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清朝最后的十一年中,中国的士绅领袖再次与政府和解并效忠政府。戊戌政变使他们很失望,对政府失去信心,但1900年自立会轻率的军事行动所导致的灾难性结局,也使大多数人的幻想破灭。在紧接而来的时段,年轻的留学生很快地掀起了革命和反清活动,但中国的士绅阶层——仍然是非常有威信的和在社会上有影响的阶层——则回心转意,准备与朝廷再度合作。部分原因是传统经典教育的熏陶,使他们不愿意成为激进的革命纲领的追随者。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西太后的大转变,因受了八国联军进京之辱,她突然宣布愿意再次把中国引上新政之路。
1901年1月在中国西部的陕西行宫,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全面改革纲领。
改革包括科举制和教育、军队的编制、财政的法规。事实上,慈禧太后的计划与1898年戊戌维新人士所推行的改革非常相似。这时,她又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个正式的罪己诏书,为朝廷因无知地支持义和团而给国家带来的灾难表示内疚和忏悔。此后,朝廷从它的“狩巡”返回北京。西太后转变了态度——一方面表示出了对国内改革的热情和诚意,另一方面又试图对外国人表示友好和殷勤——这些都使主张改革的士绅大为鼓舞。许多在1898年被定为有罪的温和的改革者获得赦免,有些人则官复原位。
1904年在慈禧太后七十诞辰之际,除了康、梁(他们在海外发表日益尖锐的反慈禧太后言论)之外,所有戊戌党人均得到赦免。诏书宣称:
……其余戊戌案内各员,均着免其既往,予以自新,曾经革职者俱着开复原衔,其通饬缉拿,并现在监禁,及交地方官管束者,一体开释;事犯在此次恩旨以前者,概行免究。
张元济也在被赦免之列。事实上,1905年的一份特别诏书曾命令他再度出任京官。
但那时候他已积极地投身商务印书馆的事务,因而拒绝。1907年清政府决定建立一个新的邮传部时,张元济再度被邀掌管该部。他直截了当地表示自己对现代邮政全然无知并自称患有“脑病”,恭敬地要求免除这一沉重的担子。
他的要求得到恩准。因此尽管他已获得官衔,但直至清朝灭亡,他从未担任过任何官职。
然而,他对官场的冷漠态度并不表示他是反清的。他确实讨厌慈禧太后,但许多改革派学者都对她1901年后的改革纲领,如有关教育、铁路和财政等方面的措施抱着希望。士绅阶层对立宪改革表示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希望一个开明的立宪政府以完成1898年的理想,并认为它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张元济在清朝最后十年的活动代表了他所处阶层的政治希望和理想。作为一个旧学者,他按照政府的路线积极促进教育改革。作为浙江士绅的一员,他敏感地意识到地方对中国铁路的权力,从而积极地投身于“保路运动”。最后,作为一个地方立宪主义者,他试图迫使清廷给省议会更大的权力,并尽早召开全国议会。
张元济在政府允许范围内所进行的活动和工作是值得被注意的。一开始他在三方面都作为朝廷改革纲领的支持者,但当看到清政府行动迟缓、不愿意彻底改革以求进步时,学者阶层就成为一个难以应付的压力集团,他们敢言善辩,而且在地方很有影响力。他们对清廷的忠诚并不是无条件的,如政府缺乏诚意,他们会成为最严厉的批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