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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境内的湖盐资源比较丰富，在国内仅次于西藏，位居全国第二。据不完全统计，青海境内共有大大小小的盐湖70多个，总储量达1 500亿吨；其中，仅柴达木盆地的盐湖的食盐储量就十分惊人，在1 300亿吨以上。由于湖盐属自然结晶的盐体，具有易被发现、便于采运等特点，因此文献对盐池的记录较早，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茶卡盐湖是青海省境内开发和利用最早的盐湖。
据说“在很早的年代里，蒙古、藏族牧民和一些内地盐商小贩到茶卡盐池以土法自挖、自运、自销”
。但是，早期文字资料对青海省境内井盐的记载并不多。清代之后，在地方志或民族考察的报告中，略见零星记载。
囊谦地处青海省最南端，是青海省境内为数不多产井盐的地区。当地自然冒出地面的盐泉，很早就被古代民族的先祖发现。不过，由于地处边疆，社会发展缓慢，历来文献资料对井盐的记载相对较少。
囊谦地方社会曾长期处在部落社会的状态。在部落时期，盐业生产处在何种状态，由于缺乏汉藏文献的记载，又远离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外界知之甚少。
宗教对社会的控制，在人类社会的早期是比较常见的。通常，宗教首领通过占有一个地区的重要资源，来显示其权力的至高无上。笔者对当地的老盐工进行访谈，在其口述中略知早期宗教首领控制囊谦盐业的情况，这对于研究囊谦地区的制盐历史或许有一定的帮助。比如，学界已经注意到要想得知囊谦县白扎盐场的建场时间，可通过有关“噶玛巴一世杜松虔巴（1110—1193）于75岁时在类乌齐创建尕玛巴寺，每次他路过白扎都要为社稷施放宝瓶，乞求平安”
来推断。这一信息来源于一位叫丁达的老盐工，他出生在白扎盐场。1972年9月，丁达开始在白扎盐场工作，他讲述了盐工在平整白扎盐畦的过程中发现了宗教领袖放置在井底的宝瓶。
一天中午，盐工在挖井时突然从井中发现一个宝瓶，质地为粗陶，外部镶嵌宝石，发现后交给一位叫江章金的汉族干部（盐场经理）。因当时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江接过来端详了一阵，认为是封建迷信物就砸了。事后我向一位耄耋老翁请教，方知宝瓶是噶玛巴活佛的法器，内装各色吉祥物
，放置宝瓶是祈求如意清静，一般在盐场东面神山放一个宝瓶，再在盐场卤井中放一个宝瓶，东西对应，故只须继续挖掘，还会挖出宝瓶来。果不其然，翌日又从卤水井中挖出几个宝瓶。
丁达还对两位调查者
提及，每一世噶玛巴活佛经过白扎盐场的时候，都要举行在井底放置一个宝瓶的仪式，这也验证了从盐井中挖出了多个宝瓶。显然，宗教首领已经关注到这个地区的盐业资源，放置宝瓶的目的可能是想控制当地的盐业。学界曾提到重庆地区的中坝遗址中，已经出现了盐业生产和仪式的某些关联性。
因此，宗教通过仪式对盐业资源进行控制，或许是早期人类社会比较普遍的现象。
囊谦地区盐业开发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哪个时代，学界曾有讨论。如有学者笼统地说“囊谦县的卤水资源（红盐）储量很丰富，开采历史也很悠久”
，另有一则公开报道称：白扎盐场建于唐朝垂拱元年至宝应元年（685—762）
，但未见任何支撑性的证据。坚赞才旦对各盐场形成的时间进行了论述
，首先，他依据宝瓶的传说，并结合囊谦王的家谱，判定白扎盐场是囊谦境内盐业开发和利用最早的盐场；其次，他联系雍正元年（1723）年羹尧讨平罗卜藏丹津之事分析乃格、尕羊、多伦多和然木的建场时间：“藏族脱离了蒙古和硕特部，归顺清廷，从此安居乐业，求思进取，人口增长，故有掘井晒盐之局面。四个盐场可能是在雍正十年至乾隆六十年（1732—1795）开建的，前后跨距63年，年代虽不及白扎久远，但也有222年至285年了。”
另外的娘日洼、拉藏和达改三个盐场，大约是在嘉庆元年（1796）至民国初年开建的。尽管坚赞才旦的论述仍然缺乏可信的文献资料作为依据，不过，这对当地盐业生产历史的论述和讨论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清代之前，有关囊谦盐业生产的线索是模糊的。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夕，青海由马步芳
家族统治。于是，在囊谦盐区调查期间，听到最多的信息是当地的盐畦由马步芳家族派官兵来管理。现在，人们依然可以在一些盐场看到民国时期修建的房屋或盐仓，但已是断壁残垣，据盐工介绍，这些建筑正是马步芳统治时期留下来的。
图2-1 马步芳时期修筑的墙体
民国初期，马步芳的父亲马麒是青海办事长官，他在青海南部地区设置玉树理事后，于民国六年（1917）开征囊谦盐税以供军需；这一时期，囊谦盐场属囊谦千户和邦岔、香达、下中坝、八青等百户管辖，由231户盐民经营。
民国二十二年（1933）囊谦县成立，县内设置盐务协助专员1人，协助县长管理盐税事宜。
民国三十年（1941），马步芳成立哈姜盐务局，成为管理青海盐务的专门机构。民国三十三年（1944），囊谦盐场被青海省政府以6 600元银币收买
，并在囊谦成立盐务局，称为“青海土盐推销处”，此机构具体负责盐业生产、销售及税收。1945年，囊谦的盐务由地方政府来管理，由县长兼任局长（经理），县党部书记兼任总司长，盐场经理兼税卡的卡长。
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时，以横征暴敛、巧取豪夺的超经济的掠夺手段，对青海各族人民群众进行了极为残酷的压榨，独占了全省的赋税和工商业。
此种行为，自然受到地方僧权的反对。例如，民国三十六年（1947）12月8日，原西康省德格县八邦寺寺主恩德仁波向中央蒙藏委员会报称：“窃查青海囊谦县荡仁多（今多伦多）村三十六处盐畦，原系本寺产业已历二百余年，僧众数逾两千指此供佛并以糊口。民国三十三年夏为青海南部边区司令部以土盐推销处名义强行侵占……”
但是，一方面，青海当局已向当地部落头人支付了款项，买卖已定，并按协议每年向原业主及盐民拨付免费盐298余担；另一方面，因八邦寺不属青海管辖范围，所以青海当局未予理睬。
民国时期，人们关注到西康地区有三处产盐：川边的盐井县（现为西藏自治区芒康县）盐井、垛零夺盐池（即囊谦县多伦多盐场）和类乌齐盐池。其中，据民国三十五年（1946）的《财政年鉴》报告，“垛零夺盐池，在西康石渠县之北，距离德格县七站。其池在缓斜山麓有盐田纵横约各一里有余。凡分四百二十六口”
。在此之前，任乃强先生于1929年入康区考察一年之久，也曾关注到西康境内的盐业分布情况，任先生提及供康区的食盐主要有五种：第一，四川的巴盐，主要为四川乐山、犍为所产；第二，盐源白盐，为盐源县黑盐井和白盐井所产；第三，上述提及的盐井县井盐；第四，垛零夺池盐；第五，类乌齐池盐。
任乃强先生对垛零夺池盐和类乌齐池盐进行了详细描述：“垛零夺在石渠之北，距德格七站。有盐泉在缓斜山麓，涌水为池，土人引池入田晒，田干，扫之成盐，亦散盐也。其盐田纵广一里，横阔里余，凡426口。每年产盐900余驮，运销德格五县、霍尔三县与瞻化等处，东至丹巴绥靖，东南至打箭炉，南至理化，西至隆庆而止。产盐地无布帛乏青稞，北道番商，驮布与粮食前往易盐，每青稞一驮，换盐五驮。运至瞻、理、白玉等处，则又每盐一驮换青稞五六驮矣。”
“类乌齐池盐，亦晒盐也，状如红坭，质味殊劣，而番人喜用之。销行喀木地方，南至桑昂，东至江卡、贡觉、同普，北至隆庆，西至丹达。以察木多为发散中心，故称察盐。丹达以西，皆销西藏池盐矣。”
这是民国时期西康盐业的基本情况。
1949年9月5日西宁解放，青海盐务分局由军管会的财经处暂时管理。1951年青海省在全国盐务机构调整中，省管局设于西宁，下设茶卡、湟源、玉树三个分局，设循化、哈姜、尕拉麻羊曲、囊谦四个支局。1953年，青海省盐务管理局划归省工业厅领导，实现盐务管理局和盐业公司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统管全省的食盐生产、供应和销售。1958年，机构调整之后，盐税直接归地方政府征收，囊谦盐务局及所属的生产点归玉树州管理。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囊谦盐务又下放给地方政府管辖。1973年，囊谦县改盐务局为盐务科。1977年，囊谦县盐务科与交通局合并，成立县工交局，盐务归工交局统一管理。1984年，县工交局又将除了娘日洼和达改两处生产点之外的盐业生产点，移交给城乡企业管理局。
这种情形持续了十多年，到20世纪末期，囊谦县成立盐业公司，管理地方盐务。不过，这个时候政府仅仅起引导作用，盐业生产实质上由私人承包；承包者按照协议，每年上缴一定的承包款，自负盈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