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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集四十年之力，广采史料，苦心研究，写就《建城以来史》（ Ab Urbe Condita ）。他从传说时代的罗马叙述至公元前9年，共744年，凡142卷，整部著作大气磅礴，是罗马历史编纂史上的通史巨著。 [1]
国内学界对古典史学和李维史学的研究相对薄弱，但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世纪，早年留学瑞士的阎宗临是国内最早从事李维研究的中国学者，其后，郭圣铭、王敦书、王乃新、张广智、郭小凌等学者也相继在西方史学史领域著书立说，对李维史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阎宗临先生撰写出有关李维史学的论文。郭圣铭先生编著的《西方史学史概要》廓清了西方史学发展的源流及规律，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价各个时代的历史学家。该书评价了李维史作的特点，同时也指出李维作为一位史家的严重不足。此外，在《外国史学名著选》之《李维〈罗马史〉》选中，王敦书先生对李维的历史观、道德标准、爱国思想及其文学造诣都作了简要介绍，该书最为可贵之处在于选译了《建城以来史》第五卷的部分章节，为读者近距离感受李维的治史特色提供便利。《外国史学名著评介》一书中，王乃新先生的论文评述了《建城以来史》的写作特点及李维作为史家的长处与不足。两部同名史学论著《西方史学史》囊括了对李维研究的重要成果。张广智先生在书中将李维与塔西佗并称为罗马史学双擘，从通史体例、垂训思想和文学修养三方面总结了李维的史学思想及其在史学史上的贡献。郭小凌先生指出，李维的著作不是政治家、军事家们的回忆录，而是以治史为己任的书斋学者的自觉之作，他试图探讨和说明罗马人曾经是怎样的民族，具有怎样值得尊敬也令人生畏的道德财富，落脚点是在解释现代，他书斋学者的特质决定了他著作的优缺点。同时，对李维史著的基础性翻译工作也在进行，日知古典丛书之李维《建城以来史》（前言·卷一）将李维的拉丁语译为中文，王焕生先生译有《建城以来史》前十卷拉汉对照选译本，为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可贵资料。
近些年来，国内学界对李维史学的专题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所博士刘君玲就李维《建城以来史》第2—4卷写成论文，研究了这三卷的史料价值、文学价值及从中反映出的李维的历史观。该论文还附有第2—4卷自拉丁文翻译的汉译文，体现出作者扎实的拉丁文功底。蔡丽娟老师以《李维史学探微》为题作成博士论文，并发表了有关李维史学的专题论文和专著，加深了史学界对李维史学方法、史学思想、李维史学与奥古斯都时代的认识，推动了李维史学研究走向深入。
《建城以来史》第1—5卷叙述埃涅阿斯到达拉丁姆，罗马建城，至公元前390年高卢人入侵罗马；第6—10卷记述公元前293年之前的史事；第11—15卷记述罗马征服意大利至第一次布匿战争开始；第16—20卷记述第二次布匿战争前的史事；第21—30卷记述第二次布匿战争；第31—45卷记述马其顿和叙利亚战争，至公元前167年第二次马其顿战争结束；第46—90卷记述到公元前78年苏拉之死；第91—120卷记述至公元前43年，包括内战和恺撒之死；第121—142卷记述至公元前9年德鲁苏之死。李维也许原计划写成150卷，终于奥古斯都之死，因为这样的结构处理更为合理，但因李维亡故，该著作成为未竟之作，终于第142卷。
《建城以来史》问世后即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因该书卷帙浩繁，不便阅读，因此出现了多种概要本和缩写本。现今存世的卷数不到全书的四分之一，仅存35卷，第1—10卷和第21—45卷，其中41—45卷还有不少残缺之处，横跨公元前753年—前293年、公元前219年—前167年的史事。除至今存世的35卷外，其余诸卷在7—15世纪散佚，西方社会尚未发明印刷术是这部巨著难以传承的主要原因。仅现存一个重要的断片于1772年被发现，即在梵蒂冈发现的第91卷的残篇，由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年）于1820年编辑。散佚各卷的内容梗概可从诸如普鲁塔克和狄奥·卡西乌斯等人的作品中，还有像弗罗鲁斯（Florus）和尤特罗比乌斯（Eutropius）所写《纲要》（ Periochae ）中得见。我们对其内容的了解主要来自《纲要》，这使我们可以略知全书的内容梗概，第136卷和第137卷不在此列。
李维虽在第四个十卷的开篇表明自己对这项宏大任务越来越不安，
但我们从现存各卷中发现，他较为谨慎地考量史料，选择符合他写作意图的素材，对著作的组织结构也有统筹规划。这种总体上的考量可以推而广之，及至他对所处时代的历史记述。在行文组织上，他以五卷为一组谋篇布局。《建城以来史》后期各卷的结构安排较前面各卷稍显混乱，有学者认为在第109—116卷对共和国后期内战的描写中，李维已经放弃条理清晰的结构安排，不如早期各卷那样对重要战事的叙述井然有序、分划有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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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他们忽视了李维所述历史的复杂性。编年史体例与浑然一体的通史建构既有相合之处，也有相左之处。早期各卷所述大多为连续的战争，因此做到整齐有序较为容易。随着罗马疆界的扩大，国内国外事件与日俱增，李维的史著不能单单以一个战场铺垫一个五卷。战争并非你方唱罢我登场，多是同时进行，国内政治事态的发展也如火如荼，统合纷繁的历史并非易事。即使这样，《建城以来史》各个五卷通常都具有相当程度的统一性。读者应把五卷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加以考察，不仅应关注该部分的第一卷，更应留意其中的最后一卷，李维往往将某一重要事件留到下个五卷，以一个引人注目的主题开启新的五卷。例如，迦太基的陷落和毁灭被安排在第51卷，俘虏朱古达在第66卷，刺杀尤利乌斯·恺撒在第116卷。李维五卷一组的布局是精心构思的结果。
以现存各卷分别查之，第一卷囊括整个王政时代（公元前753—前510年），可能单独出版，因为第二卷记有一段新序言。
第2—5卷囊括下讫高卢攻陷罗马的史事（公元前509—前390年），也许一同出版。第6—10卷的主题是萨莫奈战争，不仅以萨莫奈人的失败，更以埃特鲁里亚人、高卢人和翁布里亚人的失败作为高潮部分。散佚的第11—20卷包含两个独立的部分，一是罗马与他林敦的战争，再是罗马与迦太基的第一次布匿战争。第二次布匿战争横跨整个21—30卷，这十卷又一分为二，前者是以汉尼拔的崛起为主线，后者则是以罗马的反攻为主线。第31—45卷由三个五卷组成，第31—35卷的主要内容为罗马与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的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以及与塞琉古国王安条克的叙利亚战争之前的希腊事件；第36—40卷是罗马在希腊和小亚细亚与安条克三世的战争；第41—45卷是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及罗马对马其顿国王珀尔修斯（Perseus）的胜利。《纲要》表明第45卷之后的各卷仍以五卷为一个单元谋篇布局。例如，第九个十卷主题有二，一是米特拉达梯战争，二是苏拉归途中的残酷之举。在第十二个十卷中，前五卷涵盖恺撒发动的第拉奇乌姆（Dyrrachium）战役到蒙达（Munda）战役，后五卷的时间跨度为从恺撒之死到建立“后三头同盟”的20个月。从这些实例中我们可知，后面各卷中五卷一体的结构往往不围绕某一战事，而是围绕某个重要人物展开。第51卷从记述罗马夺取迦太基开始，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Scipio Aemilianus）是第六个十卷的核心人物。第66卷开始记述马略的生涯，后面三个五卷围绕他的个人成就展开，终于第80卷马略之死。苏拉在第81—90卷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第90卷讲述苏拉之死。庞培的名字则第一次出现在下一卷，即第91卷。由于后面各卷的摘要过于简短，尤其是第136—137卷的摘要佚失，因此无法推断《建城以来史》后一部分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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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卷、十卷的编排体现出李维别具匠心的构思，这一构思不仅是结构上的规划，更是内容上的荟萃，不仅以重要事件作为起篇与完章的标志，而且将历史进程与城市历史衔接起来，时常呼应《建城以来史》的著作书名。罗马城市的发展变迁，罗马疆域的不断扩大，随着各卷的推进顺次展开，罗马史的演进和城市史的发展协调一致。如在卷六卷首，即新的五卷的开篇，李维撰写一段新序言，写到罗马城经历高卢战火后开启崭新篇章，与此一致的，罗马史也摆脱史料缺乏的局限开启了新篇章，城市的发展与历史书写齐头并进。
较早的《建城以来史》各卷多以某场战争为主线，而较晚的各卷常以某个人物为主线。李维对全书的结构考虑周全，安排得当。撰述自罗马建城以来的通史是一项宏大工程，处理稍有不慎，整座大厦必然倾斜甚至倾覆，而李维将整个工程化整为零、又合零为整，远望巍然而立，近观井然有序。由于李维决定书写一部编年史，按年代顺序描述各自区别的历史活动场景，因此每一卷不可能总是自成一体，不可能如希腊史家狄奥多鲁斯所追求的那样，“从头至尾地完整叙述城邦和国王的行动”。
如果李维临终之前才辍笔，那么他在四十年的著史生涯中平均每年至少成书三卷，或许笔耕更勤，因为《建城以来史》的第121—142卷推迟到公元14年奥古斯都去世后才出版，所以李维在完成这22卷后也许将之尘封多年。
《建城以来史》所包含的纷繁复杂的人物、事件和年代足以说明这位史家的非凡成就和坚定意志。每一卷至少参考三种史料，尽量协调内中关系，将其中的记载改写成优美的散文。李维在四十年里以每三年写成十卷的进度笔耕不辍，将毕生之力倾注在《建城以来史》的创作之中，我们不禁对他兢兢业业的治史精神仰慕备至。古罗马的百科全书式学者老普林尼，斥责侄儿步行是在浪费时间，不如乘坐交通工具节省时间用于学习，“不用来学习的每一分秒都是在浪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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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普林尼的时间观念用来说明李维的敬业精神再恰当不过。
奥古斯都时代的主要评论家之一盖尤斯·阿西尼乌斯·波利奥
，语含贬义地称李维著作带有“帕塔维乌姆风格”（Patavinitas）。为何语出贬义引起众多评说，我们试作如下解释：波利奥在任山南高卢总督期间，曾出台阻碍帕塔维乌姆发展的强硬政策，这也许出于他对帕塔维乌姆城的私愤。波利奥也像历史学家撒路斯特一样离开仕途后撰史，他和撒路斯特的文学咨询人费洛洛古斯（Ateius Philologus）要好，续写了撒路斯特于公元前35年亡故时未及完成的历史著作。波利奥肯定撒路斯特作为史家的地位，赞成其古朴沉稳的写作风格，即使这种风格也许冷峻粗犷（durus et sic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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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与撒路斯特的写作风格截然不同，李维不赞成运用古老粗陋的词汇，认为晦涩难懂并不会使演说词显得严肃庄重，批评撒路斯特翻译修昔底德的警句以及其译文有损警句的真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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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利奥所谓的“帕塔维乌姆风格”暗藏贬义，这一方面可能源于他本人在山南高卢的政治经历，来自他对帕塔维乌姆城的不满；另一方面，他和李维两人的创作风格差别极大，两人风格偏好的不同影响到他对李维的评价；再者，波利奥的贬低之词可能也有几分根据，帕塔维乌姆人的个别拼写有特殊之处，“帕塔维乌姆风格”可能说的是当地口音或拼写，暗指李维的用词夹带地方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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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克拉克（Clarke）以世界史视角来剖析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的罗马史学，他指出从公元前1世纪后期开启了罗马的世界史书写，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Diodorus）、特洛古斯（Trogus）和斯特拉波（Strabo）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李维和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不符合全球史书写的严格标准，他们的作品虽然时间跨度大，开始于罗马的起源，但明显展现的是一个国家的历史，不过在空间范围上已有长足的拓展，参见K. Clarke,“Universal Perspectives in Historiography”, in C. S. Kraus, ed., The Limits of Historiography:Gener and Narrative in Ancient Historical Texts , Leidon: Brill, 1999, p. 251。
[2] 参见P. G. Walsh, Livy: His Historical Aims and Methods , 5ff。
[3] 有关《建城以来史》的结构，参见P. G. Walsh, Livy: His Historical Aims and Methods , pp. 7—8。
[4] Pliny, Epistulae , 3.5.16.
[5] Tacitus, Dialogus , 21.7，塔西佗称波利奥的这种风格毫无形式美可言，一副青筋暴露、瘦骨嶙峋的外表。
[6] Seneca, Controversiae , 9.2.26; 9.1.14.
[7] Quintilian, Institutio Oratoria , 1.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