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政治修辞情境

“政治修辞情境”也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学术概念，特指在政治交际活动中对实现特定政治修辞预期目标有直接影响作用的时空人文环境。具体包括政治交际活动中所涉及的人、时、地等环境因素。

前文我们说过，“政治修辞”是政治人为了达到特定的交际目的而应合题旨情境，发挥创意造言的智慧，有效调动语言资源，动用一切有效的表达手法，为实现达意传情效果最大化而在语言文字经营上所作的一切努力。从“政治修辞”这个定义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政治人在政治交际活动中之所以要在语言文字表达上经营努力，目的是实现达意传情效果的最大化，从而达到特定的政治交际目的。而要达到这一目的，作为交际者的政治人除了在语言文字表达上经营努力之外，首先必须牢固确立两个意识：一是“应合题旨”，二是“应合情境”。如果不能牢固确立这两个意识，那么他在语言文字表达上的一切经营努力都是毫无意义的，其政治修辞必然是失败的。

“应合题旨”，就是围绕交际的中心主旨，时刻牢记交际的任务。这一点，对于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交际者，包括具有特定身份的“政治人”，都是容易做到的。但是，有时也不尽然。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陶谷使吴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蝤蛑，询其族类，忠懿命自蝤蛑至蜞蚏，凡取十余种以进。谷曰：“真所谓一蟹不如一蟹。”宴将毕，或进葫芦羹相劝，谷下箸，忠懿笑曰：“先王时，庖人善为此羹，今依样馔来者。”谷一语不答。（明·何良俊《语林·排调第二十七》 ）

上引这段记载，说的是这样一个故事：陶谷奉宋太祖赵匡胤之命出使吴越国，吴越王钱俶（即忠懿王）设宴盛情款待。吴越国地处江南水乡，多江多湖且临海，因此不仅淡水鱼虾丰富，而且海鲜水产品也很多。大概是考虑到陶谷是北国人，没有机会品尝到南国的海鲜，为了表达对大宋特使陶谷的尊崇之意，同时也为了借此表示吴越国跟大宋的友好关系，吴越王钱俶极尽地主之谊，让御厨准备了很多高级海鲜，让陶谷大开了眼界。食至蝤蛑（一种青蟹）时，陶谷因不曾见过此物，遂忍不住问起蝤蛑的名称及其同类海鲜的情况。吴越王钱俶一一为其热情介绍，并令御厨从蝤蛑到蜞蚏（亦为蟹类）连续呈上了十多种。没想到，吃着吃着，陶谷突然当着吴越王钱俶的面，感慨地说道：“真所谓一蟹不如一蟹！”吴越王钱俶虽然听懂了陶谷的话外音是在贬低自己与吴越国一代不如一代，但是为着吴越国与大宋友好合作的大局，他还是忍住没发作。但是，到宴会快结束时，他特意让御厨上了一道葫芦羹，并殷勤地向陶谷介绍说：“这葫芦羹是先王时御厨最拿手的汤羹，今日让御厨依样做来。”陶谷听了吴越王钱俶这话，原来的嘚瑟顿时不见，低头一言不发。 原来，是吴越王巧妙地借葫芦羹揭了他的旧伤疤。因为陶谷曾向宋太祖邀功请求升官，结果被宋太祖拒绝，并嘲讽他只能写写诏书之类的东西，都是依样画葫芦，根本没有什么才学。

从上述故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陶谷作为宋太祖派往吴越国的特使，在与吴越王钱俶的外交活动中彻底失败了，不仅有辱大宋王朝的国家使命，而且也使自己受辱蒙羞。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呢？这是因为他作为代表大宋王朝的使者，在执行外交使命时没有牢记此次出使吴越国的使命，在跟吴越王的交际沟通中没有时刻围绕大宋与吴越国友好合作的政治修辞目标，也就是没有牢固树立“应合题旨”的意识。虽然陶谷出使吴越国，在正史与野史（包括上引这个故事）中都没有明确的时间记载，我们不知道是在宋太祖平江南之前还是之后，但是，不论是在平江南之前还是之后，陶谷作为大宋使臣出使到吴越国，面对吴越王钱俶热情的宴请，却说出“一蟹不如一蟹”的话，不论是从表层语义看，还是从深层语义看，都是有失身份的，而且是有失厚道的。因此，我们认为，作为交际者，陶谷的言语交际非常不得体，完全忘记了此次吴越国之行的使命，忘记了与吴越王钱俶进行“人际沟通”的目标，压根儿就是文人好逞口舌之快劣根性的暴露。 如果上述陶谷出使吴越国的故事发生于宋太祖平江南之前，那么宋太祖派他出使的目的肯定是为了结交吴越王钱俶，希望在即将开始的平江南战争中能够得到吴越国的策应。也就是说，在此前提下，交际者陶谷与受交际者钱俶所要达成的人际沟通目标就是友好增信。 如果上述陶谷出使吴越国的故事发生于宋太祖平江南之后，那么吴越王钱俶作为平江南之役有大功者，交际者陶谷受命出使吴越国，就应该是带着致谢的目的而来的。也就是说，在此前提下，交际者陶谷与受交际者钱俶所要达成的人际沟通目标就是致谢固好。 由此可见，作为政治人（交际者）的陶谷无论是在何种情况下出使吴越国，他所要达成的政治交际的目标都是向受交际者（吴越王钱俶）示好，而不是嘲讽。 正因为没有牢固树立“应合题旨”的意识，作为政治人的陶谷才会在与吴越王钱俶的外交活动中忘记了出使的使命，以致外交失利，还因失言而使自己人格蒙羞。

“应合情境”，相对于“应合题旨”，明显要难得多，因为它涉及的方面很多，包括人、时、地等环境因素，所以尤其需要交际者用心体会、准确把握。政治修辞学上所讲的“应合情境”，简单地说，就是要求政治人（包括职业政治人与角色政治人）在政治交际活动中必须适应政治交际活动当下的人、时、地等时空人文环境。具体地说，就是要充分掌握政治交际活动中所要面对的交际对象（即受交际者）的背景（包括其身世、职业、文化程度、爱好、性格及其心理特点），准确把握政治交际活动当下的特定时机（包括特定的时代大背景与特定的当下小背景），高度贴合政治交际当下的特定场合。通俗地讲，就是要求政治人（交际者）在政治交际活动中“看对象说话”“见时机说话”“分场合说话”。如果做不到这三点，那么政治人（交际者）在语言文字表达上所作的一切经营努力都是无效的，是无用功。比方说，我们上面举到的陶谷与吴越王钱俶的外交博弈（政治修辞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陶谷之所以失败，究其原因，除了上面我们所说的在“应合题旨”方面出了问题，还有一点就是在“应合情境”方面犯了大错，在跟受交际者钱俶的政治交际活动（外交是政治的延伸）中没有适应交际活动（国宴招待）当下的人、时、地等时空人文环境，即既未考虑到受交际者钱俶这一特定的交际对象的背景及其心理，也未考虑到交际当时的时机（国宴）与场合（身在吴越国）。事实上，陶谷之所以会借吃蟹而贬低吴越王钱俶及其吴越国，是因为他并不完全了解吴越王钱俶的背景与作为，而是想当然地认为钱俶只是一个无所作为的小国之君。其实，吴越王钱俶是一位非常有识见、有道德、有才能的明君。史载，吴越王钱俶（929—988），初名弘俶，字文德，是“吴越王钱鏐之孙，钱元瓘第九子，忠逊王钱倧之弟，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最后一代国君。十多岁即任内衙诸军指挥使、检校司空。还外放做过地方官，曾为台州刺史。后晋开运四年（947）六月忠献王钱佐病逝，钱倧继位后，钱俶从台州被诏回，参与主持相府工作。但是，忠逊王钱倧继位不足一年，就在同年十二月三十日夜宴将吏时被三朝宿将胡进思发动政变而废黜。这样，钱俶就被推到了国君的位置上。但钱俶并不情愿，再三谦让后，才勉强于第二年（948）继位为吴越国之君。从此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执政生涯。在继位为吴越国之王前，钱俶已有足够的从政历练，曾先后任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累授天下兵马大元帅，为元帅三十五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而建立大宋后，钱俶曾出兵策应了宋军平定江南的军事行动，为功甚巨。江南平定后，钱俶虽入朝表贺，但仍为吴越国之王。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钱俶洞悉天下将归于一统的大势，乃主动献吴越国所辖十三州归宋。宋太祖、宋太宗两代君主都对钱俶恩礼甚厚，并累封其为邓王。作为一代国君，钱俶不仅执政颇有政绩，使吴越国成为当时的南方强国，而且为人也深受人敬重，胡进思发动政变废黜忠逊王钱倧后，他几次要求胡进思务必保全其兄性命，并预先做好准备，挫败了胡进思派刺客暗杀忠逊王钱倧的阴谋。另外，钱俶还是一位颇有才学的国君，颇知书，雅好吟咏，有《政本集》传世。可见，钱俶无论是事功，还是识见，或是做人，都是值得称道的，不失为一代明主”。

作为宋太祖的特使，作为跟吴越王钱俶进行政治交际的交际者，陶谷如果事先对吴越王钱俶的上述为政、为人的背景有充分了解的话，相信他是不会也不敢跟吴越王说“一蟹不如一蟹”的话。他在受到吴越王钱俶的盛情招待之后说出侮辱吴越王钱俶的话，就说明他事先没有做好功课，没有对吴越王钱俶的身世背景与为人等方面有一个充分的了解，以致没有适应政治修辞情境对“人”之因素的要求，犯了没有“看对象说话”的错误。其实，除了没有“看对象说话”外，陶谷在跟吴越王的政治交际中也没有做到“见时机说话”。前文我们说过，如果陶谷这次出使吴越国是在宋太祖平江南之前，那么就是有求于吴越王钱俶，是为求援而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机，侮辱与得罪吴越王钱俶，明显是非常不明智的。如果是在平江南之后出使，那么就是代表宋太祖来向吴越王钱俶表达谢意的。在这样一个时机，侮辱吴越王钱俶，那就更显得不近人情，有失做人的厚道。很明显，无论是哪种情况，作为出使吴越国的政治人，作为受吴越王盛情招待的交际者，陶谷在接受了吴越王钱俶的盛情招待之后说出“一蟹不如一蟹”的话，都是其政治修辞行为失当的表现，没有适应政治修辞情境对“时”之因素的要求，犯了没有“见时机说话”的错误。除此，作为政治交际活动中的交际者，陶谷还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没有适应政治修辞情境对“地”之因素的要求，犯了没有“分场合说话”的错误。虽然宴请不是正式的政治场合，但是吴越王钱俶与陶谷的身份特殊，设宴的目的特殊（招待宋太祖特使），这就使吴越王钱俶招待陶谷的这场海鲜宴具有了鲜明的政治色彩，所以宾主饮宴的空间便成了外交活动的场合。在这样的场合，陶谷作为客人，在享用了主人吴越王钱俶的海鲜宴后，撇开政治与外交不谈，即使是按照日常修辞来看，依据人之常情，交际者陶谷也应该向受交际者吴越王钱俶表达感谢之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情境下，宴请吃饭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交际行为。吴越王钱俶是一国之君，陶谷是大宋特使，自然这场饭局就更具政治涵意了，食案杯盏之间便是政治的场域。很明显，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场合，作为政治人与交际者的陶谷，即使觉得吴越王钱俶招待的海鲜不合胃口，也应该出于礼节地表达感谢之意，而不应该当场说出“一蟹不如一蟹”这样别有用意的话，既否定了主人吴越王钱俶盛情招待的善意，又侮辱了其人格。可见，陶谷完全违背了政治修辞情境对“地”之因素的要求，犯了没有“分场合说话”的错误。正因为陶谷作为交际者在与吴越王钱俶的政治交际中没有适应政治修辞情境的要求，在人、时、地三个情境要素的把握上都犯了致命的错误，所以给了受交际者吴越王钱俶反唇相讥的机会，不仅在外交上失利，有辱大宋特使的使命，还自取其辱，被吴越王钱俶揭了旧伤疤，使其读书人的斯文丧失殆尽。

与陶谷相反，吴越王钱俶在跟陶谷的政治交际中则非常好地适应了政治修辞情境的要求，在人、时、地三个情境要素的把握上都做得非常出色。首先，在对“人”之情境要素的把握上，吴越王钱俶表现得最为出色。当陶谷以蟹为喻，讥讽吴越国国君一代不如一代时，他作为君王竟然没有立即发作，而是隐忍，这是因为他早已了解了陶谷文人无行的老底，所以他不必急着以君王之威挫其锐气，而是优雅地待客到席终，通过最后上葫芦羹之举，在不露痕迹中云淡风轻地对其老底略加了提点，使陶谷的人格尊严顷刻间崩塌了。这是吴越王钱俶的过人之处，也是他作为政治人善于把握政治修辞情境中“人”之要素的表现。史载，陶谷（903—970），本姓唐，字秀实，因避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名讳而改姓陶。邠州新平（在今陕西境内，治所在今彬州）人。他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有名，固然与他的学识有关，但更与他会做官有关。他历仕四朝，屹立不倒，而且官还越做越大。他走上仕途是在后晋，在石敬瑭手下混事时，曾先后任著作佐郎、集贤校理、监察御史、虞部员外郎、知制诰等职。石敬瑭死后，在晋出帝（又称少帝）朝中，先后出任仓部郎中、太常少卿、中书舍人等职。过了三年，刘知远代晋，建立后汉政权，陶谷又在新朝担任给事中。又过了四年，郭威代汉，建立了后周政权，陶谷再转东家，在太祖郭威手下又做起了右散骑常侍。又过了三年，郭威死，柴荣继任为后周之帝，死后庙号曰世宗。陶谷在世宗时，先为户部侍郎，后为翰林学士。后因论“平边策”为世宗赏识，调任兵部侍郎，又加翰林承旨。又过了不久，世宗又加其为吏部侍郎。按理说，世宗待陶谷不薄，陶谷当报其知遇之恩。但是，结果不然。显德六年（959），世宗柴荣因病驾崩，其子柴宗训继任为帝，死后庙号曰“恭帝”。恭帝年幼，由符太后代摄政事。第二年，即显德七年（960年，恭帝还没来得及改年号），时任后周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见符太后与恭帝孤儿寡母尚不能驾驭局面，觉得有机可乘，遂在部将石守信、赵普等人的暗中策划下，谎报军情，说北汉与辽会师南下，欲攻大周，请求符太后发兵北上防御。符太后不知是计，乃允赵匡胤之奏请。可是，兵出大梁（即今之河南开封），行军至陈桥驿（在今河南封丘东南）时，赵匡胤却授意部下为其披上黄袍，拥立他为皇帝。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兵变成功后，赵匡胤要想坐上皇帝宝座，按照中国封建时代的规矩，还得履行一个手续，这便是要举行一个禅让大典。这事来得突然，加上赵匡胤及其手下一帮兄弟如石守信之流都是武夫出身，他们不知道怎么办禅让大典。符太后是女流之辈，周恭帝还是个孩子，他们也不知道这些事。这样，到了黄道吉日，禅让大礼举行之时，竟然在位者与篡位者都没有人想到要准备一份禅文。结果，禅让大典开始后，大家都懵了，赵匡胤就更是尴尬。就在这关键时刻，陶谷从容不迫地从怀里掏出一份早就替周恭帝拟好的禅让诏书，帮助赵匡胤演完了一场戏，使其顺利坐上了皇帝的宝座。赵匡胤坐上皇帝宝座后，建立了新朝宋。陶谷自以为是新朝功劳最大的人，所以就有些居功自傲，曾跟人说自己的头骨相法不同寻常，命中当戴貂蝉之冠，意谓将得到宋太祖赵匡胤的重用。哪知这话传到赵匡胤耳中，更引起了赵匡胤的反感。因为在禅让大典上陶谷代周恭帝拟禅位诏书的事，已让他打心眼里鄙视陶谷的为人。所以，赵匡胤就跟别人说：“翰林草制，皆检前人旧本，俗所谓依样画葫芦耳！”意思是说，翰林学士拟诏书只是照抄前代公文而已，并无创见，就像俗话所说的“照葫芦画瓢”而已。这话传到陶谷耳里，陶谷差点气死。他没想到，赵匡胤不仅不报答自己的拥立之功，竟然还这样糟蹋自己。陶谷生了几天闷气，又奈何不了赵匡胤，遂在画堂（宫中殿堂）之上题了一首自嘲诗曰：‘官职须从生处有，才能不管旧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依样画葫芦。’赵匡胤见了，当然知道他这是在发牢骚，遂一笑了之，未升其官职，只是改任他为礼部尚书，仍依前为翰林承旨，充任皇帝机要秘书的角色。 由此可知，陶谷的人品确实是不值一论。他被宋太祖赵匡胤看不起，也不是没道理的。正因为吴越王钱俶事先做了功课，对陶谷为官无品、为人无行的老底都有所了解，所以当陶谷以蟹为喻讥讽他时，他能将宋太祖讥讽陶谷“依样画葫芦”的典故信手拈来以反唇相讥，让陶谷瞬间人格崩塌，尊严全无。对于政治修辞情境“时”之要素的把握，吴越王钱俶做得也相当好。他引宋太祖赵匡胤讥讽陶谷“依样画葫芦”的典故，不是在陶谷讥讽他“一蟹不如一蟹”的当时，而是等到上葫芦羹之时，这样就显得自然而然。这其实是刻意选择时机，是其作为“政治人”有意识地适应政治修辞情境之“时”的要求。同时，吴越王钱俶讥讽陶谷“依样画葫芦”的话，从说话的地点来看是在宴席之上，是非正式的外交场合，且紧密结合了上汤羹的时机，这又可以看作是有意识地适应政治修辞情境之“地”的要求，使讥讽显得适得其所，少了为讥讽而讥讽的嫌疑，既为陶谷留了颜面，又凸显了自己作为一国之君的优雅风度。

通过上例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适应政治修辞情境的要求，是政治人在政治交际活动中取得政治修辞成功的关键。正因为如此，我们研究政治修辞学，就必须重视对“政治修辞情境”这一概念的界定。否则，就无法对政治修辞文本进行分析。中国有句古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研究一门学问，特别是要建立一门全新的学科，要想使所建构的理论体系严密完善，第一步就应该对相关的学术概念（术语）作出清楚明白的界定。只有如此，我们的理论分析才能有自己得心应手的“工具”，我们的理论阐释才有其基本的立足之基。 2R9LrVvAR0pNxz4Bla5F55syQntWFhH8wQ7PhRY0uMWa6w5afonlech8FlMtEG2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