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战争的起因

在李维生活的公元前1世纪和公元1世纪，罗马成为世界性帝国的必然性观念已经在民众心中扎根，对地中海的称呼也变成了“我们的海”（mare nostrum）。这条帝国之路唯一真正存在过的威胁来自汉尼拔，他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早期让罗马人损失连连，李维曾发出慨叹，坎尼战役后“汉尼拔已然是阿普利亚、萨莫奈和几乎整个意大利的主宰”。 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罗马的强国地位是上天注定的观念十分普及，罗马帝国蒙上了苍天庇佑的天命色彩。在奥古斯都的宣传中，所遭遇的失败被看作是对罗马意志品质的大考验。罗马从城邦成长为帝国是一个军事征服的历时性过程，以对抗汉尼拔的战争达到高潮。与罗马的神圣光环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斥责迦太基人背信弃义的俗语——“布匿诚信”（punica fides）——的出现，以反语的形式贬低迦太基毫无忠诚可言，以负面的迦太基形象烘托罗马人中正伟岸的形象。罗马的天命观念和伟岸形象随着对外扩张的进程逐渐确立，第二次布匿战争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导火索是萨贡图姆（Saguntum）事件。罗马和迦太基在萨贡图姆事件中的做法孰是孰非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西班牙的萨贡图姆城与臣服于迦太基的临近部落发生纠纷，萨贡图姆人迫于自身所受威胁，多次向罗马求援，由此引发了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一场政治纠纷。罗马派出使团与汉尼拔会谈，责令他不准干涉萨贡图姆事务，而汉尼拔则驳斥了罗马所持立场。理由是萨贡图姆的地位从未在罗马人和迦太基人之间明确界定，因此双方均像在公元前264年第一次布匿战争前夕所发生的麦萨纳（Messana）事件中那样，宣称自己为正义一方。罗马使团遂前往迦太基，他们的傲慢态度令迦太基反感。

汉尼拔于公元前219年春攻打萨贡图姆，萨贡图姆坚持抵抗，拒不投降。虽然罗马承诺给予帮助，却从未兑现，萨贡图姆在八个月的艰苦抵抗之后陷落。第二年年初，罗马元老院从伊利里亚战争中抽身，预感到汉尼拔在西班牙的军事举动蕴藏着越过埃布罗河（Ebro）北进的危险，遂要求迦太基交出汉尼拔。迦太基政府对这一挑衅性要求严词拒绝，双方的争执愈演愈烈，战争遂不可避免。由此，政治纠纷升级为一场大战。

这场战争究竟因谁而起，谁才是战争的元凶，学界对此问题争论颇多。据李维记载，罗马和迦太基之间有两份条约，第一份是第一次布匿战争后迦太基方面与罗马执政官盖尤斯·路塔提乌斯（C. Lutatius）签订的《路塔提乌斯条约》，条约规定双方的盟友均受保护，但未提及萨贡图姆人。第二份是公元前226年迦太基的哈斯德鲁巴（Hasdrubal）与罗马签订的，条约规定迦太基人不得越过埃布罗河，将萨贡图姆列入受罗马保护的盟友之列。就这两份条约哪个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各执一词。罗马拒斥前者，坚持后者，理由是前者未经罗马元老院的批准和公民大会的认可。迦太基同样也以后者未得到迦太基政府的批准为由，不承认后者的有效性，双方争执的焦点体现在萨贡图姆作为罗马盟友的地位是否受到法律保护。 波利比乌斯的记载略有不同，他也提到了哈斯德鲁巴与罗马元老院代表签订的条约，有迦太基人不可武力越过埃布罗河以北的规定。他还含糊地说这份《埃布罗条约》在汉尼拔于公元前221年接掌巴尔卡家族在西班牙指挥权的前些年签订。 到底是前几年，让现代学者十分犯难，如果萨贡图姆在《埃布罗条约》之前就已成为罗马的友邦，受到罗马的保护，则汉尼拔进攻萨贡图姆可以视为对罗马的挑衅，是战争的起因；相反，同盟关系如果开始于《埃布罗条约》签订之后，则可视为罗马怀揣敌意，向原本是迦太基势力范围的西班牙渗透势力。

断定战争的元凶立足于多个不确定的因素之上，条约的精确内容，条约签订后罗马结交的盟友是否应纳入保护之列，罗马与萨贡图姆的盟友关系是否有盟约为凭，凡此种种都使得断定哪一方首先挑起战争愈加复杂。

罗马与萨贡图姆的关系存在模糊不清之处，萨贡图姆当时是不是罗马的正式盟友？据现代学者研究，罗马和萨贡图姆可能并未缔结一份正式的条约，即便罗马同意保护萨贡图姆，萨贡图姆许诺忠诚于罗马，双方的关系也并非以一份条约加以约束的。 ^[1] 波利比乌斯称双方的外交关系开始于萨贡图姆人的“托庇”，他们“把自己献给对罗马的忠诚（pistis）”。 关于“托庇”的具体内涵难以确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罗马共和国中期的外交关系中是没有过于正式的条约分类的，忠诚（fides）只能表明萨贡图姆人是罗马人的朋友，无法说明双方的义务被界定得清楚明白。认定迦太基进攻罗马盟友，挑起第二次布匿战争，与其说是罗马肩负保护盟友的义务，出师有名，不如说替盟友讨回公道只是利用的借口，以掩盖罗马的出战动机，回避罗马不及时救援、负于盟友可能受到的非议。

波利比乌斯在论述罗马和迦太基之间外交关系时列举了两国的6份和约，他称5份为真，一份为假。 5份真正存在的条约分别签订于公元前509年、前348年、前279年、前241年和前226年的《埃布罗河条约》。第6份和约即菲利努斯（Philinus）记载的条约，大约在公元前306年签订，波利比乌斯斥之为伪造，称这份条约保存在市政官掌管的国库里一块青铜版上，但他在国家档案中寻觅不到这份条约的踪迹，他于是干脆宣称：“根本不存在这份条约，从前也没有过。” 菲利努斯所记载的条约中有“罗马人必须远离整个西西里，迦太基人远离意大利”的内容，里面所规定的罗马占据意大利、迦太基占据西西里的势力范围划分与前后几份条约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内容框架与《埃布罗条约》是相似的。如果菲利努斯记载的条约为真，罗马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前渡海进入西西里便是公然违背菲利努斯记载的条约的，罗马将对第一次布匿战争的爆发负责。如果第一次布匿战争是罗马违约，那么第二次布匿战争即便违约的是迦太基也情有可原，因为第二次布匿战争是第一次布匿战争的继续。

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浓墨重彩地记录了这次战争的意义，他着迷于罗马人如何在53年的时间里（从公元前220年—前167年）把几乎整个人居的世界纳入他们的掌控的疑问， 并由此展开对汉尼拔战争原因和罗马共和国政制特色的讨论。汉尼拔战争成为这段关键时期开始的标志，从此罗马开始了海外扩张之路，从意大利的地域性国家发展为一个囊括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帝国。波利比乌斯在其《历史》中不甚关注汉尼拔进攻萨贡图姆的军事行动，认为这是战争的前奏，他强调迦太基为二十年前失去撒丁岛而不平，这才是战争的原因。“有些汉尼拔战争的史家，当他们想要向我们指出罗马和迦太基的这场战争的原因时，首先称迦太基对萨贡图姆的围困，然后说他们渡过被当地人称为埃布罗的那条河而打破条约。但是，我应该称这些是这场战争的前奏，却不能承认它们是其原因……我会因此把实施已被决定的事的首度尝试视为‘开端’，但我会在起指挥作用的如此的行为和政策所暗示的动机中寻找‘原因’；因为是通过这些，人们被引导着对特殊的行为线索作出决定。” ^[2] 战争的起因可追溯到第一次布匿战争及之后两国关系的变化。

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及之后，迦太基方面的领导者是哈米尔卡。波利比乌斯说，哈米尔卡决定利用西班牙作为反对罗马的基地，而不是将它当作弥补近期以来迦太基人所受损失的手段，说在前往西班牙前，哈米尔卡向宙斯 献祭后问他九岁的儿子汉尼拔想不想一起出征，当男孩表达急切的意愿时，他让男孩在祭坛发誓：他将来永远不会与罗马友好，这个故事是后来汉尼拔本人告诉塞琉古国王安条克三世（Antiochus III）的。 值得注意的是，否定句式的不对罗马友好与后来记载的永远与罗马为敌的誓言是极为不同的，不与罗马友好不必一定要发动对罗马的复仇战争，汉尼拔的父亲哈米尔卡在西班牙的行动也没有太多证据来支撑他酝酿对罗马进行复仇战争的假设。

在与波利比乌斯相隔一个多世纪的李维这里，战争起因的情感要素从巴尔卡家族对罗马不友好变成了仇恨。据李维记述，这种仇恨缘起于罗马先后夺取了迦太基原先保有的西西里和撒丁岛。对巴尔卡家族的哈米尔卡而言，西西里是因过早绝望而让出的，撒丁岛是在非洲骚乱之中被罗马人阴谋攫取的，他对失去两地心有不甘，对罗马怀恨在心。他甚至把年仅九岁的儿子汉尼拔领到祭坛前，命他把手放在献祭的牺牲上，发誓尽早成为罗马人民的敌人。

公元1世纪的史诗作家伊塔利库斯作有《布匿战记》，他基于史诗的风格和体裁，强调天神对世俗世界的干预，把双方的战争归结为天庭的介入。“大发雷霆的原因，以不曾减弱的暴怒所维持的仇恨，父传子、子传孙的战争，我要揭示这些事，以公开上天的秘密。现在我将开始追溯这次大动乱的起因。” ^[3] 伊塔利库斯从狄多离开推罗城开始，讲述了狄多在利比亚海岸建国的故事。朱诺女神偏爱迦太基，愿迦太基万世永存，罗马的异军突起却让这位女神惶惶不安。她在迦太基人身上播撒开战的烈火，但迦太基在西西里海域遭遇重创，第一场战争给他们换来的是灰飞烟灭的结局。随后，朱诺挑起新的争端，她选中一位新的执行者汉尼拔，由汉尼拔接续女神的愤怒，再次决战。 伊塔利库斯称双方势不两立、决一死战，“在第二次战争中，每个国家奋力摧毁和终结对手，被许以胜利的人近乎毁灭：其中有一位罗马将领攻陷了迦太基的堡垒，汉尼拔包围帕拉丁山的意图，罗马单靠城墙安然无恙”。 他还讲述了巴尔卡家族对罗马仇恨升级燃起战火的故事，“汉尼拔年幼时，他父亲热心于在汉尼拔心中点燃与意大利和萨图恩的国度作对的恨意，在他身上开启光荣的事业”。 汉尼拔的父亲哈米尔卡让儿子参加宗教仪式，告诫他要“一雪前耻，做出一番成就，迅即发动摧毁罗马人的战争，你的降生，让罗马人惧怕；你的发迹，让拉丁人母亲拒绝繁育后代”， 鞭策男孩按照他的意愿发誓，“当我成年，我将以火与剑追讨罗马人，让特洛伊的命运再度发生”， ^[4] 以罗马先祖埃涅阿斯的故国特洛伊的毁灭预言罗马的失败。伊塔利库斯虽提及了汉尼拔对罗马怀恨在心、企图摧毁罗马的意图，但把对罗马的仇恨以及战争的根源归结为神意使然。诚然，伊塔利库斯因为史诗体裁的原因，极力渲染神祇对人间的干涉，强调双方铲除对手的决心，战争受神意驱使，然而，我们看到在公元1世纪伊塔利库斯所生活的时代，“不与罗马为友”的中庸说法已经被“誓与罗马为敌”的敌对说法代替。公元2世纪的史家阿庇安在《罗马史》中，也把战争爆发归结为哈米尔卡、汉尼拔对罗马的仇恨，把战争责任归于汉尼拔，称汉尼拔违背条约，渡过埃布罗河进攻萨贡图姆挑起战争。战争起因于汉尼拔与罗马为敌的仇恨心理的相关论述，反映了罗马帝国主义征服后对历史的重构，罗马成为塑造第二次布匿战争史的绝对优势一方。

对于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是否不可避免的问题，学界大体有两种观点。 ^[5] 腾尼·弗兰克（Tenny Frank）通过完整论述战争原因，驳斥罗马与迦太基两国为保护及扩大各自的利益不惜诉诸武力、两国之间爆发战争理所当然、不可避免的观点。他认为这种误解的根源在于，把对巴比伦、埃及、波斯等东方国家历史的研究附会到希腊罗马研究中，并得出古代国家的帝国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普遍性的结论。虽然东方君主制国家在总体上说是帝国主义的，但希腊罗马城邦多有不同，军队由需自负支出的公民兵组成，武力扩张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城邦制度必然随着获得附属国而瓦解，君主制则适合在征服之中发展。如后来的事态发展所见，罗马不欢迎这场战争，不打算在西班牙获取领土，只想尽快结束西班牙的争端。罗马派军进攻非洲，推测迦太基会很快召回汉尼拔，如果成功，罗马会以索要赔偿来尽快结束战事。因此，罗马仅向西班牙派出1万新兵对付汉尼拔的5万老兵，目标是骚扰敌人并把守要道，等待罗马在非洲的军队主力完成使命。就迦太基而言，汉尼拔早有谋划，他的计划通过他早期的军事行动表现出来，他选择危险的陆路穿过高卢和阿尔卑斯山，不依靠本国政府运送兵员，希望吸收近期与罗马交战的波河流域的高卢部落。他不打算毁灭罗马，而是使意大利成为迦太基的附庸，因为他在其军队高歌猛进时与马其顿国王腓力的盟约条文证明了他认为罗马将继续作为一个强国存在。因此，布匿战争不是一场灭绝战，也不是一场征服战，其目的仅是汉尼拔为迦太基之前的失败雪耻。 ^[6]

霍尔沃德（Hallward）也认为，“不能说，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不可避免的。罗马和迦太基间的第一次冲突并不必须以一方的毁灭或屈服为结果。只要愿意尊重对方的势力范围，两个国家可以继续并肩存在于地中海西部。从迦太基在之前三个世纪的对外政策可以看出，非常有可能的是，她想保持和平以便从西班牙这个新获得且扩大的行省开发资源。罗马占据西西里可能会感到满足，而将西班牙矿藏和西班牙市场的富庶之乡留给迦太基”， ^[7] 双方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双方都没有毁灭对方、独自称雄的打算，这次战争不以消灭对手为最终目标。

罗马史研究著名学者斯古拉德也主张罗马不曾主动挑起战争，他认为事态的严峻发展之势已经出乎罗马的意料，战争的爆发是两国均势状况被打破的必然结果。然而，这两个共和国不可能在和平条件下无限期地存在下去。均势可保持一段时间，譬如存在于东方的希腊，然而摩擦的原因将不可避免地发生。现在，罗马已被迫成为一支世界力量，但在前两次布匿战争之间的年头里，罗马没有精心策划扩张政策，这一点已被暗示出来。国内以弗拉米尼乌斯（Flaminius）为首的重农派把视野限定在意大利，他们与赞成国际政治的重商派之间分歧很大。攫取撒丁岛，是横行霸道者的侵略之举，代表着一种短暂的状态。高卢战争在原则上是防御性的，虽然它促使罗马武装保卫北部边陲。罗马在西班牙的早期活动更多的是由于对盟友马西里亚的担忧，而非有计划的西方政策。诚然，所有这些做法日后给罗马增添了更多责任，但罗马几乎不能预料到每个做法的最终结果。如果汉尼拔挑战她对西班牙的干预，那么罗马会面对这些结果并决定地中海西部的统治地位的。 ^[8]

上述几位学者的观点大体上认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认为罗马不同于东方君主制国家，在这场战争中罗马并没有积极地在西班牙获取领土，罗马的做法总体上是被动应战，从战争初期的军事部署可见罗马是想尽快结束这场战争的，双方的军事冲突并不以毁灭另一方为前提，双方都接受彼此的存在，只要尊重彼此的势力范围即可。战争是事态不可控的结果，罗马没有精心策划扩张事业，对外扩张是与国内重农派的主张不相符的。罗马对外的扩张和掠夺是暂时情况，可以相对淡化，因为和平不可能无限期存在下去。上述主张从宏观视角下审视，都卷入了罗马史研究的一个经典问题的讨论，罗马帝国主义的性质是什么？罗马对外扩张是防御性的还是扩张性的？我们需从更加广阔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背景来考察罗马与迦太基的关系，探求这场战争深层次的根源。

一百多年来学者们对罗马帝国的成因作出了诸多解释，对罗马帝国的性质解释各异。 19世纪德国史家蒙森的《罗马史》最先为罗马扩张的性质奠定了基调。在蒙森看来，罗马发动对外战争主要源于对强邻的恐惧，有时这些强邻足以让罗马遭受灭顶之灾，有时罗马的恐惧完全是小题大做，恐惧使得罗马绝地反击、动武开战。罗马的对外战争往往事出有因，敌对双方的误解不断加深，导致以诉诸武力的方式解决危局，战争随即爆发。罗马因为自身安全的考虑或是偶然事件的牵连而开战，罗马揽获的帝国不是运筹帷幄的扩张政策的产物。后人习惯于把蒙森对罗马帝国成因的见解概括为防御性帝国说。继蒙森之后，20世纪早期又有法国学者奥洛（M. Holleaux）和美国学者腾尼·弗兰克成为防御性帝国说的拥趸。 ^[9]

20世纪中期，涌现了以巴蒂安和沃尔班克为代表、坚持帝国征服的防御特征的学者， ^[10] 巴蒂安追随蒙森的见解，主张公元前2世纪的多数时间里，元老院以避免兼并他国为政策导向，期望希腊人能够相安无事，遵从罗马人的建议，甘做罗马人的附庸，罗马没有兼并希腊的打算。然而事与愿违，希腊各王国交锋不断，经常寻求外部势力的介入，向罗马申诉请求干预，这为罗马插手东方事务提供了重要契机。沃尔班克凭借波利比乌斯研究专家的优势，以波氏的记述为基础，重新阐释罗马在东方的政策。他倚重波利比乌斯记载的权威地位，提出波利比乌斯已经觉察出罗马帝国政策的发展上并非前后一致，以汉尼拔战争为转折，这场战争是世界性征服的第一步，随后罗马举兵进入希腊和亚细亚，揽获东部地中海，罗马军事征服的性质是分阶段而定的。 ^[11]

20世纪70年代末起，这一正统观点不断遭遇挑战，著名学者芬利和霍普金斯均驳斥了防御性帝国理论， ^[12] 首位发起全面挑战的是威廉·哈里斯，他以《罗马共和国的战争与帝国主义》一书提出罗马到公元前4世纪30年代已成为一个军事化国家，不仅在现代意义上言之，在古代意义上亦然。 ^[13] 罗马人变得习惯于连年征战，引发战争的最重要因素可归结为罗马人对光荣的追求和对经济利益的渴望。战争是元老贵族的基本生活经历，是他们赢得荣耀、权势和影响力的主要途径，个人斩获的战利品越多，赢得的社会赞誉越多。罗马民众同样渴望战利品和土地以便改善生活处境，乐意加入罗马的征服事业。许多学者论称，到公元前4世纪，战争之于罗马是一种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必需，战争对于满足贵族的物质和思想需要成为必需的，战争对于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成为必要的。 ^[14]

罗马不仅善战，而且真的好战，即使在竞争激烈的地中海世界也是胜出一筹的，扎根于以军功为背景的政治文化。掌握最高治权的官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被期待扩大国家的疆土，增加国家的收入，削弱外国对手的实力。罗马极为显赫的西庇阿家族的著名墓志铭让我们浮光掠影地看到这一点。墓志铭上面罗列死者担任过的公共官职，历任执政官、监察官、市政官，随后夸耀其家族成员所征服的敌人，征服了意大利和科西嘉，两篇墓志铭中明确说明了西庇阿赢得了“在你们中间”（apud vos）的杰出，强调了国家公职与社会地位之间的紧密关联。 ^[15] 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贵族竞逐荣誉继续对实际的战争过程发生影响。公元前203年执政官塞尔维利乌斯·凯佩奥（Cn. Servilius Caepio）和塞尔维利乌斯·格米努斯（C. Servilius Geminus）被派遣在意大利指挥军队。任期接近结束时，凯佩奥渡海前往西西里，希望从西西里进入阿非利加取得军事成就。公元前202年执政官克劳狄乌斯·尼禄（Ti. Claudius Nero）施压，促成阿非利加成为他的战区。他强烈表达诉求，元老院只得允许他拥有和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相同的军权（parique imperio），渡海进入阿非利加。公元前201年的执政官科尔奈利乌斯·兰图鲁斯（Cn. Cornelius Lentulus）在下一年提出了同样的诉求。公元前205年执政官科尔奈利乌斯·西庇阿负责阿非利加战事，他尽其所能在执掌治权的时间内结束战争，以便收获对汉尼拔的胜利，这样胜利荣誉可以归在他的名下。这种做法十分常见，罗马将领往往根据自己军权的延续时间，拖延战争抑或提出停战签订和约的条件，以便以军功赢得显赫声誉，想要消除敌人威胁的关切反倒放在次席了。

在防御性帝国论和扩张性帝国论的争论之下，扩张性帝国主义的主张逐渐取得优势，即便如此，防御性帝国论的余音仍不绝于耳。布匿战争史专家霍约斯（Hoyos）以《意外的战争》为书名论述第一次和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起源。他认为罗马不曾预料到这场战争，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前罗马没有布匿政策可言，罗马人只就直接涉事国家的请求才会做出反应。公元前218年的汉尼拔也没料想开战，双方都不是酝酿着与敌人决一死战的战争。按照经济动因促成对外战争的逻辑，汉尼拔似乎没有思考过对外征服的经济计划，罗马人在公元前201年也没有期望获得利益、荣誉和声望，例如赔款和贸易特权等。霍约斯强调，不能从战争结果来推导战争原因，在公元前264年第一次布匿战争时罗马人还没有灭亡迦太基去开启帝国宏图的构想。迦太基对罗马的行动和反应在公元前264年基本是防御性的，公元前218年两个强大且互相怀疑的强国在一个相对突然的问题上发生争端，爆发了古代世界甚为著名的战争。野心、好战、贪婪、恐惧，是多数战争的根源，但战争的爆发要比通常的动力有更多方面，战争起因是特殊的，所谓战争动因的通则不能完全解释特定的一场战争。 ^[16]

笔者认为，实际上罗马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起因上并非被动的一方，说罗马未曾想过在西班牙谋求势力范围，这一观点是不能够成立的。不直接进行统治和确定势力范围，不等于不划定缓冲区，与潜在的敌人保持距离，控制主要的势力范围。短时期内罗马悬置西班牙问题，我们只当是罗马人不想招惹哈斯德鲁巴，没有把他视作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罗马窥视西班牙的利益前哨位于马西利亚，马西利亚是另一个利益相关方。公元前231年罗马曾派使团到访马西利亚，马西利亚一定就西班牙局势催促罗马采取行动。正是马西利亚的施压，罗马于公元前226年派出使节与哈斯德鲁巴签订《埃布罗条约》，规定迦太基不可武力越过埃布罗河。罗马在远非本国领土的地方规定他国的区域范围，这种做法本身说明了罗马在西班牙的霸权野心。

罗马是关注西班牙的动静的，忙于伊比利亚战争和高卢战争不等于对西班牙漠不关心，一场战争的迟疑和放缓不意味着这里的利益无足轻重。巴尔卡家族在西班牙的经略一定让罗马人惴惴不安，于是着手处理与迦太基就所占西班牙的关系问题，公元前231年罗马派出第一批使者前往西班牙质问哈米尔卡。五年后，罗马人把巴尔卡家族视为迦太基国家的代表，一个罗马使团和哈斯德鲁巴之间签订《埃布罗条约》。根据波利比乌斯的记载，在公元前220年，在萨贡图姆事件前夕，罗马又遣派一支使团去往汉尼拔处。值得注意的是，罗马使团在与汉尼拔会晤后，从伊比利亚去往迦太基，以便了解汉尼拔的行动是否得到本国政府的支持。最后，在公元前218年得闻萨贡图姆陷落后，使团没有再被派去汉尼拔那里，而是直接被派往迦太基。四次外交活动，第一次出使哈米尔卡，第二次与哈斯德鲁巴签订条约，第三次遣使汉尼拔，第四次遣使迦太基，如此密集的外交行动都清楚说明了罗马在西班牙事件中的重要利益所在。 ^[17] 战争开始后，两国加紧进行战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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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 Cary and H. H. Scullard, A History of Rome down to the Reign of Constantin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75, p. 125.

[2] Polybius, 3.6—10，波利比乌斯提到法比乌斯·皮克托的说法，皮克托称汉尼拔战争的起因是汉尼拔进攻萨贡图姆和哈米尔卡的女婿哈斯德鲁巴的野心，想要独立于迦太基政府统治西班牙，因此法比乌斯将战争的罪责归咎在哈斯德鲁巴和汉尼拔身上。斯卡拉德认为法比乌斯这一反巴尔卡家族的看法可能源于汉尼拔战争失利后迦太基方面的自证清白，把引发战争一事归罪给哈斯德鲁巴和汉尼拔，而在公元前195年汉尼拔遭放逐时，这一看法得到人们的赞同， CAH , 2 ^nd Edn., Vol. 8, p. 22, note 6。

[3] Silius Italicus, Punica , 1.17—20.

[4] Silius Italicus, Punica , 1.114—115.

[5] 关于罗马对迦太基的态度和措施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罗马人长久以来一直密切关注西班牙，他们的政策与限制迦太基的扩张密切相关，而另一种观点认为罗马对西班牙的态度主要是漠不关心。参见Cary and Scullard, A History of Rome , p. 599, note 8。

[6] T. Frank, Roman Imperialism ,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914, pp. 119—126.

[7] B. L. Hallward,“Hannibal’s Invation of Italy,”in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pp. 25—32.

[8] H. H. Scullard, A History of the Roman World from 753 to 146 BC , 3rd edn., London:Methuen & Co., 1961, pp. 181—185.

[9] T. Mommsen, The History of Rome ,trans. W. P. Dickson, London: New Burlington Street, 1862—66; M. Holleaux, Rome, la Grèce et les monarchies hellénistiques au Ⅲ siècle avant J.-C. (273 — 205) ,Paris, 1921; T. Frank, Roman Imperialism ,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4.

[10] E. Badian, Foreign Clientelae (264 — 70 BC),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1958; E. Badian, Roman Imperialism in the Late Republic , 2nd edition, 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 1968.

[11] F. W. Walbank,“Polybius and Rome’s Eastern Policy,”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 Vol. 53, 1963, pp. 1—13.

[12] M. I. Finley,“Empire in the Greco-Roman World,” Greece & Rome , Vol. 25,No.1, 1978, pp. 1—15; E. Hopkins, Conquerors and Slaves: Sociological Studies in Roman History, vol.1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13] W. V. Harris, War and Imperialism in Republican Rome 327—70 BC ,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14] Raaflaub, K.,“Born to be Wolves? Origins of Roman Imperialism”, in Wallace,R. W., and Harris, E. M., eds., Transitions to Empire: Essays in Greco-Roman History, 360—146 BC ,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6, pp. 271—314.

[15] 科尔奈利乌斯·西庇阿·巴尔巴图斯（L. Cornelius Scipio Barbatus，公元前298年执政官）： CIL 1 ² 6/7 = CIL 6.8.3 1284/5 Add. = ILS 1/2。路奇乌斯·科尔奈利乌斯·西庇阿（L. Cornelius Scipio，公元前259年执政官）： CIL 1 ² 8/9 = CIL 6.8.3 1286/7 Add. = ILS 3。

[16] B. D. Hoyos, Unplanned Wars: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Punic Wars ,Berlin and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98, pp. 260—279.

[17] H. Beck,“The Reason for the War,”in A Companion to the Punic Wars , p. 236. F1gXxWJhw/46FGVeRUhuxEHljC1tM1sUkVVEvHTUp4omfIuGjips+ZqwbVN61tF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