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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广播界 35年来未曾间断的讨论已经形成有关“珠江模式”的集体记忆。对业界而言，这种记忆起初是经验而后是回顾与纪念；对学界而言，这种记忆先作为榜样然后抽象成精神上的指引。学界有关“珠江模式”集体记忆的变化历程与业界有着高度的一致，这是集体记忆的形塑需要在社会环境里实现，而业界在此过程中又最先感知的缘故。作为一种集体记忆，“珠江模式”这四个字早已超越了技术和模式层面，成为中国广播界对改革创新这一共识的代称，而这正是“珠江模式”集体记忆最具价值的地方。
关键词： 珠江模式；集体记忆；广播界；广播改革
1986年广东电台珠江经济台的开播是中国广播史上的里程碑式事件。作为中国内地的第一家经济广播电台，珠江经济台“以新闻、信息为骨架，以大时段（大版块）节目为肌体”结合主持人直播、听众电话互动等形式进行的许多重要创举被总结为“珠江模式”，对全国各地的广播事业发展起到了堪称颠覆性的深远影响。“经济台”作为电台名称从广东走向各省，而“珠江模式”作为办台方法则从珠江经济台走向了全国各大电台。“到了 20世纪 90年代中期，除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其他电台几乎都采用了这种办台模式。”
时至今日，中国的广播电台仍基本处于“珠江模式”的影响之下。且不论那些未见诸书面的私下讨论，自 1987年在珠江经济台开播一周年之际由广东省广播电视厅和广东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召开“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广播理论研讨会”以来，广播业界和学界就一直可见关于“珠江模式”的文献材料，或有亲身参与者的讲述，或有广播从业者的借鉴，或有学术研究者的思考。可以说，三十余年时间里，中国广播界围绕“珠江模式”的讨论始终没有停止。这些讨论彼此交会贯通，在行业与学界之间相互渗透，形成了中国广播界有关“珠江模式”的集体记忆。
珠江经济台的创立和“珠江模式”的提出，从时间上看距今并不久远。但是在这 35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社会环境和媒介生态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剧烈变化。作为开启中国广播改革的重要标志，“珠江模式”早已成为中国广播界的重要集体记忆。在不同背景下对“珠江模式”的讨论，实际上既反映了相应时期里中国广播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也呈现着中国广播界关于珠江模式集体记忆不曾间断的建构与重构过程。
在珠江经济台创办一年后的 1987年，“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广播理论研讨会”在广东召开，“会上首次提出了‘珠江模式’”
。当时的中国广播正在电视行业的冲击下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珠江模式”的提出很快便得到广播界的重视，并迅速使中国广播走上一条崭新且行之有效的发展道路。到了 1996年，也即“珠江模式”出现的十年后，“中国广播改革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则称“广播‘珠江模式’为全国的广播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
，进一步肯定了珠江经济台在中国广播史上的突出地位。面向 21世纪是彼时广播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个问题包含着如何应对报纸、电视和网络等其他媒体的竞争以及对于新媒介技术的应用等诸多方面，而对于“珠江模式”这一现行广播模式的完善和发展则被视为迎接这一挑战的重要方法。又一个 10年后的 2006年，在“中国广播改革 20年高端论坛”上，“珠江模式”被赋予“揭开了广东广播改革的新篇章，开创了中国广播划时代的发展历程，并对全国广播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的巨大赞誉。在新媒体时代彻底到来并以不可逆转之势重塑媒介环境的前夕，中国广播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从技术、机制层面转向了整体的大环境层面，而对于“珠江模式”的讨论也逐渐从实践应用转向了对其核心价值创新的挖掘发扬。到互联网已经全面渗入社会生活、媒介融合成为任何媒体都无法回避的时代问题之际，2016年举办的“首届中国广播创新发展高端论坛”已经将对“珠江模式”的讨论从强调其历史地位上延伸开来，转而着重突出其“敢为人先，敢于创新”的精神价值。
从上述中国广播界对“珠江模式”相关讨论的回顾当中不难看出，自珠江经济台开办和“珠江模式”提出以来，中国广播界便一直在强调着“珠江模式”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地位，并在媒介环境不断变化的过程中逐渐将对“珠江模式”的讨论重点从应用和完善转向了对其理念和价值的挖掘。哈布瓦赫指出，“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珠江模式”并不仅是 35年前诞生的一种广播模式，更是中国广播界围绕“珠江模式”所不断建构的关于广播改革与创新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是社会认同塑造的重要力量，也是代际传承的重要中介”
，对于“珠江模式”的这些讨论实际上正是中国广播界关于“珠江模式”集体记忆的形成、共享、延续和重构的过程，其很明显构成了一种集体记忆的建构实践，并成为塑造中国广播界共识、延续中国广播改革创新精神的重要一环。
在此前的研究当中，学者们已经突出了“热点时刻”在新闻界集体记忆研究中的重要性。张志安和甘晨围绕有关中国新闻界对孙志刚事件的集体记忆研究发现“由于体制、定位及价值等差异因素的存在，中国新闻界缺乏共同的集体记忆，真正具有‘共同体’特征的新闻阐释社群尚未形成”
。而李红涛和黄顺铭则认为中国新闻界围绕“记者节”这样一个“热点时刻”进行的叙事书写与聚焦标志性事件进行的记忆建构不同，“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折射出新闻界深层的历史意识与集体记忆”
。与之相似，中国广播界对珠江经济台创办这一重要事件的纪念和围绕“珠江模式”所进行的探讨和叙述无疑也是一种基于“热点时刻”的集体记忆建构。本文将围绕中国广播界有关“珠江模式”的记忆文本展开研究，讨论“珠江模式”集体记忆是如何被塑造、传递并在不同时期被不断重构，以及这一集体记忆对中国广播界所带来的影响，同时面向新媒介生态对其进行反思与展望。
作为对珠江经济台种种开创性做法的归纳，“珠江模式”是在中国广播遭遇重大困难的历史关头出现、并被迅速证明行之有效的一种广播模式，因此业界对其的记忆首先是一种可资借鉴的实践经验。
时任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编辑部主任的曹广星在 1988年时提道：“（珠江经济台开播）这一年来，有 20多家国内报刊、电台、电视台的记者前来采访、报道，他们对珠江台的办台指导思想、节目设定、播出方式、社会效果等情况，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这种兴趣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源自珠江经济台开播后所取得的巨大社会效益。在珠江经济台开播前，全国的广播行业都面临着来自电视等媒体的艰巨挑战，尤其在广东，港澳地区广播的竞争使得广东广播行业面临的压力更大，挑战也更直接。而在珠江经济台开播后，广东各地迅速掀起了收听珠江经济台的热潮，不仅夺回了被港澳电台占据的收听市场，还将影响力扩散到了临近省份。这个新兴电台很快成为当时普遍低迷的广播行业里最耀眼的存在。因此，当时的广播业界在面对“珠江模式”时，第一反应就是要学习其成功之处。广东电台以及珠江经济台的成员从不同角度对珠江经济台先进经验的总结，与其他省份电台成员对这些经验的相关讨论一起构成了业界关于“珠江模式”的最早记忆。
大版块节目是珠江经济台在广播节目形式上所做的主要改进之一。当时是珠江经济广播电台节目组长的王坚将大版块节目的编辑工作总结成从节目总体设置到主持人直播的四个步骤，认为“我们不能把大版块节目当作新闻、专题、文艺节目的随意混合，也不能看成是‘专题＋歌曲＋播音’的生拼硬凑，而是采取有机的混编手法和混播形式”
。对于这一点，江苏广播电台的金筠安在参加了当时的“广播电台台长主持人研习班”后写道：“这次到广东一听一看，原来人家的直播是全天候的。它的大版块也一样，全部播出时间分成七个版块，长的三个半小时，短的也有个把钟头。主持人不是主持某一节目，而是主持一个版块。”
1996年，曾广星在对“珠江模式”进行进一步整理的基础上，又强调了广播改革中的系列台改革，称“开办系列台，是这十年在广东电台改革中一项十分重要的成果，也是在这十年中我国广播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在巩固原有记忆的同时，为业界的“珠江模式”集体记忆注入了新的内涵。
中国广播界很早便总结出了“珠江模式”：它的基本结构是“以新闻、信息为骨架，以大时段（大版块）节目为肌体”，而其形态特征有三点，分别是“多项互动，实时直播”“节目由集采、编、播、控于一身的主持人主持”以及“大版块综合性的节目结构”。
但这是面向单个电台、从节目角度出发总结的狭义的“珠江模式”。实际上，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的开办是作为整个广东广播改革的第一环节进行的，因此广义上的“珠江模式”不仅包含珠江经济台在技术层面的操作，还应将广东广播以珠江经济台为先锋开展的一系列广播改革包含在内。而系列台的建设就是其中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对此，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的景晓明回顾道：“自 1986年底珠江经济广播电台诞生之后不几年，一股‘经济广播电台热’在中国迅速涌动。以后又不几年，全国各省、市开办系列广播电台一发而不可收。”
可见，珠江经济台的开播和系列广播电台的建设在当时已经前后相继为人所注意，在广东电台人和各省电台人的记忆文本中双向流动，共同组成了作为重要实践经验的“珠江模式”集体记忆。
时间进入 21世纪，在以“珠江模式”为代表的广东广播改革经验已经被全国各广播电台充分吸收借鉴而媒介环境却已然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背景下，“珠江模式”逐渐从一种具有直接借鉴意义的行业记忆转变成了广播业界关于过去时刻的集体纪念，间接地推动着广播行业的新一轮变革。
2003年，广东广播提出了“跨越式发展战略”，寻找在新环境下继续推进广播改革的可行道路，而这与“珠江模式”同样有着无法割舍的联系。时任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的白玲在一次访谈中说：“‘珠江模式’的核心精神在于创新。我们的改革不是要换一个什么江的‘模式’，而是应该延续‘珠江模式’的精神走创新之路。”
对于珠江经济台在当时的受欢迎程度，时任《七彩黄昏》《双双李时间》《音乐冲击波》节目监制、主持人李一萍在 2012年的一次座谈会中回忆道：“开播半个月后我们再去调查，大街小巷听的全是珠江经济台了。广州有个已经差不多倒闭的生产收音机的厂子，就因为珠江经济台的开播被救活了，又开始生产收音机，听说一段时间还脱销了。广西梧州地区一些销售收音机的商店还贴着‘本收音机能收听到珠江经济台’。”
广东广播电视台副台长、总编辑曾少华回顾珠江经济台开播 30年历程时，列举了三个标志性场景：1992年首次在公共场所设立固定直播室、1987年全体主持人在广州文化公园集体亮相以及同年举办的“高架路万人行”活动，并在对“珠江模式”辉煌成就进行回忆的基础之上提出对“珠江模式”精神内核“珠江精神”的传承。他写道：“只要广东广播人继续发扬‘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精神，团结拼搏，励精图治，一定会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不难看出，广东广播人带着自豪与骄傲回忆、纪念“珠江模式”，并将从中提取出来的内涵作为推进新一轮广播改革的精神动力。
有关“珠江模式”的集体记忆不仅对于其发源地广东的广播业界有着重要意义，对其他省份的广播人而言也同样是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桥梁。早在 21世纪之前，南京经济广播电台台长陈小平和朱砚便称以珠江经济广播电台为滥觞的经济电台已“载入中国广播发展史”，并在指出经济电台某些逐步丧失的优势后表示，经过十年的发展，“经济电台上述优势的丧失，并非经济电台有自身的失误，而是十年广播改革深化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广播改革发展的时差、地域差已经基本成为过去，大多数电台都已站在同一个新的起跑线上”
。而要推动经济电台的发展，“以改革促发展的基本思路”是不变的，已经展现出了对“珠江模式”精神内核的一种延续。北京和云南的从业者在回望“珠江模式”时写道：“改版后 4个月，珠江经济台在同一地区的收听率上升到了 78％，创历史高峰。而经济广播热也从此形成，‘珠江模式’的种子撒遍全国，到处开花结果。”
回忆是为了面对未来，他们将“珠江模式”的成功归结于其“匹配”了受众的需求，并以此展望新型广播在未来通过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来满足受众需求的前景。2016年举办的珠江经济台开播 30周年活动是中国广播界对“珠江模式”进行集体回忆最近的一个“热点时刻”，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原副总编辑董传亮“总结广播运作的 8个关键词：特色、服务、动态、互动、碎片化、活动、网络、品牌，这都是‘珠江模式’带来的”
。而在归纳“珠江模式”以“创新”为核心的广播改革启示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原台长杨波说：“中国广播的改革任重而道远，‘珠江模式’正在引领我国广播事业在移动互联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从以上广播业界有关“珠江模式”的记忆文本中可以看到，作为业界经验和回忆的“珠江模式”集体记忆从产生、演进再到重构，都与中国广播所面临的大环境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文本不仅是业界有关“珠江模式”的记忆内容，同时也是“珠江模式”集体记忆作用于业界的反映。最初，广播业界通过对珠江经济台乃至整个广东电台的学习逐渐塑造出了作为实践经验的“珠江模式”集体记忆，是在以珠江经济台从业者为代表的广东广播人记忆文本与其他省份广播人之间的互动中产生，既作用于当时的中国广播界又受到不断变化的广播大环境影响的一种记忆。进入 21世纪，在“珠江模式”已经普遍应用于全国各大广播电台的背景下，再将其视作实践经验加以借鉴很明显是与现实有所脱节的。那么此时，广播业界关于“珠江模式”的集体记忆就面临着戛然而止或是继续演进的两条道路。广东广播业从中抽象出了“创新”这一精神内核，并在跨越式发展战略下继承了“珠江模式”的精神，继而将这种精神推向了全国，成为中国广播界的一种共识。此时，“珠江模式”转而成为一种具有现实推动力的集体记忆，通过回忆、追溯和纪念与“珠江模式”相关的过往继而将目光落在当下，中国广播业再次走上了改革创新的道路。这样的一个演进过程，也正是集体记忆在社会中诞生、反作用于社会并随着社会变迁而被不断重构的历程。
广播学界对“珠江模式”的讨论，开始于 1987年的“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广播理论研讨会”。也正是在这个会上，珠江经济台在当时的种种开创性做法被总结为“珠江模式”并首次提了出来。10年后，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原常务副会长何光总结“中国广播改革回顾与展望研讨会”时写道：“现在，‘珠江模式’已被全国广播工作者普遍接受，纷纷结合自己的实际加以运用，一般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而曹璐则以历史的视角对“珠江模式”进行分析，指出：“‘珠江模式’是八十年代广播适应社会改革和体现广东地方特色的广播改革成果，也是全国广播媒介走出低谷、走向振兴所迈出的历史性突破的关键一步。”
从这些研究者们的论述中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广播学界很早便形成了关于“珠江模式”是中国广播行业“榜样”的集体记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榜样”记忆并不是一边倒式的极端推崇，其中仍有着学术思考的理性与平衡。除了上述研究外，当时的许多研究都有着对“珠江模式”这一“榜样”的反思。
时任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副主编的赵晨盛赞珠江经济台及“珠江模式”，称“珠江台的节目改革和内部管理与运行机制的全面改革，则给我国广播电视系统的全面改革，树立了一个光辉榜样……在珠江台之后，经济广播电台等各类专业台在各省纷纷兴起，各地电台电视台的改革与发展，都曾受到‘珠江模式’的影响，参考、借鉴了珠江台的经验，并有新的探索与发展。”
言下之意，就是全国各地的广播行业均以“珠江模式”为榜样进行改革，同时由此发展出各种各样的特色。
榜样是学习的对象，但绝不是供照搬照抄的教条。中国广播学界从一开始围绕“珠江模式”展开讨论时，就十分注重避免使其僵化，始终保持着一种开放性的态度，而这也是中国广播学界关于“珠江模式”集体记忆的重要特点之一。广播学界对“珠江模式”的反思一直延续到了 21世纪初。戴朝阳写道：“现在广播界对‘珠江模式’的评价非常高，‘珠江模式’几乎成了救中国大陆广播于危难之中的模式。”
然而，越是受到推崇就越需要谨慎对待，他继而批评“珠江模式”只给广播带来了五年左右的短期兴盛，而广播界对其负面影响则“始终认识不足”。
从中国广播学界有关“珠江模式”的这些讨论中不难发现，这一时期广播学界有关“珠江模式”的集体记忆始终是批判的。“珠江模式”是一个具有双重性的榜样，既是学界大加褒扬的模范，也是学界不断思考、寻找其不足的对象。这样的集体记忆既是由学术界争鸣、思辨的特点造成的，也是“珠江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广泛应用后所自然产生的反应。
与业界有关“珠江模式”集体记忆的转变相似，学界有关“珠江模式”的集体记忆也在 21世纪尤其是 2003年广东广播提出“跨越式发展战略”后逐渐发生变化，从“榜样”变成了“指引”。
陆地将“珠江模式”的精神内涵划分为四个层次，分别是“开拓精神”“学习精神”“开放精神”和“服务精神”
，并将这些精神指向了务实基础上广播媒介的开拓与创新。这种转变与前文所述业界的集体记忆变化有着同样的社会因素，而“开拓创新”的核心精神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成为“珠江模式”新的记忆内容。
当“珠江模式”成为全国广播电台所普遍采用的办台方法后，再将其视作“榜样”加以推崇或反思同样存在着与实际相脱节的情况。并且，由于媒介环境的剧烈变化，中国广播行业已经走到了新一轮变革的关口。在这样的背景下，学界需要的是对新业态、新环境的思考与展望，而不是对旧方式的凝练和总结。“珠江模式”恰逢其时，它既可以作为来自过去的借鉴，同时其本身包含的创新意识也与学界研究方向不谋而合。因此，在消失与演进的关口，“珠江模式”再次踏上了演进之路，成为中国广播学界作为一种“精神”的“珠江模式”集体记忆。此后，学界有关“珠江模式”的讨论开始逐渐转向“精神”层面，并高度一致地指向了“开拓创新”。
2011年的一篇文章在讨论全媒体融合环境中广播电台发展前路时写道：“‘珠江模式’审时度势、勇于创新的精神内涵依然具有极大的指导作用。”
周小普等人提出，重新认识听众的需求是当前广播改革的必由之路，而这条道路需要继承“珠江模式”的开拓精神，因为“在很长时间内，珠江经济台为中国广播找到了一条生存、拓展之路，今天仍然是媒体人学习的榜样”
。还有的研究者表明，“‘珠江模式’所代表的广播创新精神，放在今天的传播语境中依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类似的表述还有“‘珠江模式’的核心是创新，广东电台一直秉承着‘珠江模式’的改革创新精神”
等。除了这些直接包含有“创新精神”意涵的研究外，中国广播学界还有着大量没有提及“精神”二字但与之异曲同工的研究。所有的这些研究共同实现了“珠江精神”作为中国广播学界集体记忆的转变，并使得这一记忆成功地延续到了今天并深刻影响着当下的广播研究：当提及广播改革的时候，珠江经济台是无法绕开的对象；当展望广播未来的时候，“珠江模式”的精神则成为颠扑不破的指引。
看向广播学界有关“珠江模式”的记忆文本中可以发现，学界有关“珠江模式”的集体记忆从产生到变化都与业界有着密切的关系。最初的“榜样”记忆，既有着对珠江经济台种种做法的提炼和对“珠江模式”的肯定，也有着对各地在采取这一模式后所发现问题的关注与反思。可以说，其是基于业界的情况而产生的一种记忆。当业界遭遇颠覆性变革时，广播学界有关“珠江模式”的集体记忆也发生了改变，转而成为一种精神指引式的记忆，并深刻地嵌入此后的广播研究当中。
学界有关“珠江模式”集体记忆的变化与业界有着高度一致，这是因为集体记忆首先会与社会环境产生交互，而业界在此过程中最先感知。需要注意的是，变成“指引”记忆的“珠江模式”在当前的学术研究当中存在着被淡化的危险。许多研究只是将“珠江模式”当作研究的历史背景板，略微一提便匆匆带过，并没有真正地将其作为新一轮广播改革当中用作指引的精神。集体记忆不是在真空中形成的记忆，其形塑与发展都离不开切实的社会环境，并总是通过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来调整、共享与重构自身。对广播学界而言，加强对“珠江模式”精神内涵的挖掘并在研究当中利用这种开拓创新的精神来指引新的广播改革，将在防止“珠江模式”集体记忆消散的同时对其予以强有力的巩固。
广播业界与学界从经验到纪念、从榜样到指引的“珠江模式”集体记忆不是割裂、断开的，而是相互缠绕、相互结合并持续演进，最终彼此交融为中国广播界关于“珠江模式”的集体记忆。这份集体记忆是 35年来中国广播界迎难而上，不断开拓、探索的宝贵结晶。可以说，“珠江模式”这四个字早已超越了技术和模式层面，成为中国广播界对改革创新这一共识的代称。“珠江模式”集体记忆不单单是一种对辉煌过去的追忆和对未来美好的展望，它还凝聚着中国广播界对广播改革的共识，形塑着中国广播界对于自身价值的认同。
当前，媒介环境的剧烈变化使得中国广播发展再次面临十分艰巨的困难，在各种新媒介技术、新媒体形态以及不断变化的用户需求面前，创新求变是广播界一致的目标。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广播界的“珠江模式”集体记忆仍将不断经历新的建构与重构。这不仅是因为这一记忆所勾连的广播改革的过去与当下广播所面临的改革需要具有同样的急迫性，还因为这一集体记忆所指向的中国广播界热切期盼的未来。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中国广播界集体记忆的“珠江模式”，将会是“珠江模式”无数发展形态中最重要的一个。
（作者系上海大学影视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