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修辞

与政治学一样，修辞学也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问，因此有关“修辞”的定义也非常多，而且分歧很大，让人莫衷一是。正因为如此，有必要在此先对“修辞”这一概念进行一番明确界定。

“修辞”一词，就现存可见的汉语文献来看，其最早的源头见于先秦《易·乾·文言》：“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唐人孔颖达《周易正义》疏曰：“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者，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内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故云居业也。”可见，先秦时代孔子所说的“修辞”是指“修理文教”，意谓对人民加强道德文明教育，是治天下的一项功业所在，不是指在语言表达上讲究技巧。但是，后来人们对“修辞”二字的含义作了望文生义的理解，所以“修辞”二字便由原来的一个词变成了一个动宾短语，“修”被解释为动词“修饰”或“调整”“适用”“加工”“选择”等，“辞”被解释成了名词“言辞”或“语辞”。由此，“修辞”二字遂由先秦时代的一个政治词汇变身为后代的修辞学术语。如宋人文天祥在谈到修辞与德业的关系时，曾对孔子所说的“修辞立其诚”及“修辞”二字作过如下阐释：

修辞者，谨饬其辞也。辞之不可以妄发，则谨饬之，故修辞所以立其诚，诚即上面忠信字，居有守之之意，盖一辞之诚，固是忠信；以一辞之妄间之，则吾之业顿隳，而德亦随之矣。故自其一辞之修，以至于无一辞之不修，则守之如一，而无所作缀，乃居业之义。……上言修业，下言修辞；辞之修，即业之修也。……辞之义有二：发于言则为言辞，发于文则为文辞。（南宋·文天祥《文文山集》卷十一《西涧书院释菜讲义》 ）

可见，文天祥不仅将修辞与德业联系到了一起，而且明确将“修辞立其诚”作为修辞的准则提出来，这跟孔子的原话在含义上有了根本的区别。除此，文天祥还第一次明确将“修辞”解释为“谨饬其辞”，即将“修辞”二字看成一个动宾短语，将“修”解释成动词“谨饬”，而将“辞”明确解释为“言辞”与“文辞”。

尽管宋人文天祥事实上已经对孔子“修辞立其诚”的“修辞”二字作了重新阐释，使之由一个政治概念变成了一个学术术语，但是现代中国修辞学者对于“修辞”二字的理解却仍然存在着分歧。其中，在对“修”字的理解上，大家的分歧最大，或认为“修”字是指“修饰”，或认为是指“调整”与“适用”，或认为是指“加工”，或认为是指“选择”。

主张“修饰”说者，自古以来都有。如明人武叔卿曰：“说理之辞不可不修；若修之而理反以隐，则宁质毋华可也。达意之辞不可不修；若修之而意反以蔽，则宁拙毋巧可也。” 这就是典型的“修饰”说。现代学者中，主张“修饰”说者也不乏其人，如杨树达所著的《汉文文言修辞学》中，对于“修”字的解释是：“《说文解字》九篇上《彡部》云：修，饰也。从彡，攸声。段玉裁注云：修之从彡者，洒刷之也，藻绘之也。《论语》十四《宪问篇》云：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左传》成公十四年云：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公羊传》庄公七年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 虽然没有一字是杨树达自己的意见，但根据其所引《说文解字》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释义及为其佐证的《论语》《左传》《公羊传》的三个例证，足以表明其是主张“修饰”说的。又如张弓在其所著的《现代汉语修辞学》中对“修辞”所下的定义，虽然没有用“修饰”一词，而是用了“美化”一词，但意思是一样的。其定义是：“修辞是为了有效地表达意旨，交流思想而适应现实语境，利用民族语言各因素以美化语言。” 并特别加以说明道：“古语：‘言以文远’（《文心雕龙·情采》赞语，暗用《左传》的话。《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以及‘情欲信而辞欲巧’（《礼记·表记》），这两句话正可以借来帮助说明这个问题。” “这‘文’就是‘文饰条理’，就是我们说的‘美化’。‘言以文远’就是‘语言因为美化才能够传远垂久’，这就是说明语言美化的功能。‘情欲信而辞欲巧’是说内容要真实而文辞要‘美化’，‘巧’可以当作‘美化’。这句话和《易·文言》中的‘修辞立其诚’意思相近。这是说明语言美化与表达态度的关系，说明语言美化与表达的真诚态度的相应关系。” 可见，张弓是典型的“修饰”说持论者。又如李维琦在其所著《修辞学》的“绪论”部分，给“修辞”下的定义是：“修辞就是修饰词语，充分发挥语言的交际功能。” 可谓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修饰”说的观点。又如姜宗伦在其所著的《古典文学辞格概要》中，也对“修辞”的含义有明确的界定，说：“修辞就是修饰词语，就是对语言进行修改、加工、润色，就是通过对语言的整理修饰，来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 可见，其是典型的“修饰”说持论者。除了修辞学者外，其他非修辞学者的语言学者也有持“修饰”说的。如《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对于“修辞”的释义是“修饰文字词句，运用各种表现方式，使语言表达得准确、鲜明而生动有力” 。作为汉语最权威的词典，《现代汉语词典》不仅是第六版（2012年）如此确凿地坚持“修饰”说，而且是长期以来一直坚持此说。如第三版的释义，跟第六版的释义一字不差。可见，《现代汉语词典》的编者们作为非修辞学专业的学者，其所持的“修饰”说观念几十年、几代人都没有改变，可谓是根深蒂固。虽然其观点不能说是主流，但对数量众多的非修辞学专业人士及普通大众来说，其影响是最大的。

主张“调整”与“适用”说的代表是陈望道，其在所著的《修辞学发凡》中不仅明确地阐明了自己所提出的“调整适用”说，还驳斥了“修饰”说的不当：

修辞原是达意传情的手段，主要为着意和情，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既不一定是修饰，更一定不是离了意和情的修饰。以修饰为修辞，原因在（1）专着眼在文辞，因为文辞较有修饰的余裕；（2）又专着眼在华巧的文辞，因为华巧的文辞较有修饰的必要。而实际，无论作文或说话，又无论华巧或质拙，总以“意与言会，言随意遣”为极致。在“言随意遣”的时候，有的就是运用语辞，使同所欲传达的情意充分切当一件事，与其说是语辞的修饰，毋宁说是语辞的调整或适用。即使偶有斟酌修改，如往昔所常称道的所谓推敲，实际也还是针对情意调整适用语辞的事，而不是仅仅文字的修饰。

由于陈望道在表明自己的观点时有详细的理据分析，比较具有说服力，因此不仅得到了国内修辞学界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也得到了海外学者的认同。如新加坡学者郑子瑜在其所著的《中国修辞学史稿》中，于“绪论”的开篇部分就表达了对陈望道“调整适用”说的认同，认为学术界很多人将“修辞”的“修”理解成“修饰” ，或是作“修饰”用，都是“从狭义来解说或使用‘修’字的” 。他认为，“如果从广义来说，‘修’字实含有调整或适用的意思” ，并转引了杨树达《汉文文言修辞学》所举的五个例子予以论证。第一个例子是：“平江李次青元度本书生，不知兵。曾国藩令其将兵作战，屡战屡败。国藩大怒，拟奏文劾之，有‘屡战屡败’语。曾幕中有为李缓颊者，倒为‘屡败屡战’，意便大异。”（见杨树达《汉文文言修辞学》所引）第二个例子是：“欧阳永叔守滁作《醉翁亭记》，后四十五年，东坡为大书重刻，作‘泉冽而酒甘’为‘泉甘而酒冽。’今读之，实胜原句。”（见王嘉璧辑《酉山臬》引《泊宅编》）第三个例子：“荆公尝读杜荀鹤诗：‘江湖不见飞禽影，岩谷惟闻折竹声’，改云：‘宜作禽飞竹折。’”（见王嘉璧辑《酉山臬》引《零陵总记》）第四个例子是：“东坡《超然台记》云：‘美恶之辨战乎中，去取之择交乎前’，不若云：‘美恶之辨交于前，去取之择战乎中’也。”（见王若虚《滹南遗老集·文辨》）第五个例子是：“汪内相《劝主上听政表》云：‘汉家之厄十世，知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念重耳之独在。’盖佳语也。或曰：若移上句为下句，则善不可加矣。”（见陶宗仪《说郛·隐窟杂志》）郑子瑜认为，以上所举的五个例子，“实际上都没有修改一个字，只是把字、语或句倒置或交换位置罢了。像这样的修辞现象，只能说是调整或适用，不能说是修饰” 。可见，郑子瑜之所以认同陈望道的“调整适用”说，是有其道理的，绝不是盲从。他跟陈望道都认为，“修辞”的“修”应理解为“调整”或“适用”，而不是“修饰”。

主张“加工”说的，在现代中国修辞学者中也不在少数。如吴士文在其所著的《修辞讲话》中就明确主张说：“修辞是语言的一种加工活动，即所说的‘措词’。” 又如李德裕在其所著的《新编实用修辞》中也主张说：“修辞活动，就是对语言进行加工的活动，修辞学也就是研究语言加工艺术的一种科学。” 他既讲到“修辞”，也讲到“修辞学”，全部以“加工”说一以贯之。又如朱星在其所编的《语言学概论》中说“修辞是讲词句的艺术加工的法则” ，其对“修辞”的定性表述也是属于“加工”说一类。可见，这些主张“加工”说的学者，是将“修辞”的“修”理解成“加工”了。

主张“选择”说的，在修辞学者中也大有人在。如张志公在《修辞是一个选择过程》一文中明确提出：“修辞就是在运用语言的时候，根据一定的目的精心选择语言材料这样一个工作过程。” 又如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大学教材《现代汉语（修订本）》有曰：“针对不同的表达内容和语境，如何选择最恰当最完美的形式以收到最好的交际效果，这就是修辞问题。” 再如王希杰在其所著的《汉语修辞学》中对“修辞活动”下定义和对“修辞学研究的对象”进行论述时，也提出了对“修辞”一词的理解。在给“修辞活动”下定义时，他说：“为了达到预期的最佳表达效果而对语言材料进行选择的过程，就是修辞活动。” 在论述“修辞学研究的对象”时，他说：“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各种同义手段的选择，也就是语言变体的选择。” 可见，这些主张“选择”说的学者，实际上是将“修辞”的“修”理解为“选择”了。

至于“辞”字，虽然早在南宋时文天祥就已经说过包括“文辞”（书面表达）与“言辞”（口头表达）两个方面，但是在文天祥之后仍然有学者坚持认为“修辞”的“辞”只是指“文辞”，不包括“言辞”。如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就曾明确说过，“从语录入门者多不善于修辞”（见《日知录》十九） ，意思就是说口语表达中不存在什么修辞问题，修辞只是书面表达的事。对此，陈望道认为“这只是礼拜文言时期的一种偏见” ，并明确提出了自己对这种偏见的批评意见：

在礼拜文言的时期，人们往往轻蔑语体（引者注：指口语表达），压抑语体，贬称它为“俚语”为“俗语”。又从种种方面笑话它的无价值。而以古典语为范围今后语言的范型。其实古典语在古典语出现的当时，也不过是一种口头语言，而所谓修辞又正是从这种口头语言上发展起来的。无论中外，都是如此。在中国，后来固然有过一大段语文分歧的时期，执笔者染上了一种无谓的洁癖，以谨谨守卫文言为无上的圣业。而实际从语体出身的还是往往备受非常的礼遇，如“於菟”“阿堵”之类方言，竟至视同辞藻，便是其例。如所谓谐隐，逐渐发展，成为灯虎商谜，竟至视为文人雅事，也是其例。而（1）文辞上流行的修辞方式，又常常是受口头语辞上流行的修辞方式的影响的，要是承认下游的文辞的修辞方式，便没有理由可以排斥上游的语辞的修辞方式。（2）文辞和语辞（引者注：即文天祥所说的“言辞”）的修辞方式又十九是相同的，要是承认文辞的修辞方式，也便没有理由可以排斥语辞上同等的修辞方式。（3）既是文辞语辞共有的同等现象，即不追寻源头也决没有理由可以认为文辞独得之秘。就修辞现象而论修辞现象，必当坦白承认所谓辞实际是包括所有的语辞，而非单指写在纸头上的文辞。何况文辞现在也已经回归本流，以口头语辞为达意传情的工具。而我们听到“演说的修辞”云云，也早已没有人以为不辞了。这就是实际上已经把语辞认作修辞的工具了。

由于陈望道的批评较为中肯，所以除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讨论白话文与文言文的时候有少数坚持“只有文言才能修辞，白话不能修辞”的声音外，之后学术界的意见基本趋于统一，即认为“修辞”的“辞”应该包括“言辞”（口语表达）与“文辞”（书面表达）两个方面。这既可以看成是对文天祥观点的继承，也可以看成是对陈望道意见的认同。

另外，还需说明的一点是，“修辞”二字在历史上也有被写成“修词”的，如 20世纪初现代学者汤振常所著的《修词学教科书》（开明书店 1905年初版，1906年再版 ），书名就是用的“修词”二字。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新加坡学者郑子瑜认为，这是因为：“自秦汉以来，词与辞时常被人浑用了，如《史记·儒林传》说：‘是时天子方好文词’；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说：‘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这里‘文词’和‘词章’，都是指文章而说，本来应该写作‘文辞’和‘辞章’才对，可是却被司马迁和韩愈浑用了。《后汉书·蔡邕传》说：‘……辞章、术数、天文。’这个‘辞章’的‘辞’字便用得对了。” 可见，在郑子瑜看来，作为一个修辞学术语，“修辞”不能写作“修词”。为此，他以汉人许慎《说文解字》对“辞”字的解释——“辞，讼也”，以及清人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的训释——“按分争、辨讼谓之辞”为依据，认为“辞”“引申为言说的意思” ，并引证文献论证道：“《荀子·正名篇》有‘辞合于说’的话，注谓‘成文为辞’。《易·系辞》说：‘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礼记》三十二《表记》篇说：‘情欲信，辞欲巧。’《论语》十五《卫灵公》篇说：‘辞达而已矣。’说辞要文，要巧，要达，指的都是成文的辞，与文法上表示一个观念一个意思的‘词’是不同的。《说文解字》段注说：‘积文字而成篇章，积词而为辞。’例如‘天作淫雨’一语，‘天’是一个词，‘作’是一个词，‘淫雨’又是一个词，是共有三个观念不同的‘词’，但合起来看，便是所谓‘积词而成辞’的‘辞’。所以‘修辞’的‘辞’，是‘言之成文’的‘辞’，并不是在文法上代表一个观念的‘词’。”

讲清了“修辞”一词的含义及其源头以及用字问题，下面我们就可以正式谈“修辞”作为修辞学术语所具有的学术含义，也就是“修辞”的具体定义了。

对修辞学有所了解者都知道，有关“修辞”的定义很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如果我们认真考察一下各家的说法，去异求同，则可以给“修辞”作这样一个去繁就简的定义：

所谓“修辞”，就是交际者（说写者）为了达到特定的交际目标而应合题旨情境 ，发挥创意造言的智慧，有效调动语言资源，动用一切有效的表达手法，为实现达意传情效果最大化而在语言文字经营上所作的一切努力。

在语言文字经营上进行的努力，既有口语交际方面的，也有书面语交际方面的。在口语交际情境下，交际者为实现达意传情效果的最大化而进行一切可能的努力，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见到。如：

有一次，我参加在台北一个学校的毕业典礼，在我说话之前，有好多长长的讲演。轮到我说话时，已经十一点半了。我站起来说：“绅士的讲演，应当是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大家听了一发愣，随后轰堂大笑。报纸上登了出来，成了我说的第一流的笑话，其实是一时兴之所至脱口而出的。（林语堂《八十自叙》 ）

从上述故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林语堂的演讲辞虽只有短短一句话，却实现了其现场演讲传情达意效果最大化的预期目标，成为广为传诵的名言，为人所称妙。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林语堂作为交际者很好地适应了演讲特定的情境（毕业典礼）与题旨（祝愿毕业生、让所有嘉宾高兴）要求，充分发挥了其作为著名文学家与语言学家所特有的创意造言的智慧，运用了人类在长期的语言实践中积累的比喻修辞手法，适情应景地建构了一个比喻修辞文本，既巧妙地批评了在他之前的讲演者长篇大论而又空洞乏味的讲演，又生动形象地讲明了一个很简单却又不是人人都能悟得出的“讲演哲理”：讲演应该简短，意思点到为止，给人留点回味的空间，才有意犹未尽的美感。尤其是作为一个绅士，更应该如此。啰唆冗长的讲演只能徒然浪费听众时间，让人生厌。 如果林语堂不发挥创意造言的智慧，不动用比喻修辞手法，只是实话实说，用理性、直接的语言来表达他所要表达的上述意思，尽管语意表达很充足，道理说得很透彻，但肯定会拂逆了在他之前讲演的大人先生们的意绪 ，同时也会让所有在场的嘉宾与师生大感失望，觉得有违邀请他来作毕业典礼演讲的初衷，这无疑会有损他作为一个世界级名人的正面形象。事实上，林语堂虽然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却深谙中国的人情世故，洞悉中国人的心理，所以能够恰切地把握演讲时的情境与题旨要求，既发泄了自己内心的不满之情，又不失礼仪与中国传统文人温情脉脉的风度，同时又寓教于乐，就有关演讲技巧与礼仪问题给所有嘉宾上了生动的一课。值得指出的是，交际者在语言文字经营上进行努力，最终是否能够实现达意传情效果最大化的预期目标，跟交际者是否具有足够的创意造言智慧有关。林语堂演讲在语言表达上的努力之所以能够成功，跟其运用比喻手法建构修辞文本时发挥出的超乎寻常的创意造言智慧有关。仔细分析一下林语堂的这个比喻文本，我们就能发现它有三妙：首先，他将“女人的裙子”作喻体来与本体“绅士的讲演”匹配，可谓独具匠心，出人意表，令人无法梦见。其次，本体中的“绅士”一词对喻体中的“女人”一词，对得自然，不牵强；“讲演”对“裙子”，别开生面。再次，“绅士的讲演”与“女人的裙子”相联系，搭挂合理。因为讲演者的讲演说得简洁，意思点到为止，往往会给人留下回味的空间；女人之所以穿裙子是为了突出其形体美，裙子过长就没有这种效果。超短裙（miniskirt，汉语译为“迷你裙”，真是妙不可言）之所以风行全世界，历久不衰，正是这个道理。 可见，在口头表达的情境下，交际者（说话人）为实现其达意传情效果最大化的预期目标，在语言表达上所进行的一切努力确实是非常必要的。

在书面语交际情境下，交际者为实现达意传情效果的最大化而在语言文字经营上进行努力的，更是司空见惯。如：

汽车夫把私带的东西安置了，入座开车。这辆车久历风尘，该庆古稀高寿，可是抗战时期，未便退休。机器是没有脾气癖性的，而这辆车倚老卖老，修炼成桀骜不驯、怪僻难测的性格，有时标劲像大官僚，有时别扭像小女郎，汽车夫那些粗人休想驾驭了解。它开动之际，前头咳嗽，后面泄气，于是掀身一跳，跳得乘客东倒西撞，齐声叫唤，孙小姐从座位上滑下来，鸿渐碰痛了头，辛楣差一点向后跌在那女人身上。这车声威大震，一口气走了二十里，忽然要休息了，汽车夫强它继续前进。如是者四五次，这车觉悟今天不是逍遥散步，可以随意流连，原来真得走路，前面路还走不完呢！它生气不肯走了，汽车夫只好下车，向车头疏通了好一会，在路旁拾了一团烂泥，请它享用，它喝了酒似的，欹斜摇摆地缓行着。每逢它不肯走，汽车夫就破口臭骂，此刻骂得更利害了。骂来骂去，只有一个意思：汽车夫愿意跟汽车的母亲和祖母发生肉体恋爱。骂的话虽然欠缺变化，骂的力气愈来愈足。（钱锺书《围城》 ）

上述一段文字，是描写小说主人公赵辛楣、方鸿渐、李梅亭、顾尔谦、孙柔嘉等一行五人应国立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之邀，从上海出发前往内地就职途中乘汽车的情状。文字表达幽默生动，意趣横生，读来令人忍俊不禁，可谓魅力十足，让人历久难忘。

那么，这段文字何以有如此独特的表达效果呢？这是因为小说作者钱锺书是一位著名学者与文学家，且对修辞学极有研究，在语言表达方面具有高度的创意造言智慧，所以能够娴熟地运用比拟、比喻、折绕等修辞手法，将赵辛楣等五人所乘汽车老旧、性能不稳定的状况生动地呈现出来，使身在其中的赵辛楣等乘车人的窘迫之状与颠簸难耐的感受也由此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读之让人如历其境，感同身受，从而实现了小说所要达到的预期交际目标（即让读者在文本阅读接受中获得最大程度的审美情趣）。写汽车的破旧、性能的不稳定以及开起来颠簸的情状，作者运用了拟人手法（比拟手法分拟人、拟物两类），一连建构了七个修辞文本：一是“这辆车久历风尘，该庆古稀高寿”，是说车龄太长，应该报废；二是“这辆车倚老卖老，修炼成桀骜不驯、怪僻难测的性格”，是说汽车性能不稳定；三是“前头咳嗽，后面泄气，于是掀身一跳”，是说汽车行进过程中状况不断；四是“这车声威大震，一口气走了二十里，忽然要休息了”，是说汽车开行过程中时好时坏；五是“这车觉悟今天不是逍遥散步，可以随意流连，原来真得走路”，是说汽车行驶的速度极慢；六是“它生气不肯走了”，是说汽车坏了，开不动了；七是“（汽车夫）在路旁拾了一团烂泥，请它享用，它喝了酒似的，欹斜摇摆地缓行着”，是说汽车夫不懂修理以及汽车不正常的行驶状况。这七个比拟修辞文本，都是将无生命的汽车当作有性格、有情感、有脾气的人来写 ，化平淡为生动，化抽象为具象，写尽了汽车的老旧残破之状与性能极不稳定的情形，读之让人印象十分深刻。运用比喻手法建构的修辞文本，如“有时标劲像大官僚，有时别扭像小女郎”，是通过本体“汽车”与喻体“大官僚”和“小女郎”的联系搭挂，让读者经由日常生活所见到的大官僚的傲慢、任性的形象与小女郎忸怩作态、撒娇卖萌的做派进行联想，进而理解到赵辛楣等人所乘汽车性能的不稳定性状。正因为上述诸多比拟、比喻修辞文本的建构，本来平淡的事情被写活了，那部破烂不中用的老爷车的情状便真切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让人如睹其容，如坐其中。 写汽车夫情急爆粗口，作者也建构了一个修辞文本，运用的是折绕手法：“汽车夫愿意跟汽车的母亲和祖母发生肉体恋爱。”这话虽然说得有些绕，但所有读者都能明白其中的含义。如果直白地表达，那就索然无味了，作为文学作品来读，读者就失去了咀嚼回味的空间，这无疑是不利于小说审美价值的提升与作品的传播接受的。事实上，正因为作者运用了折绕手法建构修辞文本，汽车夫所爆的粗口才有了文学的情味，不仅表意显得含蓄蕴藉，有耐人寻味的余韵，而且语带嘲弄讽刺之味却又不失幽默诙谐，令人为之喷饭。 如果作者不懂文学创作的规律，没有创意造言的智慧，不懂小说读者的心理，不动用汉语表达中比拟、比喻、折绕等常用的修辞手法来建构上述诸多修辞文本，而是以寻常的笔触、理性的文字这样表达：“这辆汽车已经十分破旧，性能也很不稳定，所以开起来摇晃颠簸得厉害，乘客都被颠得东倒西歪。加之发动机又时常出问题，汽车夫要不时下车修理，气得他破口骂娘。” 那么，文字表达简则简矣，但读者对于赵辛楣、方鸿渐等一行五人行途的窘迫、车上的苦况等具体情状也就无法真切体味了，小说读来自然也就索然无味了。 可见，在书面表达的情境下，交际者（作者）为实现其达意传情效果最大化的预期目标，在文字经营上所进行的一切努力确实是非常必要的。

修辞既是交际者为了实现达意传情效果最大化而在语言文字经营上所作出的一切努力，那么就自然包括了前文我们说到的口语表达与书面表达时对字、词、句的调整、选择（或称“适用”）、加工（或称“修饰”“美化”），也包括对篇章结构的谋划（如何开头，如何结尾，如何过渡与衔接，等等），当然也包括对前人创造的一些有效的表达式的运用。

对字、词、句的选择（或称“适用”），无论是在口头表达（如日常会话、演讲、辩论等）中，还是在书面表达（文学作品、书信公文等）中，都是交际者（说写者）为了实现达意传情效果最大化的预期目标所要经营努力的方面。如：

好多没办法的事都得马上有办法，小孩子不会等着“国联”慢慢解决儿童问题。这就长了经验。半夜里去买药，药铺的门上原来有个小口，可以交钱拿药，早先我就不晓得这一招。西药房里敢情也打价钱，不等他开口，我就提出：“还是四毛五？”这个“还是”使我省五分钱，而且落个行家。这又是一招。找老妈子有作坊，当票儿到期还可以入利延期，也都被我学会。没功夫细想，大概自从有了儿女以后，我所得的经验至少比一张大学文凭所能给我的多着许多。（老舍《有了小孩以后》 ）

上引这段文字，是作家老舍在日常生活中跟人讨价还价的经验之谈，是一个典型的日常修辞案例，说的就是口语表达中交际者在字句选择（或称“适用”）上进行经营努力的重要性。作为交际者，老舍半夜三更为了生病的孩子而到药房买药，还不忘跟药房讨价还价，说明老舍是一个修辞意识很强的人，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忘追求语言表达的效果。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因为说了一句“还是四毛五”，而让西药房给减了五分钱。那么，这句话到底有什么高妙之处，让老舍自己都感到洋洋得意呢？仔细分析一下，其实就是副词“还是”用得好，既简洁，又含义丰富，表意婉转，令人不得不佩服， 是作者在字词选择（或曰“适用”）上的经营努力所取得的成功。因为在老舍半夜买药的特殊情境下，这副词“还是”有许多言外之意，说明自己到此买药不是第一次了，是老主顾了，行情我都知道了，你没有必要再跟我“打价钱”了；再说，既是老主顾，你总得关照点，价钱上要便宜点才是。如果把这些话都明白清楚地说出来，不仅费辞，效果也不好，药房偏不给你便宜，难道你孩子病了还为了五分钱不吃他的药？ 可见，在日常口语表达中，为了实现达意传情效果最大化而在字词选择（或曰“适用”）上有所经营努力，确实是有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口头表达是如此，书面表达也是如此。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台湾湿度很高，最饶云气氤氲雨意迷离的情调。两度夜宿溪头，树香沁鼻宵寒袭肘，枕着润碧湿翠苍苍交叠的山影和万籁都歇的岑寂，仙人一样睡去。山中一夜饱雨，次晨醒来，在旭日未升的原始幽静中，冲着隔夜的寒气，踏着满地的断柯折枝和仍在流泻的细股雨水，一径探入森林的秘密，曲曲弯弯，步上山去，溪头的山，树密雾浓，蓊郁的水气从谷底冉冉升起，时稠时稀，蒸腾多姿，幻化无定，只能从雾破云开的空处，窥见乍现即隐的一峰半壑，要纵览全貌，几乎是不可能的。（余光中《听听那冷雨》 ）

上引这段文字，其中“山中一夜饱雨”一句，是最得读者认同并称妙的。究其原因，是因为其中的一个形容语“饱”字用得传神有力，显出了作者运笔之匠心。因为“饱”是一个很寻常的形容词，表示充足之意，一般多用于形容人或动物进食充足。在上文的语境中，作者所说的“饱雨”是“大雨”“豪雨”或“暴雨”之意。但是，作者描写山中夜雨之大，没有选用“大”“豪”“暴”等形容词修饰名词“雨”，而是选用了“饱”这一形容词。这是因为“大雨”“豪雨”是个中性词，表现不出作者对山中这场夜雨的情感态度，而“暴雨”一词则包含有否定的情感态度。很明显，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这场山中夜雨，作者没有持否定的情感态度，而是持肯定的、欣喜的情感态度。因此，作者才遣置了一个形容词“饱”与名词“雨”匹配，从而准确、形象地写出了山中夜雨的情形和作者对这场雨的情感态度。可谓妙绝而不可更替。 可见，余光中这一句的成功，也是其在字词选择（或曰“适用”）上经营努力的结果。

其实，为了实现达意传情效果最大化的预期目标，不仅要在字词选择（或曰“适用”）上经营努力，还要在句式的选择（或曰“适用”）上经营努力。如此，才有可能使达意传情效果臻至最大化。如：

我特别的恨你！你辜负了先生的教训，你这没骨气的无耻文人！（郭沫若新编历史剧《屈原》 ）

上引文字，是郭沫若抗战时期所编历史剧《屈原》中的人物对话台词。其中，“你这没骨气的无耻文人”一句，原稿是“你是没骨气的无耻文人”。后来经过舞台演出，接受了演员的建议后，作者再经推敲，“才把判断词‘是’改成指示代词‘这’” 。那么，经过这样一改，到底产生了什么效果呢？这从比较中可以看出。原稿“你是没骨气的无耻文人”是一个判断句，从语气上看属于陈述句，从语法结构上看属于主谓句。一般说来，陈述句的语气都较平缓，所显示的感情色彩也不是太强烈。这明显与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旨——显示婵娟对宋玉无耻行径的极度愤慨之情——不相匹配。而改句“你这没骨气的无耻文人”，从语气上看是个感叹句，从语法结构上看属于非主谓句。感叹句多能表达比较强烈的情感，非主谓句由于在结构上不能分析出主谓宾等结构成分，句子叙述的起点终点不能区分出来，也就没有叙述的焦点与非焦点之别，因而整个句子都成了叙述的焦点，再加上指示代词“这”的指示，“没骨气的无耻文人”句中的“没骨气”“无耻”两个修饰语都同时得到了强调。这样，剧中所要表现的主人公婵娟对反面人物宋玉的愤恨、轻蔑之情都达到了最高点。由此也将观众或读者的情绪带动了起来，产生的接受效果自然也更好了。 可见，在句式的选择（或曰“适用”）上经营努力，确实是修辞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意义是不容小觑的。

说是如此，那么写又如何呢？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书面表达的例子：

清朝初年的文字之狱，到清朝末年才被从新提起。最起劲的是“南社”里的几个人，为被害者辑印遗集；还有些留学生，也争从日本搬回文证来。待到孟森的《心史丛刊》出，我们这才明白了较详细的状况，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

这一两年来，故宫博物院的故事似乎不大能够令人敬服，但它却印给了我们一种好书，曰《清代文字狱档》，去年已经出到八辑。其中的案件，真是五花八门，而最有趣的，则莫如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冯起炎注解易诗二经欲行投呈案”。（鲁迅《隔膜》 ）

上引鲁迅的两段文字，前一段末尾一句与后一段开头一句，作者都选择运用了否定句式来表达。这不是信笔而至，而是别有深意的修辞行为，是作者在句式选择上的一种经营努力。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对上文语境略作分析，并将否定句改为肯定句进行效果比较，就能看得非常清楚。文章的前一段是说以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清代的文字狱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作者在这段的末一句作结论时，没有选用肯定句，说“其实是错误的”，而是用了一个否定句，“其实是不尽然的”（“是”是副词，“的”是语气词，二者配合，起强调作用。全句是否定句）。两相比较，很明显，用否定句比用肯定句效果好。因为学术问题很复杂，任何人没有十分的把握、没有掌握充足的材料是不可轻易地下决断的结论的。所以，对于文中提到的清代文字狱的起因，用肯定句表达“其实是错误的”，就显得语气过重，口气生硬了点，不易为接受者接受。而采用否定句“其实是不尽然的”来表达，就显得语气轻，口气缓，表达上显得婉转，因而也就易于为人所接受。 文章第二段开头的第一句，“这一两年来，故宫博物院的故事似乎不大能够令人敬服”，跟上一段的末尾一句一样，也是运用了否定句式来表达的。这一句话是指 1932年至 1933年间故宫博物院文物被盗卖一事。这件事应该说是非常严重的事态，完全可以用肯定句这样措辞：“这一两年来，故宫博物院的故事很令人气愤（或很难令人敬服）。”但是，如果选择了这样一个肯定的措辞，那么第二句“但它却印给了我们一种好书”就显得突兀，文势上转得过于生硬。而选用了上引的否定句表达，就显得语气较轻，口气较缓，措辞婉转，第二句的转接就显得自然。 可见，鲁迅这里的两个否定句的运用是一种在句式选择上的经营努力，是富有成效的修辞行为。

除了对字、词、句的选择（或称“适用”）外，交际者（说写者）为了实现其达意传情效果最大化的预期目标，还会在字、词、句的调整、加工（或称“修饰”“美化”）上有所经营努力。如：

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筛下时将绳一拉，便罩住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原稿 ）

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枝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秕谷，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时候将绳一拉，便罩住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修改稿 ）

上引两段文字，是鲁迅同一篇散文的不同版本，一是原稿之文，一是修改稿之文， 两者的差别只在末一句上。原稿“走到筛下时将绳一拉”，跟修改稿“走到竹筛底下时候将绳一拉”，两相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其实后者与前者的差异只是将前者所用的三个单音节词“筛”“下”“时”分别改为双音节词“竹筛”“底下”“时候”。 这种修改只是文字表达上的调整，可以说是加工，也可以说是修饰与美化。因为这样一修改，在接受效果上有了变化，跟原稿以单音节词呈现的形态相比，“在表达效果上有了较大的提升，视觉上的齐整匀称和听觉上的谐和顺畅之感毕现” 。可见，在字、词、句的调整、加工（或称“修饰”“美化”）上有所经营努力，事实上也是具有价值的，属于一种修辞行为。

口语表达（特别是长篇演讲等）与书面表达（文章写作）中对篇章结构的谋划包括如何开头，如何结尾，如何过渡，如何衔接，等等。在这些方面的语言文字上所作的一切经营努力，都是修辞。事实上，在这些方面的语言文字上的经营努力一向都是交际者（说写者）特别是文章家最为关注的。比方说，中国古代的八股文写作，除了讲究排偶外，还特别讲究文章的谋篇布局技巧，即“起承转合”的技巧。诸如如何开题，如何破题，如何衔接，甚至包括起承转合时用什么虚词（古代统称为“虚字”）开头，每个部分用什么虚词结尾。特别是全文的收结部分，更是在开头与结尾的虚词运用上有讲究。这些文字上的经营努力，当然属于修辞。限于篇幅，我们在此不展开讨论。

口头交际与书面交际中为了提升表达效果，往往都要运用到一些修辞手法（即日常我们所说的“修辞格”或称“辞格”），这是对前人创造的一些有效的表达式的运用。这种语言文字表达上的经营努力，当然更是修辞了。这一点，无须赘述。 2R9LrVvAR0pNxz4Bla5F55syQntWFhH8wQ7PhRY0uMWa6w5afonlech8FlMtEG2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