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政治修辞的主体与受体，如果从言语交际学的视角看，就是交际者与受交际者的性质。但是，从政治修辞学的视角看，并非所有的交际者与受交际者都能成为政治修辞的主体与受体。事实上，从政治修辞的实践来看，无论是成为政治修辞的主体，还是成为政治修辞的受体，都是要具备一定条件的。我们认为，要成为政治修辞的主体或受体，既跟交际双方的身份角色有关，又跟其言语交际的话题性质有关，还跟交际双方为实现达意传情效果最大化而在适应特定的题旨情境与语言文字表达上的经营努力有关。因此，“职业政治人”未必都能成为政治修辞的主体或是受体，“非职业政治人”（即“自然人”）在特定政治情境的加持下也未必不能反客为主而成为政治修辞主体，或是成为合格的政治修辞受体。
虽然从逻辑上我们可以对“政治修辞主体”与“政治修辞受体”两个概念的内涵作出上述清晰的界定，但是由于政治修辞活动非常复杂，涉及的因素非常多，因此如何判定什么样的交际者是政治修辞主体，什么样的受交际者是政治修辞受体，事实上并不容易，需要我们根据具体情况予以具体分析。下面我们就分两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为了廓清政治修辞主体与普通交际者、政治修辞受体与普通受交际者之间的分际，加深对政治修辞主体与政治修辞受体概念内涵的认识，我们先要排除三种非政治修辞主体或受体的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如果交际者和受交际者双方都只是普通的“自然人”，既不是“职业政治人”，也不是“角色政治人”，那么，不管他们言语交际时的话题或议题是否涉及政治问题，也不管他们言语交际时在语言表达上有多少经营努力，他们也不可能成为政治修辞的主体或受体。
从理论上说，政治修辞本质上也是一种语言活动，是言语交际的一种。因此，从言语交际的视角看，政治修辞的主体与政治修辞的受体，其实就是交际者与受交际者的性质。但是，政治修辞毕竟不是一般的语言活动，亦非寻常的言语交际，而是事涉政治问题。因此，政治修辞作为言语交际的一种，其交际者与受交际者自然也不同于普通言语交际的交际者与受交际者。如果交际者与受交际者都是“自然人”，而非“政治人”（包括“职业政治人”与“角色政治人”），那么言语交际时涉及政治话题或议题的可能性就不大，因而他们成为政治修辞的主体或受体的可能性也就不大。即便他们言语交际时讨论的话题或议题是有关政治的内容，按照现实社会的普遍认知，他们有关政治问题的讨论，一般也会被视为一种不切实际、不合身份的“政治八卦”，而绝不会被认为是一种政治修辞。比方说，两个中学生谈论叙利亚战争，以“示现”修辞手法将战争的场面叙述得活灵活现。据此，我们可以说这两个中学生的交谈跟修辞有关，但不会认为他们的交谈具有政治修辞的属性，而只会认为是日常修辞。又比方说，两个美国街头流浪汉在 2020年 11月谈论即将举行的美国第 46任总统竞选，以“示现”修辞手法对选举的结果及未来美国政治的走向作了绘声绘色的畅想。据此，我们也可以认定这两个流浪汉的谈话跟修辞有关，但不会认为他们的谈话具有政治修辞的性质，而只会认为他们的谈话是一种日常修辞。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这两组谈话的交际者与受交际者都不具备政治人的身份，因此他们言语交际中虽涉及政治话题却仍然不会被认为具有政治修辞的属性。相反，按照现实社会普遍的认知，他们谈论政治的言语行为只会被人视为闲谈。究其原因，就是这两组对话的交际者与受交际者中没有一个人具有职业政治人的身份角色，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在谈论政治议题或话题的情境下临时获得角色政治人的身份。因为从政治修辞的实践看，能够成为“角色政治人”的自然人，事实上跟普通的自然人是有所不同的。一般说来，能够成为“角色政治人”的自然人，大多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学识水平且跟政治场域的人与事有着密切关系。如研究政治问题的学者、对政治问题有卓越见解的社会精英等，这些人跟职业政治人之间的距离非常近，只要条件许可，瞬间便能完成由自然人向职业政治人的角色转换过程。
正因为如此，上面我们所说的两个中学生、两个流浪汉都只能算是普通的交际者或受交际者，无缘成为政治修辞的主体或受体。
第二种情形是，如果交际者与受交际者双方都是“职业政治人”，交际者跟受交际者进行交际时在语言文字表达上有明显的经营努力，但言语交际所涉及的话题或议题跟政治无关，那么，交际者就不能成为政治修辞的主体，而受交际者也无缘成为政治修辞的受体，交际双方只能算是日常修辞的表达者与接受者。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侯白好俳谑，一日杨素与牛弘退朝，白语之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为牛羊下来耶？”（明·何良俊《语林·排调第二十七》
）
上引文字说的是这样一个故事：隋朝的侯白是一个诙谐滑稽的人，喜欢开玩笑说笑话。有一天，宰相杨素、吏部尚书牛弘入朝议事完毕，一起走出朝堂。侯白见二人昂昂然，一本正经的样子，遂顿生调侃之心。等到他们走近，便眼望落日，即景生情地说道：“日之夕矣。”（即太阳下山了。）杨素一听，立即明白其意，笑着回道：“好哇，你在说我们是‘牛羊下来’吧？”
最后，当然是以三人相视一笑收场。
从政治修辞学的视角看，这个故事中的三个人物都属于典型的“职业政治人”。根据史料显示，侯白，字君素，临漳人，生性好学，才思敏捷，为人滑稽诙谐，尤其善于辩论。应科举而中秀才后，官任儒林郎（一种学官）。大概因为官不大，所以他常是“通脱不持威仪”（不喜欢摆什么架子）。因为“好为俳谐杂说”（喜好说笑话），所以人人见了他都愿跟他玩，相互调侃。因为他学问很好，所以隋文帝就安排他在秘书省修国史。工作表现好，也有成绩，隋文帝命“给五品食”（即享受五品官的待遇），可是，他这人天生命苦，享受五品官的待遇才一个多月就死了。
可见，侯白官虽然不是很大，但确是“职业政治人”。至于杨素，则是隋朝政坛的重要人物，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名人。史载，杨素，字处道，弘农华阴人，出身于士族大家，长于文章，还写得一笔非常好的草书和隶书。北周武帝（宇文邕）时，官任司城大夫等职。他善于钻营，会看人，与当时的隋国公也就是国丈杨坚深相结纳。静帝（宇文阐）幼年即位，杨坚任丞相，大权独揽。静帝大定元年（581），杨坚取静帝而自代，史称隋文帝，改元开皇，国号隋。隋朝建立后，杨素屡向杨坚献灭陈之计。开皇八年（588）杨坚命他率水军从三峡东下，次年灭陈，因功封为越国公。后又领兵镇压荆州和江南各地的反隋势力，为杨坚大隋政权结束南北朝分立局面、统一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后官至尚书左仆射（宰相之位），执掌朝政。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参与宫廷阴谋，废太子杨勇，拥立杨广（即炀帝）。文帝仁寿四年（604）杨广杀父称帝，杨素因拥立有功被封为楚国公，官至司徒（宰相）之位。
可见，杨素是一个位极人臣的权臣，是典型的“职业政治人”。而故事中的另一个人牛弘，虽权位不及杨素显赫，但也是朝中的要角。
史载，牛弘，字里仁，安定人，隋文帝时历任秘书监、吏部尚书等职。虽然没有什么显赫的经历，但官职却不小，尤其他所任的吏部尚书，那可是掌管全国官员升迁、考绩、任免等生杀大权的职位，谁不巴结他？只怕巴结不上呢。
可见，牛弘虽然官阶不是顶高，但权势不小，明显也是典型的“职业政治人”。
虽然侯白、杨素、牛弘都是典型的“政治人”，作为交际者的侯白对受交际者杨素、牛弘两位权臣的调侃具有很高的修辞水平，但是由于他们的对话内容不涉及政治议题，只是同僚之间的调侃取笑，因此他们的对话就不具有政治修辞的属性。正因为如此，在这个故事中，无论是交际者侯白，还是受交际者杨素、牛弘都不能算是政治修辞主体，而只能算是日常修辞主体，即普通的修辞者。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在这个故事中交际者侯白与受交际者杨素都不算政治修辞主体，他们的对话也不属于政治修辞，而是属于日常修辞，但是，他们以“职业政治人”身份进行的日常修辞却具有很高水平。从日常修辞的视角看，这个故事之所以在中国士林中传为佳话，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侯白调侃杨素与牛弘的水平非常高明，既戏骂了二位权臣是牛羊，又使他们不以为忤，反而觉得快乐；二是杨素与牛弘都是饱学之士，是懂得修辞与幽默的知音。正因为如此，侯白故作感叹地说出“日之夕矣”一句，杨素便立即意会到是在调侃自己与牛弘，是将他们比作“牛羊下山”。如果杨素不是饱学之士，不知道侯白“日之夕矣”之句是引自《诗经·王风·君子于役》，那么就不能理解侯白的话并非纯粹触景生情，感慨“一天又过去了”，而是要让他与牛弘由此及彼，联想到《诗经》接下来的另一句“牛羊下来”，以此谐音双关“牛杨退朝下班”，调侃二人是牛羊。
事实上，杨素不仅是位极人臣的大官，而且也是饱读诗书的读书人。所以，当侯白“日之夕矣”一句刚出口，他便想到了《诗经·王风·君子于役》一诗，脱口而出对上了侯白想说的下句：“牛羊下来”，这是作为受交际者的杨素的聪明之处。而作为交际者的侯白，其聪明之处在于没有将《诗经》中的这两句同时说出，而是只说上一句“日之夕矣”，让受交际者杨素与牛弘自己意会他想说的下一句。
这是在巧用“藏词”和“双关”两种修辞手法，通过先说“日之夕矣，牛羊下来”两句的前一句，藏掉要说的后半句，利用读书人个个皆知《诗经》的语境，自然而然地让他们联想到诗的后一句“牛羊下来”。同时，又利用杨素的“杨”姓与“羊”同音，巧妙地将杨素、牛弘联系在一起，以他们二人之姓关合“牛羊”二字，从而与杨、牛退朝下来的情景联系起来，说他们是“牛羊下来”，不着痕迹地戏骂了杨素和牛弘两个权臣。但因为骂得无恶意，又排调得诙谐机趣，令被调侃的杨素、牛弘也觉得有趣，自然就不能怪罪于他，而只得佩服他的排调水平的高妙了。
正因为交际者侯白的调侃极具智慧，所以这个故事才会在中国士林中广泛流传，成为中国历代文人津津乐道的佳话。
第三种情形是，如果交际者是“职业政治人”，受交际者不是“职业政治人”，交际者跟受交际者进行交际时在语言文字表达上有明显的经营努力，但言语交际所涉及的话题或议题跟政治无关，那么，交际者就不能成为政治修辞的主体，而受交际者也无缘成为政治修辞的受体，交际双方只能算是日常修辞的表达者与接受者。
下面我们也来看一个例子：
蓬皮杜担任法国总统时，一次友人来访，对他抱怨说，近来常常跟妻子吵架。
蓬皮杜劝了他一番后，说：“我从来没有和我妻子吵过架。因为任何重要的事情都由她决定，例如出去旅行，买什么样的东西，定菜谱，选家具，购书，看戏，看电影等等，都由我妻子决定，我只决定一些细小琐碎的事情呢。”
他的友人问：“是哪些琐碎的事情呢？”
总统回答：“不过是肉和蔬菜的价格，工人的工资，武器出口，法郎贬值什么的。”（段明贵《名人的幽默·夫妻的分工》
）
这个故事中的交际者是蓬皮杜，即乔治·让·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1911—1974，或译为庞毕度），先后任法国总理（1962—1968）和总统（1969—1974），在总统任内逝世。
可见，蓬皮杜是典型的“职业政治人”。故事中向蓬皮杜诉苦的朋友，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政坛中的人物，但是不管他是不是，在这个故事中他都不具有“政治人”的角色身份。因为从政治修辞学的视角看，他跟蓬皮杜交谈的话题只是个人生活琐事，无关政治，所以在跟蓬皮杜的言语交际情境下就无缘成为“政治人”的角色。蓬皮杜是“职业政治人”，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而且他劝朋友的话也在语言表达上有经营努力（运用了“设彀”与“倒反”两种修辞手法），巧妙地向朋友说明了一个有关夫妻相处的道理：“男人别跟女人在家庭琐事上计较，男人要眼光远大，精力要放在做大事上。”由于表达巧妙，不仅具有说服力，而且幽默风趣，所以在世界上传为佳话。这里，蓬皮杜的身份虽然是法国总统，是典型的“职业政治人”，但是由于他跟朋友的对话跟政治完全没有关系，只是关乎生活琐事，所以他劝说朋友的一番话虽极具表达力，但仍不具有政治修辞的属性。正因为如此，蓬皮杜在此次跟朋友的交谈中也不是政治修辞的主体，而只是日常修辞的表达者。而他的朋友在第一话轮作为交际者时，只是日常修辞的表达者，而不是政治修辞的主体（因为他向受交际者蓬皮杜诉苦的内容不涉及政治话题，只是夫妻关系的不和谐）；在第二话轮作为受交际者时，只是日常修辞的接受者，而不是政治修辞的受体（因为蓬皮杜向他讲的是夫妻相处之道，不涉及政治议题）。
非政治修辞主体或受体的三种情形，上面我们业已清楚地作了说明。下面我们要讨论的，则是政治修辞主体或受体的三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如果交际双方都是“职业政治人”，言语交际时涉及的话题或议题跟政治问题有关，且在话题轮转时在语言文字表达上有经营努力，那么二者都有可能成为政治修辞的主体；如果一方在语言文字表达上有经营努力，而另一方没有经营努力，那么有经营努力的一方为政治修辞的主体，而没有经营努力的另一方则是政治修辞的受体。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
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启，寇不可玩。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
公曰：“晋，吾宗也，岂害我哉？”
对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将虢是灭，何爱于虞！且虞能亲于桓、庄乎？其爱之也，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不唯偪乎？亲以宠偪，犹尚害之，况以国乎？”
公曰：“吾享祀丰洁，神必据我。”
对曰：“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
弗听，许晋使。
宫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腊矣。在此行也，晋不更举矣。”
……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春秋·左丘明《左传·僖公五年》
）
上引《左传》的这则历史记载，说的是这样一个故事：鲁僖公五年，晋侯（此指晋献公）再次向虞国请求借道以讨伐虢国。虞国大夫宫之奇听说此事，立即向虞公（虞国国君）进谏阻止，说：“虢国是虞国的战略屏障，虢国要是灭亡了，虞国就会随之而亡。晋国的野心不可助长，外敌的危险不可忽视。僖公二年晋国已经为了灭虢借道一次，我们借道一次已经很过分了，怎么还可以有第二次呢？俗话说：‘车厢夹板与车是相互依存的，嘴唇与牙齿是互为表里的，没有嘴唇，牙齿就要受冻’，这说的就是虞国与虢国的相互依存关系。”虞公不以为然，回答说：“晋与虞都是姬姓同宗，难道会害我们吗？”宫之奇说：“太伯、虞仲都是太王（即周古公亶父）之子。太伯是嫡长子，因为不从父命，所以没有继承王位。虢仲、虢叔都是王季（即周文王之父）之子，是周文王的卿士，对周王室有功，功劳簿还藏在官府里。从历史上看，虢与晋的关系远比虞与晋的关系要亲。现在晋国连虢仲之后的虢国都要灭，它哪里还会爱我们虞仲之后的虞国呢？况且虞国能亲于晋献公的曾祖父桓叔、祖父庄伯吗？按道理，晋国应该是爱护桓叔、庄伯二族的。现在，桓叔、庄伯二族有什么罪过呢？却要遭到晋国杀戮，不就是因为地位尊崇而让晋献公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吗？对于至亲之人仅因其地位尊崇让他受到威胁就要加害，何况我们虞国是一个国家呢？”虞公对宫之奇的说法不以为然，说：“我祭祀神灵的祭品丰盛洁净，神灵一定会保佑我的。”宫之奇见虞公听不进去，又开导说：“臣听说有这样一句话：鬼神并不是亲近所有人，而是依附那些有德之人。所以《周书》里有句话说：‘上天没有特定的亲近之人，而只辅助有德之人。’又说：‘不是祭祀的黍稷有香气感动神灵，而是人君有德才香气远溢，感动神灵。’又说：‘人们祭祀鬼神不必更换祭品，只有有德者的祭品，鬼神才会享用。’如此看来，若人君无德，那么人民不会亲附，鬼神也不会接受其祭祀的供物。鬼神所凭依的，只是人君的德行。如果晋国要并吞了虞国而修明道德，再以馨香的祭品祭鬼神，难道鬼神享用的东西还会吐出来吗？”但是，虞公仍然听不进宫之奇的谏言，最终还是答应了晋国的使者，同意借道于晋以伐虢。宫之奇觉得虞公不可救药，预计虞国必将灭亡，便带着全族之人离开了虞国，临行前对人说：“虞国等不到腊祭那一天了。晋国之师灭亡虞国就在此次灭虢行动中，不用另外发兵了。”鲁僖公五年冬十二月初一，晋国攻灭了虢国，虢公丑出逃而至周都。晋国军队回师途中，驻扎于虞国，趁机袭击了虞国，将虞国灭了。
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宫之奇与虞公都是“职业政治人”，他们对话的议题是借道于晋国的问题，是关乎虢国与虞国生死存亡的大事，所以这个对话内容明显属于政治修辞。但是，从宫之奇与虞公的对话来看，宫之奇为了谏阻虞公借道于晋，在语言表达上付出了极大的经营努力，运用“引用”与“设问”手法，建构了很多“引用”修辞文本与“设问”修辞文本，以期借祖宗的嘴为自己代言，并通过反问的语气，提升谏止借道于晋的说服力。结合宫之奇的虞国大夫的政治身份，还有他跟虞公对话的话题属性，以及他为说服虞公在语言表达上的经营努力表现，我们可以确定作为交际者的宫之奇，在这次对话中属于政治修辞主体。但是，受交际者虞公却不是政治修辞主体。这是因为虞公虽是“职业政治人”，跟宫之奇对话的话题也属于政治议题，但他在跟宫之奇的对话互动中始终没有在语言表达上作出过经营努力，都是直来直去的寻常表达，没有在反驳或拒绝宫之奇谏说的过程中运用过任何修辞手法以提升其反驳或回绝的力度，而只是以权力的傲慢简单粗暴地予以回应。因此，在这场政治修辞中，虞公不是政治修辞主体，而只是一个政治修辞受体，属于受交际者的角色。
第二种情形是，如果交际双方都是“职业政治人”，言语交际时涉及的话题或议题跟政治问题有关，且在语言文字表达上有经营努力，那么二者都有可能成为政治修辞的主体和受体（表达时是主体，接受时是受体）。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司马景王东征，取上党李喜以为从事中郎。因问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来？”
喜对曰：“先公以礼见待，故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喜畏法而至耳。”（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第二》
）
上面的文字记载，说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司马师（即司马景王）出兵伐东吴时，以威逼手段胁迫上党人李喜为从事中郎（帝王的近侍官，相当于高级幕僚）后，曾不无得意地问李喜：“以前，先公（指司马师之父司马懿）征召您，您不肯应召就职；如今孤下令传唤您，您怎么就来了呢？”李喜心知司马师这是在以势压人，虽然心理上极度厌恶，但迫于现实政治，也不能实话实说，遂婉转有致而又不卑不亢地回答道：“先公以礼见待，故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喜畏法而至耳。”《世说新语》没有记载司马师听了李喜的话是什么反应，想必应该是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在这个故事中，交际者是司马师，受交际者是李喜。司马师的身份，众所周知，是三国曹魏时代权臣司马懿的长子，亦是司马懿死后曹魏政权的实际权力执掌者，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是西晋王朝的开创者与奠基人，既是晋文帝司马昭之嫡长兄，也是晋武帝司马炎之嫡伯父。西晋取代曹魏而一统天下后，被追封为景皇帝。李喜是曹魏时代的高士，颇负名望，司马懿操控曹魏时代朝政时，为了篡夺曹魏政权，培养自己的势力，就想拉拢李喜。但是，李喜早就看清了司马氏与曹氏斗争的残酷现实，于是就想回避，不愿卷入政治斗争旋涡。故此司马懿请他为官，他婉言谢绝了。当时，司马懿为了维持局面，还不敢公然迫害高士李喜，所以李喜能够推托掉司马懿所封的官职。但是，到了司马师时期，司马氏篡魏的野心已不再隐瞒了，迫害异己分子也变得公开化了。因此，在此情势下，司马师召命李喜出来做官，李喜就不敢再推托和拒绝，于是便成了司马师东征的幕僚。这样，也便有了上述故事中李喜与司马师的一番问答。从司马师与李喜的身份，我们可以清楚地见出，这场对话的交际双方都是政治修辞学意义上典型的“职业政治人”，他们的对话内容涉及的是司马懿与司马师二人对于网罗人才的态度，属于政治议题。因此，他们的对话明显具有政治修辞的性质。在这场政治对话中，交际双方互为交际者与受交际者（司马师说话时是交际者，李喜是受交际者；李喜回答时，李喜是交际者，司马师是受交际者），二人的一问一答之所以都显得非常耐人寻味，被《世说新语》记载下来成为历史佳话，乃是因为二人的问答都在语言表达上作了经营努力。司马师的问话：“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来？”表面上是说：“昔日我爹礼贤下士，对你礼遇有加，客客气气请你出山为官，你却不肯就任；今天我令人传召，你怎么就来了？”好像只是一个简单的疑问句，实际上并不是如此，而是运用“折绕”手法建构的一个修辞文本，表达的是这样一层意思：“李喜，你为何敬酒不吃要吃罚酒，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很明显，这是以权力者的傲慢向德高者的清高示威。不过，这种示威意味由于表达得比较婉转，所以就显得不是那么咄咄逼人，而是略带一点脉脉温情，不失一个政治人物的风度。作为受交际者，李喜听懂了交际者司马师的话外音、弦外意。所以，当他随着话轮转换而成为交际者回答问题时，就展现出比司马师更高的政治修辞智慧。从修辞学的视角看，李喜对司马师问话的回答——“先公以礼见待，故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喜畏法而至耳”，也是一个运用“折绕”手法建构的修辞文本。乍听起来，这话说得似乎很客观、很中听；既回答了自己前后行为不一的原因，又歌颂了司马懿礼贤下士、司马师法治清明的圣武。
其实，李喜话里有话，绵里藏针，这句话真正要表达的深层语义不是歌颂，而是讽刺、批评，饱含着对司马师作威作福、实行高压政治手段的血泪控诉。
正因为如此，李喜的回答才会被传为政治修辞的佳话，被《世说新语》记载下来而流传千古。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见出，司马师与李喜都是政治修辞的主体，同时也是政治修辞的受体。因为他们同时符合了三个条件：一是他们都是“职业政治人”，二是他们对话的议题涉及政治问题，三是他们在语言表达上都作了经营努力（都运用了“折绕”修辞手法）。这三个条件决定了他们的对话具有政治修辞的属性，因而他们也就自然成为政治修辞的主体与受体。
第三种情形是，如果交际双方有一方是“职业政治人”，而另一方不是“职业政治人”，但是“非职业政治人”在与“职业政治人”的言语交际中主动作为，巧借某一政治话题或议题的交流而临时获得“角色政治人”的身份，且在语言文字表达上有所经营努力，那么“非职业政治人”就可以成为政治修辞的主体，而“职业政治人”则成了政治修辞的受体。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秦二世议欲漆京城，优旃曰：“善，主上虽无言，臣固将请之。漆城虽于百姓愁费，然漆城荡荡，寇来不能上，固是良策；但漆物必用荫，城漆可办，顾难为荫室耳。”二世笑而止。（明·乐天大笑生《解愠编》卷十一
）
上引这则记载，说的是这样一个故事：秦二世一天突发奇想，想将京城咸阳油漆一遍。这当然是非常荒唐的想法，所以没有得到任何大臣的赞同。但是，伶人（供皇帝娱乐的弄臣）优旃却表示赞同，对秦二世说道：“皇上的主意好！皇上即使不说，微臣也会坚决请求皇上这样做。油漆城墙，虽然对于百姓来说会增加点赋税负担，但是漆城荡荡，寇来不能上，这本来就是良策。不过，有一点，微臣要提醒皇上，漆城时必须让漆荫干，不能在太阳底下暴晒。所以，漆城不难，只是要找一个足够大的荫室！”
秦二世并不傻，一听优旃这话，立即明白了什么意思，遂大笑而作罢。
在这个故事中，秦二世是话题抛出者，从言语交际学的视角看，属于交际者；优旃是顺承秦二世话题的应接者，属于受交际者。从政治修辞学的视角看，秦二世是皇帝，当然是典型的“职业政治人”。优旃是伶人，不算“职业政治人”。但是，因为他跟秦二世对话，谈论的油漆京城的话题属于政治议题，所以在此特定的政治情境下获得了“角色政治人”的身份。作为“角色政治人”，优旃巧妙地利用话轮转换的机会，实现了由受交际者到交际者的身份转换（秦二世提出油漆京城时，秦二世是说话人，属于交际者；优旃是听话人，属于受交际者。优旃借机回应秦二世的提议时，则是说话人，属于交际者），利用自身的优伶身份，通过说笑的方式对秦二世漆城的荒唐计划予以谏止。但是，他的谏止不是直来直去，更非实话实说，而是在语言表达上作了经营努力，运用了“承转”修辞手法，先顺着交际者秦二世的意思，说漆城计划是个好想法，然后再逆转语义指向，指出漆城想法的荒唐性，表意婉转含蓄而又不失机趣，既照顾了秦二世的面子，又以滑稽诙谐的表达娱乐了秦二世，让秦二世愉快地接受了其谏议，从而顺利实现了自己预期的政治修辞目标（谏止秦二世的漆城计划），由此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政治修辞的佳话。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见出，伶人优旃虽然不是“职业政治人”，但是在与“职业政治人”秦二世交际沟通的特定政治情境下临时获得了“角色政治人”的身份，同时谈论的话题又具有政治谏议的性质，提出谏议时在语言表达上作了经营努力（运用了“承转”修辞手法），达到了预期的政治修辞目标，因此，在跟秦二世的政治对话中，优旃作为受交际者成为政治修辞主体。而秦二世作为交际者，则在话轮转换中变成了受交际者，成为政治修辞的受体，而没能成为政治修辞的主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虽是“职业政治人”，对话的议题（漆城）也具有政治属性，但在对话中他没有在语言表达上作出过经营努力，因此他的表达不是修辞，自然也不能成为政治修辞主体。
由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见出，政治修辞主体与政治修辞受体是两个具有特定内涵的学术概念。政治修辞受体，是相对于政治修辞主体而存在的。因此，成为政治修辞学意义上的政治修辞受体并不难。只要他是一个“职业政治人”或是“角色政治人”，在跟政治修辞主体（交际者）进行言语交际时交际内容涉及政治话题或议题，且能理解（听懂或读懂）政治修辞主体（交际者）政治修辞的微言大义，那么他就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政治修辞受体。但是，要想成为政治修辞学意义上的政治修辞主体，则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首先是必须具备“政治人”（包括“职业政治人”或“角色政治人”）的身份，其次是跟具有“政治人”身份的受交际者交流沟通（包括口头或书面）的内容必须涉及政治议题或话题，再次是在跟受交际者交流沟通时必须在语言文字表达上作出过经营努力。之所以强调要具备“政治人”的身份，是因为只有具备了“政治人”的身份，交际者与受交际者谈论的政治议题或话题才会通过参与交际的“政治人”对现实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强调交流沟通的内容必须涉及政治议题或话题，是因为内容与政治无关，就不具备政治修辞的属性；强调在语言文字表达上的经营努力，是因为没有语言文字表达上的经营努力，就谈不上修辞。而谈不上修辞，自然也就不能成为政治修辞。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政治修辞主体，可以是某次政治修辞活动中的交际者，也可以是受交际者，还可以是交际者与受交际者双方。交际者是政治修辞主体的，如前文我们举到的宫之奇谏借道之例，主动向虞公（虞国国君）进谏，阻止其借道于晋以伐虢的宫之奇是交际者，同时也是政治修辞主体（受交际者虞公虽是“职业政治人”，但他在对话中没有在语言表达上作出过经营努力，不是修辞者，自然也就不是政治修辞主体，而只能是政治修辞受体）。受交际者是政治修辞主体的，如前文我们举到的优旃谏止秦二世漆城之例，对秦二世漆城计划提出反对意见的优旃（伶人，在与秦二世对话中获得“角色政治人”身份）本来是受交际者，但在进谏过程中，经由话轮转换而从受交际者转换成交际者，最终成了政治修辞主体。而原来提出漆城计划的交际者秦二世，虽然是典型的“职业政治人”，但他提出漆城计划时没有在语言表达上作出过经营努力，不是修辞者，自然也就不是政治修辞主体。交际双方都是修辞主体的，如前文我们举到的司马师与李喜的对话之例，交际者司马师与受交际者李喜都是“职业政治人”，谈论的话题涉及政治问题，二人表情达意时都在语言表达上作出过经营努力，所以二人都是政治修辞的主体（司马师是第一话轮中的政治修辞主体，李喜是第二话轮中的政治修辞主体）。
上文我们说过，政治修辞受体的确认，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政治修辞主体的确认虽然有点复杂，但根据上文提出的三个标准，也是可以清楚界定的。不过，还有一点值得指出，那就是作为政治修辞文本（包括口头与书面）的建构者，政治修辞主体事实上还存在“有定”与“未定”两种情况。
“有定政治修辞主体”，是指政治修辞文本（包括口头与书面）的建构者是确定的，是某一个具体的、个体的人。如上文我们举到的谏说虞公借道于晋的宫之奇，暗讽司马师专制的李喜，嘲讽秦二世漆城荒唐的优旃，都是“有定政治修辞主体”，因为他们都是特定政治情境下政治修辞文本（包括口头与书面）的确切建构者。
“未定政治修辞主体”，是指政治修辞文本（包括口头与书面）的建构者是不确定的。如《后汉书·五行志（一）》记载的汉末民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是以“映衬”手法建构的政治修辞文本，抒发的是对汉末社会黑白颠倒的现实政治世情的无奈之情。又如《后汉书·五行志（一）》所载民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是以“析字”手法建构的政治修辞文本，是对乱国者董卓（“千里草”是“董”字的析分，“十日卜”是“卓”字的析分）的诅咒。又如元末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是以“协律”手法建构的政治修辞文本（“眼”与“反”押韵协调），是鼓动民众起来造反，推翻元朝腐朽统治的。再如 1915年民谣“大总统，洪宪年，正月十五卖汤圆”，是以“双关”手法建构的政治修辞文本，表达了广大中国人民对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废除中华民国体制，恢复帝制的愤怒之情（“汤圆”又称“元宵”，谐音“袁消”，即袁世凯消灭）。以上这些民谣都是典型的政治修辞文本，但是它们的建构者的身份都难以确切认定。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在中国封建时代言论极其不自由，发布不利于统治者的政治言论往往会因言获罪，遭遇政治风险甚至生命危险。所以，一些抒发对现实政治不满或是鼓动造反的民谣，往往以无名的形式在民间流传，很难确切认定其文本建构者。事实上，这类政治修辞文本往往不是由某一个个体独立建构出来的，而是由众人集体创作的，或是文本建构出来后在流传过程中又经他人加工润色，因而文本的建构者就变得更加复杂了。诸如此类的政治修辞文本的建构者，就是我们所说的“未定政治修辞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