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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1894年惨败于日本，这是张元济一生的转折点。中国被昔日的附属国打得一败涂地，这对每个有思想的中国人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震动。据传统看法，日本是被“天朝”保护的，直至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还在同一条船上：彼此都是西方列强侵略的受害者。列强用炮舰支持他们的贸易权要求，两国都不得不签订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1868年日本推行明治维新，开始在政治上、社会上和经济上实行激烈的变革。结果日本建立一个议会政府，经济和军事力量发展可观，使其在不到三十年间一跃而成为一个西方式的帝国主义强国。甲午战争日方获胜就是明治维新成功的最有力证据。中国遭到惨败的打击，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是“睁开了双眼”，对现实有了清醒的认识。张元济记述当时情况，“大家从睡梦中醒过来”。
这批杰出的人物、士大夫总是把自己视为民族的良知。他们受过高等的教育，享有公众的尊敬和政府的赏识，这群人因此理所当然地以国家引领者自居，并被“兼济天下”“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所感召，年轻的学者投入和组织了一场巨大的爱国自救运动。他们企图寻找导致中国衰弱的弊政，渴望通过种种进步措施和改革方案让中国在西方帝国主义侵略面前重振国威。许多学者也努力拓展自己的眼界，使自己在固有的儒学知识之外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和现代知识。张元济的好朋友梁启超和蔡元培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的日记分别记述了1895年的震动，由于感到传统儒家经典的不足，蔡元培第一次贪婪地阅读各种译著。
试图掌握现代知识的同时，这些年轻学者仍然继续推行修身这个儒家传统，为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崇高目标作好准备。
然而，从修身到平天下是一条漫长的道路，而政治形势的发展却鼓励一种更为直接的行动。日本的全面胜利又迫使中国接受一些史无前例的苛刻条款，使这个天朝大国再度蒙受极大的伤害。《马关条约》（1895）规定日本在朝鲜有特权、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允许日本在中国享有与西方列强一样的最惠国待遇，并给日本一笔令人吃惊的巨额赔款。在爱国知识分子眼里，李鸿章（1823―1901）作为全权代表签署了《马关条约》，无疑是把中国利益出卖殆尽的卖国贼，应当受到严惩。恰巧此时北京城正有一大批从外地来京的学者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紧张的政治形势和外来的危机激发了许多外省的举子投入了这场运动。领导者是毁誉参半的广东学者康有为。康氏十年来一直是社会和政治改革的积极倡导者，早在1888年他就上书皇帝请求推进全面改革。康有为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在《孔子改制考》中说，孔子本人也是改革家，他所撰写的经典也是为托古改制而作。1894年，康氏的书由于攻击古文经学家的见解而遭禁。到了1895年，康有为已成为著名的激进改革家。几年前，他曾在广州建立一所学校“万木草堂”，传播儒学的新理论和变革的思想，学生中最著名的是梁启超。1895年他们共同组织大规模的“公车上书”行动以反对《马关条约》条款。康有为起草的“万言书”得到了1200位赴京会试举人的签名。
虽然请愿行动对《马关条约》的签订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所提出关于政治和军事改革的要求政府也未予考虑，梁启超评价这场行动是“为共和政府而跨出的第一步”，这颇为夸大牵强，
但不能否认的是学者愤激和受挫的爱国主义热情正鼓励更多人投身积极的政治活动中。许多人进一步为“强国”提出各种建议。民族危机使人们对这个软弱腐败的政府日益不满，他们渐渐要求分享更多政治权力。
一个重要的趋势是爱国学者成立了为数众多的学会，这些学会实际上是政治团体的雏形。虽然这些团体通常是学习西方的专门知识，但最终目标是将这些知识应用于一系列的政治改革。这些团体必然会讨论和交流新的观念。为了进一步传播“新学”和改革的观点，他们转向发行报刊，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1895年8月至9月在北京成立的“强学会”，
学会在上海和其他主要城市也成立了分支机构。强学会的财政支持者和领导人中，有不少有名官员，如张之洞（1837―1909）、袁世凯（1859―1916）和孙家鼐（1827―1909），还有李提摩太（1845―1919）、李佳白（1857―1927）等外国传教士。学会的杂志最早称《万国公报》，后来改名《中外纪闻》
，由梁启超主编——他那流利的新闻报道文体深受青年人喜爱。强学会的报章与政府官报一起免费分发。
尽管强学会表面上看来非常强大，且影响广泛，但在几个月后却突然解散了。1895年12月，李鸿章的一个任御史的保守派亲戚杨崇伊上疏抨击强学会“结党营私，《中外纪闻》按户销售，以毁誉为要挟，请旨严禁”，
学会的主要创办人之一文廷式（1856―1904）也被指责为“遇事生风，常于松筠庵广集同类，互相标榜，议论时政，联名入奏”，
这些指控招致了强学会于1896年1月遭查禁。同年3月文廷式被削职流放，这标志着改革派的一次重大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