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为了完成这部关于右翼政治派别的长篇历史作品，我广泛搜罗相关作家和学者的著作，他们全部有恩于我，对此我要表示感谢。衷心感谢查尔斯·霍普（Charles Hope）和哈伊姆·塔嫩鲍姆（Chaim Tannenbaum），他们阅读了本书的初稿，指出了其中的错谬之处，提出了宝贵的建议。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两位匿名学术评论家，他们为本书提供了合乎情理的指引。感谢马丁·吕尔（Martin Ruehl）、戴维·威金斯（David Wiggins）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两位评论家，他们帮助我理清并完善了本书最初的框架结构。感谢夸西·克沃腾（Kwazi Kwarteng）、奥利弗·莱特温（Oliver Letwin）、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和乔纳森·沃尔夫（Jonathan Wolff），当我在伦敦的时候他们抽出宝贵的时间与我就保守主义展开讨论。同样的感谢还要送给在柏林的弗兰克·博施（Frank Bösch）、迪特尔·戈塞温克尔（Dieter Gosewinkel）、诺曼·古乔（Norman Gutschow）和保罗·诺尔特（Paul Nolte）。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本书编辑本·塔特（Ben Tate）和萨拉·卡罗（Sarah Caro）自始至终给予我鼓励和帮助，黛比·泰加登（Debbie Tegarden）和盖尔·施米特（Gail Schmitt）以其娴熟高超的技巧使本书顺利面世，帕姆·施尼特尔（Pam Schnitter）赋予本书封面以视觉冲击力，马克西米尔扬·弗拉（Maksimiljan Fras）帮助完成了本书的事实核查。康妮·金特（Conny Günther）是一位出类拔萃的部门管理者、译者和向导，她安排了我在柏林的访谈。近年来，我与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以及两位2019年离世的好友奥利弗·布莱克（Oliver Black）和托尼·托马斯（Tony Thomas），就保守主义进行了多次交谈，这些谈话富有成果且令人愉悦。卡尔-海因茨·博雷尔（Karl-Heinz Bohrer）、埃利奥特·Y.尼曼（Elliot Y. Neaman）和弗雷德·斯图德曼（Fred Studemann），或通过谈话或通过信件，向我提供了关于德国右翼的宝贵指导。感谢爱德华·钱塞勒（Edward Chancellor）和安东尼娅·菲利普斯（Antonia Phillips），唐纳德（Donald）和黛安娜·富兰克林（Diana Franklin），以及汤姆（Tom）和罗斯蒙德·格雷厄姆（Rosemund Graham），他们的慷慨和容忍为我提供了舒适和安静的工作环境。最大的感谢要一如既往地送给我的妻子纳塔利娅（Natalia），本书也是为她而作。在本书的校订方面，纳塔利娅与她的姐妹给予了我最慷慨的支持。与在大多数事情上一样，对于写作，纳塔利娅知道什么应该保留，什么不该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