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李维与奥古斯都

李维生活在从共和向帝国的转型之时，经过二十余年的内战，到公元前29—前27年，罗马迎来了国内和国外和平的曙光，以亚努斯神庙大门的关闭为标志，罗马进入和平时期。新帝国政体的建立对罗马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深深影响了此时文学创作的普遍特征。 ^[1] 公元前80年—前40年和公元前40年—公元14年，即西塞罗时代和奥古斯都时代，合称为拉丁文学的“黄金时代”， ^[2] 这一时期拉丁文学的创作呈现蓬勃发展的势头，硕果累累，达到了拉丁文学成就的顶峰。奥古斯都治下的黄金时代为个人著述提供了绝佳的外部环境，作家们不仅可以不为内乱所扰，且许多人都可得到文化资助人的资助，在良好的外部条件下著书立作。

奥古斯都时代为这一时期的创作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从创作主旨到写作风格皆有一种宏大气魄，当下“普遍存在着一种为罗马的伟大复兴而著述的热望，存在着一种奥古斯都的中庸之道所育成的强大信念，相信不仅能够重新植入共和政府的象征而且其精神也能再次得到发扬”。 ^[3] 许多作家或是歌颂当下的美好生活，或是追溯古老的共和传统，他们怀着对罗马的拳拳之心写出了诸多名篇佳作。维吉尔从公元前29年开始撰写史诗《埃涅阿斯纪》，歌颂罗马先人的丰功伟绩，李维撰史也始于此时。繁荣稳定的帝国时代为书写一部伟大的民族史提供了创作良机，此时既可追溯祖先的英雄业绩和罗马崛起为世界帝国的历史进程，歌颂古代以激励今人，又可汲取前人在这一领域的优秀成果，把它们综合为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这项工作由李维完成。 ^[4]

李维的《建城以来史》是在一种蓬勃向上的时代氛围之下开始创作的。奥古斯都时代的伟大著作家均出生于共和国时代，像维吉尔和贺拉斯一样，李维对共和后期的动荡与暴行记忆犹新，希望恢复共和国曾拥有过的辉煌。《建城以来史》前十卷和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所反映的精神不谋而合，两部著作都认为罗马城由神意所建，受天意指引，均强调帝国的使命是建立全天下的罗马和平（Pax Romana）。显然，这种爱国情怀受到奥古斯都本人的鼓舞，然而，李维及其作品与奥古斯都及其政权是否保持紧密联系则需要另加说明。

英国历史学家罗纳德·塞姆（R. Syme）认为，李维在撰史的过程中密切关注着奥古斯都本人的态度，他著史是为促进奥古斯都所颁布政策的实施，李维的历史“受到政府的鼓励……这位皇帝和他的史家彼此了解……奥古斯都时代的著作家李维、维吉尔和贺拉斯均与政府极为紧密地站在一处”， ^[5] 李维成为了奥古斯都的御用文人，在奥古斯都的授意下开展创作。李维的历史被认为是对奥古斯都的奉承，他笔下的罗慕路斯、努玛、卡米卢斯和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均折射出奥古斯都的某些伟大之处。

以塞姆为代表的这一派观点认为记述罗马的建立者罗慕路斯是用来强调奥古斯都的神圣性的，因为像“神之子”“罗马之王之父” 等短语会使读者联想到这些词在当下的含义，在罗慕路斯和奥古斯都之间建立联想。罗慕路斯的下一任国王努玛一改罗慕路斯对外征伐的凌厉作风，“他准备通过正义、法律和道德重新缔造这个靠暴力和武力缔造的城”， 也与奥古斯都有颇多相似之处。除了罗慕路斯和努玛外，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卡米卢斯与奥古斯都也被联系在一起。卡米卢斯不仅从高卢人手中解救了罗马，而且阻止公民弃离罗马另觅新都，被欢呼为“罗慕路斯，罗马城的第二位建立者和救星”。 ^[6] 当卡米卢斯提议恢复祭坛，他被称为“宗教的最细心的培育者”。 奥古斯都的“祖国之父”称号与卡米卢斯的称号近似，他也曾反对另觅新都，大力弘扬宗教。据说安东尼曾想把国都迁往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奥古斯都坚决反对。然而，说李维笔下的卡米卢斯反对迁都维伊是在暗指奥古斯都反对安东尼迁都则另当别论，历史人物与当政者的比较不可牵强附会。若李维果真有此用意，借罗马历史上的国王和统帅暗指奥古斯都，岂不是打乱了严密包裹君主制实质的这位元首的计划？借因为凯旋仪式过于豪华而有称王嫌疑的卡米卢斯比拟奥古斯都，岂不是又犯了这位元首唯恐避之不及的忌讳？

以塞姆为代表的认为李维对当政者俯首帖耳、服务现政权的观点有着深远的影响。出版于2015年的《李维研究指南》的主编米内奥（B. Mineo）在探讨李维的道德价值和政治价值时提出，李维想要说明滥用治权（imperium）的人可能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致命危险，在他看来，奥古斯都是兼具道德品质和政治素质的理想领导者，“李维邀请奥古斯都和未来的罗马政治领袖成为符合柏拉图理想的明智领袖，用理性的统治取代非理性统治的伤害，便是作出结束血腥的循环的许诺，在这个循环里，滥用权力的人将这座城市推入内战的水深火热”， ^[7] 强调李维在书中似乎在将这位元首的地位合法化。此外，他还指出李维把对卡米卢斯的歌颂投射到奥古斯都身上，把高卢战争中解救罗马的卡米卢斯描绘为一个新的建立者（conditor）、罗马实力崛起的支持者（auctor）、祖国之父（pater patriae），这些赞美均是在提醒读者当时的元首奥古斯都所具有的优秀品质，无论是官方意义上的，还是文学诗意上的。“祖国之父”虽是奥古斯都在公元前2年才得到的称号，但在此之前诗人们已经在诗作中有类似表达，承认奥古斯都取得的成就。奥古斯都在重建国家法律的同时，拒绝所有与共和国不相匹配的官职，出台恢复遭内战摧残的法制生活、道德观念和社会秩序的举措，这些举措让李维颇为赞赏，在某种程度上奥古斯都重新燃起了他对国家的希望。

对李维与奥古斯都关系问题的考察需要回归文本，李维在《建城以来史》直接述及奥古斯都的有两处，第一处与亚努斯神庙关闭相关：“自努玛统治之后，它被封闭过两次，一次是在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后提图斯·曼利乌斯任执政官时，另一次——神把它赐给我们这一代以便我们能经历——在阿克兴战役和恺撒·奥古斯都赢得海陆和平之后”。 此处，李维没有表现出对这位元首的狂热，且将和平更多地归功于神的赐予。第二处记载则让学者众说纷纭，李维记述了一个名叫科尔奈利乌斯·科苏斯（A. Cornelius Cossus）的统帅把至尊战利品（spolia opima）献给朱庇特神。李维在此宣称，按照从前所有作家的记述，科尔奈利乌斯·科苏斯第二次把至尊战利品献给朱庇特·费莱特里乌斯（Jupiter Feretrius）神庙时身为军团长（military tribune）。他又特别提到有一段刻写在战利品上的铭文，上面称科苏斯取得这些战功时身为执政官，这是“不同于前辈的记录和我的记录”的，并补充了这段重要文字的来源，从“所有神庙的建立者或恢复者奥古斯都·恺撒”那里听来。奥古斯都称自己曾进入这座年久失修的朱庇特·费莱特里乌斯神庙，并将之修缮一新，他亲自在一件亚麻胸甲上发现这段文字。李维认为不提那座神庙的修缮者目睹的这些战利品，几乎是对科苏斯的一种亵渎。接下来他却话锋一转，直言不讳地说：“然而这件事的差错在于，从写在亚麻上并陈放于金钱神庙（temple of Moneta）里的古老年表和职官书得知，科苏斯是在七年后才与昆克提乌斯·腓努斯（T. Quinctius Poenus）一起担任执政官的，每个人都是可以各持己见的。” ^[8] 我们看到，李维的确对奥古斯都尊敬有加，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这位元首复兴传统宗教、修缮古老神庙的赞许，但在科苏斯的职务考证上，也是奉献至尊战利品的资格条件上，他仅是恭谨地列举出奥古斯都的所见和自己的所闻，没有直接赞同奥古斯都的说法，甚至列举出其他与奥古斯都的说法相悖的史料，并提示说全部交由读者来定夺，大家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

现代学者质疑奥古斯都在朱庇特神庙中的发现，尤其是考虑到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借口代行执政官（proconsul）利奇尼乌斯·克拉苏（Licinius Crassus）并未担任执政官一职，不准他奉献至尊战利品。奥古斯都以遵循祖制为由，借口科苏斯贡献至尊战利品时的执政官身份，提高举行凯旋式、进献至尊战利品的资格门槛，限制政治竞争者的上升空间。虽然这种怀疑无法得到证实，但极有可能的是，奥古斯都伪造了这一证据以挫败对手。无论真相如何，李维的言论很难被解释为奉承之辞，尽管他显然流露出对奥古斯都的尊敬和对其宗教政策的赞赏。令人遗憾的是他未曾亲自现场查证，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企图掩盖真相，而是他作为史家的一点重要不足——不探求第一手史料。

上述两处直接提及奥古斯都的记载分别出现在第1卷和第4卷，李维的前十卷创作于公元前1世纪30年代，出版时间最晚为公元前20年，虽然这十卷恰好将重点放在古代的宗教传统上，但在时间上基本早于奥古斯都复兴传统宗教和道德的社会改革。此时在宗教改革方面，奥古斯都始于公元前28年的重建神庙的工作已经开始，但是其他的宗教举措没有开展，如百年庆典（Ludi Saeculaes）举行于公元前17年，恢复其他宗教仪式始于公元前12年，在他成为大祭司长之后。在社会改革方面，奥古斯都出台监督法律和道德的举措不早于公元前19年，他鼓励婚育、反对通奸的社会立法直到公元前9年才施行。在前十卷中，李维在有关卢克莱霞（Lucretia）和弗吉尼娅（Verginia）的史实中强调贞洁（pudicitia）对和谐国家的重要作用，撰写时间早于奥古斯都主要的道德举措。 由此可见，很难作出李维的记载是在回应并拥护奥古斯都措施的判断，李维在奥古斯都的宗教和社会改革之前就已在作品中流露对恢复宗教祭仪有助于社会稳定的支持态度。李维不可能是为称颂奥古斯都的宗教和社会改革而著罗马史的，他的作品中没有出现像维吉尔和贺拉斯那样对奥古斯都的溢美之词。我们必须区分溢美之词和赞同之意，前者即使心怀诚挚也会赞美过度，而后者会少些奉承之味。李维为社会重新走上正轨而欣慰，但并不以此博得奥古斯都本人的好感。

李维和奥古斯都的私交有塔西佗的记载为证，“提图斯·李维……如此高度赞颂格奈乌斯·庞培，使得奥古斯都称他为庞培派，但这并未隔阂他们的友谊”。 ^[9] 庞培是奥古斯都的养父尤利乌斯·恺撒的政治对手，两人虽因政治利益而结为同盟，可最后分道扬镳，在法萨卢一战决一雌雄。庞培站在贵族派（optimates）立场，恺撒站在民众派（populares）一方，说李维是“庞培派”指的是他的历史记载偏向元老共和派，而从奥古斯都的轻松口吻进一步可知，这位元首没有把李维持不同政治倾向的事放在心上。试想，如果他无法容忍李维发表与他本人的政治态度相悖的言论，两人的友谊将无从谈起，李维的著作可能会惨遭被查禁、被焚毁的厄运。

李维没有投靠元首政治，从未有人提及他是麦凯纳斯的密友，他的名字没有和奥古斯都任何一位文学资助人联系在一起。李维不谄媚权贵，不阿谀奉承，坚守着一位历史学家的品格，这从他责备奥古斯都的被庇护人蒂迈根尼（Timagenes）可见一斑。希腊历史学家蒂迈根尼曾是安东尼的友人，后来得到奥古斯都的庇护，撰有这位庇护人的传记。我们能够确定的是，李维在第5卷的民族学插叙中把蒂迈根尼作为史料来源，但在第9卷李维再次提到他时，不仅没有把他作为史料来源，还言辞尖刻地说他是“最善变的希腊人”（levissimi ex Graecis），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他，批评他夸赞亚历山大甚至帕提亚人的声名，胜过罗马人的威名。李维认为他言过其实，有损罗马人的声威。 ^[10] 蒂迈根尼后来与奥古斯都断交，烧掉阿谀奉承的传记以示抗议，这一举动不早于公元前25年，而李维按照平均速度已在公元前25年完成第9卷。李维在书写第9卷时没有因为当时的蒂迈根尼受到奥古斯都的庇护便收起自己的批评，这可以作为李维独立创作的一项明证。

除此之外，塔西佗所说的李维与奥古斯都的亲密友谊受到李维研究专家卢斯（Luce）的质疑。卢斯通过比较李维的记载和奥古斯都广场铭文（elogia）的异同来探讨两人的亲疏关系。李维和奥古斯都在历史的范例价值上有着广泛的共识，尽管他们的出发点不甚相同。李维的重点在于教导罗马人在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涯中模仿正面范例或避免反面示例，奥古斯都则关注他本人和继任的元首向世人展现需接受后代检视的家族成就。奥古斯都广场的罗马杰出人物雕像下方刻有铭文，根据铭文展现的信息，李维的记载和铭文残篇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别。奥古斯都下令搜集择选的信息有时并非李维史书中着力刻画的内容，有时奥古斯都大力颂扬的许多历史却是李维一笔带过的，或者说这些铭文的编辑者有意无意地忽略李维的历史。卢斯由此得出结论，奥古斯都与这位史家的友谊可能并不算亲密，不像有些人以为的那样意气相投。李维不承认奥古斯都取得了超出过去所有杰出人物（summi viri）的成就，不赞同罗马的历史至奥古斯都统治时期达到鼎盛。 ^[11]

总之，帝国初期的罗马文学沉浸在一种爱国主义的氛围之中，这一方面是和平契机对著述风格造成的影响，再者与奥古斯都本人对爱国精神的大力倡导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李维可以称为“奥古斯都时代”的史家。然而，并不能说李维著史是为了服务奥古斯都政权。李维笔下的英雄人物与奥古斯都有着一定联系，但不能因此武断地宣称李维将之比附奥古斯都。其实，李维像所有的古代史家一样，无法截然分隔古今。在描述与当下类同的史事时，他下意识地联想起所处时代。 ^[12] 然而，若称李维有意将奥古斯都与传说和历史时代的杰出人物相比附则是错误的。如果李维果真想强调奥古斯都的善行和伟大，何必费尽心思地把对奥古斯都的歌颂暗藏在学者大加研究的修饰词“augustus”（神圣的、尊贵的）的使用之中。说李维是奥古斯都的御用文人的说法，其实并非单纯因为李维著作中的记载让他们如此以为，而是他们审视李维的眼光变了，试图在李维著作中寻找到蛛丝马迹来证明他们先入为主的观点。李维在前言中表现出与奥古斯都社会和宗教改革相一致的态度，李维承认奥古斯都造福罗马和意大利的伟大功业，但这种赞同没有进一步以其他具体的记载来填充。

罗马人的丰功伟绩是李维著述的主题，罗马人的功业之中最主要的是战争的胜利，李维强调第二次布匿战争是所有战争中最难忘的，最值得纪念的，是两个强国的激烈交锋，是两国军事技艺的强劲比拼，是双方战局的跌宕起伏，是如履薄冰的战争体验。 这场战争是罗马史中的重要部分，也必然是李维《建城以来史》的重要部分。

---

[1] 庞培、恺撒和奥古斯都征服世界的野心给当时的全球史书写提供了连贯的历史背景，罗马巩固帝国的现实与涵盖整个时空的文化生产是一致的。阿格里帕的世界地图、奥古斯都的《功业录》、强调世界图景的钱币都具有共同的旨趣，此时史学的发展也概莫能外，参见K. Clarke,“Universal Perspectives in Historiography”, in C. S. Kraus, ed., The Limits of Historiography: Gener and Narrative in Ancient Historical Texts , pp. 277—278。

[2] A. Petrie, An Introduction to Roman History Literature and Antiquities ,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p. 113.

[3] P. G. Walsh, Livy His Historical Aims and Methods , p. 10.

[4] A. Petrie, An Introduction to Roman History Literature and Antiquities , p. 122.

[5] R. 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463, 317f.

[6] Livy, 5.49.7,“Romulus ac parens patriae, conditorque alter urbi”，参见塞姆的观点，R. 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 305f。

[7] Bernard Mineo,“Livy’s Political and Moral Values and the Principate,”in B.Mineo, ed., A Companion to Livy , Oxford: Wiley Blackwell, 2015, pp. 125—138, esp. pp. 130—132.

[8] Livy, 4.20.5—8, G. B. Miles, Livy: Reconstructing Early Rome ,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40—47.

[9] Tacitus, Annals , 4.34.

[10] Livy, 9.18.6，李维没有直接提到名字，但我们认为这里所指的希腊人就是蒂迈根尼，参见R. M. Ogilvie, A Commentary on Livy Books 1—5 , p. 4。

[11] T. J. Luce,“Livy, Augustus, and the Forum Augustum,”in K. A. Raaflaub and M. Toher, eds., Between Republic and Empire: Interpretations of Augustus and His Principate ,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 pp. 123—138.

[12] 第一卷某些段落反映出李维对当下社会有所暗示，参见H. Petersen,“Livy and Augustus,”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 Vol. 92, 1961, pp. 440—452。 F1gXxWJhw/46FGVeRUhuxEHljC1tM1sUkVVEvHTUp4omfIuGjips+ZqwbVN61tF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