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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底至9月初光绪颁布一系列改革诏令，其速度之快，近乎狂热的程度。大部分诏令要求在各个领域实行彻底的改革。今天，当我们平心静气地看看这些诏书，也不能不为光绪在诏书字里行间所流露的急切之情所打动，也不难理解当保守派看到他们权力的基础受到损害时所感到的恐惧和愤怒。当光绪看到地方官员在实行他要求的改革时表现出踌躇、拖沓和不情愿时，显得非常急躁不安。他非常严厉地惩戒他们，当荣禄无视和拖延实行改革诏令时，光绪甚至愤怒地斥责这个有权的直隶总督。一份惩戒这些懒散官员的诏令这样写道：
……于本年五、六月间谕令筹办之事，并无一字复奏，……泄沓如此，朕复何望，倘再借词宕延，定必予以严惩。
这一诏令其实显示了光绪所受的挫折，以及他在执行政治计划时如何缺乏力量，同时也表明了他是何等依赖各省官员的支持和合作。
9月初形势急转直下，首先是王照案中帝党惨败。王照是礼部的一个低级官员，9月1日他递呈的一份奏折，代表了当时一些充满热情的改革者的天真想法。他建议采用西方服饰，以基督教为中国国教，采用国会的形式，并请皇上访问日本。礼部尚书企图卡住这份奏折。当光绪发现此事后，他撤销了两个尚书和四个副大臣的职务，罪名是阻挠下情上达，并以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而提升其官职。
在被撤职的大臣中有一位满族贵族，他的妻子是慈禧太后最宠爱的宫廷侍女，另一个大臣又是得光绪信赖的改革领导人康有为的最知名批评者。因此，王照案完全是对所谓“后党”的一次直接挑战。
9月5日皇帝用六名具有改革思想的人取代了这六名礼部官员，并进而提升四个年轻的低品级的改革家进入清政府制定政策的最高机构——军机处。光绪皇帝应已认识到这些措施所造成后果的严重性，但因保守派的不合作，才不得不向他们摊牌。他曾以拯救国家为号召，却无法赢得大多数大臣和各省官员的支持，由于他们大多数假装服从而实际上采取观望态度，光绪不再小心谨慎地踩着小步了，他认为必须起用低品级的激进官员以推动改革计划。1898年9月初皇帝在各部所采取的迅疾和激烈的措施，其实是他在失望之余后的孤注一掷。
正在这个导致改革运动突然崩溃的狂热时期，张元济呈上了他的第一个统筹全局的奏折，也是唯一的一份论述整个改革运动的奏折。
如前所述，从皇上召见他的时候起，他就一直怀疑光绪是否具有实行改革计划的能力，甚至早就预言保守派的回力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他要在1898年9月5日提出这份包括了五条主要建议和十款内容的长篇奏折（超过5300字）呢？这是一件需要推测的事。从他所呈的奏折判断，似乎他已清楚改革运动将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几乎没有成功的希望。但他被皇帝那种孤立无援的处境深深感动了。因此他以一种自由意识的爱国者的热诚，在最后时刻提交了这份奏折。他提出一系列彻底却有条不紊的、使光绪能挽救危局的步骤。
首先，他坦率地对光绪描述了目前形势：
乃数月以来，中外因循，一仍旧习，欺罔蒙蔽，毫无朝气……虽日言“变法”，终涉皮毛而不能得其实际也。
他进一步警告面临失败的光绪：
今我皇上日日变法，而相与审脉察情者谁乎？绘图布算者谁乎？夫一事之行，其起点甚微。及其究竟交相引摄者，已不知几千万绪。稍一不慎，败覆随之矣。
因此，在他五条主要建议中，第一条就是设议政局，以总变法之事。他认为这应是一个由不超过二十个“年富力强、通达事务、奋发有为”的人组成的咨询机构。它应当是全国改革活动的中心，光绪每天在与军机处商议之后应同它再商议。它应当讨论和研究所有与改革有关的奏折，同时为像京师大学堂、铁路矿务总局和农工商总局这样的新机构制定统一法则，以便使它们系统化。
张元济第二条主要建议是废除满族旗人的特殊地位而主张种族调和。他提出几个实际步骤——鼓励满汉通婚；废除关于满人从事工商业的禁令；为二百多年来闲散和寄生生活的满族旗人建立技术职业学校。他指出，消除种族界限带来的一种附带好处是可以裁撤掉数量可观的不必要的职位。清政府的许多行政部门都有两个首脑——一个汉人和一个满人。如果不再有任何种族界限，那么留下来的将是最有办事能力的人。
他的第三条主要建议是进一步开放建立皇帝与地方及低级官员之间的正常联系。这是清流派的一个最得意的建议。为了说明光绪被官员愚弄和欺骗，张元济大胆地指出：
今岁广东大疫，死者十万人，东南各省，每石米几值银十元。此亦可为谓非常之变矣，皇上其知之乎？臣窃料各省督抚未必为我皇上告也。
为了了解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张元济建议光绪应当亲赴在京的所有新机构、学院和官僚部门。将来他还应访问各省，如有可能还应出访国外。为了得到第一手的数据，应任意召见各省的地方官和低级官员。张元济还提议对召见的方式作一些细小而实际的变革。皇族家法规定每位谒见者要在黎明时就开始等候，张元济指出没有任何理由要他们来得这么早，对皇上来说更实际的是应在早上抽时间读完每天的奏折，在下午接见大臣。他还进一步建议废除叩头礼：
臣工入觐，莫不有拜跪之文，少壮者犹可，耆年高秩，屈膝数时，岂复能从容论道？裨益圣听，且臣子忠爱之忱，断不在此区区末节。
实际上，以往没有任何一个朝代执行像清朝那样严格的叩头礼。例如，汉朝和唐朝的皇帝在召见臣子时通常给年长大臣赐座，以便讨论得更为自然。但清朝规定臣子在和皇帝谈话时应当下跪。据我所知，张元济是大胆地直接上奏反对这一礼仪的第一人。
张元济的第四条建议是关于人才选择的问题。他提出：
今之策时事者，动曰人才缺乏，臣则以为人才自在，不善用之。故有才如无才耳。
他赞扬光绪在后来的内阁中再次裁撤大批无能官员的行动，并建议当设立新的部门和机构时，应当要求懋勤殿（张元济建议设立的）为它们制定管理法规，这些新机构应当有一整套吸收官员的规定。他极力主张废除科举考试，有才能的人应当通过现代学校获得认可的资格。皇帝应在受过现代教育的毕业生中选拔官员。此外，他还极力主张废除捐官的办法，尽管他明白捐官是清政府收入的来源之一，而支持这项财政改革需要重新找到每年“二百万元”的收入来源。对于官员，张元济建议应当允许他们自由选择执行改革纲领或辞职。辞职的官员应当给予适当的年薪，并且他们的子弟可以进入京师大学堂——这样可以保证在一个新的改革的官场中保持未来的家族荣誉。
第五条主要建议是国家的财政管理。张元济再次强调全面计划的重要性，指出自1895年以来，在银行、矿务和铁路等各个领域所实行的零敲碎打的经济改革有很大的随意性，这样绝不可能使国家富强。张元济提出基本的改革应当从调查户部和各省所有账目入手。只有通过全国范围的审计，才能为未来制订一个良好的计划。张元济建议户部应把过去十年的收支记载入册，并公开全国十年的资金平衡表。张元济的基本想法无疑是科学而明智的，因为只有在知道过去的收支情况以后，新的预算才能够准确。然而，中国的户部决不能控制整个财政，因为财政体系仍然建立在包税制的基础上：各省官员负责征收一定的税额上交户部，同时为他们自身和地方政府保留一笔数额未经确定的税收。面对晚清财政体系这种非常落后的状况，户部能否制订一个十年的平均账册，实在令人怀疑。
特别要提到的是张元济建议实行币制改革。那时法定的流通货币是朝廷确认的铜钱。但人民仍宁愿使用银子，在东南的广东、福建和安徽等省尤其如是。张元济提出中央银行在全国发行法定货币应有绝对权威——最好是纸币或金属钱币。他设想一个能促进国内贸易的币制体系，以根绝在银两折算成铜钱时官吏舞弊侵吞的机会。
最后，他在结束有关财政改革的建议后，还请求皇帝提高商人阶层的地位和保护他们的权益。这对于一个来自传统受尊重的中国社会高层的文官来说，是一个不寻常的建议。张元济的措辞是直言不讳的：“今日为商战世界，中国向有贵农贱商之说，故无商学。无商学故无不败。”
对于一个儒家学者来说，能把商人的利益放到如此之高的地位是鲜见的。这种把中国在历次战争中失败的原因都归之于轻商的观点，与激进的改革者有根本的分歧，后者仅仅把中国的失败原因归之于军事上的劣势和政治上的软弱。到19世纪末，尽管已有越来越多文官认识到世界的秩序不再是一个仁慈的中华帝国及其周围蒙受恩惠的蛮夷所构成，但几乎没有人从商业竞争的角度来看待世局的发展。
张元济提议维护商人的权利并认识其重要性，指出大部分文官过多的干扰已阻碍了商业进步。他抨击那种所谓“官督商办”的做法，反问道：“不知官也者，昔日日以腹商为事者也！”他特别以新建立的农工商总局为例，要求光绪预先警告官员摒弃官僚主义，并告诫他们的责任应是保护而不是威吓商人。为了防止可能产生的官僚政治的恶行，张元济甚至建议商人应有直接向皇帝上奏的权利。他最后还建议起草商法，并以之为协调各方的指导原则。他以这样的预言作为整篇奏折的结束语：只有这些商业改革得以实现时，中国才能使经济繁荣。
张元济奏折突出的特点并不在于思想深刻，而在于向皇帝提出种种建议时，所显示的那种清晰的思路和高度的系统性。很难断言他哪些建议影响了光绪并促使他采取有效的行动。然而，仔细核对《大清德宗景帝实录》所载1898年9月5日之后光绪颁发的大量诏书，会发现其中包含了某些张元济在他的长篇奏折中所提出的要点：首先也是最明显的是光绪试图建立某种小型顾问会——一个称为“懋勤殿”的中央核心机构，以帮助他管理及推行与新政有关的一切事宜。郭廷以曾提供两条与初期咨询机构有关的材料：
1898年9月9日（七二四）英教士李提摩太应康有为邀，自上海赴京（传帝拟开懋勤殿，以李提摩太为顾问大臣）。
。
1898年9月13日拟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太后不允。
事实上，任何诏书中不曾直接述及懋勤殿——可能因为光绪不能无视慈禧的反对意见。但他设立懋勤殿的愿望似乎有不少人知道。例如1898年9月17日天津《国闻报》上有这样的报道：
拟开懋勤殿述闻
近月以来，朝廷创兴百度，并谕内外大小臣工及士民人等，均得上书言事。因此条陈新政者，封书日以百计，而前者特简参预新政之四京卿，亦颇有眼花手乱，应接不暇之势。故近日又有拟开懋勤殿，令三品以上保举人才，召见后派在懋勤殿行走，以备顾问之说，闻数日内当即有明发谕旨矣。
然而政变在很短时间内发生了，光绪尚无时间实践这一主要的改革措施。结果《大清德宗景帝实录》中完全没有提到懋勤殿。但这一机构无疑是考虑过的，其计划也曾付诸实行，甚至人员的名单也已确定。《北华捷报》曾刊登过作为懋勤殿成员的十位改革家的名单，张元济的名字也赫然在其中。
现存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光绪设立懋勤殿的具体计划是要将它作为自己推行改革计划的咨询机构。裴士丹（D. H.Bays）把它作为“一个初步的有代表性的审议团体，是迈出分享皇权的第一步”
。这描述相当牵强并夸大了一点，但懋勤殿的确可以在维新运动中起到一种统筹大局的作用。
张元济的第二条主要建议“融满汉之见”以废除满族旗人的特殊地位，在《大清德宗景帝实录》中亦有反映：
旗丁生齿日繁，徒以格于定制，不得在外省经商贸易，遂致生计益艰。……现当百度维新，允宜弛宽其禁，俾得各习四民之业，以资治生。
。（1898年9月4日诏书）
诏书给户部进一步的指示是核对旧有土地登记册，并尝试在旗人中制定新的土地分配法则。
应当指出有许多人曾奏请废除满族旗人特权，并改变他们经济上无所事事的状况，张元济只是其中之一。因此诏书极可能是这些要求的共同结果，而不是对某一份特别雄辩的奏折的一个迅速的回复。
光绪皇帝财政改革的若干条目也与张元济奏折中的建议吻合。1898年9月11日诏书要求总理衙门制定一部通商约章，排印数百部颁行内外各衙门。这样，各有关人员都有一个正确处理贸易问题的参考标准。总理衙门的回答是编制一份全面的、完整的商法，需要较长时间，建议由北洋商务主管人员负责起草约章。
1898年9月16日，光绪颁布一份要求户部进行一项主要改革的诏书，要求它对国家的税收和皇室的费用提供一份细目。而且，从此以后，要求户部每月提供相似的财务报表。
这一措施，如果能切实执行，就便于引入一种预算制度，且能为中央政府全面地规划中国的金融问题提供一个非常正确的依据。它能铲除一切腐败、受贿的机会，并最终使未来的改革建立在财政切实可行的基础上。但是，这一改革自然也只能是纸上谈兵而不可能真正实行。
从9月7日至9月19日，光绪在诏书中频繁地谈及财政改革这个主题。9月7日的诏书要求总理衙门提出一份关于在各省“请用机器铸造铜钱银圆”的可行性报告。
随后一份诏书是关于计划采用银圆和铜钱的内容。
最详细的诏书是9月10日颁发的，包括试验制造银圆、防止可能作为仿造之弊的详细规定。
光绪所颁行的措施是否是张元济长篇奏折的直接结果，这并不重要。光绪皇帝企图在政治上、社会上和经济上实行这些改革的事实，表明了张元济的建议并非空中楼阁。然而，没有一项改革计划能有机会实行，因为变法很快就因宫廷政变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