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张元济的一生经历了从清王朝到现代中国，是这急剧变革时代的杰出人物。他出生于晚清封闭的儒家社会，被点为翰林后，步入了有声望和有影响力的士绅学者阶层的最上层。在传统帝制下他本应前程似锦，然而在19世纪末，清王朝迅速走向衰败。这时候，停滞不前的中国却面对着一个向外扩张和富有侵略性的西方。19世纪中叶，洋人对通商权利的要求和奉行的坚船利炮的政策，彻底粉碎了中国多少世纪以来形成的国际关系中民族中心主义的观念——一个中央王朝不断向四周臣属的小国辐射其影响力。西方的坚船利炮完全摧毁了这个封建王朝的帆船舰队和步兵军团，随后便是不平等的“和平条约”。一旦中国有违这些条约时，马上又面临着战争。
西方的突然出现，给中国造成了危机，直接挑战像张元济这样的人。张元济属于为中国提供大多数领导者和官吏的士绅阶层。他们接受儒家学说的教育，因为只有当他们成为儒家经典的专家，才有希望通过走向官场的科举考试。他们深信，只有通过自我修养、恪守传统道德并按照儒家哲学去对待他人或他国，中国才能繁荣昌盛并与邻国和谐相处。他们所受的教育，还使他们推崇经学，鄙视商业和贸易活动。
但是，面对屡次失败的严酷现实和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士绅学者不得不重估传统的价值观念。在危难的时刻，单纯地认为他们的责任是修正国家的政策和重新评价道德观。对张元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诸如梁启超（1873―1929）、蔡元培（1867―1940）和严复（1854―1921）等人，史家已经做过了大量深入的研究。这些人之所以引起注意，是因为他们是有远见的儒家学者，尽管受过十分正统的教育，但显示了很强的适应性和令人惊叹的改革能力。对他们生平和事业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中国近代历史。
对张元济生平和事业的研究，我不打算把重点放在探寻他生平的具体史实，而主要是阐明他的生平、经历和事业怎样反映出整个转变的一代知识精英的独特气质。张元济在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的惊愕和失望，在戊戌变法时的抱负和爱国奏折，在慈禧政变之后遇到的挫折和失败，以及从政治上的明智的撤退并选择了出版业为终身事业，他的种种事迹都能加深我们对这一代知识精英的理解——从历史传统来看，他们是产生大多数中国领导人物的知识阶层的中枢，这些博学而又处于特殊地位的人，又把自己看作中华民族智慧和良心的代表。张元济与他的同辈生活在中国要面对来自西方帝国主义史无前例的挑战的严峻时期。从某种意义来说，中国如何对付这些挑战，大部分取决于精英的知识分子的态度和思潮。国家大小官吏都来自这个阶层，绝大部分能左右公众舆论的辩士、历代皇帝的谋士多数也来自这群士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士绅阶层的共同影响力，是决定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处于任何民族危机时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最有力的因素。通过对这个阶层中个别成员生平和事业的考据研究，可以对这种共同影响力的本质和分量有更充分的理解。因此，这本张元济研究论著不仅是一位成为成功的现代企业家的杰出儒家学者的传记，而且也是一份危难时期开明知识分子非凡的适应力及局限性的实例研究。
虽然这些知识士绅的精英分子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但大部分的历史研究都着重于政治活动者和激进分子，他们多数以反传统思想或从事革命行动而知名，至于对张元济这样并不太引人注目也不处于政治进程第一线的人物，却言之甚少。例如，对康有为（1858―1927）和章炳麟（1869―1936）的研究，主要是因为他们分别替变法或革命作辩解，重新解释孔子学说。不可否认，他们是思想家，在形成新的思潮中是引人注目的，然而过于强调他们的重要性也是不明智的。毕竟，我们很难衡量这些雄辩、有说服力的学说对历史进程有多大的影响。至于谭嗣同（1865―1898）或孙中山（1866―1925），由于在他们的时代里起过引人注目的作用而使他们的活动得到了应有的赞颂，但同时，他们的活动也激起了我们的想象：他们对历史的功绩不能掩盖其他不太突出的历史人物的品格和辅助作用。如果我们只把焦点集中在康有为和谭嗣同身上，能否正确理解戊戌变法？如果仅仅研究孙中山和章炳麟，又能否清楚知道辛亥革命的复杂性？
实际上，像张元济那样的人，才是士绅阶层中的佼佼者。他从未参与激进的先锋队伍，没有宣扬新哲学，也没有对中国文化作过革命性的解释，更没有兴趣采用激进的政治方式让中国强盛起来。事实上，他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问题采取了传统的方式。在漫长的一生中，纵使政局常常变化，社会频繁动乱，他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那就是若中国人不能获得良好的教育和具备充分的知识，中国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
。没有现代知识的传播，没有更广泛的对变革要求的觉醒，中国无法面对现代世界的挑战。在张元济看来，任何政治改革强加于冷漠、毫无生气和愚昧无知的群众，必然毫无结果。此外，他对保守派的势力和顽固性也十分了解，知道他们会阻挡任何急剧的改革。为了贯彻文化救国的主张，唯一可行之路就是改革教育，然而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他必须另有所择。张元济后来加入商务印书馆，使它成为现代中国最大的出版社。当把出版业变为终身事业时，他实际上还是在实践同一个目标——传播现代思想和启迪民智。这时候，他失去官方的支持或光绪的庇荫，却与一个工人出身的小印刷所老板夏瑞芳（1871―1914）紧密合作。夏瑞芳的文化水平低，却有机敏的商业头脑和取胜的决心，这些使他在上海的民族实业界获得一席之地。张元济与夏瑞芳毕生合作，共同发展商务印书馆事业，是士大夫与出身工人的资本家合作共事的鲜见例子。张元济的一生，呈现了一个有远见、非墨守成规和开明的学者的形象，他一方面紧紧地恪守儒家的基本道德信条，另一方面却并非僵化、保守到一见新思想、新哲学就马上抵制。他虽身为翰林，却从不会看不起学识和资历较浅的人。在那个时代，张元济被公认为是藏书家和古籍版本目录学家，对善本书的追求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他于1919年就开始全力支持新文化运动。在他的直接影响下，民国最初的十年间，商务印书馆成为不同观点的学者都可以愉快合作的场所——颇似众所周知在蔡元培任内（1917―1919）北京大学的局面。张元济为赴欧美、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敞开大门，聘请他们去商务印书馆工作，而不是招募旧式学者或与他有相似背景的好友。从中国新式学校毕业的年轻学生也同样受到欢迎，并按工作成绩给予晋升，于是在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中出现陈独秀、茅盾和郑振铎的名字就不足为怪了。
张元济企图通过文化手段使中国走向现代化，这个想法是士大夫阶层所共有的，从清朝末年大量涌现的民间报纸、新式学校和略具政治性质的团体中可以看到。作为读书人，很自然会企图通过传播各种知识以救中国。因此，张元济一生的目标和走过的路是很有代表性的。
然而，张元济之所以比同辈更杰出，是因为他作为一个现代企业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少传统学者出版报纸杂志，或书籍小册子，介绍新知识或新哲学，但往往生命不长，影响有限。张元济跟他们的区别在于：他把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家庭式印刷所改变成为现代中国最主要的出版社。诚然商务印书馆的发迹史还有其他因素，但张元济的远见、能力和指导足以表明他是一个有极强创造力的企业家。在他以前，中国还没有那样规模的出版印刷企业。
1898年，当张元济还在任京官的时候，对工业化和发展商业已有兴趣。大家知道，在传统学者的认知中，经商没有什么地位。但是，在给光绪的长篇奏折中，张元济不仅竭力为民族实业家和商人的权利辩护，而且指出在与西方竞争的贸易战中，民族企业应被看作国力的基石而予以大力保护。尽管强调民族企业作为抵制西方经济渗透与商业扩张的手段这个课题并非始自张元济
，然而他热情地为经济现代化呼吁和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控诉，却表明了他对民族工业化的兴趣和理解。由此可以看出，张元济把商务印书馆（下文简称“商务”）当作终身事业并不仅仅是由于出版业是一种“文人的职业”。当然，他十分关注出版物，有了那些书刊杂志，就可以影响舆论并传播知识，况且他是有文化素养的，但同样关注作为一个企业的正常经营。现存的资料可以证明张元济要将商务发展为一个现代化的企业，由受过企业管理和现代会计专门训练的人员来经营。因此，他坚持领导者、高级职员的子女和至亲不应进入商务任职，是他率先劝阻自己的儿子进公司，他认为“新式企业不应传代”。
这种反对裙带风的坚定态度，直接针对当时中国企业界由来已久的传统做法，但也使他在商务的领导层中得罪了不少人。
他使商务在1906年成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在新设立的商部注册。
张元济的信件和日记一样，记载了大量关于制订促进销售的办法、购买新式机器和选送年轻技术人员出洋学习先进技术的事例。
他深入企业经营的每个环节，并对企业的成就感到自豪。
张元济一开始便是讲求实际的人，重实干而非空谈，因而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少为人知的。他不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只有一次曾直接参与政治活动——清末戊戌变法。在昙花一现的变法初期曾受到光绪皇帝召见，这是他能影响最高决策层的“近日点”。然而他并不是一个为了替变革辩护而重新解释儒家哲学的精神领袖。尽管他在恪守传统伦理道德时绝不狭隘保守，但没有试图像康有为、谭嗣同那样提出一种完整和有系统的激进思想，也没有为推理出一套现代化的理论基础而煞费苦心。对他来说，变革和现代化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他是达尔文“适者生存”学说的信徒——这正是他的好友严复所大力宣传的学说。为了生存，中国需要剧烈的变革，这是无可辩驳的。他很少为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做任何解释。当康有为宣称在广州创办学堂是为中国培养现代化人才、梁启超在雄辩的社论和随笔中再三声言他的报纸是以现代思想唤醒民智的时候，张元济在参加商务印书馆时，却没有留下任何公开的记录以说明同样的崇高目的和意图。与此相似，几十年以后，王云五提出了数万言详细材料，说明他为什么和怎么样选择了追随蒋介石政府的道路，而张元济却没有直接声明或公开阐述他留在中国大陆的决定。
当然，留下大量著作的人往往会引起后来历史学家的注意。他们在某一时期中所起的作用，于当时发表的文章或长篇自传式的回忆录都得以阐明。此外，这些知名度较高的人物往往培养了一些忠实的门生，他们能撰写关于先师生平和思想的大量回忆文章、年谱和论文。相比之下，张元济留下的材料却是贫乏和不易为人所理解的。但这不应该成为研究他生平和事业的障碍。举例来说，尽管在他为自己所编纂的书籍撰写的大量序跋中没有公开强调个人的作用或目的，在董事会的演说中也从不奢谈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然而仔细分析商务印书馆各个不同时期出版的书籍和刊物，其出版方针的轮廓清晰可见。张元济对出版方针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可以从考察当时的决策机构和决策过程来作出评价。
此外，尚有不少张元济的私人手稿存世，其中主要是文章和诗篇。许多文章写于晚清，其中包括上呈光绪建议变法的奏折和上呈庆亲王的手折，还有不少是为刚设立不久的学部提出的详细计划。其余文章写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有社会政治的主题，其中一些曾刊载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重要的杂志——《东方杂志》。
张元济还留下几百首诗，这些诗并非文学家追求文字、音韵上的尽善尽美之作，而是为表达自己对一系列事件的情感和思想所作，许多是对国内外时局的评论。有一些曾在他的密友间流传。除了少数之外，他的诗作并未公开发表。
研究张元济的最好资料来源，是他写给友人和同事的大量信件，数量多达千余封，这些信件并无公之于众的意图，然而作为第一手材料，却有更高的价值。虽然他的信绝大多数是简洁的、并不动人的和业务性的，然而却揭示了他的内心世界。这比任何按事后的想法写出来的自传更有力和真实地解释了他一生中的许多“怎么样”和“为什么”。
张元济写有工作日记，其中重要的部分保存至今。它与大多数文人的日记全然不同，看上去好像是一部航海日志。日记的内容是记载他任商务经理时，每天收发邮件的详细记录，以及处理各项事务和协议的琐事。
通过收集张元济亲笔书写的各种资料，把它们与他知名的友人和同时代人物的年谱作仔细比较，对照关于他或商务印书馆的回忆录和原始史料，再把这一切放在已知的、有文献记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史实的背景之下加以考察，对张元济的生平和事业的研究就有了十分充实和丰富的原材料。
像张元济这样的人物的生平和事业是值得研究的，因为他既是那一群体中的代表，而且在追求理想时，又比一般人更能贯彻始终。因此我着手为这位鲜为人知而又杰出的人物撰写传记。希望透过研究像张元济这样的人物，会更充分和全面理解现代中国重要转折时期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