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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如何看待改革运动？无论是在改革期间还是在后来生活的各个阶段，他始终认为自己不属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激进分子的核心。他是比较独立和稳健的，他的发展道路也与康、梁全然不同。他认为一系列激进的行政改革不能达到维新目的，相反，他把希望寄托在启蒙和解放人的思想上。
对于光绪皇帝，张元济对他在改革方面的真诚表示尊敬。他不像许多史学家那样，试图去区别光绪是努力拯救中华民族，还是拯救大清王朝。
他决不贬低光绪的变法，也从未将变法运动看作是光绪与后党争夺政治权力的手段。对于张元济来说，变法运动意义之重大已远远超过了宫廷的权力之争。在给汪康年的私人信件中，他指出光绪缺乏实际经验而为人软弱。即使在得到皇上召见的殊荣之后，他仍然保持头脑的冷静和客观而从未像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那样——过分夸大光绪皇帝的圣明。
最使他感动的是光绪对改革的真诚、开明意识以及希望通过广泛阅读来保持见闻广博的愿望。
张元济如何评价康有为的呢？他反复强调自己曾劝告康有为减少那种激烈的变法，退居广东再从事教育活动。私下里张元济对康有为的行政及变法能力评价并不高。当他在一封私人信函中讨论梁启超的为人时曾间接揭示了自己的思想：“卓如固不羁之才，然以云办事，则未见其可，亦其师承然也。”
而且，由于张元济和康有为在同一天上午面圣，因此他认为康有为把这场面圣夸大为无先例的长时段的召见，是毫无价值的。尽管他所在的地位足以揭穿康有为的自我吹嘘和宣传，但出于礼貌他从未直接和公开指出康有为的夸大。直到晚些年代张元济仍然对康有为保持着应有的礼貌，即使当康有为因为言论不符合事实受到质疑而变得不受欢迎时仍是如此。他对康有为的好意可以从他个人的观点中得到解释：“康固非平正人，然风气之开，不可谓非彼力。”
从张元济的观点来看，康有为最大的弱点是未能为变法培育出更多的支持者。他急于推动一场政治变革，但忽视了首先要培养一批支持变法的力量这项基础工作。他的褊狭和傲慢又使许多持稳健态度者反感。1899年张元济在上海会见了日本重要的汉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
，尽管最初因为谨慎，张元济未能评论“国事”，后来他还是谈及康有为：“像康氏那样的人想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大多数人，结果遭到惨重的失败。”
对于维新运动的同志，张元济对他们的英勇精神很尊敬，并认为他们是试图拯救中国的伟大爱国者，在1898年已过去二十年之后，他公开为他们写颂辞。1918年他编辑了《戊戌六君子遗集》，并为这本书写了序言，言辞里充满了不同寻常的感情，所包含的个人感受之多，远远超过了他平日那些简洁、富有学者风度、很少流露情感的作品。
他写道：
六君子之遇害至惨且酷，其震骇宇宙，动荡幽愤，遏抑以万变，忽忽蹈坎阱，移陵堙谷，以祸今日；匪直前代之钩党株累，邪正消长，以构一姓之覆亡已也！故挽近国政转变，运会倾圮，六君子者，实世之先觉，而其成仁就义，又天下后世所深哀者。独其文章若存若亡，悠悠者散佚于天壤间，抑不得尽此区区后死者之责，循斯以往，将溷于丛残，旧文益不可辑，可胜慨哉！默念当日，余追随数子辇下，几席谈论，旨归一揆。其起而惴惴谋国，盖恫于中外古今之故，有不计一己之利害者，而不测之祸，果发于旋踵。余幸不死，放逐江海，又二十年，始为诸君子求遗稿而刊之。生死离合，虽复刳肝沥纸，感喟有不能喻者矣！
在这一序言中，他不仅哀悼了这六位死难者，而且也痛惜所有怀抱崇高理想却遭到可悲失败的改革家。
张元济是如何从整体上看待这场维新运动和估计其成功机会的呢？在《戊戌政变的回忆》结论中简短地提及了：
在当时环境之下，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必然的，断无成功的可能。当时我们这些人要借变法来挽回我们的国运，到后来才知道是一个梦想。
我们应注意：这些话是在1950年接见中国年轻历史学者时所讲的，颇有幡然醒悟之意。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失败是必然的。他们认为改良主义是“最大的欺骗”，因为它反对群众革命而试图强化现存秩序。
总之，仔细分析张元济的作品可以看出，尽管在会见之时（1950年是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他表示用改良来拯救中国的命运是一种梦想，但他早期是一直抱有乐观希望的。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当中国受到日本侵略和面临全面崩溃的威胁时，他曾给维新运动相当高的评价。他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完全失望。这时他不由自主地想道，如果清朝没有崩溃，情况将是什么样子。他在题为《戊戌奏稿》的19世纪90年代康有为奏折集的跋中，简要地叙述了1898年6月15日皇帝的召见，并将这次召见视为变法的前奏。然后他简短地说明是康有为的激进活动导致政变，接着他阐述了他对整个运动的看法：
夫以数千年之古国，一旦欲效欧、美，变易一切，诚非易事。然使无孝钦后之顽梗，又无庸劣守旧之大臣助长其焰，有君如此，上下一心，何至酿成庚子之役？即辛亥之革命，亦何尝不可避免。和平改革，勿伤元气，虽不能骤跻强盛，要决不至有今日分崩之祸。每一念及，为之悲愤！
这一跋文比较真实地代表了他对百日维新的全面看法。
后来他一直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而远离政治，他为自己镌刻了一枚图章，共有六个字：“戊戌党锢孑遗”。他从不赞成纯粹的政治激进主义，眼前的流血和悲剧使他深信激进主义者轻浮的言行所造成的危害。这些人企图在“时机成熟”，即对改革的需求有了适度的传播之前推行改革，就等于自己投入保守派的罗网，而导致宫廷悲剧。此后，就像文化改革者所理解的，做一些明智的工作，如继续开办他们的新式学堂和现代报纸。由于紧接在一次大反扑之后，他们不得不采用低姿态来谨慎行事。张元济、严复、张謇和汪康年——稳健的、渐进的和务实的那一批人都选择了这条道路。在1898年之后，随着光绪被软禁，由最高层领导的改良和现代化的希望也破灭了。更多士绅阶层的开明人士不得不靠个人力量来做一些零星的改革。变法时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作为光绪或康有为梁启超的助手或顾问而云集北京。政变之后，他们流散各处，有的回家乡，有的到上海。在那里，他们可以避开京城内保守派的视线，仍然以士绅阶层领导者身份发挥他们的影响。1899年张謇创办了大生纱厂，同时蔡元培在他的家乡浙江建立学堂。无论是创办民族工业还是培养具有现代思想的人才，这些人的目标广义上概括地说是以个人努力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张元济的经历显示了同样的倾向。从北京退出后，他选择教育和出版作为自己的事业。在这些领域中，他能发挥自己的才干传播学问和广开民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