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政治修辞

前文我们已经清楚界定了“政治”一词的概念内涵，也讲清了“修辞”一词的源头及学术界对于“修”“辞”二字字义所指的不同理解，说明了“修辞”一词作为学术术语的具体内涵。在此基础上，我们给“政治修辞”下这样一个定义：

所谓“政治修辞”，就是政治人（特定身份的交际者、说写者）“为了达到特定的交际目标而应合题旨情境” ，发挥创意造言的智慧，有效调动语言资源，动用一切有效的表达手法，为实现达意传情效果最大化而在语言文字经营上所作的一切努力。

这个定义跟前文我们所下的“修辞”的定义，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但有一个关键点是需要引起大家注意的，这就是“政治人”这一概念。了解了“政治人”这一概念的特定含义，那么也就容易理解上述“政治修辞”的定义了。

政治人，从言语交际学的视角看，就是一个具有特殊身份的“交际者”或曰“说写者”。只不过，跟普通的交际者（或曰“说写者”）不同，这里的交际者不是普通的自然人，而是一个具有特定政治身份的人，或是在特定的政治情境下临时被赋予了政治人角色身份的人。前者我们可以称为“职业政治人”，后者可以称为“角色政治人”。

职业政治人，就是以政治工作为职业、具有特定政治地位与党政职务的人。如现代西方世界的国王、女王、总统、总理、首相、部长、州长、国会议员等；中国古代社会的皇帝、宰相、大臣、谏官以及各级朝廷命官等。

角色政治人，是指自然人在跟职业政治人谈论政治话题时，经由当时特定的政治情境而临时获得政治人身份的交际者。这个政治人身份的获得，就像演员饰演某一角色所获取的身份一样。例如：

太祖初渡江，至宋石，驻薛妪家。饿甚，坐谷笼架上。问妪此何物，对曰：“笼床。”烹鸡为食，问何肉，曰：“炖鸡。”饭以大麦饭，曰：“仁饭。”太祖嘿喜。盖龙床、登极、人范，皆语吉也。天下既定，召妪赏之，至今有薛家洼云。（明·文林《琅琊漫钞》 ）

上引这段文字，是明成化年间进士文林所记的一则野史，说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明太祖朱元璋趁着元末乱世迅速崛起，势力坐大后，率军从长江北岸南渡，攻打元朝的南方战略重镇集庆（即今天的南京）。大军渡江后，兵至宋石，朱元璋借住在一户薛姓人家。薛家老婆子特别善解人意，当时朱元璋正饥肠辘辘，她就给他备饭。而与此同时，朱元璋则坐在谷笼（大约是南方盛放稻谷叫作稻箩一类的农具）架上休息。因为一直都是生活在北方，朱元璋从未见过南方的这种农具，遂好奇地问薛婆子。薛婆子察言观色，早就看出了朱元璋的身份，知道他非普通人。她大概还知道，朱元璋率领的这些军队是造蒙古人的反，汉人大将军肯定都有登基坐殿的野心，遂有意讨好地回答说：“笼床。”朱元璋一听，大为高兴。过了一会儿，薛婆子将炖好的鸡肉送上来。朱元璋大概没见到她杀鸡的过程，所以不知她端上来的是什么肉，遂顺口问了一句。薛婆子乃乘机回答道：“炖鸡。”朱元璋听了，更是高兴。待朱元璋吃完了鸡肉，薛婆子又端来一碗大麦饭。朱元璋又问，她回答道：“仁饭。”朱元璋听了更是心里窃喜，嘿嘿直笑。因为他知道，薛婆子说“笼床”“炖鸡”“仁饭”乃是谐音双关“龙床”“登极”“人范”，而这些词都是吉利语。朱元璋打下天下，登上皇帝宝座后，立即召见了薛婆子，并重赏了她。薛婆子所住的薛家洼，至今犹在。

从上述这个故事情节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见出，故事中的薛妪只是元末中国江南农村的一个乡下老婆子，没有任何政治身份。但是，因为跟她对话的受交际者朱元璋是典型的政治人（汉人起义军领袖），对话的内容实质上是肯定与赞赏朱元璋率领农民起义、推翻元朝统治的行为，表达的是希望朱元璋能够起义成功，取代元廷，坐龙床、登极为帝、为万民之表率（即“人范”）的良好祝愿。她在这场由自己一手导演的戏码中获得了角色政治人的身份。本来，朱元璋问她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事情，对话内容无关政治。如果薛妪真想讨好朱元璋，要说一些令朱元璋高兴的吉利话，完全可以不涉及政治话题，要演戏也只是日常生活的戏码。但是，薛妪却将吃饭休息的日常生活政治化，将之与登极坐殿的朝代鼎革大事联系在一起，由此将一场主客间应酬的日常生活戏码演成了一场政治戏码。可见，上述故事中的薛妪不仅是一个政治人，而且还是一个超级的政治人。只是她的这个政治人身份不是职业政治人身份，而是由她刻意跟典型的政治人朱元璋进行政治对话的政治情境所临时赋予的。

要理解上面我们所下的“政治修辞”的定义，除了要对“政治人”这一概念的特定内涵有充分了解外，还要特别注意一个关键词，这就是“题旨”。众所周知，“题旨”是修辞学上的一个术语，指的是交际者（也可以称之为“修辞者”）说写表达时所要传达的思想或情感。“政治修辞”定义中的“题旨”，当然也与说写所要表达的思想或情感有关。但是，跟自然人的日常修辞不同，政治人的政治修辞所要表达的思想与情感都带有政治色彩，是就某一政治议题或话题所提出的政治主张或思想理念，是就某一政治议题或话题所持的立场或情感作出的政治表态。如果说得再直白、通俗点，就是说写的内容一定要跟政治上的人与事有关涉，不能是无关政治的家长里短，或是日常生活中自然人之间的那种海阔天空的闲聊。如果说写的话题或议题无关政治，那么，即使交际者与受交际者双方都是职业政治人，他们说写表达时在语言文字上的一切经营努力也都不是政治修辞。如：

有一天，参政员开会休息时，三三两两坐着闲谈，有人讲了些嘲笑胡子的笑话，说完还对沈老（沈钧儒）发笑，沈老是有一口不算小的胡子的。他立即笑着说：“我也有一个胡子的笑话可以讲讲。”大家很诧异。沈老接着说：“当关、张遇害之后，刘备决定兴兵伐吴，要从关兴、张苞二人中选一个当正先锋，叫他们当场比武，结果不分胜负，又叫他们各自讲述他们父亲的本领。关兴说他父亲过五关、斩六将；斩颜良、诛文丑，杯酒斩华雄，讲了一大套。张苞也说他父亲如何一声喝断灞陵桥，‘如何’三气周瑜芦花荡等等，说得也有声有色。关兴急了，说：‘我父亲丹凤眼，卧蚕眉，一口长髯，飘到胸口，人称美髯公，你爸爸比得了么？’正讲到这里，关羽忽然在空中‘显圣’了，横刀怒目对关兴说：‘你老子有这么多长处你不说，单提老子的胡子做什么？’”自然，大家听完也是哄堂大笑。（徐铸成《旧闻杂忆续篇·王瑚的诙谐》 ）

在上引这则故事中，不论是说笑话的交际者，还是听笑话的受交际者，都不是普通的自然人，而是国民参政会（抗日战争期间由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组成的最高咨询机关，是一个具有广泛政治影响的议会机构 ）的参政员，是典型的职业政治人。作为交际者的沈钧儒，对于其他参政员拿他的胡子开玩笑的行为虽有不满，但是又不便于直接发作，直言斥其无聊。所以，为了表达内心的不悦之情，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同僚之谊与政治人物温文尔雅的风度，他便运用讽喻修辞手法，即兴编造了一个关兴与张苞比武而关羽显圣的故事，借故事中的关羽之口，不仅婉转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之情，同时还顺手牵羊地讽刺了其他参政员拿他胡子开玩笑的无聊行为，既讨了别人的便宜，又以生动的表达娱乐了大家，由此在中国政坛传下了一段佳话。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即使故事中的交际者沈钧儒是典型的职业政治人，受交际者（众参政员）也是典型的职业政治人，沈钧儒为了实现其达意传情效果最大化的预期目标（讽刺参政员拿他胡子说笑的无聊行为）而在语言表达上作了经营努力（运用讽喻修辞手法即兴编造故事），并且在事实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但是他通过即兴编造故事而在语言表达上所作的一番经营努力（即建构讽喻修辞文本），仍然不能算是政治修辞。因为关张比武、关羽显圣的笑话不是政治话题，不带任何政治色彩，跟自然人日常生活中运用一定的表达技巧讲笑话、娱乐大众的日常修辞没有任何区别。

由以上所举的两个例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交际者为实现其达意传情效果最大化的预期目标而在语言文字表达上所作的一切经营努力，到底是否算是政治修辞，关键不在于交际者与受交际者的身份是否属于典型的职业政治人，而是要看其说写表达的内容是否跟政治议题或话题有关。如果有关，则是政治修辞；如果无关，就不是政治修辞，而是日常修辞。

对于交际者为实现其达意传情效果最大化的预期目标而在语言文字表达上所作的一切经营努力是否属于政治修辞，上面我们提出了一个简单而客观的判断标准，即以交际内容在议题或话题上是否具有政治色彩，是否跟政治有关涉作为依据。然而，这还不够。因为在现实政治情境下，有时候职业政治人作为交际者在跟受交际者进行交际时，虽然达意传情的预期目标也是为其特定的政治任务服务的，但在议题或话题上却有意规避或淡化其政治性色彩，让受交际者觉得交际者是在跟自己闲话家常，感觉跟自然人之间的日常修辞没有区别。其实，并不然。事实上，交际者的闲话家常只是表面现象，受交际者需要透过特定的交际情境以及对交际者身份背景及其心理的了解去把握其潜在的政治目的。这种情况的政治修辞，我们可以给它一个术语，称为“隐性政治修辞”。而从交际议题或话题本身就能判别的政治修辞，则可以称为“显性政治修辞”。

显性政治修辞，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我们时时都能见到。如世界一些重要大国的外交部每日对外的记者会，各国报纸上有关国际与国内政治问题的评论，联合国大会上各国领导人根据大会主旨所作的代表本国立场的大会报告或发言，西方国家议会中不同党派的议员之间就某一政治议题所进行的交互诘难，等等，不一而足。在此，我们就不举例赘述了。

隐性政治修辞，出现的频率并不像显性政治修辞那样频繁，出现的范围也不像显性政治修辞那样广泛。但是，隐性政治修辞在政治生活中也并不是特别罕见，而是在古今中外的政治生活中时有所见。如：

张君嗣在益州，为雍闿缚送孙权。武侯使邓芝使吴，令言次从权请裔。裔自至吴，流徙伏匿，权未之知，故许芝遣裔。裔临发，乃引见，问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相如，贵土风俗，何以乃尔？”裔曰：“愚以为卓氏寡女，犹贤于买臣之妻。”（明·何良俊《语林·排调第二十七》 ）

上引文字，说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三国时代，刘备统治的蜀汉有一个重要人才叫张君嗣，即张裔，蜀郡成都人，为蜀汉一代名臣。据《蜀志》记载，张裔是专门研究《春秋公羊传》等先秦史的，但也博涉《史记》《汉书》等汉代历史，是个学富五车的大儒。东汉末年，董卓用兵夺权后，自任太师，专断朝纲。当时，董卓手下的吏部尚书（专门掌管官员的任免选拔）叫周毖，尚书郎叫许靖。许靖，字文休，很有政治头脑，他便与周毖共谋利用掌管官员选拔任免大权秘密选拔物色贤才，以作匡正朝廷之计。后来，许靖与周毖各自举兵想杀掉大奸董卓。结果失败，周毖被害。许靖幸得一命，后来辗转到了蜀中（即四川），并做了广汉太守。刘备占领四川，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蜀汉政权而称帝后，以许靖为太傅（即皇太子的老师），当时许靖已经七十岁了。许靖十分喜欢提拔后辈，爱举人才，喜欢清谈，品评人物优劣，当时是蜀汉德高望重的一位大臣，即使是丞相诸葛亮也是对他敬重有加的。正因为如此，凡经许靖称道的人，大致都是优秀的，丞相诸葛亮也是十分器重的。 在受许靖称道的蜀中人物中就有张裔。据说，“许靖当初一入蜀中，就觉得张裔机敏能干，认为他是钟繇（在曹魏时代曾官至太傅，书法与王羲之齐名，时人并称为‘钟王’。他的儿子钟会，则官至曹魏政权的丞相）之流的人才” 。正因为张裔在蜀地有很高的人望，所以刘备打下益州后，就任命他为益州太守。张裔奉命前往益州就职，不意却被雍闿捉住，缚送给了东吴的孙权。丞相诸葛亮知道后，立即派专使邓芝到东吴，让他想方设法说服孙权，把张裔给要回来。 邓芝奉命到了东吴，见到孙权后，按照外交礼仪向其提出了释放张裔的要求。但是，孙权却说他不知道有这么个人。邓芝以为孙权这是在推托，或是外交辞令。事实上，孙权还真的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儿。因为张裔被雍闿捉送到东吴后，吴国君臣并不了解他的重要性，所以张裔就在吴国到处流迁，隐姓埋名过日子。所以，孙权不知道张裔在吴国，这也是事实。要知道，在那个时代，信息本来就不怎么灵通，吴国的情报人员大概工作也不怎么得力，以至像张裔这样杰出的蜀国名臣被捉到东吴后，根本就没人向孙权报告。正因为孙权不知有这回事，更不知张裔为何许人也，所以当邓芝跟他提出要带回张裔时，孙权想都没想，就一口答应了。因为在孙权看来，两国交好，人员相互引渡本是平常之事，没什么大不了。但是，考虑到张裔是蜀相诸葛丞相派特使来要回的人，所以在张裔临走前，孙权就礼节性地召见了他。召见时，孙权以为张裔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四川人，也不算个什么人物，于是就没话找话，随口说道：“听人说你们蜀地以前有个寡妇，好像是姓卓，竟然跟司马相如私奔了，寡人很不明白，贵乡的风俗怎么会这样呢？”张裔一听孙权这话，就知道孙权这话不是随便说的，其意是在嘲笑蜀汉民风不淳。出于自尊心，更是出于维护蜀汉的国家尊严，张裔也就不客气，遂不卑不亢地回敬了孙权一句：“臣以为鄙国卓氏寡女，比起贵国的朱买臣之妻，似乎还要强点吧。” 据说，孙权后来了解到张裔的情况后，对于放走他感到后悔不迭。事实证明，张裔确是蜀汉英才，他一回到成都，即被诸葛亮任命为参军（重要幕僚，即高级参谋、顾问之类），署府事（代理相府日常行政事务），累加辅汉将军。

从以上所述张裔（即张君嗣）的身份背景与经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跟吴国之主孙权一样，是一个典型的政治人。他们有关两国民风问题的对话，看起来像是主客之间的闲聊，充其量也只是两个人在炫耀学识而已，完全无关政治。其实不然。他们的对话表面上是闲聊，实质上是外交博弈。而外交是政治的延伸，所以他们的博弈实质上就是政治博弈，属于政治修辞。因为二人为了实现其贬损对方国家的目的，都运用了用典修辞手法，在语言表达上作了经营努力。

孙权的话：“蜀卓氏寡女，亡奔相如，贵土风俗，何以乃尔？”讲的是这样一个典故：西汉时，蜀地临邛（即今之四川邛崃）有一巨富，名曰卓王孙。卓王孙膝下有一女卓文君，不仅善鼓琴，擅棋画，非常有才情，而且非常貌美，“眉色远望如山，脸际常若芙蓉，皮肤柔滑如脂”。凭着姿色与才情，卓王孙将其许配给某皇孙。不料，文君命运多舛，未成婚皇孙即离世。于是，文君只得寡居在家。其时，司马相如虽早已是著名的辞赋家与音乐家，却因家贫而不得志，正寄住在好友、临邛县令王吉处。王吉与卓王孙有往来，因而司马相如得以结识卓王孙。有一次，卓王孙在家宴请县令王吉，请司马相如作陪。卓王孙虽是商人，却也有附庸风雅之好。席间，主客免不了要奏乐作赋。司马相如早就闻知卓王孙之女有才有色，遂演奏了一曲《凤求凰》。卓文君早已慕相如之才，又闻知其风流倜傥，遂为其乐声挑动了芳心。于是，二人就互生了爱慕之心。但是，卓王孙坚决不允，百般阻挠。最后，卓文君无奈，只得与司马相如私奔，一同逃到了成都。到了成都后，二人无以为生，于是就在成都开起一家小酒店，文君亲自当垆卖酒。卓王孙闻之，深以为耻，只得给了女儿一笔钱，并将女儿与司马相如接回临邛。 今天我们都觉得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非常具有浪漫色彩，在中国历史上也不乏赞赏他们是为了爱情而勇敢冲破封建阻力的正人君子与才子佳人。但是，在孙权与张裔生活的三国时代，人们绝不会认同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私相结合的行为，更不会认为这是才子佳人的佳话，而一定会认为是有伤风化的可耻行径。因为在中国古代人的观念里，一个女人死了丈夫，要么殉情，要么守节，根本就不应该再嫁人。因为“烈女不嫁二夫男”，乃是社会习俗。而新寡的文君竟然爱上了别的男人，甚至还跟他私奔，这让当时的人们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正因为如此，孙权翻出这个典故，目的就是要让蜀汉出丑，讽刺蜀汉民风不淳。因为司马相如与卓文君都是蜀汉中人。 可见，孙权跟张裔讲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典故，绝不是日常闲聊与宾主应酬的寒暄，而是外交博弈，是一种典型的政治修辞。只是这种政治修辞的属性被表面的闲聊形式所遮蔽了而已，这是典型的隐性政治修辞。

下面我们再来看张裔回答孙权的话：“愚以为卓氏寡女，犹贤于买臣之妻。”这句话也是用了一个典故，说的是这样一个故事：西汉时，会稽吴（今属江苏）人朱买臣（字翁子），乃一介寒儒，家贫无以为生，每日靠上山打柴卖柴艰难度日。虽然生活艰难，但他从不气馁，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每日食不果腹，但仍行歌诵书，不以为意。他的妻子是个嫌贫爱富的人，看到自己的丈夫不长进，连妻子儿女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却还好意思每天信心满满，摇头晃脑读几卷破书。最后，他的妻子终于忍无可忍，坚决要求跟朱买臣离婚。但朱买臣仍然很乐观，就跟她说：“你眼光要放远点，困难只是一时的，你稍稍忍耐一下，我保证五十岁时一定会富贵发达的。现在我都已经四十岁了，再等我几年，那时富贵了，我会好好补偿你，报答你，好不好？”他的妻子不仅听不进去，而且觉得可笑，认为丈夫是在吹牛，是在做白日梦。于是，继续与丈夫闹，天天缠着他闹离婚。最后，朱买臣没有办法了，只得遂了她的心愿，跟她离了婚。朱买臣的妻子离婚后，不久就改嫁了一个田夫。毫无疑问，这个田夫家肯定要比买臣家过得好。没想到，到了汉武帝时代，朱买臣突然时来运转，得到当时的大官人严助的极力荐举，由不名一文的穷书生一夜间摇身成为会稽太守。平步青云，当了太守的朱买臣，走马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衣锦还乡，名义上是视察地方工作。史载，他衣锦还乡时是“乘传入吴”的，即坐着公家的车马回到家乡吴地。他坐在车里，一路走一路看，突然看到正在整治道路，迎接他这个太守的人群中有他的前妻与前妻现任丈夫。于是，朱买臣便命车夫停下车，“命后车载其夫妇舍园中”。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朱太守命令后面随行的车马把他的前妻及前妻现任丈夫一并载上，带到了一个高级别墅中。朱买臣的前妻被太守大人热情款待了一个月后，越想越惭愧，遂上吊自杀了。据历史记载，朱买臣后来竟然做到了丞相长史的高位，算得上是一个大器晚成者。 从上引故事所提供的上下文语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张裔之所以要跟孙权讲朱买臣的典故，绝不仅仅是主客应酬的原因，而是要对孙权先前借讲司马相马与卓文君私奔的典故来贬损蜀国民风不淳的不友好行为予以反唇相讥。只是因为他的反唇相讥是顺着孙权的问话而来，不仅显得非常自然得体，符合外交上的不卑不亢原则，而且用典非常巧妙、贴切，针对性很强。从表意的角度看，张裔所用朱买臣之典有二妙：一是因为朱买臣也是西汉时代的人，与司马相如属于同一个时代，二人有可比性；二是朱买臣的家乡在吴地，而吴地正是交际者孙权统领的国土。 正因为如此，孙权听了张裔所讲朱买臣之典，自然就能明白其真实的用意：相比于蜀汉，东吴的民风更坏。我们蜀汉的女子卓文君爱的只是司马相如的才华，悦的是他的风流才情；而你们东吴的朱买臣之妻爱的却是钱，嫌贫爱富。自然卓文君比买臣之妻品位要高了不少，蜀汉也自然比东吴要强。 可见，张裔跟孙权讲典故已经超出了日常生活与政治生活中宾主应酬答问中的斗嘴或炫才的范围，进入到外交博弈的层面，具有了鲜明的政治修辞色彩。只是这种色彩被孙权与张裔宾主二人温文尔雅的应酬答问形式所遮蔽，被其文人式的炫才示雅的谈吐所淡化，属于典型的隐性政治修辞。

隐性政治修辞，不仅出现于古代的外交情境下，也会出现于现代的外交情境下。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1979年 1月 1日，卡特政府最终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在中国的处境因此也有所不同了。1月份，精明干练的邓小平副总理到访华盛顿，我、威尔玛和白修德应邀前来参加卡特总统为邓小平举行的晚宴。于是我们乘坐同一辆出租车来到白宫东侧入口处，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的事件。低调而具有商务风格的入口处站满了目光锐利的年轻人，我们穿过走廊，走上楼梯，经过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管弦乐队，这时我们发现走廊两边每隔10英尺便站着一个身穿饰有金穗制服的年轻男女接待人员，其中男士英俊帅气，女士美丽大方。尽管如此，与英国皇家骑兵卫队不同，这些接待人员并没有眺望远方，而是礼貌但敏锐地注视着我们每个人。我意识到出于安全的考虑，这些接待人员的数量超过了宾客的数量，如果有什么意外发生，这些人立刻就能把我们全部打倒在地。我把这些想法告诉护送我们前往白宫东厢的那位热忱而帅气的军官，他回答说：“是的，还有一些你不会理解的事情。”

不久，房间里聚集了众多的社会名流，有些人有些面熟，而有些人则彼此认识。如同在任何一次东亚秘密会议上一样，我开始介绍朋友们互相认识，诸如将鲍大可介绍给比尔·西华尔（Bill Seawall），后者是泛美航空公司的总裁。但我发现温斯罗普街的行为方式都是喜欢避开法律合伙人和参议员。他们都不是研究生。

随后镁光灯亮了，媒体记者进入房间并聚集在房间的末端，于是我们便被推在众人面前。我较早通过了迎宾队列。经翻译（哈佛大学 1952届毕业生）提示，邓小平想起了我的名字。进入宴会大厅后，我找到了我的座位号和席位卡。我位于宴会贵宾桌首桌，我座位的右边是“雪莉·麦克莱恩”（Shirley MacLaine），左边则是“罗莎琳·卡特”（Rosalynn Carter）。

这真是莫大的荣幸！我大概是被视为30年来积极提倡中美关系正常化一派的代表，如今一切如愿以偿。然而我并没有为此制订计划，所作贡献还不足。然而能坐在著名女演员和第一夫人中间，就像一头驴见了干草垛。

这是一次没有主人的奇妙晚宴。我们处在一个真正的历史转折点，但我们席上连非正式的敬酒都没有。突然我想到了卡特政府整个体系面临的灾难。卡特总统坐在那里全神贯注地思索着什么，并没有将我们作为一个团体来照顾。罗莎琳·卡特就坐在他的一旁，美丽知性且十分善于交际。如果她能够帮忙处理她丈夫小团体的情况，或许他能够获得连任。

雪莉·麦克莱恩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因为她一直跟进了宴会的准备情况。她曾带领一个美国妇女名流团体前往中国旅行，受到了极大的文化冲击，令其以往所有经历失色。她故意询问“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位艺术家种植西红柿的事，以此套邓小平的话，邓小平回答说：“可能他喜欢西红柿。”

我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对话如下：

邓小平：“您贵庚？”

费正清：“72岁。”

邓小平：“我 74岁。”

费正清：“但您还有头发，我却没有了。”

邓小平：“显然您用脑过度了。”

真是错失良机啊！我们本应该斟酒一同追忆周恩来，随后再举行一场中国式的聚会。然而我什么也没有做，真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费正清：《我和邓小平的对话》，载《北京晚报》，2013年 8月 26日；又见《人民网》：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3/0826/c22219-22699283.html）

这个故事中的交际者邓小平，不仅在中国妇孺皆知，在世界政坛也是众所周知，属于典型的职业政治人。故事中的受交际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与汉学家，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和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创始人。 从身份上来说，费正清是学者，属于自然人的角色。但是，因为他是美国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1979年邓小平访美是为了中美建交的大事而去，费正清作为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的中国问题顾问，在中美建交的特定政治情境下，参与到了中美建交这一具有世界影响的政治与外交事件中，自然便被赋予了一种“政治人”的角色身份，属于前文我们所说的“角色政治人”。加上他跟邓小平对话时的具体情境是在卡特总统为邓小平举办的宴会上，这样，费正清的“角色政治人”的身份就更明显了。这次对话的交际者是邓小平，受交际者是费正清。从言语交际的视角看，“邓小平问费正清年龄，这是中国式的关爱友好。费正清得知邓小平比他年龄还大两岁后的感慨，则是西方式的恭维逢迎。邓小平最后再度回应，可视为中国式投桃报李的礼貌客套。二人在卡特总统举办的宴会上相聚的这番闲聊，看似没有什么明确的交际目标，实际上则有潜在的交际目标，这就是相互示好，活跃宴会气氛，为营造中美两国友好的关系暗中添柴加温” 。如果邓小平与费正清都是普通的自然人，而非政治人，如果他们二人的对话不是在中美建交与卡特总统为邓小平举行的国宴这一特殊情境之下发生的，那么交际者邓小平为了示好于受交际者费正清而在语言表达上的经营努力（用“贵庚”表尊敬），就是自然人的日常修辞。然而，事实上邓小平不是寻常的自然人，而是职业政治人，费正清也不是普通的自然人，而是特定政治情境下的“角色政治人”，再加上中美建交的大背景与卡特总统的国宴场合这些政治情境要素的加持，这便让邓小平跟费正清的闲话家常成了典型的政治修辞。因为这一修辞行为有着鲜明的政治取向，意在为中美友好关系的建立筑牢政治情感的基础（费正清对中国的认知能够左右卡特总统与美国政界人士对中国的认知）。

政治修辞在表现形式上有多种，如西方国家的总统国情咨文，议会中的质询与答询，不同党派议员之间的交互诘难，总统、首相、国会议员、州长以及地方议会议员竞选活动中不同候选人的政策宣示与政治承诺、政治口号以及不同竞选人之间的唇枪舌剑，外交官员在外交场合的正式发言，政府部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代表政府的讲话、表态，等等，都是典型的政治修辞。因为这些口头的表达都需要说话人（职业政治人）适应特定的题旨与情境的要求而在语言表达上作一定的经营努力，不是信口开河、不假思索、张口就来的。现实政治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许多职业政治人在公开场合的讲话都是一字一顿、字斟句酌的，这就是他们在语言表达上进行经营努力的表现，属于一种政治修辞行为。

又如，中国古代大臣写给皇帝的奏章，皇帝任免官员或颁行政令的诏书，官府上传下达的公文，官府为安定民心而发布的各种安民告示，等等，也是典型的政治修辞。因为这些书面的表达都是非常讲究程式与字句的，是写作者（职业政治人）适应特定的题旨与情境的要求而在文字表达上作一定的经营努力，不是信手拈来、无须推敲、一挥而就的。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皇帝的诏书，还是官府的公文，都是由专人负责起草的。之所以由专人负责起草，乃是因为诏书与公文跟治国安邦有极大的干系，不容有任何的差错，表情达意要准确圆满。而要达到这种要求，就非要有极好的文字表达能力不可，也就是要擅长在文字表达上经营努力，有高度的文字表达技巧。相比于口头表达，书面表达上的经营努力空间更大，也更为中国古人所看重。《论语》十四《宪问》篇记载孔子说过这样的话：“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译成现代汉语，就是：郑国外交公文的写作，先由裨谌起草，然后由世叔提出修改意见，再经外交家子羽进行修改，最后由东里子产（即公孙侨、公孙成子，郑国最著名的政治家）加工润色定稿。孔子讲的虽然只是外交公文的写作，但其他公文写作受重视的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政治人都特别重视在书面表达上进行文字经营努力。也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中国古代名臣写给帝王的奏章书信，或是讨论国家大政的政论文章，诸如汉人贾谊的《过秦论》、晁错的《论贵粟疏》、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三国时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后出师表》，晋人李密的《陈情表》，唐人韩愈的《争臣论》，宋人欧阳修的《朋党论》、苏洵的《辨奸论》，等等，都是在文字表达上经营努力有成的政治修辞范本，是千古传诵的雄文。

除了上述诸多形式外，政治修辞还有其他很多形式。如中国古代的咒语、谶言、民谣、口号，乃至诗歌，其中不少就不乏政治修辞的属性。比方说，《尚书·汤誓》中的“时日曷伤，予及汝皆亡”，是夏末民众诅咒暴君夏桀的咒语，意思是说“你这个太阳为什么不毁灭？如果你毁灭，我宁愿与你一同毁灭”，这是运用比喻与设问的修辞手法，强烈地抒发了广大人民对暴君夏桀的无比愤恨之情。又比方说，《古诗源·桓灵时童谣》中的汉代童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运用映衬修辞手法，深刻地揭露了汉代人才举荐制度的黑暗情形。又比方说，唐末大诗人皮日休的《打油诗》“欲知圣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圣人名，果头三曲律”，是鼓动民众起来追随黄巢一起造反的谶言，属于政治预言诗，运用析字修辞手法（“田八二十一”，离合的是“黄”字；“果头三曲律”，离合的是“巢”字 ），神化黄巢是圣人，为其造反进行宣传造势。又比方说，秦末戍卒陈涉揭竿而起，举旗反秦时发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运用设问修辞手法，鼓动因雨失期当斩的九百戍卒一同起来造反。再比方说，唐代高适揭露军中腐败的《燕歌行》，杜甫反对战争的《兵车行》，白居易讽刺唐玄宗荒淫误国的《长恨歌》，都是以诗歌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跟上述咒语、谶言、民谣、口号一样，都在语言文字表达上进行了经营努力（运用了特定的修辞手法），明显都具有政治修辞的性质。 2R9LrVvAR0pNxz4Bla5F55syQntWFhH8wQ7PhRY0uMWa6w5afonlech8FlMtEG2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