果保守主义者要说服其他人接受他们关于“既定”秩序的图景，他们就必须对这幅图景进行调整和现代化，使之在持续变动的时代获得信任。他们必须将自己从法国大革命的批评者那里所学到的早期教训——社会的团结、理性的局限和人性的不完美——转变为一种当代的反自由主义的观念。他们必须首先接受的一点是，保守主义需要有一整套观念。对于那些已经习惯了统治却不再统治的人们来说，这是痛苦而又难以接受的一课。
德国保守主义思想史学家鲁道夫·菲尔豪斯（Rudolf Vierhaus）很好地总结了人们对旧统治阶层政治观点的看法。对他们来说，他写道，“社会秩序和政治权力属于‘当下’的范畴，而不属于‘将来’和‘应当’的范畴”。当转向“将来”和“应当”时，早期保守主义者倾听并阅读了自由主义者，并且不同意后者的观点。双方都最为鲜明地反对另一方：最早的保守派是反自由主义的，最早的自由派是反保守主义的。
任何自成一体的政治观念都要回答四个问题：社会是团结的还是分裂的？权力的行使有道德边界吗？人类生活是可以改善的吗？社会中究竟是人人平等还是有优劣之分？对此，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作出了不同的回答。
概言之，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是竞争的，也是冲突的；他们不信任权力，质疑惯常的权威；他们相信人类进步和社会平等，并要求将公民尊重无差别地适用于所有的人；他们对政治行动寄予很高的期望。保守主义者则认为社会是和谐的；他们尊重权力，接受惯常的权威；他们不相信进步，也不相信平等；在他们看来，尊重不应无原则地给予每一个人，而应基于才干和优秀。
根茨的好友、德国浪漫主义者亚当·米勒是自由主义的一位早期反对者，他不认为社会是竞争和冲突的。尽管他对君主统治和身份特权的怀念已经过时，但他对自由主义缺陷的嗅觉却是敏锐的。他断定，自由主义图景的缺陷在于先将人放在社会之外，然后再试图将他们放回社会之中。人无法在自身和社会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抛弃社会或者否认社会对人的约束。他认为，从来就没有新的社会，仿佛只要将永恒的理想带到地球上就可以将一个新的社会安插到历史当中；只有不间断运行的社会，这个社会有着过去和将来，它的边界即便存在也无人知晓。最后，社会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地用来实现某个选定目的的工具，无论这种目的多么有益或多么有价值；相反，社会就其本身而言是具有普遍价值的，不能依据它执行特定任务的好坏来对其进行打分。自由主义关于人和社会的错误看法，用当前的话说，便是无代价的退出、永恒（timelessness）和工具性使用。保守主义最初的指责，即自由主义者误解了社会纽带的道德力量，在20世纪后期的保守主义伦理批评中再次回归，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包括思想家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和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阿诺德·盖伦（Arnold Gehlen）和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在1945年之后提出了一种类似的指责，认为自由主义夸大了人对自治的渴望，同时低估了人对权威规则的需求。
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认为权威性权力是社会秩序所必需的，但他们在如何使权力变得合法化和有权威方面存在分歧。对保守主义者来说，权力一经“确立”，即变得固定和被接受，它就是正当的也因此是有权威的，尽管权力的合法持有者可能会不公正地行事。对自由主义者来说，权力要变得正当仅仅依靠习惯性遵守或忍受是不够的，它本身还要显示出正当性。这种分歧的一个表现是双方对成文宪法的不同态度：自由主义者拥护成文宪法，保守主义者则对其充满敌意。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权力要时刻面对诸如“为什么我要服从”“为什么我要付钱”以及“为什么我要遵守”之类的问题。保守主义者则认为这是一种倒退，在他们看来，权力之所以被接受和确立，端的在于它能够确保秩序，因此作为社会秩序之支柱的法律、财产和习俗也需要被尊重，而不是被吹毛求疵、被批评并使之偏离所要承担的维护秩序的任务。对于极端保守派如法国后拿破仑复辟时期的首要智囊博纳尔德来说，公共讨论这一想法本身就是令人厌恶的。博纳尔德以其特有的死寂一般的语气说：“人们只应在教堂或军队中聚集，因为在那里他们无法讨论，只能倾听和服从。”
自由主义观念的第三个要素，即相信人类可以实现进步，是保守主义所青睐的一个嘲讽对象，尤其是对保守派作家和诗人而言。贾科莫·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在他伟大的诗作《扫帚》（ The Broom ，1836年）中，借助于熔岩覆盖的埃特纳火山山坡的意象奚落地写道：“刻在这些山坡上的是人类宏伟而进步的命运。”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在其寓言故事《地球浩劫》（“Earth's Holocaust”，1844年）中，嘲笑了自由主义者对新鲜事物不成熟的专注。在夏尔·波德莱尔看来，进步是“一套懒惰的说辞”，它幼稚地认为历史是一列舒适的列车，载着每个人驶向一个幸福而美好的终点站。
自由主义者所认为的美好生活遭到质疑。柯勒律治承认，“商业使成千上万的人变得富有”。他写道，这一直是“使知识和科学变得普及的原因”，但他问道，它有没有“增进一丝一毫的道德提升呢”？法国历史学家伊波利特·泰纳公开哀叹“产生现代人的悲伤，并使我们头顶的天空笼罩上一层铅灰色的那些因素”。在《现代法国的起源：旧制度》（
L'Ancien régime
，1875年）中的一个著名章节，泰纳将中产阶级的激烈竞争与贵族生活的轻松自在作了对比：“那时没有艰苦的童工劳动，没有激烈的竞争；没有不确定的人生履历和漫无边际的愿景。地位已经标出来，抱负已经被限定，妒忌心小到了极点。人们不像现在这样，惯于不满、苦恼和操心。当人们在某事上没有权利时，他对优待和特权不会有愤恨；我们今天只想着向前发展，当时的人只顾自娱自乐。”
与料想中自由主义现代性将会带来的道德空虚相比，物质进步也不那么讨人喜欢，这一思想在整个19世纪以及之后都一直存在。尽管该思想与政治没有直接关联，但当自由主义者援引道德作为其政治理由时，它成了反击自由主义者的武器。叔本华和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的哲学悲观主义可用来对自由主义的进步进行深层次批评。尼采主义也是一件称手的武器，它认为自由主义者保护弱者的人性冲动植根于妒忌和怨恨，这令自由主义者感到不安。20世纪的思想家对自由主义现代性的哲学—道德失败不住地摇头叹息，他们或是不认同它的肤浅和不真实（如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他认为我们“对众神而言来得太迟，对存在而言又来得太早”），或是不认同它伪批判式的轻率鲁莽（如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在他看来“完全开悟的地球会散发出灾难”）。
针对自由主义进步的公开政治指责集中在它过高的代价和意想不到的后果上。保守主义者认为，广泛的人类进步即便是可欲的，也是无法实现的。阿尔伯特·赫希曼在《反动的修辞》（
The Rhetoric of Reaction
，1991年）
一书中深刻地研究了右翼对自由主义进步所作的批评。他指出，所有这些批评可以归结为三个命题：无效（期望中的改变并未带来改进）、悖谬（推荐的解决办法使病痛进一步恶化）和危险（补救措施带来了其他的危害）。以此衡量，柯勒律治、海德格尔和阿多诺对自由主义进步所作的文化批评可归于无效命题（现代变革并未带来改善），20世纪后期具有民族意识的评论者对经济全球化的指责可归于悖谬命题（外国人的收益无法与沉重的在地代价相提并论），21世纪的批评者指责自由主义—现代社会对地球的忽视，可归于危险命题（经济增长使整个地球陷入窒息）——需要强调的是，这些21世纪的批评者超越了左右翼的界限。
自由主义观念的第四个要素主张国家和社会应平等地尊重每一个人，自由主义者从中看到了公共美德和同胞感，保守主义者从中看到了不切实际的希望和感情用事。在后者看来，尊重应该基于才干和阶层。如果尊重每一个人，无论他们是怎样的，也无论他们为社会做了什么或者本人取得了哪些世俗成就，那么这就不是尊重，而是一种伪善的嘲讽。对任何人完全的、不加区别的尊重是没有价值的。人在精力、天赋、成就或个性方面并不平等，某些人善于做事，某些人善于为人。除了法律上的平等对待之外，没有人理所当然地值得社会尊重。
保守主义对平等的否认可以是古代式的，也可以是现代式的。等级社会的愿景一直延续至19世纪，尤其体现在罗马天主教的官方思想中。教宗利奥十三世（Pope Leo ⅩⅢ）倡导基督教社团主义，他在1878年发布的一份通谕中宣称，上帝规定了“市民社会的种种秩序，在尊严、权利和权力方面各不相同，国家也因之应该像教会那样是一个整体，由许多成员组成，其中某些人比其他人更高贵”。
保守主义的不平等论的现代形式更加微妙，它早在19世纪初便由德国汉诺威的怀疑论者雷贝格提了出来。在1803年出版的《论德国贵族阶层》（ Über den deutschen Adel ）一书中，雷贝格写道：“贵族的名号、头衔和徽章可以被褫夺，但高贵本身是无法被摧毁的。”他试图以优绩为标准在阶层和对阶层的期许之间作出区分，有些贵族治理得好（雷贝格想到了英国和汉诺威），有些则治理得糟糕（如1789年前的法国）。贵族阶层如此，每一个阶层也都如此，阶层中的某些成员表现良好，其他人则表现糟糕，成员身份本身不能说明任何问题。雷贝格所表达的正是后来才出现的保守主义的英才制（meritocracy）。
保守主义者还有另一个理由来反对平等。自由主义承诺要尊重每一个人，但这在事实上导致了行动的弥散化和对特定需求的忽视。自由主义者宣扬平等的尊重，却未能带来这种尊重。更确切地说，他们鼓励了或者说无视新的暴政：强者对弱者的暴政，富人对穷人的暴政，有产者对工人的暴政。在保守主义者看来，与其承诺平等的尊重，不如针对人们不同的需求和才干，确保有效的关切。
当自由主义所承诺的平等的尊重以民主的方式扩及全体人的时候，它的欺骗性更加严重，因为如此一来，该承诺即便不会变得具有破坏性，也可能流于空洞。在保守主义者看来，人无法做到同等的自我掌控，更罔论统治他人了。从经济上讲，人的不同努力无法要求获得同等回报。从伦理和文化上讲，人并不都能明智地判断哪些是生命中重要的，以及应该坚持哪种审美标准。然而出于一种策略上的审慎，主流保守派逐渐与民主自由主义的平等话语达成了妥协，尤其是在1945年之后。他们缓和并平息了自己对不平等的信念，学会了不要像年轻的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在1862年那样对“追求平等的疯狂热情”发出嘶吼
[1]
，而是像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在1953年1月第一次总统就职典礼上那样说：“任何试图否认兄弟之间平等的人都背叛了自由的精神，并会招致暴君的嘲弄”——姐妹的平等要到以后才会实现
。保守主义对民主平等话语的采纳从未完全掩盖右翼最初的信念，即人类是不平等的，试图让他们平等是轻率和无法实现的。民主话语和保守主义信念之间的紧张一直伴随着右翼，直至今日。
19世纪晚期，社会主义者或改革者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实现经济民主，简言之就是让所有的人更加平等地从繁荣中获益，此时保守派和自由派发现了双方的共同之处，他们的观点分歧发生了软化。具体而言，自由派并非不信任权力本身，他们所警惕的只是对权力的滥用；作为进步的信徒，他们的目标并不是以一个社会来 取代 另一个社会，而是要祛除社会 自身 的病症；同时他们也认识到，有权利就必然有义务。相应地，保守派也承认，既定的权力无须是不受限制、无可置疑和随心所欲的；他们承认，一个稳固、统一的社会也需要进行局部修复；他们不否认权利本身，为何要否认呢？毕竟财产的安全依赖于权利，他们反对的是税收过度扩张而导致的权利稀释和贬值。
在政治上，上述共同点使得双方可以结成持久的联盟，正如本书政党政治叙事所要呈现的。在智识上，这些共同点使保守派更难主张自己的观点有何独特之处，也使他们更难解释为何自己逐步接受了经济自由，却从未对文化自由完全认同。
保守主义观点和自由主义观点边界的模糊很早就被注意到了。德国政治观察家弗里德里希·比劳（Friedrich Bülau）在1847年写道，温和保守派并不追求一成不变，温和自由派也不主张全盘改变。在1848年的剧烈变革期间，德国右翼自由派戴维·汉泽曼（David Hansemann）告诉友人：“昨日之自由成了今日之保守，从前的保守派乐于与从前的自由派携起手来。”白芝浩（Walter Bagehot）在1856年的《智识保守主义》（“Intellectual Conservatism”）一文中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写道：“在很大程度上，每一位自由派如今都是保守派。”这些早期观察者注意到了一些新的、对保守派而言值得牢牢抓住的东西，那是一个可以被称为自由主义现状的现代政治框架。
这种模糊在美国表现得最为明显，作为共和党前身的美国辉格党人从一开始便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元素结合在一起。简单地说，辉格党人在经济上是亲资本主义者，奉行自由主义；在奴隶制问题上是半自由主义者；他们同时对选举民主和文化民主充满忧虑，又可算保守主义者。这种对自由—保守的跨越也明显存在于欧洲。德国这方面的例子包括土地主兼商人威廉·冯·卡多夫（Wilhelm von Kardorff），他领导了亲俾斯麦的自由保守党，并创建了德国工业联盟；还包括魏玛共和国时期右翼自由党人领袖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1945年后法国自由保守主义的典型代表是亲市场的安托万·比内（Antoine Pinay），他自称“消费者先生”，所领导的独立党后来与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领导的中右翼政党合并。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美国，自由保守派可以轻易地从亲市场的、对文化持开放态度的“洛克菲勒共和党人”
中间发现。英国这方面的典型是1957年至1963年担任英国首相的“温和派”保守党人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
这里出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两百年前那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所提出的保守主义观点与今天的保守派观点在多大程度上是相同的？如果它们不是一回事，那么谈论当时和现在共同的保守主义观念似乎就是错误的。进而，如果没有共同的观念，那么认为存在一种传统或实践的看法也将是一种误解。在这里，自洽似乎与连续性发生了冲突。
学者们试图通过多种途径来解决这个连续性—自洽的问题。对1927年的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来说，保守主义是对土地利益及其制度的原则性的捍卫，反对引起不稳定的现代变革，但他这种有时限的保守主义有可能止步于19世纪。相比之下，亨廷顿在1957年认为保守主义是“情境式的”，其“本质”是捍卫现行秩序，无论是什么样的秩序，也无论在何时何地。随着时间的推移，亨廷顿式保守派没有也不需要有任何共同的思想或言论。1996年，迈克尔·弗里登（Michael Freeden）则试图通过对连续性和变化分别进行测量来将两者联系起来。按照他的观点，过去和现在的保守主义者有着共同的观念，并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其具体内容。
事实证明，保守派可以娴熟地运用弗里登所提及的方式对其观念进行重述以适应不同的时代。换句话说，保守主义观念做到了内容变而神不变。比如关于 社会团结 的观念，第一代保守主义者从“有机体”角度，将社会团结理解为一个由阶层和身份构成的等级结构。无论相信与否，迪斯累里在19世纪中叶还依然在使用这样的话语。然而，这种有机体的比喻让位于阶级斗争和民主这样活生生的事实，社会团结也随之从人民和国家的角度被重新思考。人民被想象成一种文化的或种族的整体，作为一个国家（nation）共同行动，有着一致认可的过去和共同的（往往是帝国的）命运，以向世界传播英国性、法国性或美国性。1945年之后，关于“人民”一体的言论被当作极权主义或种族主义而受到禁止，排他性民族主义也被认为是危险和不可信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教训被遗忘了。随着21世纪硬右翼的崛起，“人民”一体的言论再次出现，竞争性民族主义也被认为是合理的。经历了这种种变化， 社会团结 观念所发挥的作用正是一个团结的社会所无法容忍的：多样性、分裂和制造麻烦。
保守主义者最初所捍卫的 权威 是特定的和个人的，如地方乡绅和法官、神职人员、教师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威日益变得非个人化，如国家的法律权威（拥有最终裁决权）、市场的经济权威（向那些无力支付的人说不）、社会的规范权威（管控伦理和文化标准）。
对保守主义者而言， 财产 的观念最初与特定场所和特定所有者相关联，尤其是土地阶层。对财产的保卫很容易与保卫乡村反对城镇、保护农业反对工业、保护士绅反对商人相混同。到19世纪，保守派眼中的保卫财产又与支持老板反对工人、支持市场反对国家相混同，这在本书关于威廉·马洛克（William Mallock）和威廉·萨姆纳（William Sumner）的部分将有体现。财产依然是保守主义者捍卫的对象之一，但财产的范围日益扩展，有产者不再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在过去，财产是肉眼可见的社会颜面，被篱笆围起来，人们在路过的时候往往怀着钦佩、妒忌或渴望之情。如今，财产也可以是约定的或虚拟的，这种想法至少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的时代，但资本主义的拥护者熊彼特亲身见证了这种变化，他在1942年写道：“通过用区区一组股份来代替工厂的厂房和机器”，资本主义“带走了财产观念的灵魂”。金融并非唯一一种获得非个人和虚拟属性的财产类型，现如今，财产已开始包括一种被称为“人力资本”的多元、实质的财产组合：技能、教育、特权访问和社会关系。通过这些变化， 财产 观念在保守主义思想中持续发挥一种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借用黑格尔的话说，它赋予人以“人格”，一种在市民生活中有效行动的能力，无财产即无人格。
无论体量还是影响力，19世纪30年代的 国家 （ state ）都与21世纪的国家几乎没有相同之处。那时，在和平时期，富国的国家支出远不足国民收入的10%，如今却高达40％—60%。那时的税收同样很低，几乎没有人拖欠税款。那时人们谈论国家需要借助于邮车这样的方式，如今则借助于万维网“通信”。尽管如此，保守主义对国家影响力和体量的担忧却是一样的，使国家扩张或收缩的经济压力（如战争或和平、繁荣或贫困）也一如既往。与过去一样，如今的国家依然时而彼此开放经济，时而又走回头路。在伦理和文化上，保守主义者依然在进行与过去风格相同的争论：国家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教会，或者在多大程度上管控言论和个人道德。
习俗和传统的智慧 逐步与濒危或过时的制度相分离，也与旧信仰和旧哲学相分离。1945年之后，习俗和传统的智慧被巧妙地转化以适应时代需求。政治习俗被重塑为审慎和坚定，不受意识形态的干扰。经济习俗被代之以市场所应具备的自我修正的特性。而 习俗 这一观念本身依然在起作用：它阻止批判或浮夸的思想干预政治，也阻止国家随意干预经济。
保守主义的故事涉及温和派与激进派、中间派与极端派、经济论者与伦理论者、排外者与包容者、分裂者与团结者。保守主义者可划分为“反动的”“安于现状的”“革命的”“极端的”“新的”“古老的”等类型。根据其主要关注点，保守派又可分为政治的、文化的、宗教的、环保的和道德的保守派。哲学家西蒙·埃夫尼（Simon Evnine）曾恰当地表示，保守主义是一个“地方性的竞争体”。
“保守主义的敌人，”亨廷顿写道，“不是自由主义，而是激进主义。”的确，保守派常常抱怨右翼激进派。梅特涅曾恼怒地叫嚷说，正统主义者所能合法化的全部东西就是革命。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之初，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
也曾这样指责一位反对他的保皇党人：“有必要使心态平和下来，五十年来你们怒气冲冲，未能建立起任何一个政府——从这种状况中获益更多的是左翼而非保守派。”但亨廷顿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它将激进派当成了一种政治类型，或者说将激进主义当成了一整套观念。“激进”与“温和”并没有实质性内容，它们只是修饰语。激进主义与温和所影响的只是速度、姿态和风格，与内容无关。两者的区别只是如何实现目标和如何采取行动：究竟是以僵化的方式还是以灵活的方式，是狂热的还是有节制的，是诉诸冲锋式的一味猛冲还是防御式的步步掘进，是一心消灭对手还是容许达成妥协，是无征服便不能生存还是有能力面对战败和失败而依然存在。
保守派可以是激进的也可以是温和的，这取决于他们所处的竞争状态、竞争筹码，以及哪一方进攻、哪一方防御。保守主义对习俗、团结乃至政治谦逊的呼吁可以采取温和的方式，如强调对社会的责任，实行“一国”保守主义
并淡化阶级分野，奉行政策上的渐进主义；也可以采取极端的方式，如对他者污名化，否认社会多样性并对内部敌人展开围猎，诉诸排他性的民族主义，以及将温和派对手抹黑成激进派和极端派。
当遭遇压力时，右翼往往愿意扮演激进派角色，他们或反对多数意见，或反对法治，或反对既定的习俗。他们包括：1870年至1880年的法国反共和党人；1910年反对英国上议院改革的托利党“顽固派”
；英国保守党领袖博纳·劳（Bonar Law），他在1912年7月这样鼓动北爱尔兰武装叛乱以反对爱尔兰自治——“我想象不出有什么能够阻止北爱尔兰这么做，我也不准备去阻止他们”；魏玛共和国早期支持武装反抗的德国保守党人；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美国南方保守派，他们反对法院取消学校种族隔离的判决；英国的反欧保守派，他们在2016年之后无视英国分裂的民意，藐视宪法规则，再次施展自19世纪晚期以来在欧洲和美国所熟知的那种激进右翼的吸引力，将一个不受他们掌控的民选议会与他们民粹主义想象中的“英国人民”对立起来。
“自由”（liberal）作为一个政党政治标签，最初由西班牙立宪派所创造。
不久之后，“保守”（conservative）一词开始在法国出现，夏多布里昂创立的《保守派》杂志被认为是该词在党派意义上的一次早期运用，尽管这个词在此之前就被用来表达一种宽泛的关于政治谨慎的观点。不久之后的1823年，德国律师路德维希·哈舍尔（Ludwig Harscher）在“保守的自由主义”与“破坏性自由主义”之间作了令人称赞的对比，为后来历史上频频出现的知识融合与跨党派联盟进行了早期的言辞洗礼。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托利党人依然对使用来自法国的新词保持距离，比如卡斯尔雷子爵说“我们英国的自由主义者”（
libéraux
），威灵顿公爵说“这个国家的保守党”（
parti conservateur
）。这些新标签很快就英国化了。到1830年，托利党刊物《评论季刊》（
Quarterly Review
）宣称，托利党可以“更恰当地”被称为“保守党”。
在美国，“保守主义”与“右翼”可以互换使用，用来指称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整个阵营。在共和法国，人们往往认为真正的保守主义从未存在过。2017年，思想史家弗朗索瓦·于格南（François Huguenin）称保守主义是法国的“重要缺席者”，这常常也是人们对法国自由主义的看法。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的实践要么与一个绝佳范例捆绑得过紧以至于无法输出（如英国保守党），要么被构想得过于宽泛而无法实现。在法国，“右翼”（ la droite ）一词包含了其他国家称之为保守派的流派，德国的“右翼”（ die Rechte ）一词亦然。如果词语本身足以说明问题，那么德国在一个世纪以来都不存在保守主义。自1918年以来，“保守主义”（ Konservatismus ）一词在德国意味着失败的反动、顽固的自命不凡或过度的激进主义，这种关联正是德国硬右翼中聪明的少壮保守派所要努力克服的。
在上述四个国家的右翼政党中，只有英国历史悠久的保守党在其名称中一直保留着“保守”字样。德国右翼在1918之后不再使用“保守”一词，认为它呆板和累赘。法国右翼主流派自20世纪头十年以来一直使用不断变换的首字母缩写来给自己命名，如UR、 ARD、 AD、 RPF、 RPR、 CNI、 UNR、 UDR、 UDF、 UPR、 UMP等，其中没有一个包含“保守”一词。在美国重建时期
，南方民主党反对派曾短暂称自己是保守党人，但20世纪头十年之后，美国共和党一直被认为是保守派政党，民主党则被认为是自由派或进步派。
如果左右划分作为“自由主义—现代”政治的基石被重新认可，那么上述看似混乱的局面就会显示出某种秩序。除非我们将政治当作一种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否则只要承认政治场域存在持久的左右分野，那么大体上说，也就意味着承认了政治是存在于多样性中的无止境争论。简言之，它意味着接受了自由主义之民主的一个核心要素，即承认社会冲突不可平息，需要左右翼在政治层面展开争夺。对此，英国思想家史蒂文·卢克斯（Steven Lukes）在2003年有很好的表达：作为一个“看似天然却具有历史偶然性的空间性比喻”，左右划分是“无处不在的、可调适的、普遍的和异常多样的”，它体现了“同等地位的替代选项之间的地方性和合理冲突的原则”。
在一个开放的场域追踪政治的左右划分需要避开卓越或支配。左翼从未完全放弃他们为全人类代言的神话，右翼也从未完全放弃他们认为自己是生长在无思想社会躯体上的睿智头脑的自我想象。左右划分往往被认为是多余的或陈旧的，但这种划分却一直存在。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思想家都很容易发现自己与对方处在对立的位置。如果没有对手，那么争论以及——至少对自由主义者来说——政治本身就会死去。
1962年，当克林顿·罗西特（Clinton Rossiter）反思作为一位保守主义者的困难时，他称保守主义是“吃力不讨好的说服人”。德国思想家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有着类似的看法，他曾写道（这里将他的睿智话语颠倒一下顺序）：进步派通常以挫折告终，保守派通常以挫折起步。保守派一开始便是天生的统治者，后来失去了权威，借助于与自己最初所反对的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妥协，他们重新赢回了权威。保守派发现他们掌控着一个并非自己心中所爱的现代世界。
这里的挫败感不是气质上的，而是政治上的。保守派在受挫时可能脾气暴躁也可能情绪良好，这取决于具体的人和所处的时间。当时运不济时，脾气不好的保守派会说：“看，如我所料吧！”情绪良好的保守派会本着休谟般的友善精神，对挫折一笑置之，将它看作“不完美政治”的预期结果。此外，将保守主义当作一种道德气质也似乎是对时代过于敏感了。1958年，美国政治科学家赫伯特·麦克洛斯基（Herbert McClosky）对保守派做了一次民意调查，发现他们通常“疏远”“顺从”和“有些精神不振”。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也做了相同的研究，他在《正义之心》（
The Righteous Mind
，2012年）
一书中发现，典型的保守派比典型的自由派能够更好地平衡生活的需求。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就有理由弄清楚为何现在的保守派给人的感觉是如此愤怒。也许关键的一点是，保守主义属于政治范畴，而不属于社会心理范畴。
政治保守主义之所以受挫，是因为它所面临的困境从未远去。保守主义者对社会团结和共同信仰的呼吁究竟是发自真诚还是言不由衷？他们所喜好的行动方式究竟体现了勇敢的立场还是令人遗憾的妥协？他们所拥有的究竟是一整套原则，以使自己能够在资本主义的创造性毁灭中决定应该保存什么，还是一种不考虑时间和地点的即兴的追求，只关注 此时此地 的有效性？
许多保守主义者认为，社会的团结和秩序有赖于一种共同的信仰。这种信仰不必然是宗教的，但它必须足够严肃和有力，能够将人们约束在不加反省的忠诚之中。如果是这样，那么保守主义者便面临一个问题：人们皈依这种信仰，究竟因为它是正确的，还是因为它对社会秩序是有用的？要使社会的和平与秩序所依赖的制度获得虔诚的信任，并保护它们免遭开明之批评的怒目凝视，那么这些制度的偶然起源，有时甚至是自私的目的，就必须掩盖在神秘的光环下。也就是说，社会需要保护自己免遭一种道德讽刺的攻击，这种攻击也就是：揭去公开宣称的美德面具，暴露隐藏于其后的自私利益。揭去社会和文明本身的面具，正如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的“怀疑解释学”
所做的，对保守主义者（但不限于保守主义者）带来了更加严峻的威胁。对这种威胁的回应是，要么在事实层面挑战揭开面具者，要么承认社会和文明的确是面具，却是必要的面具。
理查德·胡克（Richard Hooker）对清教徒式热忱和天主教教条主义的担忧构成了其对伊丽莎白宗教解决方案
进行辩护的基础。他透露出这样一种观点：一种可穿戴的正统观念是社会和平所必需的，无论这种观念是什么。这一观点在霍布斯和斯宾诺莎那里有着明确的表达。在《论公民》（
De Cive
，1651年）
中，霍布斯写道，君主有责任牢牢控制大学，以免它们产生具有煽动性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中的聪明者将会遮蔽公民和平所依赖的“健全教义”，愚蠢者将从公共讲坛煽动无知的人们。斯宾诺莎对神职人员和教会充满了不信任，他在《神学政治论》（
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
，1670年）
中辩称，尽管一个人的信仰是私人的，无法从外部加以控制，但公共崇拜却是一项社会事务。他在《神学政治论》第十九章写道：“要正确地服从上帝，外在的宗教活动就必须与共和国的和平相适应。”也就是说，国家应该为了社会秩序而看护一种共同的信仰。胡克、霍布斯和斯宾诺莎都以各自的方式，对使人不安的、看似不可逆转的信仰的多样性这一事实作出回应。在论述中，他们都对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和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确立的政治共识进行了确认，那就是：承认宗教差异的历史事实，接受中世纪普世主义的终结。
保守主义对宗教作为社会防波堤的辩护可能是真诚的，如1878年，当德意志帝国议会围绕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法律展开辩论时，威廉德国保守党领袖奥托·冯·赫尔多夫（Otto von Helldorff）赞同这样的观点：“只有宗教对职业和工作的看法……才可以战胜社会民主主义。”此时，赫尔多夫并非在演戏。与此同时，权力对宗教的利用也可以是表演式的。回想一下前文提到的夏多布里昂，查理十世的加冕礼使他厌恶，他问自己谁会被这样的场面所愚弄。美国学者杰瑞·穆勒（Jerry Z. Muller）在1997年对这种困境作了精辟的总结：“一起祷告的家庭成员可能会生活在一起。然而，如果家庭成员一起祷告以求得生活在一起，那么他们最终会发现既无法一起祷告也无法一起生活。”
保守派捍卫或者曾经捍卫过的制度安排可以列一个长长的清单，其中不仅包括一直延续到19世纪的“以前的建制”，如君主统治、国教、贵族特权、有限选举权和信仰资格限制等，还包括获得保守派支持的公民投票式威权主义、君主立宪制、成文与不成文宪法、集中制和联邦制的国家、宗教不宽容以及宗教自由。保守派曾努力试图维系的许多制度有的垮掉了，有的失去了权威，有的消亡了。保守主义有没有因此就变得无用，成为一种失败的壮举，或者一出悲喜剧？保守派是否如拜伦的长诗《唐璜》中的“英勇的骑士”那样，“徒劳地苦战/只因有人不善用权力又不放弃权柄”？
对此，讲究实际的“现实主义”保守派有一个现成的答案：习俗服务于社会秩序，直至它不再服务为止。只要习俗还在起作用，它就应该维系下去，嘲笑或者破坏习俗都是愚蠢的。一旦习俗在历史变化的压力之下遭到削弱，保守派也无须去为习俗续命。习俗与规则、制度、权威和标准一样，其本身没有价值，它们的价值端的在于它们有利于维持社会和平并保持长久的繁荣。寄望于从保守派“现实主义者”那里得到一种超越历史的标准，并据以判断什么需要保守、什么需要放弃，是徒劳的。保守派的标准是一种以结果来评判习俗的历史结果论：习俗在它的时代有用吗？
保守主义者仍须运用这一测试标准，他们必须判断何时应该停止保守那些不可保守的。他们对习俗的 分类 ——存在的、消亡的或有待修复的——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仅仅依赖于对未来的直觉。如果缺乏清晰的原则，那么就不容易得出合理的判断。保守主义者往往高估自己所认同的制度的生存概率，将它们的崩溃归咎于恶意干涉而非制度的内在缺陷。比如，伯克便认为，如果不是因为第三等级的律师和知识分子将三级会议变成了一场围绕理想宪法所展开的无效吵闹，法国君主制和法国社会在1789年原本是可以修复的。19世纪中叶以卡尔霍恩（Calhoun）为首的美国保守派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北方废奴主义者的鼓动和干预，美国南方各州的奴隶社会原本是可以维系的。同样地，20世纪20年代拒绝与魏玛共和国和解的德国保守派声称，如果不是因为敌对的布尔什维克和胆怯的社会民主党人倒戈，普鲁士君主制原本是可以挽回的。对此，“现实主义”保守派会回应说，检验保守主义判断的试金石存在于历史记录之中：历史会表明，尽管保守主义有着上述失败记录，但是当需要判断何时应该捍卫已经动摇的制度或价值观、何时应该顺应不可避免的变革时，有适应力的保守派作出正确选择的次数多于错误选择的次数。这种历史主张，即便我们认可它的真实性，也不表明存在（哪怕任何一种）基础性原理，从而使人们能够提出至少是出于辩护目的的种种看似惊人的精明猜想。
用20世纪20年代一位英国托利党人的话说，保守主义的故事可谓是“执掌权柄的男人们”（以及更晚近一些的女人们）所进行的“没有尽头的冒险”。它还涉及持续的、多方面的政治哲学争论。如果没有了争论，整个故事就会失去意义，就好像冒险家不知道自己的冒险是为了什么；如果没有了冒险，争论和观点就会变成缺乏历史内容的自说自话。为清晰起见，我将整个故事分成四个时期来讲述，每一个时期都会谈及保守派政党和政治家，以及保守主义思想和思想家。
最初的保守主义者身处动荡的变革时期，他们从当时盛行的制度（如君主、教会和贵族制）、法律模式（如所有权和继承）或社会形式（如服从、信仰和忠诚）入手，汲汲于寻找秩序。自由主义现代性是慷慨的，它令作为其论战对手的保守主义一次又一次陷入与强大敌人的搏斗和对抗之中：第一个敌人是自由资本主义，它消解了旧有的政治秩序（19世纪中叶）；第二个敌人是经济民主的要求，它又分为弱的改良主义和强的社会主义两种形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近的一个敌人是伦理和文化民主，这在保守派看来是一种万事皆可为的无规则状态，其罪魁祸首是自由主义的放纵和糟糕的哲学（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每一个时期，保守主义者都要重新思考和表达他们从革命的批判者那里继承而来的最初的承诺：社会团结、习俗的权威、对进步与平等的不信任以及政治行动的局限性。
贯穿保守主义叙事的是一种反差：政治成功与智识不确定性之间的反差。右翼主流派认为自己在治理和看管自由主义的民主方面比左翼做得更好。他们声称自己更好地处理了现代社会彼此冲突的各种要求，比如究竟是要创新还是要稳定，要商业效率还是要社会公平，要全球视野还是要地方福祉。如果你问妥协的保守派的主张是什么，他们会指出自己在自由主义民主体制下占优势的执政记录，以及自由主义的民主尽管本身有种种缺陷但依然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度。在对右翼及其主张表示怀疑的人们看来，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右翼主流派是自满的和与现实脱节的。在政党政治领域，硬右翼认为现代自由主义之现状并非值得夸耀之物，而是需要被推翻的东西。在政党政治之外，来自右翼的伦理和文化批判者认为，现代自由主义是一种错误和丑陋的生活方式。
在现代变迁中，保守派应当保持并传承哪些有价值的东西？保守派究竟有没有自身的一套智识传统，抑或仅仅是一系列反自由主义的批评和不满？保守主义究竟是一种具有独特价值观的实质性传统，抑或仅仅是一种主张审慎处理的风格和传统？这些问题在保守主义的故事中一再出现。此外，还有一种争论贯穿保守主义故事的始终，那就是：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与自由主义现代性达成妥协？这种争论使保守主义叙事变得生动和具体化，保守主义也因此在两种意义上成了为传统而战：其一，为识别并保卫被自由主义现代性所破坏的传统而战；其二，保守派内部为争夺自身的传统而战。
[1] 这里指的是19世纪英国政治家、保守党领袖、曾三度出任英国首相的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Robert Gascoyne-Cecil）。 1862年，塞西尔在《评论季刊》（ Quarterly Review ）第112卷第547页写道：“政治平等不仅愚蠢，它还是一种幻想。讨论政治平等应不应该存在是徒劳的，因为事实上它从未存在过。宪法文本无论如何书写，芸芸众生中都将有领袖人物出现，这些人并不是民众选出的。如果民众愿意，他们可以设置政治平等这样的外在虚饰，并哄骗自己相信政治平等真的存在。但这样做的唯一后果是产生坏的而非好的领袖。每个社区都有天然的领导者，如果民众不是被追求平等的疯狂热情所误导，他们将本能地服从。”——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