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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士绅的关系在其他方面相当紧张，保路运动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张元济也卷入了其家乡浙江省的运动。保路运动产生于20世纪初中国民族主义被唤醒的土地上。
义和团运动和日俄战争造成一次又一次的羞辱，使有思想的中国人担忧自己的国家面临被瓜分的危险。随着留学生归来，新兴的民间出版物所传播的国家权利和主权的新思想使更多人觉醒，认识到中国究竟失去了什么。人们逐渐把注意力集中到外国拥有的铁路上，因为这是国家被迫作出种种退让的最具体和最现实的象征。铁路纵深贯穿许多内陆省份，那里还没有接触到其他外国的影响。由政府倡导的“新学”产生了一个明达事理的阶层，他们意识到外国把持铁路足以引起外国对中国商业和财政的控制，而且对中国有着深远的战略性影响。士绅阶层也清楚外国铁路公司正攫取他们的巨大权益。由于铁路由外国银行建造，并由外国人管理，因而所有利益都被外国股东拿走，一种类似“经济爱国主义”的思潮由此萌生。由士绅和企业家控制的中国主要报刊，因此大谈特谈关于中国路权丧失的问题。最好的例子是《东方杂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份重要杂志。它以一种强烈的兴趣关注和报道1905—1911年期间各省的保路运动。青年学生把恢复路权作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战略关系的重大事情，士绅企业家和商人则思考如何收回建造和管理自己铁路的权力，以保障国家利益。结果“保路热潮”高涨起来。许多省份设法收回被清政府签字出卖的铁路权力。最初这样的努力通常是由地方士绅领袖发动，并受到清政府全力支持。然而，政府渐渐发现难以控制被唤起的地方爱国热情，也难以应付外国的强硬势力。终于这个运动日益给政府造成困扰，在许多场合使中央政府处于与地方政府对立的尴尬局面。事实上，四川的保路运动已使地方士绅转变为反政府力量，并成为促使武昌起义爆发和清政府崩溃的重要因素。
张元济是反对苏杭甬铁路英国借款的保路运动的中心人物之一。
英国长期以来试图把长江流域作为他们的势力范围，并在1898年和中国签订一个“初步协议”，准备在这一地区建造四条铁路，苏杭甬铁路是其中一条。中国方面参加签署协议的代表是清政府铁路局总办盛宣怀。然而，英国在中国获得的特权太多，以致他们缺乏必需的资金及时实施所有计划。其中浙江铁路计划被搁置遗忘了，直至1903年才被地方士绅提起。
1903年浙江商会主席向盛宣怀提议请求政府建立民间铁路公司。盛宣怀渴望讨好浙江有势力的士绅——商人集团，因此给英国公司写了一封信，告知由于这些年来英国无所作为，清政府考虑废除1898年的初步协议，除非英国在六个月内开始筑路工作。英国拒绝放弃这一协议，但盛宣怀却一直未向浙江人公布英国方面的答复，而允诺继续协商。浙江地方领袖就这样被一个虚幻的希望引导着。
当时的习惯做法是推行爱国的保路运动，从而集资建立一家铁路公司。浙江人在1905年也是这样。张元济成为浙江铁路公司的创办人之一。邻省江苏也同时进行保路运动。两家铁路公司为了事业和募捐问题，在上海、杭州、苏州和一些城市多次公开集会；他们还同海外留学生联系。当地人称之为“爱国保路运动”，并予以广泛而热情的支持。这场运动同时具有强烈的地方性和民族性，很快上升到一个新高点，并得到中国各省的响应。
浙江铁路公司作为最成功的铁路公司之一，其资金纯粹依靠募捐而不需要采用诸如附加费、附加厘金、新税种以及来自官方或民间的种种强制性摊派（在一些贫穷和较僻远的省份所办的铁路公司不得不采取后一种方式）。保路运动在地方优秀分子的控制和领导下展开，由传统士绅、企业家和商人以及一些新派学生组成联盟。由于民间出版物的兴起和流行使知识播散，人们能较详细了解运动的进程，使地方铁路公司获得空前的群众支持。保路运动领导人也知道动员“公共舆论”的价值。此外他们召开公众集会并直接露面、在主要报刊上发表他们的计划书、开设铁路技术学校以训练必要的人才，并向公众报告他们是采用本国汉阳钢铁厂造的铁轨。然后他们请求朝廷废除与英国签订的初步协议。在1907年下半年一场拒英借款的群众运动因此爆发。
张元济被选为浙江“全省拒款委员会”主席，筹划策略的人士同时在北京以及各省，甚至在日本和东南亚互相声援。而推行保路的士绅领导人向军机处和外务部请愿，寻求支持的电文飞向各地铁路公司。最为感人的情景出现在多次公众集会上。在这些“声讨大会”上，年轻激进的学生通常发表抨击外国侵略和鼓动群众支持的演说。铁路风潮确实为大批立宪派的演说家和政治家提供了很好的锻炼机会。
最后，这一“拒款”活动对清廷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由于英国拒绝让步，清政府不得不圆滑地阻挠各省领导人。浙江和江苏两省铁路公司各选三名代表进京。张元济率领浙江代表团，他们得到慈禧太后本人接见。政府解释称英国贷款是不得不接受的，但保证铁路仍将在中国人的控制下，并且中国会获得一部分利益。结果是1908年中国向英国借款一百五十万元，而英国的利益也被削减。中国方面铁路总理汤寿潜负责监督铁路。汤寿潜是一位突出的士绅领导人，与张元济“同年”。他竭力维护中国的利益，以致英国人企图把他赶出浙江。但他的崇高威望阻止了这一企图。后来，当清朝崩溃时，汤寿潜成为浙江民选的省长。
历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评论保路运动，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有的认为一些本地公司管理不善和有欺骗行为，事实上建成的铁路只有几百里。
有的强调这是一个值得赞扬的功绩，因为当国家已因赔款负担而走到破产边缘时，这些铁路公司提供了很高的税金。
本书的目的主要是强调，张元济作为一个开明士绅领导人和有影响力的出版家，即如在教育改革事业上一样，他最初参与保路运动是地区性的介入，但因其他省份士绅领袖的响应而很快发展为全国性规模。清政府和地方士绅的愉快合作只限于教育领域，而在铁路问题上不可能使地方士绅感到满意，保路运动因此演变成反政府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