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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自由主义者自认为是建设者，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取代被社会变革动摇了的僵化的、不具适应性的政府框架。他们自认为是社会的新权威，在前任权威失去控制和不被信任之后登场，在一个灵活的新框架中确保政治秩序。
对保守派来说，自由主义讨人喜欢的自我形象建立在一种错误之上。在他们看来，自由派是破坏者，比革命派好不了多少。保守派认为自己是天生的政府党派；相比之下，自由派是无经验的篡位者，很快就会因不切实际的幻想、错误且自相矛盾的社会图景和无法避免的严重错误而名誉扫地。右翼的权威并未失去，仅仅是被自由主义有害的政治运作遮蔽了而已。保守主义的首要任务是消除错误并重新确立自己的权威。
重建权威的愿望表明保守派误判了社会力量的对比，也未能把握新政治博弈的性质。诚然，土地精英、地方显贵、士绅、乡绅、社会名流以及旧阶层和旧制度依然存在，许多旧势力也都毫发无损。这些过去的精英及其保守派助手，如法官、官员、军官、神职人员和教授等，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也的确继续存在。1880年，英国下议院652名议员中有325名是年轻的贵族、准男爵或士绅。直到1912年，德国保守党议员中还有五分之二是有头衔的贵族。然而，自由主义现代性已经带来了明显的变化，从根本上破坏了这种表面上的连续性。
这些精英已不再享有无可置疑的权威。如欲获得并保持权力，就必须对权力进行争论、分享和交换。如果右翼要重新赢得权威，也即重新掌握公认的、既定的和合法的权力，他们就必须为权力展开争论。成功地破坏了旧制度合法性的自由派，并非如伯克对1789年法国人的讽刺那样全都是妒忌而又自命不凡的三流文人。在某种意义上，自由派也仅仅是信使而已，他们代表了一种要求苛刻的新的公民类型，这些新公民乐于质疑权威，政治秩序如今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新公民的同意。伯克之后不久的贡斯当更加敏锐地觉察到，这种新公民属于中产阶级，他们将成为社会秩序和经济繁荣的基石。这些新公民正是保守派要说服和争取的对象。
随着现代政党政治在19世纪初出现，保守派相应地面临一种战略上的选择。第一个选项是重新获得无可争议的权威，在这种选择之下，保守派要么成为向后看的复辟主义者，如1830年之前的法国极端保皇党人和1848年之前的德国绝对论者；要么成为努力控制当下的威权主义者，如拿破仑三世和俾斯麦。第二个选项是放弃绝对控制的梦想，接受自由派的势均力敌，按照自由主义的规则努力赢得新游戏的胜利。后一种选项正是大多数英国和美国（南方除外）右翼的选择。这样一来，右翼就必须接受一种以争夺权威和无休止争论为内容的政治，他们必须在受到自由派支持的政府框架内展开对控制权的争夺。
这种自由主义框架包括议会的最高权威、普遍公民权和公民平等。它使自由主义关于限制权力、平等尊重的核心理想具体化，这些理想反过来又从自身所主张的制度框架中汲取了内容。此外，由于自由派相信社会是可以改善的，他们因此青睐一种具备能力与权威的国家，以促进社会进步并消除阻碍社会进步的障碍；也就是说，自由派赞同统一的大型民族国家、完整的市场和巩固的中央权力。随着这种自由主义框架在19世纪初期出现，它使保守派面临一个选择：或者努力在该框架内占得上风，或者试图以非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取而代之。议会的权力、公民的权利和国家的能力范围成了保守派内部的争论对象。
保守派作出上述选择的方式、强度和时机各不相同。在1789年之后的法国，旧的社会权威和政治结构不复存在，新的权威和结构有待建立，而寻找一种持久的新框架的任务直到19世纪80年代方始完成，部分是因为法国大多数右翼阻挠这种探索。自由主义的民主直到获得右翼温和派的默许之后，才开始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巩固下来。在英国，新的社会权威在1830年之后开始出现，与此同时旧的制度结构被保留下来并经过了民主调整。与法国类似，英国的右翼同样进行了长期的战略性撤退，最终作出让步并为20世纪的复苏作了准备。在德国，旧势力得以幸存，却需要在创立于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临时性混合结构中为争夺民主权威而苦苦挣扎。20世纪初，在民主和战争的双重压力下，德国的旧势力最终崩溃。在分裂的美国，建立新结构和新权威的努力一直持续至19世纪70年代以及之后，最终在20世纪中叶尘埃落定。在上述每一个国家，自由主义现代性的表现好坏严重依赖于右翼如何在妥协与抵抗之间作出选择。
对法国右翼而言，妥协被证明是一个制胜的选择。到19世纪末，民主自由主义已经在法国稳固下来，其过程充满了崎岖和坎坷。右翼的其他选择，如反动和专制，也曾是充满诱惑力的替代选项。在左翼所引发的共和或民主的动荡时期（1848年和1871年），右翼出于对革命的恐惧而联合起来；而在其他时期，右翼则陷入内部纷争，围绕哪个才是最不坏的选项而争论不休。在1815年至1830年的波旁复辟时期，受限的绝对主义招致了自身的失败。在1830年至1848年，奥尔良派显贵所主导的自由主义君主制在一个中央国家中促进了现代市场的发育，却忽视了要求民主的压力，最终导致1848年革命爆发。在1848年至1870年，波拿巴主义曾一度成功地将经济自由主义、公民投票式专制和对教会的再赋权结合起来，却屈服于自由主义的改革，并因挑起与更强大的德国之间的战争而使自身走向败亡。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头十年，也就是19世纪70年代，近代君主制以闹剧般的方式走向终结：来自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的三位竞争者，如梯也尔所说，为争夺那把空荡荡的椅子而争吵不休。
在法国，左右翼最终要一决胜负的观念被证明是顽固的。在右翼一方，支持反动、自由主义君主制和专制的人都将法国国家（state）当作一种有待攫取的战利品，可被用来分别服务于旧秩序、有产富人或者人民这一想象中的造物，这里的“人民”被认为是明智的、有财产的中产阶级。在左翼一方，共和派、民主派和社会主义者同样视法国国家为战利品，他们赢得国家的目的也是为了人民，只不过这里的“人民”要么被认为是无阶级意义上的平等公民，要么被认为是阶级意义上的劳动群众。除了勉强想听听右翼的意见之外，左翼声称自己为所有人代言。令左翼最感开心的事情，莫过于将右翼及其所代表的利益想象为一个小规模的、隐性的少数群体，可被以某种方式完全排除在政治之外。
随着波旁复辟者、七月王朝派、1848年共和派和波拿巴主义者从资本主义变革中寻找现代秩序框架的努力陆续失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1870年登场了。正是在这个时候，右翼才开始接受自由主义关于冲突没有最终胜利者的观念；即便如此，该观念也并未被所有的右翼所接受。在政治上，一个反共和的右翼边缘派持续带来阵痛和阻碍。在智识上，自由主义民主之起源被认为是受到污染的。在巴黎公社后不久出版的关于法国革命之历史著作的第一部分，泰纳这样描述1789年革命的起源：它不仅源于法国贵族阶层的一种“长期自杀”，还源于启蒙运动中充当传统掘墓人的那些思想，如伏尔泰的反宗教观点、卢梭的自然崇拜和对社会的蔑视，以及对理性创造并维持新制度之能力的过度信任。
对法国的进步而言，后拿破仑时期反动的错误和失败是一份大礼。1815年至1830年波旁复辟的十六年实际上扼杀了法国的君主政体，只留下一个不死的幽灵，在1830年之后再也没有活过来的希望。在路易十八和一部对绝对主义轻踩刹车的半代表性的宪法《宪章》（
Char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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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治之下，波旁复辟稳定了下来，并为改革打开了空间。1824年路易十八去世，他顽固的弟弟继承王位，这就是查理十世，他依靠极端保皇派的支持进行统治。1830年7月，查理十世宣布解散新选出的国民议会，实行新闻审查，排斥中产阶级选民，抗议随即在整个巴黎蔓延开来，银行家、记者、奥尔良家族的支持者和巴黎普通民众都明确表示他们受够了。经过三个“光荣日”
的抗议、街头对峙和占领公共建筑之后，查理十世在8月初退位并逃往英国，英国首相威灵顿准许他以化名入境。
然而，保守派同样从自由王朝（1830—1848年）
的失意和法兰西第二共和国（1848—1851年）的失败中获得了启发。从阶级意义上说，波旁王朝的垮台意味着不断壮大的市民阶层的胜利。从政治层面而言，它意味着统治权转移给了奥尔良派这样的自由君主论者。路易-菲利普是弑君者奥尔良公爵（Duc D'Orléans）
之子，他获得了“法国人的国王”称号，以“公民国王”著称。马克思称七月王朝是一个股份公司，这是接近事实的。尽管政府机构和权威一直都掌握在显贵们手中，但债权人的金融利益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在六十多位部长中，多数都出身高等职业或者出身贵族。公司在法律上享有更大的自由。铁路向四处延伸：国家保持低税收，大量借款，并支付轨道费用，与此同时由私人公司进行火车运营。七月王朝的执政观念是奉行经济上的自由，它对资本主义进步持友善态度，但对选举民主充满了敌意。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弗朗索瓦·基佐所主张的右翼的、反民主的自由主义。基佐的口号是和平、妥协与一种关于“中间道路”（happy 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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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然而，他的这种自上而下的自由主义，也就是在商业上实行经济自由、同时维持有限的公民权和严格的政治控制，却并不稳定。
1848年2月，在金融危机和19世纪40年代中期的连年农业歉收之后，七月王朝走到了尽头。政府日益闭目塞听，对改革的呼声充耳不闻，主张变革的运动在巴黎街头蔓延。在一次晚宴上，基佐的红粉密友、俄国著名间谍利芬夫人（Mme. Lieven）与警察局长焦急地谈论着巴黎局势，他们询问基佐关于街头骚乱的看法。“哦，”他对两人说，“无须为 那个 操心。”几天之后，法国国王解除了基佐的总理职务，基佐随后化装成一个德国男仆，乘坐马车流亡英国。在外交部院外的一场混战中，紧张不安的军队朝示威人群开枪，造成多人死亡，路障遍布整个巴黎。国王随后让位给一个年仅九岁的孙辈，相当于默认了国家权威的消失。在这种权力真空中，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宣布成立。
法国第一个现代右翼政党成立于1848年5月，当时来自君主派的代表为了形成一个保守派防线而在普瓦捷街召开会议。法国显贵和中产阶级对自己无法掌控的变革前景感到恐惧，无论变革是来自民选的立法机构还是来自巴黎街头都无关紧要，因为两种情况都足够令他们担忧。4月份的选举产生了一个反对极端的多数，这使中产阶级的担忧有所缓解；然而随着穷人和失业者的经济诉求日益高涨，他们再次忧心忡忡。普瓦捷街的口号是“秩序、财产、宗教”，秩序党
包括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绝对论者和宪政论者、自由派和反自由派，但不包括民主派，也无人信任第二共和国。
在秩序党中，基佐和梯也尔异常突出，两人各自体现了一种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现代性的独特妥协。家长式作风和反民主的基佐直到1850年才从英国返回法国，他的追随者代表他参加了普瓦捷街会议。基佐及其追随者所主张的僵化的、自上而下的自由主义无法应对民众的压力。相对而言，长寿且具有超强适应力的梯也尔先后在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他的经历契合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民主相和解的几个阶段：19世纪20年代他作为“行动派”反对极端保皇党人及其反攻倒算，1830年至1848年他支持君主立宪制，1848年他在反激进的立场下与专制眉来眼去，1871年至1873年他作为第三共和国的首任总统反对君主政体并最终接纳了自由主义的民主。
波拿巴主义似乎为法国右翼提供了另一个替代选项。刚刚从英国返回法国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Louis Napoléon Bonaparte）依赖的正是这第三种框架，即公民投票式专制。公民投票式专制同时具备君主派的反动和雅各宾式民主所具有的那种短期收益和长期缺陷。1848年至1851年的三年中，作为第二共和国总统的路易·拿破仑主导采取了一系列保守主义措施，如重建天主教会在教育领域的影响力（《法卢法》，1850—1851年），钳制社会主义媒体，提供福利救助以与左翼展开争锋。这些措施并未缓解潜在的不满，也无法平息异议，激进派在国民议会选举中的斩获再次向右翼拉响了警报。1851年12月，路易·拿破仑与其内政部长发动了卢比孔行动，这是一场针对他们所领导的共和国的政变。警察逮捕了包括梯也尔在内的反对派，这些人在早期曾支持过路易·拿破仑。一场被操纵的公民投票批准了这次政变。路易·拿破仑步其伯父拿破仑一世的后尘，先是担任了十年总统，然后在1852年11月登基称帝。
路易·拿破仑后来打趣说，第二帝国无法被明确归类，因为皇后是正统主义者，皇帝的堂兄杰罗姆是共和党人，皇帝本人是社会主义者，皇帝的盟友夏尔·德·莫尔尼（Charles de Morny）是奥尔良派。“唯一的波拿巴主义者是佩尔西尼（Persigny）”——当时的内政部长——“并且他很狂热。”第二帝国事实上是一次自上而下的现代化实验，有着更自由的市场和强有力的国家，但在政治上受到限制。它对权威的主张依赖于当前所称的绩效合法性，也就是说，提供社会秩序和日益增进的繁荣，同时拒绝民主和政治自由。
然而，第二帝国很少看起来是稳定或长久的。地方长官是实施国家控制的代理人，他们包括了威权派改革者、自由派改革者、旧的反动派和温和民主派，但没有可供选择的公开选项，因为公共讨论很大程度上处于被禁止状态。奥尔良派的知名人物，如夏尔·德·雷米萨（Charles de Rémusat）、维克托·德·布罗伊（Victor de Broglie）和托克维尔，被弃置一旁只好从事回忆录和历史写作，他们的右翼自由主义在沉默中继续存在，这种自由主义是世俗的，不贪图国家荣耀，热衷于预算上的斤斤计较。19世纪60年代，帝国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变得更加自由：与英国和普鲁士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颁布了新的公司法律，政治上作出让步，并对媒体放松了管制。与多数专制政体一样，第二帝国的命运随着它本身的自由化以及在海外代价高昂的挑衅冒险而走向终结。拿破仑三世的军队在1870年7月至9月的一场与普鲁士鲁莽而为的战争中被击败，皇帝本人被俘并经由德国被流放至英国。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被敌人重重围困的巴黎宣告成立。德国人为了锁定胜局和结束战争而包围了巴黎，法国人请求议和。对战争感到厌倦的选民投票产生了一个由无比坚韧的梯也尔所领导的右翼政府，梯也尔接受了条件苛刻的和约，然而巴黎却并未保持步调一致。激进派横扫了巴黎议会席位，他们对法国的投降感到厌恶，对政府在整个城市忍饥挨饿之时仍对国家债权人提供帮助的行为感到愤怒，并对公民权利和社会改革的希望感到振奋。当1871年3月正规部队与激进的巴黎民兵展现出兄弟情谊之后，梯也尔将军队撤退到了凡尔赛。
面对敌军的封锁、守卫者的弃城而去、国家权威的丧失，巴黎选举产生了一个由大约九十名成员组成的自治公社，由于来自巴黎富裕区的二十名代表拒绝参加，自治公社变得更加激进。
正如马克思所承认的，巴黎公社既非社会主义的也非无产阶级的
，其成员大多是自我雇佣的工匠或者一般专业人员，无政府和乌托邦言论充斥着政治俱乐部。巴黎公社的实际目标并非那么充满野心：它追求巴黎更大程度的自治，要求对手艺人和小企业提供更多的帮助。巴黎公社仅仅持续了七十二天的时间，不足以实现任何一个目标，却足以使梯也尔重整旗鼓，并派麦克马洪（MacMahon）将军率领军队对这场很大程度上由政府所促成的民众自发反抗进行异常残酷的镇压。巴黎公社的事实很快变得不那么重要，其神话的一面被凸显。对左翼而言，1871年是在1793年和1848年之外另一个充满希望的可能年份。对右翼而言，它显示了民主的局限和“暴民”的危险。
在一个寄希望于阻止民主浪潮的顽固右翼的领导下，第三共和国挺过了动荡的诞生期和充满不确定性的最初几年。然而，1871年之后，法国右翼面临的选择迅速变窄：要么接受民主自由主义作为其政治框架，要么使自己变得无关紧要。梯也尔镇压了巴黎公社，避免了德国的占领，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法国失去了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一部分，割让洛林部分地区出自俾斯麦的主张，作为减少法国巨额赔款的交换条件。反共和党人并未平息，君主主义者的梦想再次复苏。借助于1871年压倒性的选举胜利，右翼控制了议会，而最重要的是，反共和党人控制了右翼。作为对梯也尔的回报，议会于1873年选举镇压巴黎公社的屠夫麦克马洪接替他出任法国总统。然而，反共和党人高估了自己，他们中的波旁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徒劳地争夺整个国家已兴味索然的王位。1875年，妥协的保守派不情愿地支持议会通过了一系列宪法性法律，这些法律巩固了法国的共和议会政体，包括普遍的男性选举权、强有力的议会和每届任期七年的弱势总统。
不妥协的右翼则从他们不喜欢但又无法理解的体制内部作出了试图挫败共和国的最后一次努力。麦克马洪在1877年错判自己的权威并解雇了改革派总理，此时的法国右翼仍期待自己在随后的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只是他们没有认识到保守派的看法已经发生了转向。
温和保守派将自己托付给了共和国，而温和的共和派已与温和保守派通力合作，两者从社会主义的崛起中看到了共同的敌人。支持共和的各党派几乎以二比一的优势赢得了选举。顽固右翼溃不成军，他们实际的选项从议会搬到了街头，尽管街头充满了喧嚣和骚动，但被证明是一条死胡同。
英国保守主义并未像19世纪的法国和德国右翼那样经历重重困境和磨难，因此很容易将英国的保守主义视为一种历史的例外，或者一种自成一派的存在。相应地，欧洲大陆的保守派思想家，从德国的雷贝格和施塔尔（Stahl）到法国的基佐、雷米萨和梯也尔，对英国政治所表现出的明显的连续性和明智的判断力或充满羡慕，或怀有妒忌，或有所误解。根据这种看法，英国在17世纪也曾发生过内战和“革命”，但到18世纪末，它已慢慢进入了资本主义现代性，有着一套以熟悉的制度和两党竞争为内容的稳定框架，左右的势均力敌似乎已经得到主要党派的共同认可。由于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也就无所谓制定、修改或者撕毁宪法，因此这幅具有连续性和半自然起源的美好制度图景几无瑕疵，其中明显的裂痕和创新要么被忽视，要么被巧妙地保护起来，使之变得与表面所见完全不同。这些裂痕和创新之处包括：一位不被信任的天主教国王遭到驱逐
，荷兰人和德国人先后被扶上王位
，英属美洲的叛乱，现代奴隶贸易的建立，对印度的商业掠夺，19世纪对行政管理帝国的引进，以及名义上虽是联合王国内部却裂痕累累。这些变化并未被当作断裂或新奇的东西，相反，人们对其作出了种种解释，比如将它们视为一种向旧有实践的回归、一系列令人惋惜但暂时的权宜之计、外来因素的挤压、向习惯性权利的复归，或者英格兰民族的自然延伸。
休谟，一位具有辉格党情绪的托利党人，对于英国具有共谋性质的党派之争，曾打趣地这样问自己：要准确区分托利党和辉格党，何其难哉？两党的名称本身便充满了敌意和嘲讽，分别被一方用来指称另一方。“托利”（tory）源于爱尔兰语中的“
toraigh
”，意为“沼泽地带的居民”或“亡命之徒”，它首次在政治中使用是在17世纪末，被宫廷新教徒用来反对斯图亚特王朝。“whiggamors”一词原指17世纪40年代反对英国教会的苏格兰新教抗议者，后被简化为“whig”（辉格），被詹姆斯阵营用来指称其反天主教的对手
。
在18世纪的多数时间内里，对职位和晋升的争夺更多地发生在辉格党人内部，而非发生在辉格党与托利党之间。在1714年汉诺威王朝的乔治一世继承英国王位之前，托利党与王权相互争夺影响力；1714年之后，顽固派托利党人对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所持的支持态度使托利党在王室中名誉扫地，尽管它在议会的下层贵族中仍受欢迎。此后，政府各部门主要由辉格党人领导，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18世纪60年代，当时战争债务和殖民地的动乱使政府的行政能力承压，促使1760年就任英国国王的乔治三世寻求扩大王权，并使政府摆脱派系的纠缠。乔治三世得到了皮特辉格党人的支持，同时被罗金厄姆辉格党人所反对，后者在议会中的发言人正是伯克。如此一来，博林布鲁克式的“王室vs.乡村”之争
似乎又再次出现，使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相对立，政府与“人民”相对立。事实上，极端主义和革命正在造成一种新的分野，从这种分野中最终形成了英国现代的后寡头政党。1794年，波特兰（Portland）公爵领导下的罗金厄姆辉格党人
因法国大革命而发生分裂。福克斯曾是伯克的盟友，如今却是1789年革命的热情支持者，赞成与革命的法国和平相处。波特兰公爵则支持小皮特召集欧洲各国展开反对法国革命的战争。皮特-波特兰辉格党人成了托利党；福克斯派作为反托利党人，为自己保留了辉格党的标签。这种党派标签一直沿用至19世纪中叶早期。1834年，托利党正式更名为保守党；1859年，辉格党正式更名为自由党。
在安稳于或者反抗“自由主义—现代”政治框架的过程中，19世纪的托利主义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关键的抉择时刻，这些抉择既有政治上的，如1832年和1867年两次扩大选举权；也有经济上的，如1846年关于自由贸易抑或贸易保护的抉择；还有伦理—文化上的，如1829年的天主教解放
。当时，面对这些抉择的托利党领袖人物是皮尔（Peel）、德比（Derby）、迪斯累里和索尔兹伯里。皮尔是一位右翼自由党人，他在天主教解放和废除保护性的《谷物法》（Corn Laws）问题上分裂了托利党。在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长达数十年的对立中，德比和迪斯累里巧妙地引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民主达成了和解。索尔兹伯里侯爵年轻时是一位托利党极端派，随着阅历的增长，他在1880年之后成为了一位务实的保守派（本书第四部分还将谈到他）。德比和迪斯累里为索尔兹伯里的右翼现代大众政党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英国现代保守党的第一位领袖是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1788—1850年），他曾两度出任首相（分别是在1834年至1835年、1841年至1846年），并像索尔兹伯里嘲笑的那样，两次背叛他所在的政党。作为一个有限但有效的政府的代言人，皮尔代表了英国保守主义分裂灵魂中的一半。他出身一个新富的印花布制造商家庭，从小便头脑聪明并笃信宗教，在1822年至1827年、1828年至1830年，他先后在利物浦伯爵和威灵顿公爵所领导的政府中担任改革派内政大臣职务，任职期间他淡化了刑事法律的野蛮色彩，并在1829年成功地移除了天主教徒所面临的公民权障碍。法案将王室职位和议会向天主教平信徒（lay Catholics，非神职人员）开放，禁止天主教神父在公开场合穿着宗教服饰，并将耶稣会或其他天主教教团的成员资格定为违法（该禁令并未严格执行）。皮尔对天主教解放的勉强支持并非源于他关于宗教自由的自由主义信念，因为他本人是一位缺乏胸襟的新教徒；相反，这种支持源于他与首相威灵顿公爵共同的担忧，那就是在爱尔兰自治和对爱尔兰的军事占领之间，宗教让步是唯一的出路。
天主教解放导致以皮尔为首的托利党妥协派和以英国上议院强硬派为首的托利党极端派之间发生了分裂。关于1832年《改革法案》（Reform Act），皮尔最初持反对态度，但随着法案的通过他转而接受该法案。这项改革废除了不符合实际、被权贵们所掌控的“衰废选区”
，在北部城市创设了新的选区，向拥有十英镑或以上价值财产的所有权人或出租人赋予投票权，并将投票权扩大至小规模租地农民和乡村店主以及市镇的某些租赁者。它还从法律上将选民限定为男性。根据缺乏全国登记情况下的估算，改革使选民人数从大约50万增加到75万，约占成年人口总数的7%。改革法案最初被英国上议院否决，抗议随之在那些希望获得代表权的市镇和城市爆发。在布里斯托，骚乱者使整个城市陷入了为期三天的混乱。
皮尔对英国保守主义所抱的希望是，与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者团结起来以捍卫既定的秩序，从而挫败托利党极端派，同时阻止激进改革的发生。彼时“保守派”的名字正在流传。在《泰晤士报》编辑托马斯·巴恩斯（Thomas Barnes，1785—1841年）的协助下，皮尔在1834年起草了《塔姆沃思宣言》（Tamworth Manifesto），提出了他希望保守党派遵循的富有弹性的双重主题：在可能的时候抵制不必要的社会变革，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妥协。该宣言认为1832年《改革法案》是“对一个重大宪法问题最终的、不可撤销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不会再有更进一步的改革了），它承诺但不保证对公民和教会机构进行“审视”，它认可改革是对“业经证实的滥用行为的纠正”以及“对真实存在的不公的补救”，但它标出了一条底线，那就是反对鲁莽的改变，反对“无休止的漩涡般的骚动”。随着辉格党在1841年选举中失利，皮尔出任首相，他引进了所得税并宿命般地废除了《谷物法》
，保守派随之走向分裂。反对皮尔的保守派多数集结到了德比的麾下，皮尔仍受到保守派少数的支持，被称为皮尔派，他们在1850年皮尔去世后加入了辉格党，也就是后来的自由党。
迪斯累里曾嘲笑皮尔的职业生涯是“一个长长的拨款条款”。皮尔作为一位令人钦佩的自由保守主义的开创者而被人们铭记，他同时还是一位不值得赞赏的因信称义的自由市场教条主义者。皮尔注重效率的经济自由主义代表了保守主义完整心灵的一半，另一半是对社会和国家（nation）的一体呼吁。保守主义对国家的呼吁不仅是情感上的，还是经济上的。在保守派内部，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自由贸易与托利党所主张的重商主义之间的竞争一直延续到20世纪。
前辉格党人爱德华·斯坦利（Edward Stanley，1799—1869年），也就是德比伯爵，曾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三度出任英国首相，并在1846年至1868年托利党的蛮荒年代担任该党领袖，他引导托利党穿行在皮尔的右翼自由主义和托利党极端派的强硬立场之间。1833年在担任辉格党政府的殖民地大臣期间，德比起草了废除殖民地奴隶制的法案，该法案用七年的时间逐步将奴隶从被奴役状态解放出来，并补偿庄园主的“财产”损失，补偿金额相当于今天的两百亿至三百亿英镑。在担任爱尔兰布政司期间，德比向与宗教无涉的爱尔兰学校教育提供适当的国家支持。作为爱尔兰天主教改革者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的反对者，德比因英国国教在爱尔兰的至上地位被削弱而于1834年离开了辉格党，与少数追随者加入了以皮尔为首的保守派议员阵营。德比的《诺斯利信条》差一点就取代皮尔的《塔姆沃思宣言》成为保守党的奠基性文件。德比随后与皮尔决裂，带头反对废除《谷物法》。1849年之后，德比在下议院获得受他提携的迪斯累里的支持，后者在德比去世后很大程度上将他从保守主义的史诗中剔除了。在右翼方面，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解的一个早期标志是19世纪60年代初德比对自由党人巴麦尊（Palmerston）的支持。他不赞同巴麦尊的海外冒险，但与巴麦尊一样对激进派充满敌意。
德比，与迪斯累里一道，对保守党向选举民主的公开让步负有责任。他认为，这种让步是“黑暗中的一跃”，也是“不可避免的一跃”。与1832年的保守派不同，德比有理由认为保守主义可以在民主博弈中蓬勃发展。他与迪斯累里的第二改革法案（1867年）通过对财产资格的调整，将投票权赋予了乡村的小农、佃户、手艺人和市镇劳工，使全国选民人数几乎翻了一番（包括人口的自然增长），达到22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6%。
作为一位在利物浦边缘的诺斯利拥有大片田产的兰开夏郡显要人物，德比对一种抱怨很敏感，那就是一个世纪以来英国显贵们使小农背井离乡；他呼吁进行土地登记，希望这种登记会显示出相反的情况（其结果如何并不清楚）。本着类似的家长式关切，德比对美国内战期间因棉花短缺而受损的本地织工提供救济。作为一位曾翻译过荷马作品的有教养的大人物，德比对驯马人和狩猎者感到自在，却对媒体或中产阶级感到不自在，后者未能领会他超然而厌世的语调。据说，当被问及感受如何时，德比的最后一句话总是：“灭绝的伟力（utmost power）真令人厌烦。”他的公共感仅限于议会，他的保守主义是讲求实际的，更多地是一种操作风格而非一套思想体系。德比去世后不久，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散文家写道，他并未给“这个时代的政治思想带来任何新的东西”，这里假定了一种过于狭隘的政治思想概念。德比是一位保守的实用主义者，他的目标是通过政治让步和社会缓和来引导或扼杀激进的改革。他相信，进步带来好处，也带来伤害。警觉的保守主义者应该时刻提防无法预料的后果，比如铁路摧毁了劳动阶级的住处。“灵巧的手”可以从不可阻挡的变革“机器”中带来好处，但如果变革被“不顾后果地加速推进”，那么“压倒性的破坏”就不可避免。德比的保守主义基于一种对20世纪社会政治研究所称的隐性功能和非预期后果的直觉把握。自由派会立刻回应说，非预期后果可以是坏的也可以是好的，这种回应未能阻止右翼将非预期后果作为他们反对政府干预和社会改革的论点之一。
迪斯累里（1804—1881年）是一位政治家、政治小说家、政党领袖和英国首相（分别在1868年、1874年至1880年），他集中体现了英国右翼与自由主义现代性的谨慎妥协。作为一位浪漫主义的“青年英格兰”
托利党人，他最初反对投票权的扩大，并捍卫既定的制度，如土地财产、英国教会、君主、古老的大学和英国上议院，这些在他的脑海中体现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保守主义关于忠诚、服从和信仰的理想。他最终成为一位务实的经理人兼战术家，并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大众民主、社会变革和上层阶级文化特权的丧失。
迪斯累里以虚构和非虚构两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政治观点。他广受欢迎的思想小说涵盖了多方面的内容，如1844年创作的小说《康宁思比，或者新一代》（
Coningsby, or The New Generation
）体现了皮尔的权宜应变，1845年的《西比尔，或两个民族》（
Sybil, or The Two Nations
）展现了“饥荒四十年代”
的阶级斗争，1847年的小说《坦克雷德》（
Tancred
）聚焦英国的新兴帝国，1870年的小说《洛塞尔》（
Lothair
）则涉及忏悔政治。1835年的《英国宪法辩护》（“Vindication of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是迪斯累里匆匆写就的一篇文章，而非仔细的论证。在文章开篇，迪斯累里抨击了他所认为的关于改革的家庭哲学，即功利主义：功利主义将幸福理解为狭隘的自利，并假定任何被授予权力的人都会成为暴君或强盗，进而在一个合乎逻辑的跳跃中，主张一个全民共治的民主政府。功利主义者作为“新的经院学者”，抽象地进行思考，忽视地方的具体情况，没有认识到健全的制度无法用量化的“功利”来衡量，而是要反映民族的性格和历史。
迪斯累里遵循伯克的风格，称国家是“一种精致艺术的复杂创造”，他对自然权利不予考虑，并认为法律的出现是合乎惯例的历史结果。与1789年以来使法国深受其害的华而不实的建构相比，英国稳健的制度凸显出来。1830年法国的试验者很快发现自己“所领导的人民没有宪法，也不拥有形成宪法的任何要素”。在欧洲的“普遍骚乱”中，英格兰也屈服了，只有不动声色、专制但治理良好的普鲁士保持冷静。
迪斯累里对错误观点的抨击遵循了伯克的批评风格。他关于政党—政治的抱怨则呼应了柯勒律治的历史演义，后者认为政治与社会的和谐被贪婪和不满打破了。就在迪斯累里重新描绘这幅图景的时候，两大阵营出现了分歧：辉格党人代表寡头，托利党人则代表国家（nation）。一方是辉格党实业大亨、银行家和城市持不同政见者；另一方是君主、教会和平民，也即英格兰乡村和市镇的“绅士们”。快速富起来的商业精英有权无责，新业主不像慈父般的乡绅那样关心佃户和劳工，而是将工人视为可以按照市场价格进行买卖的生产要素。有限政府可以请求人们更加努力地工作，但无法通过法律要求人们这样做。19世纪30年代，道德劝告已是一个空洞的希望。在担任首相之后，迪斯累里援引法律来保护工人并清洁城市。他具有社会关切的保守主义是迈向福利国家的一小步。
在第二次担任首相的两年前，迪斯累里在1872年6月发表的水晶宫演说中提出了他的宽广愿景的三个核心内容：英国制度、帝国和“人民处境的提升”。他对君主、教会和上议院的依恋在多大程度上是真诚的而不是工具性的，是有争议的。与伯克一样，迪斯累里诉诸信仰和情感来为既定制度进行辩护的做法带有一种玩世不恭的况味，这种玩世不恭从未被完全驱散。宗教信仰之所以好是因为它是真实的还是因为它是有用的？迪斯累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前文提到的保守主义困境的典型例子。他在水晶宫演说中对帝国的辩护充满了华丽的修辞和丰沛的情感。他认为，自由派想努力证明从来不存在像印度那般代价高昂的“皇冠上的宝石”，也就是说他们将帝国视为不会带来回报的商业提案，试图以此来“瓦解”帝国，但这种努力失败了，因为他们忽视了“殖民地对母国的认同”。无论出于何种理由，迪斯累里在他的第三个关切上都是真诚的，并且在任职首相期间，他的确着手推进改革以改善工作环境和城市生活。
关于迪斯累里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被贴上社会改革者、人民民主派、一国托利党这些反差鲜明的标签，历史学家存在分歧。他迷人、招摇、自我推销且经常负债累累，为此他的主要竞争对手、自由党人格拉德斯通认为他“过于表现自己……缺乏真实性”。也许迪斯累里的确在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将听者的注意力从保守主义的困境上移开。尽管如此，他以其对党派的忠诚、对计谋的娴熟和对职位的嗅觉而集中体现了英国右翼的一个独特元素，那就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这种本能为一个单一主导性政党的显著连续性奠定了基础。迪斯累里与后来的鲍德温一样，对作为保守主义选举核心的英国中间阶层的情绪有着异常敏锐的感知：中间阶层选民对自命不凡、寡头特权以及私下所见或来自对手的理智主义态度冷淡，然而当诉诸那些不可把握的事物如民族、君主和帝国时，他们则热情高涨。
皮尔、德比和迪斯累里共同打造了一个现代政党，从而将商业、金融和土地利益与捍卫英国熟悉的制度、君主、国教和上议院结合了起来。英国保守派与之前的对手右翼自由派相互融合，在此过程中他们对自己最初所服务的社会精英阶层进行了反思。保守派与右翼自由派都具有吸纳能力和适应性，都更愿意抑制而非摧毁对手，这样一种性格一直伴随英国保守主义直至民主时代。这个政党为帝国也为与爱尔兰的联合辩护，这对英格兰民众有着广泛的吸引力。此外，它的忠诚所系（attachments）也在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并找到了新的寄托之物。1830年，英国保守主义支持教会反对新教，支持农场反对制造业，支持乡村反对城市。到1880年，这种忠诚所系的伦理形态，即正统vs.异见、传统vs.创新、善vs.恶，尽管仍然可以识别，但变得灵活了，也更务实了。在现代资本主义的都市—工业条件下，保守派正变成一个具有广泛民主吸引力的适应性强的右翼政党。随着社会的变化，保守派的成功也取决于他们如何作出调整以在其忠诚所系之间保持平衡，以及如何持续、公开地倾听公众意见。
德国保守主义的精神导师是容克（Junker），一位来自东普鲁士的乡绅，他在乡村集市上用廉价的伎俩欺骗农民，并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愚弄整个国家。这是1832年诗人海涅（Heinrich Heine）在发自法国的政治快讯序言中的描写。普鲁士审查人员将这个关于容克的段落连同其他许多内容一并删除了，但在次年的法文版本中，这段文字重见天日。海涅不留情面地将德国描述成一个被落后的土地阶层所奴役的国家，与这幅图景相比，他对法国好逸恶劳的“公民国王”路易-菲利普和七月王朝温顺政客的嘲笑就显得微不足道。
海涅的夸张描述影响深远，它曾一度接近于一种历史上的老生常谈，那就是：普鲁士容克贵族先是拖延、继而帮助摧毁了德国的自由主义的民主。根据这种说法，容克贵族在19世纪晚期及之后对普鲁士国家、军队和教会的持续掌控，使得普鲁士能够以战争实现国家统一，能够推动自上而下的现代化，并避开了在法、英等“正常”邻国所出现的那种公民自由和选举民主。与英法相比，德国保守主义是单维的，它与土地利益相捆绑，组织不善且无法适应民主条件。
然而，这种夸张描述有其自身的矛盾之处，正如一种借鉴了该描述的宿命论观点那样，后者认为自由主义的民主在德国机会渺茫。如果说容克贵族作为一个阶级有着一贯的密不透风、无代表性和落后性，那么他们如何能够掌控保守主义这样一种丰富而多变的新的政治实践，更罔论掌控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现代国家？19世纪中叶的普鲁士不仅仅有着发育不良的乡绅和沉默寡言的农民，同时还有公务员群体、学校和赢得世界赞誉的大学以及快速工业化的莱茵兰。
普鲁士的某些保守派来自蛮荒地区，其他则是持右翼立场的教授或公职人员，前者如埃拉德·冯·奥尔登堡-雅努绍（Elard von Oldenburg-Januschau），他是一位直言不讳的容克顽固派，未能完成高中学业，喜欢自己在乌兰骑兵团度过的时光，并因一句在帝国议会对同僚所说的话而被人铭记，他说：“德皇应该时刻准备派军官和士兵来关闭议会。”后者如下文将要提到的汉斯·冯·克莱斯特-雷措（Hans von Kleist-Retzow），他是俾斯麦在普鲁士议会中的死敌，出身于普鲁士高级行政阶层，最初求学于距莱比锡不远的舒尔普夫塔中学，一所以压力大而著称的学校，尼采和贝特曼-霍尔韦格（Bethmann-Hollweg）也曾就读于此；雷措从舒尔普夫塔毕业后，进入大学并获得了几个学位。
德国保守主义与统一的普鲁士贵族阶层的固有观念相去甚远，反而像法国和英国的保守主义那样充满了冲突和交叉的张力。德国保守派包括极端主义者与和解派，等级国家（旧特权及地方主义）的捍卫者兼官僚国家（现代行政与集中制）的反对者，银行、工厂和农场相互竞争的诉求，地区间的显著差异，以及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在信仰上的分歧，这种分歧使1830年德国建立现代保守党的首次尝试归于失败，当时的德国身处一派争取自由化和代表制的喧嚣之中。保守派内部的分歧是：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或者拉拢现代政治场域中持自由主义和民主立场的反对派。
德国右翼在社会问题上也存在分歧。社会问题是在19世纪40年代的艰苦岁月中随着贫困进入政治争论而浮出水面的。（贫困［ Pauperismus ］一词首次出现在1840年的《布罗克豪斯［Brockhaus］词典》中。）到1848年，据估计德国科伦有30%的民众生活在贫困之中。保守派认为贫困尤其是城市中的贫困是一个问题，但他们在贫困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应对贫困上存在分歧。一些人将贫困归咎于自由派实业家，另一些人则将其归咎于工人的懒惰和道德败坏。一些人主张进行适度的国家救济，另一些人则主张事实上的福利国家。对于这个社会问题，保守派无法作出一致的回答。
在不稳定的德意志邦联时期（1815—1848年；1850—1866年）
，与德国保守派的分歧交织在一起的是，他们还必须在两种现代政治场域之间作出选择：究竟是采纳大德意志解决方案，继续维持奥地利领导下的松散邦联；还是采纳小德意志方案，建立普鲁士领导下的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德意志小邦的保守派、反普鲁士派和反自由派往往支持奥地利。愿意与自由派达成妥协的保守派，以及厌恶奥地利专制多于厌恶普鲁士专制的自由派则支持普鲁士。
导致德国右翼分裂的另一个因素是俾斯麦。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新生的议会处于犹疑和衰弱当中，此时俾斯麦开始执掌决策大权，保守派需要决定是支持还是反对他。随着俾斯麦对保守派看法的改变，保守派也改变了对他的态度。俾斯麦最初是一位虔诚的右翼极端派，执政后毫无顾忌地成了一名实用主义者。人数日益减少的右翼极端派通过自己的报纸《十字报》（ Kreuzzeitung ）来反对他。大多数保守派集结在俾斯麦周围，反俾斯麦的大旗则从之前的右翼传递给了天主教保守派、民主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
德国最早的保守派在政治上一直受宠，他们从未完全失去权威，并且一直都可以使用国家机器，只是间歇性地经受民主的测试。在政党意义上，德国保守主义一开始只是1815年解决方案之后在地方贵族之间所形成的非正式网络。旧秩序的捍卫者决心保护君主的权力不受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影响。旧特权被废除，封建制晚期的做法被终结，宪政政府得到认同。除了像巴登
这样的例外情况，一种妥协、不稳定的专制政治流行开来。普鲁士人在1815年被许诺了一部宪法，这部宪法直到1848年才姗姗来迟，是自上而下强加的，并立刻受到删减，且在19世纪50年代被进一步修改了六次之多。弗朗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ph）在1851年撤回了一部匆匆起草的奥地利宪法。旧的精英阶层垄断了宫廷、教会、军队和官员职位，然而他们的权威不再是不容置疑的。
如果说法国大革命唤醒了德国的政治思想，那么1848年革命便是将德国保守派推向了公共讨论。他们开始提出理想、论点和政策，开始起草关于目标和宣言的声明。作为对法国七月王朝的回应，他们在1831年便创办了《柏林政治周刊》（ Berliner Politisches Wochenblatt ），然而当1837年他们试图创建一个右翼政党时，这种努力因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分道扬镳而归于失败。十年之后，事态变得更加紧急。1848年6月新创办的《十字报》声称：“想一想你们喜欢政治俱乐部什么，在那里我们必须在敌人设定的游戏中与之作战，否则我们就会遭遇惨败。”当年夏天，一个由四百人组成的富有且主要是贵族的保守派团体在柏林成立了保卫财产和提升所有阶级福利联盟，简称“容克议会”，其目标是阻挡对财产的干涉，提升普遍福利和培育阶级团结。容克议会在1861年组建成为普鲁士议会中的一个政党，它描述自己的目标是自上而下的团结，以强大军队维持普鲁士的强大，确保社会和道德纪律，保持对银行的控制。
德国保守派开始遵守自由主义现代性的游戏规则，他们必须为政策和利益展开争论，而不仅仅是发号施令。与别处一样，遵守这套规则意味着保守派可以进行选举运作、收买媒体以及一般来说操纵这套系统。然而，如果将威廉德国的保守派视为自上而下的操纵者，那将是扭曲的，正如上文提到的对容克的夸张描述一样。保守主义是自下而上的，遍及德国的民众运动与地方诉求给柏林的政党政治家带来了压力，对公共讨论的参与也引发了分歧。对许多保守派来说，诉诸人民是一种不保守的做法，它是民粹的（ völkisch ），也即民粹主义或贬义上的大众化。对其他保守派而言，诉诸人民是生存的唯一途径，这样的保守主义相对而言是大众的（ volkstümlich ），也即褒义上的大众化。其中所隐含的对民主的不同理解后来变得越发重要。接受了现代游戏规则的保守派首先要将自身组织起来，德国为此付出了代价，因为他们不擅长这项任务。德意志帝国的右翼对民主一直态度冷淡，他们在地方也支离破碎、组织混乱。
德国统一（1871年）近二十年之后，三个主要的右翼政党在男性选民普选产生的帝国议会中赢得了近一半的席位。这三个政党分别是德国保守党（Deutsche Konservative Partei, DKP）、自由保守党（Frei Konservative Partei, FKP）和国家自由党（National Liberals, NL）。
德国保守党和自由保守党脱胎于普鲁士议会中的亲内阁派系，这个派系在19世纪60年代初围绕议会的预算权与自由派进行了斗争。两党均源于1848年容克议会中的旧右翼，旧右翼们决心抵抗自由主义和民主浪潮，但无法就如何抵抗达成一致。自由保守党的前身是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温和派，他们想利用新的手段来实现保守的目的；德国保守党的前身则是旧的反现代的顽固派。顽固派同意加入政党政治，但所提出的条件却被证明是难以维系的，他们要求有限的选举权，主张议会的从属地位，并要求维持旧的特权包括税收自由和对政治话语权的世袭。随着保守据点的弱化，到19世纪60年代末顽固派又面临更加紧迫的问题：以战争实现统一和一部新的帝国宪法，后者包括实行男性普选权。随着俾斯麦公开宣称自己是保守派并对两党施加压力，右翼的选择事实上变成了支持还是反对俾斯麦。
自由保守党是商业和银行家的政党，它支持俾斯麦，该党是俾斯麦在帝国议会中打造保守派联盟的第一根柱石。它在工业化迅速扎根的莱茵普鲁士的力量最为强大。当它在自由贸易上出现分裂并且自身的选举吸引力开始下滑之后，它对俾斯麦的用处就打了折扣。与依然坚持旧有的忠诚并对自由主义充满怀疑的德国保守党不同，自由保守党所关心的是高效率行政、国家实力，尤其是抵制社会主义。与同为俾斯麦盟友的国家自由党（主张自上而下的右翼现代化者）一样，自由保守党对选举民主充满了警惕，但只能尽其所能地利用它。自由保守党和国家自由党都支持俾斯麦的一种努力，那就是试图使天主教会和社会主义运动这两个德国公共生活中的独立力量屈从于国家意志，尽管两党内部都存在一个对此持反对立场的自由主义少数。
德国保守党中的旧保守派来自德意志帝国之前的普鲁士和北德意志议会中的顽固集团。面对与奥地利的战争和德国的统一，这个旧保守派也分裂为亲俾斯麦和反俾斯麦两派。亲俾斯麦的一派在帝国议会中占据上风，其领导者是德国保守党领袖、忠于俾斯麦的奥托·冯·赫尔多夫-贝德拉（Otto von Helldorff-Bedra）。反俾斯麦的一派则控制了普鲁士议会
。
随着德国的统一，这些旧保守派都接受帝国议会由普选产生，但同时寻求将帝国上议院作为反对他们不想要的改革的工具。
尽管这种努力失败了，但作为补偿，旧保守派控制了普鲁士议会，德国统一之时普鲁士人口占德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与帝国议会不同的是，普鲁士议会享有广泛的征税权。德国保守党对普鲁士议会的控制一直持续至1918年，这种局面令德国的改革派总理们叫苦不迭，并使大部分税收远离民主的掌控。
德国保守党在1876年正式组建为一个全国性政党，它以散漫的措辞宣称自己的目标是：支持帝国宪法，反对在各邦和地区实行广泛的选举权，支持公民自由，限制中央政府的权力。它希望宗教能够在政治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在它看来只有宗教能够解答人们“日益加深的困惑”，并阻止因过度自由、金融资本和社会主义三重威胁而导致的“社会纽带的解体”。右翼各政党之间的冲突使得1870年成立的天主教中央党（Catholic Center）成为一个中枢性质的政党。1878年之后德意志帝国与罗马教廷达成和解，德国反天主教的文化斗争（
Kulturkampf
）
也失去了动力，此时天主教中央党与德国保守党结盟，但后来两党再次分裂。
这样的冲突和交叉结盟拆穿了一种具有误导性的看法，那就是：威廉帝国的保守主义是一个以容克贵族为首的坚实的反动集团。分裂的右翼不仅未能以自身的团结和力量拖延自由主义的民主在德国的到来，它反而通过阻挠或误导帮助自由主义的民主摆脱了软弱。权力、利益集团和精英阶层感受到了自由主义的改革、经济民主和文化权威的衰落所带来的威胁，但他们却缺乏一个自信的、可以依赖的右翼政党来缓和现代变革。
这些剧目的表演者展现出了右翼独特的类型特征，他们反差鲜明的角色和气质凸显了19世纪中叶德国右翼的多样性：极端派、社会保守派、受挫的现代化者，以及在温和派与顽固派之间保持党派平衡者。
典型的极端派是格拉赫兄弟，即利奥波德·冯·格拉赫（Leopold von Gerlach）和路德维希·冯·格拉赫（Ludwig von Gerlach），他们构成了一个秘密顾问团的核心，为缺乏领导力的国王威廉四世提供指导。与法国之间的战争塑造了他们的爱国观念（两人都是军队老兵），而呼吁个人信仰和社区行动的虔信派的觉醒塑造了他们的宗教信念。社会基督教之保守主义传统的早期代表人物是赫尔曼·瓦格纳（Hermann Wagener），他是一位前教会人士和政论家，作为抵抗运动的良知而积极奔走，他所抵抗的是资本主义正在创造的现代社会。
愿意顺应时代的保守派包括像约瑟夫·冯·拉多维茨（Joseph von Radowitz）这样遭遇挫败的现代化者。作为天主教徒，拉多维茨最初站在反动右翼一方，认同《柏林政治周刊》，后来成了一位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保守派，热衷于平息工人阶级的诉求。他与格拉赫兄弟一样与国王关系密切，但与他们不同的是，拉多维茨能够从事件中吸取教训。19世纪30年代，他为教会和王权辩护，反对改革。到了窘迫的19世纪40年代，他在《国家与教会》（ State and Church ，1846年）一书中写道，政府应该行动起来减少贫困。他认为，保守派将自由派排除在外是愚蠢的，因为此时真正的威胁是工人阶级的激进主义。拉多维茨在内阁中的对手是奥托·冯·曼陀菲尔（Otto von Manteuffel），后者是一位头脑聪明的政府官员，曾在舒尔普夫塔接受教育，于1848年至1850年担任内政大臣，于1850年至1858年担任首相和外交大臣。在1848年之后的宪政停滞时期，曼陀菲尔在普鲁士政府中的温和派与极端派之间保持了平衡。
尽管上述政治人物（关于他们更多的生平介绍见本书附录C）体现了早期德国保守主义的多样性，但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参与一种类似的维持现状的行动当中。随着俾斯麦的崛起、德国的统一和一个由男性选民普选产生的国民议会（即帝国议会）的建立，他们前民主的政治方式变得无关紧要。在俾斯麦体制下，以宫廷政治和有限代表制为内容的旧保守主义被一种民主—威权的混合体所取代。这种混合体依赖于王权、官僚机构和议会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所有这些都在俾斯麦的指导下进行，尽管他的控制并不像关于他的威权传说所显示的那样强。
支持俾斯麦的一位政党保守派是赫尔多夫-贝德拉（1833—1908年），他自1876年德国保守党创建之日起便担任该党领袖。赫尔多夫将普鲁士保守派召至俾斯麦麾下，一方面遏制了最后的极端顽固派，另一方面遏制了以瓦格纳为首的社会保守派。与俾斯麦反目成仇的一位普鲁士阻挠议事者是克莱斯特-雷措（1814—1892年）。克莱斯特与年轻时的英国索尔兹伯里侯爵一样，最初也是对已过全盛期的观念进行了有力的辩护，后来他与俾斯麦意气相投（并与后者的侄女结婚），但在1870年之后又回归有着基督教—父权色彩的右翼。
这就是德国保守派最初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尽管他们依然掌握权柄，却不再掌控一切。他们缺乏大众的认可，尽管他们认识到自己需要这种认可，却没有勇气去争取。简言之，他们要为民主合法化支付税金。如果要与一个更加自由和民主的现代性和睦相处，他们需要付出何种代价呢？这种代价便是保守派旧的忠诚所系，包括君主、王权、贵族特权、社会团结和等级制度。对愿意妥协的保守派而言，放弃其中的许多或大部分是值得的，只要作为社会秩序之基础的财产能够受到保护。
旧的右翼顽固派对如此高昂的代价感到不满，他们依然对摇摇欲坠的旧制度紧握不放。年轻一代的新右翼则更加受欢迎，也与时代更加合拍，他们将保守主义的忠诚从旧利益上转移开来，以新的方式重新聚焦。社会团结不再被认为是一种等级结构，而被视为一种共同的国家身份和德国性，尽管后两者在他们看来是排他的。其他的保守派依然抱有一种实用主义的希望，寄希望于以某种方式避免选择。俾斯麦从1862年至1890年先后担任普鲁士王国第一任首相和德意志帝国宰相，他的成败起伏便依赖于对这些冲突派别的掌控，他既成功地避免了灾难的发生，同时又将日积月累的麻烦留给了未来，这方面内容请见本书第五章“德国保守派的举棋不定”。
面对既无法接受又无法抗拒的民众力量，悲痛又不甘心的德国保守派选择了低头认输和撤退。保守派这种拒绝参与现代政治的态度被台奥多·冯塔纳（Theodor Fontane）在其最后一部小说《施台希林》（ Der Stechlin ，1898年）中捕捉到了。小说的场景设定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柏林以北的勃兰登堡湖区，故事围绕一位普鲁士旧乡绅杜布斯拉夫（Dubslav）而展开。杜布斯拉夫是海涅所嘲讽的那种近代容克，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在别人的劝说之下，他不情愿地以保守派身份参加所在地区的议会。选举之夜，社会民主党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胜利，自由党人倍感失望，杜布斯拉夫则松了一口气。他不为民主政治所动，也无法认真对待竞选。他与助手们前去用餐，愉快地在心里念叨：“赢了固然好，但是有晚餐更好。”
1831年1月，美国政治家兼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在日记中忧心忡忡，他担心欧洲的自由主义动荡可能给他的国家带来影响。他判断，欧洲的动荡将会“强化民主原则”并“相应地削弱财产安全”。减税将导致国债“被吸干”（也意味着债券持有人将蒙受损失），对信用的信心也将被“击垮”。政治改革和“宗教不忠”，尤其是在法国，会摧毁“令民主不快的”权威，即主教和世袭贵族，后两者都无法承受“舆论的熊熊烈火”。在一派焦虑当中，亚当斯不确定该得出什么结论。一方面，他认为“欧洲的民主学说”将“不会在这里得到任何支持”；另一方面，他不确定美国的制度能否承受得起因奴隶制而起的民众冲突。英国日益迫近的对奴隶制的废除有可能“像瘟疫一样”从西印度群岛传播到美国，尽管它将受到美国南方人和渴望将南方留在联邦中的北方人的共同抵制，但即便如此，亚当斯依然担心要求废除奴隶制的民主压力会给美国带来“苦涩的后果”。
亚当斯（1767—1848年）是一个很好的反例，可以用来驳斥那种认为美国缺乏保守主义传统的观点。他是一位右翼辉格党人，尽管“右翼”和“辉格党”这两个词都需要放在当地语境中加以解释，但亚当斯无疑代表了一种鲜明的美国保守主义，这体现在他对国家团结（national unity）和社会秩序的坚守上，也体现在他对一种准自然的治理责任的有力假设上。亚当斯与其父亲一样曾出任美国总统（1825—1829年）
，他还担任过国务卿（1817—1825年）、参议员（1803—1808年）以及马萨诸塞州联邦众议员（1831—1848年），并曾担任美国驻荷兰、普鲁士、俄国和英国的外交使节。作为门罗主义
的策划者，亚当斯在经历了一场与英国的新战争
以及在西班牙撤出拉丁美洲之后，稳固了美国的外交地位。
正如亚当斯优秀的政治履历所表明的，政治对他而言首先是处理国务的能力。作为一位相信国家命运的人，亚当斯对党派气息感到厌恶，但他依然有很强的怀恨心，并有能力进行明争暗斗。他缺乏幽默感、易怒且自律，在长达五十年的时间里一直以冷静的笔触撰写政治日记。作为一位坚定的加尔文教徒，他认为美国超验主义者
所持有的温和信条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欺骗，后者主张通过精神的自我提升来实现世俗救赎。爱默生（Emerson）被他斥为“一个精神错乱的年轻人”。按照亚当斯的悲观看法，只有上帝不可预知的恩典才能够驯服和引导堕落的人性。
不那么教条的是，亚当斯认识到机运（chance）以及他所谓“新生儿的不确定性”在人类生活中所起的不可抹煞的作用。他本人那著名却不幸的家庭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他的两个兄弟和一个儿子因酗酒而过早离世，另一个儿子也因生活浪荡而夭折。然而，亚当斯家族的杰出成员除了两位总统之外，还包括亚当斯的第三子，后来成为自由土地共和党人的领袖之一
；以及亚当斯的孙子、后文将要提及的作家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他是一位美国历史学家、以华盛顿腐败为题材的讽刺作家，以及对现代进步深感痛惜的批评者。
在政党政治方面，亚当斯先是成了一名反联邦党人，反对专横的中央政府；1824年之后又成了一位反杰克逊派的辉格党人，对大众民主充满警惕。美国辉格党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杰克逊派民主党的反对者而出现，从而形成了被普遍确认的美国19世纪三大政党体系中的第二个，这三大政党体系是：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1792—1824年）、辉格党和民主党（1824—1856年），以及从美国内战到镀金时代
的共和党和民主党（1856—1892年）。
辉格党人有自由主义的一面，这体现为他们相信物质和道德进步；也有保守主义的一面，这体现为他们信任精英而不信任民主。他们不是教条的自由市场论者，而是指望税收和政府能够带来一个繁荣的全国市场所需要的公共“改善”，首先是道路和运河。回顾过去，亚当斯在1834年7月写道，他曾希望“国家疆域能够为进步和不间断的内部改善提供源源不竭的资金”。与此同时，辉格党人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行政分支，将其视为腐败的温床，这使他们与后来的善政共和主义传统相贯通。在道德进步方面，辉格党人坚持认为要自上而下地改善人民，因为人民需要来自优良者的指引。他们担心，如果公民性格没有根本性改善，那么民主注定会失败。因此，他们寄希望于教会、报纸、学校和大学能够驯服一种桀骜不驯的男性文化。他们认为自己是英国传统的新的继承者，这些传统如普通法、贵族责任和有序政治，在旧世界已变得衰弱或日益倦怠。
也因此，民主的杰克逊派和保守的辉格党人之间的争夺往往呈现为一种阶级政治：富人vs.穷人、特权精英vs.美国人民。而事实上，冲突更多地发生在区域精英之间：一方是南方和西部的精英，另一方是北方的精英。这种竞争更多地事关国家的正确方向，而非推翻社会秩序。政治的首要任务究竟是改善美国还是扩大美国的疆域？
辉格党人主张在向西部拓展之前，先要改善美国和美国人。著名的辉格党报人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写道：“内部改善的本能与无限攫取的本能相对立。”他徐徐写道，一个民族不能“同时将其精力用于收并他人的领地和改善自己的领地”。与之相反，杰克逊派的《民主评论》（ Demo_cratic Review ）则在不久之后发出疾呼：“是的，更多，更多，更多！……直至我们民族的命运得以实现，直至这整个无垠的大陆都归我们所有。”
辉格党对那些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表现良好或希望表现良好的人富有吸引力。它赢得的支持者包括向上流动的白人新教徒、城市职员、技能行业从业者，以及靠近交通线从而与城市市场相捆绑的农场主。辉格党精英包括美国不断发展的东部城市中的银行家、富有的企业主和其他内部人士。在北方，反对辉格党的民主党人则集结了因工业发展而无用武之地的手艺人、对辉格党干涉其酒馆和学校感到愤怒的天主教徒，以及对城市佬和银行家充满嫌恶的偏远地区农场主。
“辉格党”不仅是一个政党政治标签，它还代表了一种舆论氛围，正如丹尼尔·沃克·豪（Daniel Walker Howe）在其经典作品《美国辉格党的政治文化》（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American Whigs ，1979年）中所描述的。对辉格党改革者而言，美国的其他地方并不只是蛮荒的西部，而是处处皆蛮荒，那里正在上演一场新娘稀缺、男性主导的人人都可参与的争夺战，因决斗、酗酒、放荡、骚乱而伤痕累累。19世纪30年代，只有十五分之一的美国人生活在人口超过8000人的城镇中。与巴黎或伦敦相比，美国最大的城市如纽约、波士顿和费城都是缺乏都市文化气息的地方城镇。当时的美国缺乏一个中心城市，这与19世纪早期的德国类似。与德国不同的是，美国不存在具有独特文化传统的贵族宫廷，它只有少数的大学城。
在这样的社会中，要改革美国的风俗就需要新的文化制度，诚如身为律师兼教育家的辉格党人鲁弗斯·乔特（Rufus Choate，1799—1859年）在两场著名讲座中所主张的，这两次演讲分别是1844年的“精神文化”（Mental Culture）和1845年的“美国律师业的保守力量”（The Conservative Force of the American Bar）。乔特认为，法学院和“律师职业”至为关键，因为它们在民众的头脑中培育了“对保守而言不可或缺的”看法。他认为，欧洲依然需要对其社会和政治制度进行改革，但美国不需要，因为“对我们而言，这种模式的时代和这种程度的改革已经成为过去，其使命已经完成”。在他看来，爱国的美国人是保守的，他们在一个完美的宪法框架中维护着法律的传统。乔特以伯克式的口吻对这种传统的价值作出了解释：因为存在着“一种对久远之物表示赞同的深层推定”。（早在19世纪晚期伯克在英国被重新发现之前，就曾在美国风靡一时。19世纪30年代有七个版本的伯克作品在美国出版。乔特在信件和讲座中曾多次将伯克请进他的先贤祠，如他曾提及“西塞罗、荷马、伯克和弥尔顿”“伯克、柏拉图、汉密尔顿”以及“弥尔顿、培根、伯克、约翰逊”等，以不同的方式将伯克与古典时期或英语世界的杰出人物并列，供明智的美国人仰慕。）
相对而言，早期民主党人有托马斯·杰斐逊和安德鲁·杰克逊的不保守精神作为指引，杰斐逊是自由意志论者（libertarian），杰克逊则持平民立场。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在其《杰克逊传统》（“The Jacksonian Tradition”，1999年） [3] 一文中详细再现了杰斐逊式愿景，根据这种愿景，公民都享有同等的自由，即便他们不那么优秀，也不需要外部的干涉来加以提升。公民没有义务去介入改善社会的努力，只要不加干涉，社会自然会在自由和平等中蓬勃发展。在杰克逊派看来，美国人有着足够的资源来进行自我引导。诚然，美国人中有善人也有恶人。然而，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惩罚或者排斥恶人，而不受道德上的好事者的干扰。就其风格而言，杰克逊派与辉格党人一样严格，然而前者的严格是排他的和自下而上的，后者则是精英驱动的、包容的和自上而下的。在现代晚期“你好我也好”的意义上，两者都是不宽容的，它们均向20世纪美国道德保守主义的高低两个变体输送了养分，这两个变体分别是右翼的福音布道和新保守主义的道德说教。
启蒙运动向杰斐逊派面授机宜。按照拉塞尔·米德的说法，杰斐逊派乐于接受实际的不平等，他们想象每一个人都是自私但理性的存在，能够在田园牧歌式的农场和小镇中共同过一种共和的生活。福音布道则向杰克逊派传经送宝。作为应运而生的战士，杰克逊派将世界划分为朋友与敌人，无论对方是印第安人还是旧的精英阶层。他们很快秉持后千禧年
精神来看待基督教觉醒。基督教觉醒是一种反启蒙运动的对宗教信心的恢复，它呼应了循道宗和虔敬主义，后两者在新教欧洲大行其道，但在遥远的美洲却改头换面。对后千禧年论者而言，基督的第二次降临近在眼前，那时善人（朋友）将被拯救，恶人（敌人）将被诅咒。
在辉格党看来，基督教觉醒有着另外一层意涵。他们以前千禧年态度来看待之，将它当作一种关于社会进步和改革的福音。末日还未到来，基督也不会即刻降临。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充斥着敌友以及形形色色的善人和恶人，它不会很快在一场无须抉择的末日审判中被简化和解决。千禧一代觉醒的基督徒肩负着更加艰巨的改善世界的任务，以使这个世界配得上基督的再次降临。
辉格党在一个充斥着暴力和以男性为主的社会中扮演着道德和文化提升者的角色，他们在追求节制、要求妇女权利和废除奴隶制的运动中表现突出，只是在成为选举民主派并承认自由人和永久产权人的投票权方面，他们表现得不情愿和慎重。比如，约翰·亚当斯曾在1820年抵制马萨诸塞的这种变革。尽管他失败了，但是在纽约和种植园南方那些有着富裕精英的州，辉格党依然对取胜无望的反对普选权的斗争表示支持。《美国辉格党评论》（ American Whig Review ，1845—1852年）作为一份宣扬辉格党主张的刊物，曾以伯克的口吻布道反对民主，后来最终改变了立场。向西部的挺进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保守派的抵抗，因为在一个边远的社会中，维系自上而下的政治是不现实的。与欧洲具有调适能力的保守派类似，辉格党认识到他们必须勇敢地面对政治市场以检验自己的治国主张。与欧洲同样类似的是，美国辉格党发现自己能够像杰克逊派那样成功地赢得选举。1840年，当辉格党候选人威廉·亨利·哈里森（William Henry Harrison）赢得总统选举之时，一位杰克逊派不无伤感地说：“是我们教会了他们如何打败我们。”
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1955年）
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关于美国缺乏保守主义传统的著名论断。哈茨认为，美国一出生就是自由主义的，它既没有旧制度也没有封建传统，因而自由派没有可以攻击的目标，保守派也没有可以保守的对象。美国政治并非发端于自由和保守的竞争，因此它是务实的、意识形态的和具有共识的，并未给社会主义这个美国所欠缺的另一个传统留下多少空间。
哈茨关于自由主义美国的建国故事是1945年后短暂共识的产物，正如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关于美国宪法之根源的经典表述是进步时代
的产物一样；比尔德在《美国宪法的经济观》（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3年）
一书中认为，美国宪法根源于富人和穷人、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阶级斗争。同样地，美国早期多元主义的历史映衬出当今对多样性的专注、“身份”的冲突以及拒绝相信美国例外论
的敏感态度。如果哈茨的写作发生在当下，他也许会将他笔下那受限的保守主义思想扩展为垂死阶级对现代性的抵抗。的确，抵抗现代性是保守主义的核心。然而，这项任务既不是特定于某个阶级的，也不是植根于时间的。按照哈茨笔下那幅有争议的关于后封建、后传统美国的社会图景，美国这个新生国家以其反民主的模式成为保守主义的温床。美国辉格党面临着与欧洲保守派类似的困境：随着大众诉求的增强，自己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与自由主义的（以及民主的）现代性达成妥协？辉格党人对进步充满信心，就此而言他们是自由主义的；但他们不相信人民能够依靠自身实现进步，就此而言他们又是不民主的。辉格党人之保守体现在，他们坚持认为有能力的精英应该不受大众干预地监督经济并提升人们的思想。
令人困惑的是，正如沃克·豪所指出的，尽管杰克逊派和辉格党人对自由的看法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在为自由辩护。在杰克逊派看来，美国革命不仅将美国从威斯敏斯特和英国那里解放出来，也将美国从整个欧洲的过去中解放出来，某种意义上也是从历史中解放出来。辉格党人同样认为美国革命是自由的胜利，但不同的是，他们将这场革命理解为英国式自由的高涨和恢复。辉格党人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认为，“美国自由”有其自身的“先祖、传承和历史。我们的祖先将他们认为英国政治制度中有价值的全部东西带到了这片大陆”。从英国的传统中，美国辉格党人发现了保守派在现代性的动荡中所要寻找的值得珍惜和传承的有价值的东西。
新英格兰人丹尼尔·韦伯斯特（1782—1852年）和肯塔基人亨利·克莱（Henry Clay，1777—1852年）是除亚当斯之外反对杰克逊派的两位主要人物。韦伯斯特是马萨诸塞州的一位辉格党律师，他在1823年至1850年（其间有间隔）先后担任美国联邦众议员和参议员。作为一位保守的民族主义者，韦伯斯特认为美国是一个整体并为之辩护。他所称的“劳动阶级”不仅包括机械工和农民，还包括银行家，但他同时反对在马萨诸塞州推行更广泛的公民权（1820年）。他在经济上持自由主义立场，在美国最高法院辩护期间，他曾主张维护私人契约，并为联邦权力辩护以防止各州干涉商业活动。同样地，韦伯斯特反对克莱所主张的联邦高关税，同时反对卡尔霍恩试图使联邦关税归于无效的州运动（19世纪30年代）
。他担心美国吞并得克萨斯会打破南北之间的平衡，他也不赞成墨西哥战争（19世纪40年代）。与克莱以及之后的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类似，但与林肯（Lincoln）不同的是，韦伯斯特希望将奴隶制向西部的扩张交给“人民主权”来解决，也就是说让新领土上的选民来决定。
亨利·克莱也是一位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和“美国体系”（保护性关税、联邦公共工程、国家银行）的推动者。他相信，美国这个新国家必须繁荣、独立和团结。克莱出生在弗吉尼亚，年轻的时候搬到肯塔基，在那里他继承了一个奴隶种植园。他在1806年至1852年（其间有间隔）担任众议院议长、肯塔基州联邦参议员和众议员。克莱认同逐步解放并主张让自由人返回非洲，这使他与他的政党一样无法解决奴隶制问题。作为一位边界政治家，“西部的亨利”（Harry of the West）
在仰慕者眼中是“伟大的调停者”，在敌人眼中则是无原则的交易者。与亚当斯一样，克莱的家庭也频遭厄运。他有十一个孩子，其中六个女儿早早夭折，三个儿子要么发疯要么酗酒。他最喜欢的一个儿子在美国谋求西进的墨西哥战争中阵亡，而这场战争是克莱所反对的。
克莱和韦伯斯特在国会的表现极为出色，无论在演讲还是在赢得选票方面都是如此。然而，辉格党在入主白宫方面则运气不佳，这是令人扼腕的。辉格党人哈里森赢得了总统选举，却在寒冷的就职典礼之后的几周内死于伤寒，无党派副总统约翰·泰勒（John Tyler）随之继任总统职务。1848年，辉格党不无投机地避开克莱，提名美墨战争的胜利者扎卡里·泰勒将军（General Zachary Taylor）为总统候选人。扎卡里·泰勒受到北方的欢迎，因为北方人相信他反对奴隶制向西部扩张；同时受到南方的欢迎，因为在南方人看来他是一位战争英雄（在最终使泰勒赢得选举的163张选举人票中，有55张来自南方）。扎卡里·泰勒于1850年死于霍乱，他的继任者是软弱的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菲尔莫尔主要受到反天主教、反移民的“一无所知党”
的欢迎，他对日益加剧的南北冲突无能为力。1850年，菲尔莫尔签署法案，允许加利福尼亚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其交换条件是进一步收紧逃奴法。菲尔莫尔的继任者富兰克林·皮尔斯（Franklin Pierce）签署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1854年），该法案允许西部选民自主决定支持还是反对奴隶制，实际上撤销了密苏里妥协案（1820年），后者只允许奴隶制在美国西南部扩张，但要保持西北部的自由状态。
辉格党已经变得派系化，并被人们普遍认为缺乏指导原则。对辉格党人而言，南北之间的问题无关乎奴隶制的对错，而关乎奴隶制对国家生存所构成的威胁。韦伯斯特可以宣称：“自由和联邦，直至永远，不可分割！”但面对国家分裂的现实，尤其是面对相互矛盾的自由诉求（一方主张摆脱奴隶制的自由，另一方主张蓄奴的自由），辉格党对国家团结的坚守彻底落空了。
美国政党政治阵营因南北战争而重塑，这场战争是亚当斯所担忧的，也是克莱和韦伯斯特曾经徒劳地努力试图阻止的。战争使保守主义力量处于一个尴尬的联盟状态，横跨地区和党派标签的分野：南方与北方，民主党与共和党（共和党是1854年新成立的一个政党，致力于推动自由土地事业
）。随后共和党发生分裂，最直接的原因是如何处理战败的南方。林肯在被刺之前的1863年就已为战后的南方规划了路线：迅速重建文职政府并重新融入联邦。共和党激进派要求赔偿，并就重新加入联邦展开谈判。
战后重建沿着林肯设定的路线在阿肯色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开始，但遭到南方抵抗运动的破坏，南方的抵抗包括针对黑人的暴力以及颁布黑人法令，这些法律继续以契约束缚被解放的黑奴并限制他们的行动。1867年至1868年，美国国会通过重建法案，但遭到总统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的否决。国会随后推翻总统的否决，再次通过该法案。这些法案对南方实施军事统治，并要求南方州制定新的州宪法并批准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以此作为重新加入联邦的条件；第十四修正案保证所有的美国人享有公民平等和法律平等。面对南方白人的持续抵抗、普遍的腐败和北方的厌倦情绪，加之对黑人的歧视，战后重建在第三个阶段（1870—1877年）被逐渐放弃。得克萨斯州、弗吉尼亚州、密西西比州和乔治亚州在1870年重新加入联邦。政治腐败、1873年经济崩溃，加之战后重建缺乏支持，共同导致了一场选举灾难：共和党在1874年的国会选举中失去了93个众议院席位。1876年总统选举过后，重建工作已被公认停止。民主党在总统选举中获胜，但三个州的选举人票在法庭上成功受到挑战，选举结果出现反转，共和党承诺从南方撤出最后一支联邦军队，共和党候选人拉瑟福德·海斯（Rutherford Hayes）出任总统
。
随着战后重建的结束，美国保守主义在南方和北方沿着部门和阶级界限被重新塑造。在繁荣、快速成长的城市工业经济中，北方共和党人为商业利益代言，他们抵制工会并保持对工厂的控制。在落后的南方乡村，处境艰难的白人精英聚集在民主党旗帜下，他们将贫穷黑人和贫穷白人区分开来，在州立法机构中享有牢不可破的多数，并抵制民主自由主义直至20世纪60年代——那时的南方变得更加富裕，进而屈服于联邦的压力和务实的利益权衡。南方的文化保守派，如下文将会提到的南方重农派（Southern Agrarians），捍卫南方“更高的”价值观，反对北方粗野的“物质主义”，他们的选择代表了自由主义现代性的右翼批评者所采取的“退出”策略，也即选择在书本上而非政治上进行抵抗。
作为美国最早的保守派，反杰克逊派的辉格党人继承了一个在大而多元的共和国中控制社会冲突的新方法，即宪法。他们与其杰克逊派的对手们共享这份遗产，因此宪法本身是对政治开放的。具有党派性的是，如何理解和解释宪法。美国的保守主义传统认可宪法争论的党派特征，认可法律在一个流动的现代社会中所具有的可变性。本书第四章将会谈到美国杰出的保守派人物卡尔霍恩，他为蓄奴利益进行的宪法辩护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例子。
尽管在本书所关注的四个国家中，保守主义的早期发展都呈现出很大的不同，但右翼在自由主义的现代世界中恢复自身权威的努力却面临着相同的挑战。在19世纪30年代，右翼的主要选择是要么抵制自由主义现代性，要么与自由主义现代性妥协。到了19世纪80年代，他们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民主现代性。与自由主义妥协是一回事，与民主妥协则是另一回事。自由主义所承诺的好处是：使人免遭权力之害，并给予所有人以平等的尊重，无论他们是谁。但它对谁来享受这些好处却几乎不置一词，它在“所有人”究竟包括哪些人的问题上保持了沉默。相反，民主则坚持认为自由主义的好处应该惠及每一个人。也就是说，民主自由主义所要求的是，每一个人，无论他或她是谁，都可以免遭权力之害——无论是国家权力、财富权力还是来自社会的压力。这里的“每一个人”不仅包括多数（即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和不富裕的人），还包括可能被多数掠夺的少数，无论后者是富裕还是贫穷。如果民主被狭隘地归结为一种简单的不受制约的多数统治原则，那么它就不再是真正民主的（democratic），而是变成了民众的（demotic），它也因此会变得排外和不自由，虚假地诉诸人民的意志，以“所有人”的名义对“少数人”施行暴政。这是不自由的民主，通常被称为民粹主义，这是一种祸害，是20世纪和21世纪的右翼们经常玩弄的把戏，后文对此将有详述。
当自由派首次要求既定权力作出自我解释时，公共辩论只发生在少数受过教育的人中间，在人声可及的小礼堂中展开，只有小规模评论和新闻传单有所报道。当早期自由派呼吁将财产与国家的干预相隔离时，当时的财产所有者只是少数，他们周遭都是不掌握多少经济权力的无财产民众。当自由派最初拒绝接受来自文化权威的教导时，他们想象伦理和智识自由将由有财产的、受过教育的人来行使。民主将这幅限制性图景击得粉碎。在民主中，权力（无论是国家权力、财富权力还是社会权力）必须对目光挑剔的新人负责，这些新人有可能是每一个公民。
到19世纪后期，政治上的平等尽管依然受到限制和过滤，但在很大程度上被承认了。然而，经济平等对自由派和保守派同时拉响了警报。经济平等的诉求重塑了政治领域，右翼和左翼都形成了新的联盟。向中间转向自由主义的保守派与从经济民主转向右翼的自由派会师，向左转向经济民主的自由派与向中间转向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会师。两个联盟都不稳定。左翼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一直围绕经济民主的程度大小而纷争不断，右翼自由派和自由主义保守派则联合起来捍卫财产与繁荣，除了治标不治本的数量平等外，他们反对任何经济平等。然而，与右翼自由派不同的是，保守派即便是具有市场意识的保守派，也从未在文化民主中感到自在。保守主义政党政治下一阶段的故事，即在1880年至1945年这个时期，将围绕右翼如何驾驭这些强有力的相互激荡的乱流而展开。
[1] 该《宪章》的法文全称是 La Charte constitutionnelle du 4 juin 1814 ，即《1814年宪章》，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八在波旁复辟后不久颁行的一部宪法，保留了拿破仑法典中具有进步意义的许多内容，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正当法律程序、宗教宽容、保护私人财产等，回应了时代变革的要求。——译者注
[2] happy medium是法文juste milieu一词的英译。juste milieu意为“中间道路”或“中庸之道”，它在政治上用来指称一种持中间立场的、努力在各极端之间保持平衡的政治哲学，在艺术上指称一种在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之间寻找中间立场的艺术形式。政治意义上的juste milieu往往被认为与七月王朝相关，努力在专制和无政府状态之间保持平衡。1836年，时任法国总理的基佐对juste milieu有这样的定义：“我们的政策……中间道路（juste milieu）的政策，本质上是反对极端原则、反对极端化后果的。我们自己便是这一思想的活生生体现，因为——请允许我提醒你们——我们为自由而战，正如我们为秩序而战……中间道路的政策必须被捍卫以反对一切过激。是的，它拒绝绝对原则，拒绝极端原则；它能够适应社会多样性的需求；它设法与正在进行的社会变化保持同步，并相应地在任何必要的时候投身战斗。”这段话出自基佐的著作《法国议会史：1819—1848年在议事厅发表的演说全集》第二卷（ Histoire parlementaire de France: recueil complet des discours prononces dans les Chambres de 1819 a 1848 ，Volume 2），尚无中文版；本译文转译自阿尔贝·布瓦姆（Albert Boime）的英文著作《反革命年代的艺术（1815—1848年）》（ Art in an Age of Counterrevolution, 1815—1848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272），尚无中文版。——译者注
[3] 拉塞尔·米德是美国外交政策专家。原文参见“The Jacksonian Tradit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ational Interest 1999，Vol.58。——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