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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我国下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大发展与文化大繁荣进行了非常重要的战略部署，可以这样说，这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从大的范畴来讲，语言文字工作是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决定》中明确提出我们要“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这里想从语言服务的角度，就如何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谈两点看法。
看法之一：要加强语言服务研究。语言服务是近些年来学界与业界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从研究这个层面看，我们对于语言服务所要研究的对象、范围，以及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学术框架和门类体系、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学术目的，都还缺少明确的认识。如果说此前的语言服务研究因为语言本身的工具性特征而进行过不同角度的审视与思考的话，那么这种审视和思考所呈现出的更多的是一种自发的“散装”分布，现在有必要回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在语言服务这个新的框架中对既往的各种审视与思考进行“集装”整合。这个研究体系的建立至少应该符合三个学术建设上的标准。
第一，它具有一种回应性。也就是说，语言服务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门类，其产生和形成是回应了社会发展的一种需求，这种需求大概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全球化发展语境对语言服务的范围与质量标准提出了更多更迫切的要求；二是信息化虚拟世界对我们现实生活的全方位介入，以及社会发展的全方位推动对语言服务的门类与技术提出了新的任务与挑战；三是和谐社会要求构建和谐语言生活在语言服务的对象、领域、层次等方面表现出更加复杂的特性，需要更加精细的语言服务研究以提供具体实践的指引。
第二，它具有一种生发性。新的学术研究领域的形成通常有两种表现：一种是具有完全创新特征的，从研究对象到研究路径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具有一种别开生面的表现；另一种是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延展生发，具有一定的创新特征，语言服务研究应该属于第二种情况。语言服务研究要从既往语言及语言应用研究的相关成果中充分吸取学术营养，然后根据语言服务研究的任务进行重新分析，使其成为语言应用研究或者应用语言学研究领域中一个新的分支。
第三，它具有一种开放性。由于语言应用领域本身的广延性以及语言生活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语言服务的研究对象与研究任务不可能在这个研究门类创立之初就能被一网打尽。一门学科的发展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就在于它能不断地给研究者提出新的问题，语言服务研究同样也要面对这个检验。当然，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门类，其基本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也应该初具规模才行。根据我们的初步论证，语言服务研究的内容框架大体上可以从资源系统、业态系统、领域系统、层次系统、效能评价系统等方面来进行构拟与建设。这里面的每一个子系统都具有开放性，尤其是领域系统，其研究任务具有非常强的开放特征。
看法之二：要注重语言服务实践。从语言服务的角度看，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及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更多的是要求我们在语言服务实践这个层面有所作为，这种作为要在科学正确的语言文字方针以及比较坚实的语言服务研究的理论基础上来进行。就目前我国语言服务的情况来看，大都还是围绕上述语言服务研究要回应全球化语境、信息化推进及和谐社会语言生活的建设来进行，这里不拟全部展开来谈论。笔墨想集中在一点，即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应该如何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来谈几点个人的意见。
众所周知，城市化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模式的一种不可阻止的趋势，由于各个国家发展速度的不同，城市化进程与速率也彼此不同。对于中国而言，我们现在的城市化可以说是进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一次大的跃升。有人估计，这一次城市化的时间长度不会低于 50年，照此推算，这次城市化进程大约要延展到 21世纪中叶，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那个时候。在这个进程中，如何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各民族语言文字如何能够得到科学的保护、我们应该提供一些什么样的语言服务就是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新入城人口的语言服务问题。有预测表明，未来 30年中国社会格局将成为典型的“三元社会”，城市人口、农村人口和流动人口各占 5亿。很明显，流动人口不会是在农村之间流动的，他们实际上是汇入了城市化进程之中，这就带来两个问题：一是随着这个庞大的人群离开乡土进入城市，尤其是跨省流动进入城市，我们应该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语言服务，如何处理好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使用本土的民族语言文字（包括方言）的关系？二是这些人口流入城市之后所产生的流动儿童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教育问题。一方面，城市化进程中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些流动儿童能否顺利有效接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另一方面，随着他们跟随父母离开乡土，对于他们故乡的语言包括方言，他们能否有机会或者条件加以习得掌握，我们能否进行相应的语言规划服务，包括引导家庭进行语言规划，通过语言服务帮助他们做好与故乡语言文字方面的续接浸淫。
第二，城市语言与城市方言的保护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一方面对推行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出了更为普遍的要求，需要我们做好相应的语言服务工作；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城市原有的语言包括方言在使用人群、使用空间与使用范围等诸多方面面临诸多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进行相应的语言规划，提供科学的语言服务，使得原有的城市语言与城市方言能够拥有相应的成长空间与发展路径，使其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实践层面上讲，在家庭、学校、社区、媒体、网络、各类语言文字传播载体与资源留存等方面，我们要进行语言服务的科学统筹协调，进行全面的设计与实践推动，只有这样，十七届六中全会中所说的“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才有可能在城市化进程中得到真正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