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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罗马历史学家往往都会在史书开篇开宗明义地说明本书主题的宏大卓然，这些人类历史上的丰功伟绩需要有人保存下来，这些伟大人物的事迹值得人们追念铭记，历史书写的必要性，历史学家的使命感，甚至读者阅读历史的必要性，这一切在对伟大主题的彰显中变得不言自明。
宏大主题是历史学家著史的重要动力。希罗多德留给后世历史学家的一笔重要遗产便在于凸显战争主题的宏大壮阔和举足轻重。他在提到特洛伊时，已经隐含着媲美诗人荷马的伟大抱负，期望自己的主题像荷马流传下来的作品一样享有同样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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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开篇有提：“哈利卡纳苏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所得发表于此，以便对往事的记忆不会因为时间而被人遗忘，以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丰功伟业，尤其是他们彼此为战的原因，不会失去光芒。”
希腊人和异邦人的战争和事迹值得书写下来，永世留存。
修昔底德在对主题的阐述中与希罗多德和荷马一脉相承，他以最高级的表述形式突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在持续时间和惨烈程度上是前所未有的，称这场战争“延续时间极长，战争过程中希腊人经历的灾难是从前任何时候都不曾经历过的。许多城市沦陷或荒凉，有些是蛮族所为，有些则是希腊人兵戈相向所致。从没有如此多的人流亡异乡，从没有如此多的人生灵涂炭，不论在战争过程中，还是战争和内乱的结果中”。
他在强调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的同时，仅用一句话便把希罗多德花费近五卷篇幅记述的希腊和波斯的战争一笔带过：“过去最伟大的成就是波斯战争，但很快由两场海战和两场陆战决定了战局”，
以薄古厚今的方式凸显自己的主题意义不凡，也间接宣告了自己的历史著作出类拔萃。
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不仅强调战争的惨烈程度和惨痛结果，他最为关注的是战争带给希腊罗马世界的普遍联系，因为在他有生之年见证了整个希腊罗马世界的统一。波利比乌斯对主题的阐述既是历史性的，也是史学性的，既说明了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趋势，“人类居住的世界”尽在罗马的掌握是“一件从前绝无仅有的事”，
又说明了当罗马超越从前所有的帝国，他书写的历史便超越了某一特定主题，而成为一部涵盖整个希腊罗马世界的世界史。这部世界史在对罗马帝国和从前各帝国的比较中，凸显出书写主题的恢宏壮阔，罗马帝国不论在地理范围还是在时间跨度上，都超越从前的所有帝国，他笔下的这部世界史具有了超越从前所有历史著作的隐含意思。他称：“我计划书写的这一时期所呈现的景观是多么让人叹为观止，如果我们将罗马的统治与过去最著名的那些帝国比较，这将更为明显。波斯人曾在一段时期拥有大帝国，但却明目张胆越过亚细亚边界，以至于不仅危及帝国的安全，而且危及自身的存亡。拉西第梦人多年里争夺希腊霸权，之后花很长时间获得独尊地位却仅保持了12年。马其顿对欧罗巴的统治从亚得里亚海拓展到多瑙河，那里似乎是陆地上无足轻重的部分。后来马其顿将波斯帝国取而代之，成为亚细亚霸主。尽管马其顿帝国现在被认为在范围和实力上是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但他们把人居世界的大部分置于帝国之外。他们从未试图占领西西里、撒丁岛或阿非利加。说实话，他们从未听闻欧罗巴西部最好战的民族。但罗马人不是把部分世界，而是把整个世界归于自己的统治，拥有一个不仅比从前任何一个帝国更广袤，而且不需要未来惧怕对手的帝国。”
波利比乌斯的《历史》因为记载和探究成就这个无与伦比的罗马帝国的原因而具有了重要的历史价值。
古典作家通常把战争看作影响世界历史发展的积极因素，这些恢宏的战争叙事不仅永远载入人类的文明史册，而且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罗马的征服战争成就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帝国，书写这样一个伟大帝国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对李维而言，其主题是广博一体的，一部从蕞尔小邦成长为辽阔帝国的历史，“我记录从城市建立以来罗马人的功业，我能否算是完成了一件值得做的事，我不太清楚……无论如何，我也尽我个人之能置身于世界上最优秀民族业绩的记述，那将是一种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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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建城以来的漫长历史是一个宏大的主题，涉及幅员辽阔的帝国的成长历程，涉及这个优秀民族的丰功伟业，对李维而言，选择这一主题本身便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就第三个十卷的主题汉尼拔战争而言，这场战争名垂青史，李维强调了两个强大对手之间分庭抗礼，决一雌雄，战局变化多端，危险重重，是世所罕见的，“在我著作的这一部分，请允许我像多数史家在其全部著述的开篇所声称的那样预言，我将记述的战争——迦太基人在汉尼拔率领下对罗马人民的战争——是所有发生过的战争中最令人难忘的。因为没有哪个势力如此强大的城邦和民族彼此交战，它们也从未如此骁勇善战，双方并非不谙战事，而是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积累了经验，战争的偶然性如此多变，结局如此不详，以至于那些获胜的人面临的危险更大”。
罗马人和迦太基人都处在实力的巅峰，都具有精湛的作战技术，双方的战争规模前所未有，战争结局事出偶然，战事的过程跌宕起伏，李维以这段十卷卷首的序言吊足了读者的阅读胃口。马其顿国王腓力了解到迦太基在意大利势如破竹，决定与汉尼拔缔结友好条约，李维称“这是世界上两个最富有民族之间的战争，吸引了所有国王和所有国家的注意”，
突出这场战争的规模级别和世界影响。
在完成第三个十卷的记述之后，李维在第四个十卷的开篇再次总结了汉尼拔战争的宏大规模和这段历史书写的重担：“我也为写到布匿战争结束而释然，仿佛我本人共担了劳作与危险。对于一个贸然立誓书写罗马全史的人来说，他根本不应该对从事如此巨大的任务的一部分而感到疲惫，然而，当我想起有多卷记述了这六十三年——从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始到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的时间段，从建城到开启与迦太基人的第一次战争的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Appius Claudius）任执政官的四百八十七年，我已经想象得到，像被近岸的浅滩吸引、涉水入海的人，无论我走了多远，我正被拉向更广的深渊，这项任务变得更大，而我之前完成的各部分似乎变得更小。”
十卷里对汉尼拔战争的记述和这场举足轻重的战争一样，规模超乎想象，这可能是其他历史学家整部作品的主题，但在这里只是李维“巨大任务的一部分”。宏大的主题形成一种强大的召唤，召唤他去记录这场伟大的战争，哪怕这项任务如此艰巨，让他疲惫不堪，但他仍从撰史的辛劳中体会精神的安宁自在。
李维的撰史动力除了在于主题的宏大，还在于撰史本身为他带来愉悦，这种带来精神慰藉的说法在古典史家中独一无二。 [3] 李维说历史主要是出于他个人的愉悦而从事的，与他的个人感受不同，读者大多不关心古代史，他们更喜欢阅读近代史，李维勇敢地宣称他所有努力换来的嘉奖将是对当下的弊端避而不见。 [4] 他的写作动力在某种程度上是极为个人的，他享受置身于撰史之中的惬意。
李维撰写历史秉持着严肃的初衷，即通过罗马历史教化人心。经常被援引阐述李维治史目标的前言第10节有言：“在认识往事时，尤其有利而有益的在于：你可以注意到载于昭昭史册中各种例子的教训，从中为你和你的国家吸取你所应当仿效的东西，从中吸取你所应当避免的开端恶劣与结局不光彩的东西”。 [5] 这句话提纲挈领，申明主旨，表达出作者想以罗马道德兴衰的事例启迪人心的情怀。“注意到……各种例子的教训”一句的意象内涵丰富，读者的观察对象在这里指李维的《建城以来史》，即他在前言第6节中所说的“纯粹的历史记录”（incorruptis rerum gestearum monumentis）。“纯粹的”（incorruptis）意味着历史记述既是不朽的，流传后世的，也是真实可信的。同时，“纯粹的”一词也具有医学的意象，意指医学意义上“未受污染的”，这里更多指的是李维在史学意义上的求真主张，不以虚构杜撰有损历史的真实。
“希腊罗马世界的历史写作仍是以修辞法则为根基的文学事业，是建筑、艺术、钱币、戏剧、词源研究、铭文、习惯、口头传说、地形研究所有这些事物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罗马人的历史感。这些事物是‘monumenta’，也就是意在保存人们对伟大功业（res gestae）记忆的图像、文字。”
李维的历史可以视作一座纪念性的丰碑（monumentum），其纪念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纪念过去列祖列宗的丰功伟业；二是对当代和后世罗马人提出警示告诫。前言第6和第10节中的“记录”（monumentum）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指李维书写的罗马历史，他想要当代人从学习历史中接受历史中的道德教训，借此医治时代的痹症；另一方面是指李维写就的《建城以来史》一书，
[6]
这部著作是“记述世界上最优秀民族业绩”
[7]
的结晶，是归类于“纯粹的历史记录”
的典范，是李维“从事的工作”（negotii suscepti）
和“伟大工作”（tantum operis）
的丰硕成果。因此当我们回顾第三个十卷的序言，李维是这样评价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我将记述的战争是所有发生过的战争中最令人难忘的”。形容词“令人难忘”（memorabile）照应的是纪念性的丰碑（monumentum），第二次布匿战争史是罗马历史上值得后世纪念的崇高丰碑，对这场战争的历史书写是李维《建城以来史》这座文本纪念碑上的瑰丽明珠。
李维撰写的罗马史是经久不衰、垂诸久远的纪念碑，其经久不变的旨归便是以这部作品帮助支撑起“大厦将倾的罗马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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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医学意象上“不受污染”所传达的信息是一致的，期望罗马国家健康发展，永葆青春。
战争是古典史家极为钟爱的主题，前所未有的战争规模和意义影响成为古典史家书写序言时的老生常谈。从希罗多德开始，西方古代史学便延续了强调宏大主题的书写传统，值得铭记的历史人物的丰功伟绩构成了对历史编纂的强大召唤。历史学家追随这一召唤，历尽艰辛完成书写历史的宏大任务，他们怀着保存人类功业的崇高使命记录下那些值得记录的人物和事迹，李维以第二次布匿战争的主题向读者展现了自己作品的同一特征。罗马和迦太基两国的强强对决，战争场面的波澜壮阔表现出这部历史作品的可读性，这场战争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决定了这部历史作品的必读性。蕞尔小邦的罗马在与外族的激烈交锋中成长为大帝国，甚至发展到“苦于自身宏大的程度”， [9] 宏大主题背后的深切忧虑也在李维的作品中隐约显现出来。
[1] J. Marincola, Authority and Tradition in Ancient Historiography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34—35.
[2] Livy, Preface , 1—3.
[3] J. Marincola, Authority and Tradition in Ancient Historiography , pp. 45—46.
[4] Livy, Preface , 4—5.
[5] Livy, Preface , 10.
[6] J. L. Moles,“Livy’s Preface,”in J. D. Chaplin and C. S. Kraus, eds., Oxford Readings in Classical Studies: Liv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72—73.
[7] Livy, Preface , 3.
[8] Livy, Preface , 9.
[9] Livy, Preface ,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