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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修辞学所要研究的内容，从理论上说，涉及的面是很广的，我们不可能在本书中都一一论述到。但是，从实践上看，如下七个方面的内容是我们任何从事政治修辞学研究的学者都不可回避的。下面我们就此略而述之。
这是政治修辞学研究最基本的问题，也是研究的原点或曰起点的问题，属于政治修辞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从言语交际学的视角看，政治修辞的主体与受体跟交际者与受交际者是一个性质。但是，从政治修辞学的视角看，并非所有的交际者与受交际者都能成为政治修辞的主体与受体。从政治修辞的实践看，无论是要成为政治修辞的主体，还是成为政治修辞的受体，事实上都是要具备一定条件的。政治修辞的主体与受体，既跟交际双方的身份角色有关，又跟其言语交际的话题性质有关，还跟交际双方为实现达意传情效果最大化而在语言文字表达上的经营努力有关。因此，职业政治人未必都能成为政治修辞的主体或是受体，非职业政治人在特定政治情境的加持下也未必不能反客为主而成为政治修辞的主体，或是成为合格的政治修辞受体（对此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有所论述）。可见，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政治修辞的主体或受体，什么样的人不能成为政治修辞的主体或受体，是需要我们认真予以研究并加以厘清的。
这是政治修辞的核心问题之一，当然亦是政治修辞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前文我们已经说过，政治修辞情境，是特指在政治交际活动中对实现特定政治修辞预期目标有直接影响作用的时空人文环境。其中包括政治交际活动中所涉及的人、时、地等环境因素。政治修辞研究之所以要关注人、时、地等环境因素，乃是因为政治修辞是一种言语行为，是政治人为了达到特定的交际目的而应合题旨情境，发挥创意造言的智慧，有效调动语言资源，动用一切有效的表达手法，为实现达意传情效果最大化而在语言文字经营上所作的一切努力。可见，政治修辞是一种“有所为而为”的言语行为，具有极强的目的性。正因为如此，政治修辞的主体（政治人）在实施政治修辞行为时，必然要考虑到政治交际活动中所涉及的人、时、地等情境因素。
人的因素，就是考虑“是跟谁说话”，解决的是“看对象”问题。我们都知道，政治修辞是一种具有特定预期目标的言语行为，因此交际者（政治人、政治修辞主体）的言语交际不是自说自话，而是直面受交际者（政治人、政治修辞受体）而进行的。为了使受交际者听得懂、听得进，交际者势必在交际进行之前就要对受交际者的背景（包括身世、职业、文化程度、爱好及其个性特点等）有所了解。同时，还要在交际进行的当下对受交际者的心理状态有所把握。只有这样，才能有的放矢，选择恰当而有效的表达手法，实现达意传情效果的最大化，进而实现其政治修辞的预期目标。中国有句俗话，叫作“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时的因素，就是考虑“在什么时机说话”。政治修辞虽属言语交际活动，但毕竟跟一般的言语交际活动有所不同。因为涉及政治问题，言语行为的后果具有较大的社会效应，什么话在什么时间节点说比较好，在什么时间节点说不好，其实都是很有讲究的。下面我们看一个例子：
腾讯新闻 https：//new.qq.com/rain/a/20200828A0I2HY00 2020-08-28
8月 28日，北京时间 16：00，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官邸召开记者会，宣布自己辞去首相一职，理由是“发现旧疾溃疡性结肠炎复发，为避免个人健康状况影响执政，决定辞去日本首相的职务”。安倍表示不设临时代理，任职到选出下一任首相为止。
事实上，这并不是安倍第一次因为身体状况而辞职。作为一名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他已经被这种疾病折磨了几十年，工作时需要频繁“跑厕所”。
上述新闻报道中，提到了当事人安倍晋三辞职的原因。其实，安倍晋三的溃疡性结肠炎据他自己说早在17岁时就有了。但是，在他从政几十年间却始终没有公开向日本民众清楚说明过，只是在 2007年 9月第一次出任首相不到一年而突然辞职时才曝出病因。但是，2012年 12月再度拜相后又不再提起了。这并不是说他第二次拜相后身体就没有问题了，而是因为他是政治人物，身体健康是敏感的政治议题，跟其参政执政的合理性有着必然的联系。如果安倍晋三当年进入政坛之初就暴露了其身体问题，那么就不会有第一次拜相之事的发生。而没有第一次的拜相，自然也就没有第二次拜相的事实存在。2020年 8月 14日，安倍晋三在带病执政长达七年半之后，先后于 6月与 8月两次到庆应义塾大学医院体检，第二次体检因为长达七个半小时，引起了媒体与民众的广泛注意与猜测。但是，事后安倍晋三却没有向媒体与民众说明情况。2020年 8月 24日安倍晋三第三次前往庆应义塾大学医院，对外说明的理由是听取体检结果。但是，出来后却没有向媒体与民众报告结果。之所以不报告结果，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安倍的政治算计。据观察者网报道：“8月 23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自第二届内阁成立以来的连续在任天数达到 2 798日，与日本前首相佐藤荣作并列。24日，安倍刷新历史纪录，超越佐藤荣作，成为日本连续执政时间最长首相。”众所周知，佐藤荣作是安倍晋三的外叔公，也是安倍晋三崇拜的政治偶像。安倍选择在连续执政时长刚刚超过佐藤荣作的 8月 24日再次入院体检（或曰接受体检报告），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是有政治深意的。早已知道自己病因的安倍在 8月 24日从医院出来后，仍然没有向媒体与民众报告病因。可见，这一切都与政治有关。到了 8月 28日，安倍晋三突然召开记者会，公布了病因，并宣布辞职。从新闻传播学的视角看，安倍晋三 8月 28日公布病因并宣布辞职只是一个新闻事件。但是，从政治学的视角看，则不是那么简单了，它有太多的政治算计与考量。因为此时日本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正处于反弹时机，政府民意支持度下滑，日本经济严重衰退，因疫情而延后的 2020年奥运会是否能够举行存在着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内政外交的诸多困境短期内看不到解决的可能性，因此在连续执政时长成为日本历史之最的时刻，安倍以旧疾复发，不想因为自己的身体原因而影响国家的决策为由宣布辞职，可谓是既合乎人情常理，又具有政治道德的高度。因为这一说辞既顺利实现了安倍早已盘算好的“借坡下驴”计划，不失体面地在政治高光时刻全身而退，为其日后的东山再起预留了空间（安倍在记者会上明言辞去首相职务后继续留任议员职位），又巧妙地遮蔽了其对继续执政不确定性后果的恐惧，使其事实上的政治逃亡变身为完美优雅的政治谢幕。从政治修辞学的视角看，安倍晋三在 2020年 8月28日公布自己的病因并宣布辞职的决定，适应了政治修辞情境的需要，在“时”的选择上最为恰当。如果选择在 8月 14日第一次入院体检后透露自己的病因，他就有迫于政治与舆论压力而被迫提前辞职的风险。这样，他就不能实现其成为日本历史上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的政治夙愿。如果选择在 8月 24日再次入院后就向外界说明病因，则又会被人解读为他是有意要在超过佐藤荣作连续执政时长后才向日本民众报告病情。这样，他在政治上就失去了应有的道德高度，无疑是断送了其日后东山再起的希望。由此可见，安倍晋三选择在 2020年 8月 28日召开记者会对外界说明病因并宣布辞去首相之职，是基于政治修辞情境的“时”之因素。事实上正是对“时”之因素把握得恰到好处，安倍的第二次辞相得以彻底摆脱第一次辞相时的被动与尴尬，从而创造了一种政治谢幕的优雅模式，成为政治修辞的范本。直至今日，无论是政治界，还是舆论界，几乎没有多少人对安倍第二次辞职的说辞提出质疑，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地”的因素，就是研究“在什么场合说话”的问题。前文我们说过，政治修辞的主体都是政治人，其社会角色与社会地位跟自然人完全不同。自然人在与他人的言语交际中尚且要注意“分场合说话”，明白“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的道理，政治人自然更要适应政治修辞情境的“地”之因素，围绕既定的政治修辞目标，谨慎措辞。因为政治人在公开场合涉及政治话题或议题的任何言语表达都不仅关系到其作为一个政治人的个人形象，还关系到其所服务的政府或国家的形象。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腾讯新闻 http：//www.ijiandao.com/2b/baijia/377790.html 2020-08-21
参考消息网 8月 21日报道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 8月 19日报道，白宫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当天表示，特朗普总统想截留中国方面获得TikTok交易的一部分款项。
库德洛说：“我想他可能想在中方出售TikTok获取的收入中扣除一部分。这种事情前所未有，但并不意味着现在不能这么做。”
报道称，特朗普已经表示，美国政府应从出售TikTok美国业务的交易中收取部分费用。交易额可能高达 300亿美元。但是，目前尚不清楚政府究竟以何种方式收取部分出售款，以及法律是否允许这样做。
库德洛说，“不清楚”美国财政部是否最终会收到某种形式的付款。但是，他承认这“非比寻常”。他说：“总统在这些事情上有他自己的想法……没有什么是铁定的。我们甚至还没拿到全部报价和与之配套的东西。那要到 9月中旬。”
上述新闻报道，说的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遏制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对中国高科技互联网企业字节跳动公司的短视频社交软件——抖音的海外版TikTok在美发展进行封杀。众所周知，美国一向标榜自己是全世界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但是，特朗普却为了美国的利益，不仅赤裸裸地抛弃并破坏自由市场经济规则，以流氓霸凌手段巧取豪夺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而且还不顾美国总统与美国政府的形象，竟然要从这起强买强卖的掠夺式交易中收取中介费。这是亘古未见的，既强烈地凸显了帝国主义霸凌与巧取豪夺的本质，又毫不掩饰地展露了美国执政者真实的本色，让世界各国都为之瞠目结舌。按照正常的政治逻辑，这种强盗式、掠夺式的强买行为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政府都做不出来的，然而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政府竟然要这样做，而且作为总统的特朗普还毫不掩饰地公开将收取中介费的打算说了出来。由此让世界各国都看到了美国的真面目，其长期以来一直伪装并标榜的自由市场经济典范的世界领袖形象便顷刻间崩塌了。这种对美国形象毁灭性的打击，从政治修辞学的视角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作为政治修辞主体的特朗普在公开场合的表态造成的。
中国有句古话，叫作：“有其父，必有其子。”其实，在古往今来的政治界，也有类似的现象，那就是“有其君，必有其臣”。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就是典型例子。蓬佩奥在国内外公开场合的发言，不时就会出现背离政治修辞情境的“地”之因素的情况，结果不仅使其个人人格形象荡然无存，而且也使他所代表的美国政府与国家形象荡然无存。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例子：
央视网新闻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1567618089856557＆wfr＝spider＆for＝pc 2019-04-23
上周二（4月 16日）特朗普为沙特出手，第二次动用否决权，否决了美国国会制定的一项决议。该决议要求他结束美国参与沙特联军发动的也门战争。舆论认为，即使是对于沙特这样的争议国家，美国也会根据利益制定不同的外交政策。
4月 15日，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A＆M大学（德州农工大学）进行演讲，并回答学生们提出的问题。一名学生就针对美国对沙特这样争议国家的外交政策进行了提问，蓬佩奥回答道：“我曾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局长。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我们还有一门课程专门来教这些。这才是美国不断探索进取的荣耀。”这几句话也引发了现场热烈的鼓掌。
上述新闻所报道的蓬佩奥演讲，虽然发生在美国国内的大学校园里，但毕竟是在面对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学生的公众场合，加之有无远弗届的现代媒体与互联网，因此蓬佩奥的演讲无异于面向全世界的所有公众。正因为如此，蓬佩奥演讲的效应就被无限放大了，成为其自己抹黑美国中情局与摧毁整个美国形象的最有效的广告。因为这一公开场合的自曝家丑，让全世界都看清了美国中情局的本来面目，看清了美国伪君子的嘴脸。同时，也赠予了全世界所有国家回击美国霸凌政治的武器。如 2019年 7月 24日，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的记者会上，有外国记者提问说：“23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雷在参院司法委员会称，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情报威胁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严重。FBI在美国进行了多项涉及窃取美知识产权的调查，其中无论是经济间谍活动还是防扩散活动，几乎都指向中国。中国正对美打一场战争。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华春莹回答说：“这不是雷先生第一次发表类似言论。有关指责完全是子虚乌有，自欺欺人。大家很清楚，我昨天在这里也提到，现在的美国国务卿、昔日美国最大的情报机构负责人蓬佩奥先生在今年 4月的一场公开演讲上公然宣称，‘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这是美国不断探索前进的荣耀’。但中国不一样。我们一不偷、二不抢、三不撒谎。我们完全是靠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取得了今天的骄人成就。如果说中国在打一场战争，那打的就是捍卫自身正当权益的正义战争。”
华春莹当着全世界媒体的面，对美国如此这番无情的嘲弄，让一向标榜正义的美国在全世界颜面尽失。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蓬佩奥身为美国国务卿，作为政治修辞的主体在表达政治见解时背离了政治修辞情境对“地”之因素的要求，从而陷自己与美国于窘境。如果蓬佩奥演讲的场合不是德州农工大学，而是在美国中情局内部，就不会产生如此负面的政治影响了。不过，从客观上说，蓬佩奥说出真相，有助于世界各国认清美国的本质。
由上述例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作为政治修辞的主体，政治人为了实现其政治修辞的预期目标，不仅要讲究表达的技巧，而且要适应政治修辞的情境，即正确处理政治修辞对于“人”“时”“地”三因素的要求。前文我们已经说过，政治修辞学是一门研究政治修辞现象及其规律的学问，如何适应政治修辞的情境，亦即如何正确处理政治修辞对于“人”“时”“地”三因素的要求，事实上是有一定规律的。因此，对于这种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政治修辞学的研究就必须予以重视并加以理论总结，从而实现对政治修辞主体的政治修辞实践予以有效指导的目标。
这方面内容的研究，对于分析政治人（即政治修辞主体）的政治修辞行为，以及理解政治人在特定政治情境下建构的政治修辞文本，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如果不能对理想政治与现实政治的矛盾有透彻的了解，我们对于很多现实政治现象与政治修辞现象就难以理解，更难以从理论上予以阐释。对古今中外政治史有所了解者都知道，自古以来有很多思想家或政治学者对理想政治的境界提出过设想（说是幻想更合适）。如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所向往的“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就是中国儒家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境界。《礼记·礼运》对此有清楚的描述，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意谓：大道通行之时，天下是全体人民所共有的，有贤德、有才能的人被选拔与举荐出来治理天下，人人讲诚信，邻里重和睦。因此，人们都有博爱天下之心，不只是奉养自己的父母，不只是抚养自己的儿女，而是使天下所有的老人都能得到奉养而终其天年，所有壮年人都能人尽其用而为社会奉献力量，所有孩童都能健康成长，老而无妻的鳏夫、老而无夫的寡妇、幼年丧父的孤儿、老而无子的老人、残废有病的人，都能得到照顾供养。男子都各有其职责，女子都适时而嫁。人们虽然憎恨货物被弃于地而白白糟蹋，却也没有因此而将之据为己有之心；人们虽恨自己没有力气，却也没有恃力而为自己谋取私利之想。所以，阴谋诡计被遏制而不会发生，偷盗行窃和乱臣贼子也不会产生，百姓家家户户夜里都不必关闭大门，这就是大同社会。）孔子所说的“大道”，其实就是他心目中的理想政治境界，亦即“大同社会”。孔子之所以提倡“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人伦秩序，目的是要统治者率先垂范，自我约束，遵守礼法规范，从而教化民众，使他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实现天下的不治而安。孔子之所以提倡“为政以德”（《论语·为政》），强调“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的理念，目的是要统治者首先要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作天下万民之表率，从而以上化下，实现天下的不治而安。然而，现实政治并不是像孔子所设想的那样，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从未有过“天下为公”，而只有“天下为私”。国是一姓之国，天下是一姓之天下。夺得天下者，必欲子孙相传而千秋万代不易。没有“选贤与能”，而只有“选伪与恶”。阴谋家为了取得统治权，满足自己的一欲之私，完全可以突破道德底线，极尽卑鄙之手段，玩尽一切之阴谋，以臣欺君者（如曹操、曹丕、赵匡胤等）有之，屠兄弑父者（如秦二世胡亥、隋炀帝杨广、唐太宗李世民等）有之。没有“讲信修睦”，只有尔虞我诈，你争我夺。
西方思想家也有对理想政治提出设想的，如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曾有过这方面的具体论述。柏拉图认为，理想的政治境界是哲学家成为政治家，政治家就是哲学家。他之所以强调要由哲学家从政，理由是：“哲学家是能把握永恒不变事物的人，而那些做不到这一点，被千差万别事物的多样性搞得迷失了方向的人就不是哲学家。”
认为“一个人如果不是天赋具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他是不能很好地从事哲学学习的”
。也就是说，能够学习哲学并成为哲学家的人都非同寻常，他们不但智力超常（如“具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等），而且有高尚的品德（如“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等）。而不是哲学家，就没有资格“当城邦的领袖”
，也就是没有资格从政，成为政治家。亚里士多德也有类似于柏拉图的观点，他曾明确指出：“政体的正宗类型有三，而其中最优良的政体就该是由最优良的人们为之治理的政体。这一类型的政体的统治者或为一人，或为一宗族，或为若干人，他或他们都具有出众的才德，擅于为政，而且邦内受治的公众都有志于，也都适宜于，人类最崇高的生活。”
也就是说，只有具备“出众的才德”的人，才能成为政治家，才适合从政，带领城邦内的人民过“人类最崇高的生活”。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虽然没有具体描绘理想政治的境界，但明确对从事政治活动的政治家的资质提出了要求，这实际上也就是对理想政治境界作出了说明。因为政治家是实现政治理想的主体，有什么样的政治家，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境界。西方近现代思想家，诸如英国的托马斯·莫尔（St.Thomas More，又作Sir Thomas More，1478—1535）、意大利的托马斯·康帕内拉（Tommas Campanella，1568—1639）、英国的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法国的克劳德·昂利·圣西门（Claude-Henri de Rouvroy，Comte de Saint-Simon，1760—1825）与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等人先后主张的“空想社会主义”，也都是对理想政治的设想。然而，在西方，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直到托马斯·莫尔、夏尔·傅立叶，他们所设想的理想政治境界，事实上都是没有实现过的。
前文我们说过，政治修辞学是一门研究政治修辞现象及其规律的学问，是以政治人（政治修辞主体）的政治修辞行为为研究对象的。因此，研究政治修辞学就不能不对“理想政治与现实政治的矛盾”问题予以认真研究。否则，我们就不能从理论上阐释现实政治情境下政治人的某些政治修辞行为。
前文我们说过，“政治修辞”是跟“日常修辞”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它是指政治人（特定身份的交际者、说写者）为了达到特定的政治交际目标而应合特定题旨情境，发挥创意造言的智慧，有效调动语言资源，动用一切有效的表达手法，为实现达意传情效果最大化而在语言文字表达上所作的一切经营努力。虽然从本质上说，“政治修辞”与“日常修辞”一样，都是表达者（交际者、说写者）为实现达意传情效果最大化而在语言文字表达上所作的一切经营努力，但是在努力所要企及的目标上还是有所差异的。“日常修辞”在语言文字表达上所作的一切经营努力，最终目标是实现达意传情效果的最大化，也就是将所传之情、所达之意充分地展露出来，并希望得到最好的接受效果。而“政治修辞”在语言文字表达上所作的一切经营努力，最终目标并不仅仅止于将所传之情、所达之意充分地展露出来，实现达意传情效果的最大化，还要借此凸显自己政治人的人格形象。换言之，就是要通过修辞行为实现自己政治人的人格定位。关于这一点，我们从西方社会许多政治人物的政治演说，特别是竞选演说中可以看得更清楚。从历史上看，许多西方政治人物包括一些著名的政治家，他们在政治场合的发言，在竞选时对选民的承诺，是否是心口一致的，这在他们的政治实践或是实现竞选目标后的实际表现中就能清楚地看到。事实上，他们很多人的政治修辞都只是玩弄语言文字技巧，并无诚意兑现他们对人民或选民的政治承诺。但是，在他们进行心口不一的政治修辞表演时，他们总是力求通过语言文字表达上所作的一切经营努力来予以掩饰或美化，从而彰显其作为政治人不同于芸芸众生的高尚人格形象。至于他们的人格形象是否真的高尚，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最清楚，芸芸众生只有在事后才能有所了解。前文我们说过，政治修辞学涉及对政治人的政治修辞文本的分析。因此，如果我们不对政治人的“政治修辞”与其“人格定位”的关系予以研究，那么就不可能在对具体的政治修辞文本进行分析时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精准。正因为如此，对“政治修辞与人格定位关系”的研究，自然也就成了政治修辞学研究绕不过去的课题之一。
前文我们说过，“政治人”与“自然人”是政治修辞学中的一对相对应的概念。从本质上说，“政治人”就是上文我们说到的政治修辞的主体。从言语交际学的视角看，“政治人”其实就是一个具有特殊身份的“交际者”或曰“说写者”。只不过，跟普通的交际者（或曰“说写者”）不同，这个交际者不是普通的自然人，而是一个具有特定政治身份的人，或是在特定的政治情境下临时被赋予了政治人角色身份的人。前者我们可以称其为“职业政治人”，后者可以称其为“角色政治人”。
不过，跟“职业政治人”不同，“角色政治人”的身份不具有固定性，离开了特定的政治交际情境，其“政治人”的身份便不复存在。
可见，要想成为“政治人”，事实上是有一定条件的。至于“自然人”，则是指“政治人”之外的一切不具有政治背景与政治身份，且在跟他人的言语交际中不涉及政治议题或话题的普通人。政治修辞学既然研究政治修辞现象及其规律，以政治人的政治修辞行为作为研究对象，那么就必然要先对“政治人”与“自然人”的分野进行研究，将之纳入政治修辞学研究的视野之中。
众所周知，人是情感动物，有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情绪。政治修辞学研究的“政治修辞主体”，一般说来都是具有一定政治背景与政治身份的“政治人”。因此，相对于“自然人”，“政治人”从理论上说肯定在学识、道德、涵养等方面都会胜人一筹，具有较高站位，也有相当的理性与情绪控制能力。然而，“政治人”毕竟还是人，也跟寻常人一样有喜怒哀乐等情感情绪。正因为如此，我们时常会见到不少位高权重的政治人物在公众场合因情绪失控而口不择言的情况，结果引起轩然大波，甚至成为政治事件，最终不仅影响自己的政治前程，更有甚者还会殃及其所在的政治集团，使其政治集团的整体形象受损。如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都时有在公众场合发言情绪激动而口不择言，从而导致政治风波的情况出现。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了，用不着我们一一列举了。既然政治人是政治修辞学研究的重要对象，那么政治人的政治修辞与其情绪控制问题，自然也是政治修辞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只有总结归纳出政治人在实施政治修辞行为时如何进行有效的情绪控制的相关经验，政治修辞学的研究才能真正为政治人的政治修辞提供理论指导，从而提升其政治修辞实践的成功率。
本书第一章在给“政治修辞”下定义时就明确指出，政治修辞是政治修辞主体（政治人）为了达到特定的政治交际目标，为实现达意传情效果最大化而在语言文字表达上所作的一切经营努力。但是，要达到既定的政治交际目标，事实上仅靠“语言文字表达上所作的一切经营努力”（即修辞技巧的运用）是不够的，还需要政治修辞主体很好地“应合特定题旨情境”，即紧扣政治修辞所要表达的中心主旨，适应政治修辞行为实施当下所要面对的人、时、地等情境因素的客观要求。这样，政治修辞主体（政治人、表达者）在充分发挥创意造言的智慧，有效调动语言资源，动用一切有效的表达手法，在语言文字表达上进行一切经营努力之后，才会得到预期的理想效果。可见，政治修辞的成功与否，不仅仅涉及修辞技巧问题，而且还有一个应合特定题旨情境的问题。前文我们谈到“政治修辞情境”问题时，曾经强调过，政治修辞的情境是非常复杂的。因此，政治修辞主体（政治人）在实施具体的政治修辞行为时并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律可以把握，也没有现成的操作指南可以作为指导。这就需要政治修辞学的研究直面难题，通过对古今中外的政治修辞实践进行观察分析，从中总结归纳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政治修辞的基本原则，从而为政治修辞主体（政治人）的政治修辞提供理论上的指导与实践操作上的借鉴。至于政治修辞的技巧（即有效的表达手法，或曰修辞手法、修辞格）问题，当然更是政治修辞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了。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政治修辞学所要研究的“政治修辞”技巧，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跟“日常修辞”技巧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实际应用中还是有所差异的。对修辞学有所了解者都知道，日常语言表达中的修辞手法是非常多的。就汉语来说，根据相关统计，古今汉语表达中出现过的修辞手法就达 230多种
。但是，我们的研究发现，在古今中外政治修辞实践中，实际应用到的修辞手法并不是太多。其中，政治人最为钟情的几种修辞手法分别是：比喻、排比、折绕、设问、讽喻、倒反、引用、用典、双关、留白、设彀、呼告、示现、承转、衬跌、层递等。在这些最常用的修辞手法中，又以比喻修辞手法的运用频率最高。这一现象的出现，恐怕是跟比喻修辞手法特有的表达力有关。因为运用比喻手法建构的政治修辞文本，不仅表意生动、形象、有力，而且有时还别具婉约含蓄的韵味与幽默诙谐的机趣，因而在政治场域中不时可以发挥“四两拨千斤”的特殊作用，能够有效地化解政治对话中可能出现的尴尬，彰显表达者的人格魅力与品德修养。
其实，相对于“日常修辞”，“政治修辞”不仅运用的修辞手法在数量上有限，高频使用的修辞手法趋于集中，而且即使是同一修辞手法的运用，也会在价值取向上有所差异。跟自然人的“日常修辞”相比，政治人的“政治修辞”在选择某一修辞手法建构相应的修辞文本时，往往更倾向于使预期目标与文本接受的实际效果趋于一同，从而发挥出政治修辞的最大效益。
可见，“政治修辞”与“日常修辞”在修辞技巧的运用方面事实上也是有不少差别的，需要我们在政治修辞学的研究中予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