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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夏，北京宫廷正酝酿一场巨大的政治变革。年轻的光绪皇帝面对中日甲午战争失败而引发的外国侵略和瓜分，急不可待地施行大规模的改革。他的支持者和心腹助手，包括老师翁同龢（1830―1904），都鼓励他制定一系列新的国家政策，以使衰弱的王朝恢复元气。在改变旧制度和成立新部门的过程中，慈禧太后所控制的顽固势力不免被动摇甚至被铲除。尽管年老的慈禧太后名义上退居颐和园，但实际上仍通过太监、皇族和亲手拔擢的顽固派官吏行使着政治权力。从上一章可以看到，强学会被查禁正是后党势力的一个明证。光绪皇帝和支持者深知顽固派的力量以及触怒慈禧会带来的危险后果，但他们感到局势已迫在眉睫，不得不孤注一掷，一方面是为国运，另一方面是为自己的政治前途。百日维新是多年来像康有为那样激进的学者和中下级官员所组织的政治活动的高潮。公车上书、组织爱国学会、刊行改革报纸的宣传工作在士绅阶层中成功地发挥舆论力量，终于达到了引起光绪重视的目的。
光绪6月11日的诏书，通常称为《明定国是诏》，一般认为是戊戌变法开始的标志。他大胆地声明：“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
这是他对保守派主张的中庸之道和恪守祖训的一种公开藐视，也是对慈禧太后的间接挑战。精明的慈禧意识到当时的政治气候，要求维新改革的不仅是部分京官，甚至包括不少有力量的省总督。她耐心地观望和等待。光绪皇帝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是找寻合适的新人以实施他的计划，然而清朝传统的皇族家规禁止皇帝接见四品以下官员，而高级官员又多是慈禧和旧制度的忠实支持者。在这种情况下，光绪在改革纲领的实施中几乎只能全部依靠下级官员了。研究百日维新的史家有这样的评论：变法失败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改革仅由一群缺乏经验而又无视政治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所推动。
这说法没错，但是必须记住：光绪当时得不到许多具有改革意识的高级官员的支持。事实上，他的忠实老师，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早在运动开始不久就被解了职。另一方面，低级官员和青年学者总提倡罢免腐败无能的官吏，起用有学术造诣和正直的青年爱国官员。事实上，这正是传统学术界的反对派——清流派的主旨。前一章已经提到，清流派是提倡中国改革的先行者。1895年后，许多清流派的人都加入强学会和其他学会。石约翰（John E.Schrecker）认为：“后期的清流力量大都与反对后党的所谓帝党结合在一起”，
这种说法在仔细核实各种可以找到的名单后得到确定。光绪不得不在这批人中选择他的顾问和新的行政官员，因为他们的抱负和观点与他的一致。
变法伊始，新人就得到擢用。在颁布《明定国是诏》的两天后，翰林院编修徐致靖向皇帝上奏主张废除对召见低级官员的传统禁律，鼓励他无视那严格的资历规定：“苟欲变法，必广求湛深实学、博通时务之人而用之。”
他向皇帝荐举了五位可以信赖的人，他们是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和梁启超。前四人都是低级官员，而梁启超尚无任何官职。关于张元济，他写道：“刑部主事张元济现充总理衙门章京，熟于治法，留心学校，办事切实，劳苦不辞。在京师创设通艺学堂，集京官大员子弟讲求实学，日见精详。”
因此，张元济主要是作为一个将现代实学引进中国并已取得初步成就的出色教育家被荐举给光绪皇帝。他的学校是提供执行未来改革计划的合适人选的人才库。光绪在徐致靖荐举之前是否知道张元济尚不清楚，比较起来，其余四人都是非常有名的。康有为已向皇帝上过七个奏折，他坚忍不拔地使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被最高的权力阶层所了解，他的名字已与改革和进步联系在一起。黄遵宪有关日本的学术著作《日本国志》是当时同类著作中最权威的一部。如第二章所述，光绪曾指名要求读他的书。谭嗣同是湖南最有名的青年改革家。梁启超雄辩滔滔而活泼的文体已是闻名全国。
光绪后来召见他们并授予官衔。同时，他迅速下令康有为和张元济在三天后等候召见。
1898年6月16日的召见被历史学家视为重要的里程碑，因为这是光绪第一次召见这样低级的官员，并且事先说明是为了要制定改革政策。这次召见开了百日维新中重用新人的先河。康有为在自传中详细和生动地记载了这次召见，
他的记述广泛流传，不仅为同代人也为后代历史学家所接受。据说这次不同寻常的面圣竟历时超过“十刻钟”（两个半小时）之久，而且，康有为与光绪详细讨论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康有为的记述不仅被梁启超等忠实弟子所引证，而且也被正史《清史稿》所接受。据我所知，直至现在，无论外国或中国的史学家，都未正式对康有为6月16日被召见的记载提出过任何疑问。张元济在同一天被召见的事实清楚地记载在光绪皇帝的《实录》上，但康有为在自传中却只字未提及张元济。因此，张元济有关那一天的记载是非常令人感兴趣的：
二十八日（即1898年6月16日）天还没有亮，我们就到西苑，坐在朝房里等候。当日在朝房的有五人，荣禄、二位放到外省去做知府的、康有为和我。荣禄架子十足，摆出很尊严的样子。康有为在朝房里和他大谈变法，历时甚久，荣禄只是唯唯诺诺，不置可否。召见时二位新知府先依次进去，出来后太监传唤康有为进去。大约一刻钟光景，康先生出来，我第四个进去，在勤政殿旁边一个小屋子里召见（这个殿现在已经完全改变样子，看不出了）。光绪坐在上面，前面放扎着黄桌帏的一张书桌，光绪也穿着衣冠。我进去后跪在桌子旁边，当时屋子里没有第三个人。只有一君一臣相对，太监留在门外，不能进内。
当时滇越边境发生划界的争执，光绪对我说：“我们如果派人到云南去，要二个月才会走到，但外国人只要十天八天就会到达。我们中国道路不通，一切落后，什么事都赶不上外国。怎么好和人家办交涉呢？”
按照张元济的回忆，这时皇帝提到保守派反对他的现代化计划，并对此十分感叹。他继续详细地询问张元济关于通艺学堂的情况。最后，张元济写下了他自己对皇帝的印象：“问话语气极为温和，看他面貌殊欠刚健。”
尽管张元济所记的主要的内容是自己和光绪皇帝的首次会见，并无许多关于康有为的叙述，然而这里与康有为自传中最大的矛盾是，在张元济的回忆中，康有为面圣的时间相当短暂。张元济似乎没有理由试图缩短康有为的面圣时间，显然是康有为的记载有夸大之处。张元济这里并没有特别强调这时间上的差距，但对于熟稔的朋友，他曾直截了当地指出康有为故意夸张。一位同年举人曾把一份《清史稿》的《康有为传》的手稿送呈张元济，请他评论，
在文中“自晨入、日昃始退”一行上面，张元济简洁地在空白处加了眉批：“并无其事。元济是日同被召见，康先入，不过十余分钟，即退出。”
我们暂时没有旁证支持张元济的说法，但可以立此存照，作为一份有助于理解百日维新中康有为作用的补充记载。
按照张元济的评论，皇帝似乎“殊欠刚健”，可能有怀疑论者会指出，由于这一评论是在半个世纪之后的回忆，所以张元济才可以那么明智和有远见。但是另一些有价值的文件证明了在最初阶段张元济对改革的态度。张元济在一封给他的朋友汪康年的私人信函中，写下自己最近面圣的情况：
弟四月廿八日召见，约半钟之久。今上有心变法，但力似未足。询词约数十语，旧党之阻挠，八股试帖之无用，部议之因循扞格，大臣之不明新学。（讲西学人太少，言之三次）上皆言之，可见其胸有成竹矣。不过近来举动，毫无步骤，绝非善象。弟恐回力终不久，但不知大小若何耳。
这封值得注意的信的日期是六月初九（1898年7月27日）——正是面圣后的一个月。这说明即使在最初阶段，张元济对光绪的改革计划就有点半信半疑，并准确地预计顽固保守派会很快“回力”。
在另一封写给沈曾植——同年改革家、张之洞的幕僚的信函中，张元济对他描述了光绪的召见，用的也是同样的语调：
济前者入觐，约两刻许，玉音垂问，仅三十余言……济随时敷陈，首请坚定立志，勿淆异说……天颜甚霁，不自觉言之冗长，当时默窥圣意，似蒙听纳，然见诸施行，乃仍空还题面。
尽管作为一个低级官员而能获皇帝召见的殊荣，但张元济并未被这殊荣冲昏头脑而对改革计划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那种罕见的冷静和远见卓识也许来自超然的客观性——因为他并非康有为、梁启超等激进派的核心分子，而且他也从不赞成单靠纯粹的政治策略。在张元济看来，改革对中国来说是必然的道路，但只有当绝大部分知识界人士变得开明且具备启蒙和现代意识时，改革才有成功的可能。匆匆忙忙地进行政治制度和行政机构的改革，依靠一批因循守旧的士大夫及其领导下无知盲从的民众，那么这种改革必定难以持久。传播现代化的基本知识必自改良教育始。张元济一心一意献身于通艺学堂正显示了他对作为中国未来现代化的基础——教育的特殊关切。随着1898年变法的展开，光绪颁布一道又一道种种激进改革措施的诏书予那批无所适从的官员。张元济预言改革不久将激起“回力”，对改革者来说最可行的方式是有步骤地撤退，再度投身于教育。在他的一首《杂咏》中，他回忆说在整个运动停滞不前时，他曾劝告康有为，但未被接受。
一代斯文妖孽尽，
英才教育此权舆。
河汾自有千秋业，
早赋归与计未疏。
在这首诗后，张元济有自己的注：
时诏各省广设学堂，考试并废八股，余劝长素乘此机会出京回籍，韬晦一时，免撄众忌。到粤专办学堂，搜罗才智，讲求种种学术。俟风气大开，新进盈廷，人才蔚起，再图出山。则变法之事不难迎刃而解，而长素不我从也。
显而易见，张元济与康有为显著不同，他不是一个政治上的活跃分子，如果现代化计划是在“风气大开”之后才付诸实施，改革家将不得不等待一段漫长的日子。更有甚者，连光绪颁诏鼓励建立现代学堂也得不到多少热情的支持，地方官吏多认为按旨意把祠堂庙宇改造为学堂是不智之举。何况即使他们愿意，在寻觅合适的教师和教科书方面也有无数的障碍，因此，张元济把启迪民智视为政治改革的先决条件，与康有为的活动相比是基础的和低调的，但仍充满着潜在的危险，并会激起各方强烈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