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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之后，我住在塞尔吉—蓬图瓦兹，一座距离巴黎40公里的新城。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外省，所在的城市都刻有过往的和历史的痕迹。来到一个仅仅数年就从虚无中拔地而起的地方，那里没有记忆，建筑散落于空旷的区域，边界不明，这构成了令人震撼的经验。我被一种奇特的感觉所吞噬，眼前所见的，只有穿风的广场，玫瑰色或蓝色的水泥建筑立面，楼群矗立的街区荒漠。仿佛持续漂浮于天地之间，在一片 无人之地 。我的目光如同写字楼的玻璃墙面，所及之处没有一个人，仅折射着高楼和云朵。
我慢慢地走出了这种分裂状态。我爱上了那里的生活，那里是移民杂居的场所，人们的生活始于别处，始于法国外省、越南、马格里布，或是科特迪瓦——正如我的生活始于诺曼底。我看到孩子们在建筑物前玩耍，人们在三泉商业中心街区漫步，在公交车站候车。我注意倾听区域快铁上的交谈。我想要记录下那些场景、谈话，那些我们不会再相见的陌生人的举动，那些墙面上即刻被抹去的涂鸦。所有这一切，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让我感动、不安，或是愤慨。
这部我一直记录到1992年的《外部日记》正诞生于此。它不是一部报告文学，也不是一份都市社会学调研报告，而是一种尝试，试图通过收录集体日常生活的瞬间而触及一个时代的真实——这种现代性是一座新城赋予我们敏锐而难以定义的感受。我认为，正是在收银台投向购物车里物品的目光，在询问牛排价格或欣赏画作时说的话，传递了渴望和失望，表现了社会文化的不公。受到顾客欺辱的收银员，遭人避让的乞讨的无家可归者，社会的暴行和羞耻——这一切看上去平庸而无意义，因为它们过于普通或我们过于熟悉。我们对于世界的经验并无等级而言。场所或物品所激发的感受或思考跟其文化价值并无关联，超市所赋予的感受和人性的真实并不少于音乐厅。
我尽力避免将自己置于场景之中，避免表达促使每个文本生成的感受。恰恰相反，我尝试一种记录真实的摄像式的写作，在其中，人生交错，难以识透，留有谜团。（不久之后，我看到了保罗·斯特兰德拍摄的意大利卢扎诺村庄居民的照片，那些照片以强烈而近乎痛苦的在场扣动人心——生命就在此，仅在此——，我认为自己处于一种理想而无法企及的写作面前。）
然而，最终，在这些文本中，我所表达的自我比预想的要多得多：萦绕于脑际的念头，记忆，它们在无意识中决定了对话语和既定场景的选择。如今，我确信，相较于在私人日记中进行内省，在外部世界中关照自身更能够让人发现自我，已诞生两个世纪的私人日记并非永恒的文类。那些在地铁、在等候室中遇到的无名的他者，他们或引起我们的关注，或让我们愤怒、感到羞耻，正是他们唤起了我们的记忆，让我们意识到自己是谁。
安妮·埃尔诺
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