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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统治的最后几年，绝大多数由士绅领袖组成的立宪派，试图迫使政府召开全国议会。他们的活动包括演讲、编写小册子、组织立宪团体、出版立宪期刊和杂志，动员群众参加向清政府请愿的队伍。就像教育改革和保路运动那样，立宪运动最初也是清朝改革计划的一部分，并得到朝廷含含糊糊的鼓励。但立宪派的要求渐渐变得愈来愈具体和迫切，清政府就试图遏制它。在这个阶段，立宪派成为一股反清的力量。
张元济在立宪运动中是相当积极的，作为一个出版家和预备立宪公会成员之一而试图推进该项事业。然而，在他的回忆录中从未提到他作为立宪派所做的工作和抱负。相反，他提到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他已对清政府失望了。
也许在1900年时确实如此，但后来他对清朝恢复部分信心。不然我们如何解释他在教育改革和立宪运动中的热情呢？但由于他未曾直接谈及他在立宪这一阶段的状况，因此这时期的政治思想倾向，只能通过勾画这一事件来评估。
晚清立宪运动夭折是戊戌维新的副产品。立宪派批评政府无能和腐败，拥护在中国建立一个君主立宪政体的理想政府。事实上，他们的理想、计划甚至最终目标都与孙中山领导下的激进革命派非常相似。两派都鼓吹进行深广的改革，以使政府变得更有效率；两派都旨在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两派都支持民权意识。他们之间所不同的仅仅在于现代中国政府应有的形式。立宪派要求维持王权，只是要达到控制和分享君权，而革命派则要求建立一个共和国。然而，在清朝统治的最后十年间，国家复兴的主流是维新派而不是革命派。正是这一批现代化的、具有自由意识的改革家，努力实施教育改革及保护中国的经济和铁路权益。事实上，正是立宪派的宣传和批评刺痛了政府，因为他们的刊物能公开流行，并受到尊重，以至温和和中立的人都能阅读。比较来看，这一阶段革命派的活动是在外围和秘密的，只在很少激进分子中产生影响，而未能作为主体影响中国知识界。有史家指出：是维新派而不是革命派，对辛亥革命的成功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立宪派是真正令人注目的政治中心人物。
中国应当有一部宪法这种思想是在戊戌维新时期首先提出的。1900年，当自立会的改革家企图通过军事手段掌握政权时，君主立宪就成为他们未来政府的纲领，并通过上海的“议会”来宣布。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一般被视作立宪政府比独裁政府优胜的证明，立宪主义的热情风靡全国。甚至俄国也计划成立立宪政府，中国应不甘落后。1905年年末慈禧太后派遣第一个宪政考察团去国外，1906年又派出另一个，他们去研究全世界的政府制度，然后向慈禧太后报告。1906年9月1日，颁布皇诏宣布赞同立宪主义原则。具体步骤非常缓慢：首先在1909年召开各省议会，作为1910年召开国家立宪议会的第一步。
在清政府谨慎而缓慢移动步履的同时，立宪预备会议在全国各地迅速召开。
组织得最好和最突出的是总部设在上海、分部设在北京的“预备立宪公会”。公会在江苏著名教育家和企业家张謇的领导下建立，他和张元济在教育改革和保路运动中紧密合作。张元济被推举为公会上海总部的会董，并担任这一职务至命运攸关的1911年，其时他当选为副主席。公会成员大部分是改良主义的士绅领袖。更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成员是商务印书馆的职员。这些人除张元济之外还有高梦旦——一个重要的现代教育家和商务编译所所长，孟森（1868―1937）——张謇的忠实追随者和日本留学生，他是商务有影响的《东方杂志》的主编。1907年孟森在杂志上搞了一个特辑，称为“宪政社说”。他所作有关立宪运动的报告如此仔细和深入，以至《东方杂志》普遍被认为是有关立宪派历史资料的最好来源。此外还有陆尔奎，他以主编中国第一部现代辞书《辞源》而闻名。
预备立宪公会的工作包括出版小册子和杂志，阐述各省议会的工作。他们还与梁启超在东京成立的“政闻社”密切合作。梁启超在他自己的报纸（在中国属非法的）上刊登的文章，被立宪协会主办的多种出版物忠实地转载。协会还为其会员组织解释现代宪政的专门讲座。演讲者通常是从日本归来的留学生。他们的目的很清楚——形成一个普遍、广泛的有利于国会召开的外在环境。他们还有一个更直接的目的——控制各省将在1909年召开的省议会。这并不太困难，因为只有范围很小的阶层，如科举出身的士绅、现代学堂毕业的知识分子和富有的地主才有选举资格。
选民数目只占全部人口的0.42%，而且一般人对选举的反应也是极其冷淡的。
这种情况对立宪主义者非常有利，因为这意味着只有那些对进入各省议会非常有兴趣的人才能当选。获得合法地位之后，这些都市的改良主义精英发现他们真正享有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尽管清政府反复强调各省议会只有咨询和顾问的权利，但议员发现他们已拥有一个较好的舞台，哪怕他们对改革的鼓动过于激进、超出了朝廷的意愿，他们的合法地位也使得朝廷不可以随意解散和抑制他们。各省的议会一召开，他们的领导人就为鼓动召开一个全国国会而展开一个全国性的运动，政府最初允诺九年后实行充分的君主立宪（从1908年起）并不能使他们满足。在预备立宪公会主席和新任江苏省议会主席张謇领导下，他们开展了一场全国性的请愿运动。1910年先后上过三份请求立宪的奏折（1月、6月和10月）。当政府采取不理不睬甚至敌视的态度时，运动变得更浩大，也更变化多端。立宪运动起初只有士绅精英参与，随即像滚雪球一样成为一场“群众运动”，参加的人形成了一个比议员和预备立宪公会成员多得多的集团，第三次请愿签名中（号称2500万人）有许多商人和海外华侨的名字。运动的口号和策略变得更有军事性和反清色彩。清廷因为不能满足立宪主义者并命令他们解散而使双方日益疏远。和平请愿和合法行为的成就有限，使他们的幻想破灭，其中一些人因此转向了革命派。
张元济对促进立宪活动的贡献主要在组织出版工作。大家相信《东方杂志》发表“立宪社说”主要由于张元济持赞成及支持的态度。
杂志极度亲梁启超的态度也应归因于张元济，商务印书馆出版梁启超的著作和译作，由张元济本人写信给梁启超讨论各种出版物的条款和形式。
张元济还要求梁启超为《东方杂志》写一些关于时局的文章，此外张元济还以商务的杂志为梁启超这一中国有关立宪问题最有影响的作家提供论坛。张元济还做了其他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早在1911年，他就创办了一份新的月刊，其目的是在“冀以普通政法知识灌输国民”。
在1910年他给梁启超的信中多次提到这一私人杂志，并要求梁启超为第一期写一些文章并定时不断来稿。
他希望这份杂志能“上助宪政之进行，下为社会谋幸福”。
在此期间，张元济也在上海为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提供一份报纸，这就是《时事新报》，它成为上海最风行的报纸之一。他告诉梁启超，报纸是影响公共舆论和传播立宪思想的工具，
提供这份报纸是为了果断地改变它的方向，以至“拯救国家和启迪民智”。张元济也悲叹资金不足和缺乏优秀工作人员，表示热切希望梁启超能返回中国，合作促进开办现代报刊。同时因为梁启超仍是朝廷钦犯，他只好请梁启超常常交来一些稿件。《时事新报》每日送到梁启超处，以便他发表观点和提供建议。
除了专门创办宪政杂志和接办报纸之外，张元济还负责出版一系列有关立宪政府的小册子，并由商务承印。张元济的态度也是重实效的，这样的书和小册子也是特意为了赢得那批对立宪主义有一定兴趣的稳健派士绅，他们小心翼翼，不愿承担太大风险。在一封致商务三位年长高级编辑的信中，张元济写道：“鄙意尤重在先编浅近诸书，层层解说，如何为议院？何为选举？每类一册。……成一丛书，专备内地绅士入门研究之用。文字宜稍优美而解释务宜明晰，理想切戒过高。”
从这一时期的新书目
可以看到张元济推广立宪知识及有关地方自治是不遗余力的。这些书包括从对宪政的全面分析到对地方选举、地方政府和省议会职能的初步解释。书目包括：《十六国议院典例》《议会政党论》《新译日本议员必携》《自治论》《地方自治浅说》等。这些都是解释立宪政府基本知识的先驱作品。
张元济对立宪运动鞠躬尽瘁的工作还有一段有趣的小插曲。在1911年1月29日农历除夕，他在船上给梁启超写信（他环游世界旅行期间，曾在神户与梁启超见面），谈及在回国旅途中，他和高梦旦在船上设计了一个游戏，目的是使人明白选举的方法：
弟与梦旦归国时，海中无事，编有《选举图》。筹借新年游戏之趣，为补助教育之用。谨各寄呈一份。伏祈教正是幸。
中国新年是传统聚会和团圆的时间。在新年期间，游戏十分普遍，但通常与赌博有关。要弄清张的“选举游戏”的效果是不可能的。通过新年的游戏来促进立宪派的事业，这只能是他对立宪主义事业的热情的一种解释，很明显的是，他理解到立宪政府需要有更广泛的支持才可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