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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服务”是正在形成的中国语言生活派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例如在 2010年教育部举行的第 8次新闻发布会上，李宇明（2010）对《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9）》进行评价时指出：2009年中国语言文字工作扎实深入、全面拓展，“构建和谐语言生活”“语言资源”“语言服务”这些理念逐渐受到社会重视。在 2011年教育部举行的第 1次新闻发布会上，李宇明（2011）又一次指出：我们发布中国语言生活状况的主要目标就是信息公开，提倡语言服务理念，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语言服务”已经成为中国语言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在 2010年 10月举行的中国语言生活学术研讨会上，屈哨兵（2010）也对语言服务问题进行了一些梳理与思考。
国家对于语言生活的重视可以说是卓然有获，各种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制定颁行、相关机构组织的建立与建设，还有正在蓬勃发展、与时俱进的各种语言服务实践，可以说是为语言服务研究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目前国内学界对语言服务问题开始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有几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比较完整的解决：作为一个新的学科探究的领域，语言服务的研究边界在哪里？它本身应该拥有哪些关键概念，是否有可能构成一个概念系统？本文试图在前期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回答这个问题，提出用五个概念系统来刻画语言服务研究与语言服务实践可能涉及的范围与界面。
语言服务资源系统是基于语言本体要素角度作出的一种类型划分，可以分成文字、语音、词汇、语法等不同板块，每一个板块都可以独立地与语言服务发生关联，这种关联可以发生在语言服务从规划到实践的各种层面与环节。文字服务是指以文字作为载体的服务，就汉字而论，如语言规划层面的繁体字和简体字的转换设计、相关字符交换集的建设、汉字输入法的设计推广、汉字字体的选择设计、汉字字符集的建设与利用等，都属于文字服务的范围。语音服务是指以语音作为主要形式的服务，这里面包括语音规范标准的选择与论证、各种正音字表与词表的研制、普通话教育中的正音教育、各类企业客服人员的语音（嗓音）培训与设计、公众人物及各类有需要人士的语音面貌分析与规划设计等。词汇服务是指以词汇作为主要形式的服务，这里面包括各种规范词表的研制与推广、各种专题词表的研制与推广、不同语种之间的词汇比对与选择确认、普通话与汉语各方言之间的词汇比对与选择等，语言生活层面同样涉及社会共有词汇的遴选、鉴别及推荐引导，例如搜狗不断更新的网络新词就是一种词汇服务。具体到市场执行层面，还会涉及一些主题概念词的设计与推广。语法服务是指以各种语法形式作为主要载体的服务，就汉语而论，在规划层面它应该体现为汉语语法长编的研制、各类语法信息词典的研制、不同语种之间语法形式（句型、句式、句类、各种构式等）的对应与交换、人机对话中各种语法问题的解决方案的设计与实施；在语言生活层面则表现为各种语法现象的引导、推荐与规范，具体到应用领域中，还存在着不同的优势格式的选择引导，有的不乏相当的经济价值。不同的要素都可以构成相应的语言服务市场。
语言对人类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对人类活动的组织作用与服务作用在相关学术研究旨趣发生“语言学转向”之前并没有凸显出来，实际上语言资源本身具有相当优化的结构与功能，一直在高效地为社会运行与发展服务，这一点在语言经济学研究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语言经济学家鲁宾斯坦非常明确地指出语言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解释自然语言的特性是如何与某种‘理性’目标函数的最优化相一致的”。当然，鲁宾斯坦是站在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待自然语言的，认为“经济学试图将社会制度解释为从某些函数最优化的过程中所衍生出的常规性，这一点可能对语言也是适用的”。
他的落脚点是经济学，语言的这种“函数的最优化”看重的是语言资源本身的服务潜能。
语言服务的业态是指语言服务事业的表现形态。根据我们的初步整理，语言服务的业态大体上可以分成四种：语言服务产业、语言服务职业、语言服务行业、语言服务基业（屈哨兵，2011）。语言服务产业是指以语言服务作为生产和经营手段的事业，也可以称为语言产业。有语言服务产业就有语言服务职业，语言服务职业是指以语言服务作为主要手段并获取相应收益与报酬的工作，个体性与商品性是其重要的内在属性，有的还具有衔接性和渗入性。语言服务行业是指语言服务的工商业意义上的类别，它与语言服务职业的区别在于职业强调的是个体属性，而行业侧重的是职业集合，若干个从事同一职业的人的聚合就形成行业。语言服务基业是指语言服务的基础性事业，语言服务基业主要涉及对语言资源的科学开发与利用，重点是做好语言规划的设计与实施，同时还需要坚实的学科研究支撑。
从整体情况看，我国目前语言服务的业态表现内部情况互有参差，有的表现还不是十分稳定，能否成为稳定的业态构成部分还需要经过市场的检验，当然也需要在国家层面上加以规划引导。如果从国家规划引导这个角度出发，语言服务业态的展现顺序应该是：基业—产业/行业—职业。客观地说，我们目前对语言服务的四种业态表现的真实情况并不是掌握得十分清楚，相关的研究与规划也还不能完全跟得上语言生活发展变化的步伐。比如语言服务职业，目前到底有多少种？范围与认定标准应该如何制定？语言服务职业内部的构成层次如何？它们彼此的发展态势与完善情况如何？它们与语言服务行业彼此之间的关系有哪些表现？语言服务职业的标准有哪些？还有哪些需要建设引导？如此种种，事实上我们都不甚了了。
语言服务所能覆盖的领域到底有多宽，目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狭义的语言服务通常是指语言翻译服务，广义的语言服务是指所有以语言作为工具或项目内容而开展的服务，具体可以分成语言翻译服务、语言教育服务、语言支持服务、特定行业领域的语言服务四大类型（屈哨兵，2007）。
语言服务领域的表现具有市场与公益双重属性。具体表现途径有两种：一是不同的领域对市场与公益两种属性有不同的选择倾向；二是同一领域中，由于具体服务产品与服务阶段的不同，有时偏重于公益，有时则偏重于市场。本文讨论的语言服务领域主要从市场这一端来进行定义。具体领域的语言服务是一个分层开放的系统，它应该是语言服务最具生命活力的组成部分。百行百业，只要拿语言来做事，那就有可能涉及各种各样的语言服务，有语言服务就会有经济价值。仅就《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近几年涉及的相关项目而言，就包括广告语言服务、说明书语言服务、医疗语言服务、网络语言服务、旅游语言服务、民航语言服务等，此外还有会展语言服务（如上海世博会）与赛事语言服务（如北京奥运会与广州亚运会）（“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组，2006—2011）。此外，像电信交通领域、立法司法领域，以及海峡两岸与香港的社区领域，都存在着大量的语言服务问题。
各个领域的语言服务的构成内容与表现不是均质的。以职业清晰度而论，至少有三种情况：一是有的已经形成相对清晰的职业类型；二是有的职业类型还不是十分清晰稳定，可能需要随着社会发展与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之后才会确立；三是有的语言服务性质具有相当的依附性，可能难以存在职业独立的前景。就语言服务的阶段性而论，至少存在着两种情况：有的表现为语言服务规划（相关语言服务的标准规范）比较到位，语言服务的实施也比较成功，如奥运会、世博会和亚运会语言环境的服务建设；有的则表现为社会行业现实提出了语言服务的要求，但我们在语言服务规划与设计方面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如广告语言服务、医疗语言服务、说明书语言服务、特殊人群的语言服务、城市社区移民的语言服务等，这里面一部分还只是被《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关注的一些个案，那些还没有被我们注意的需要提供语言服务的规范标准、进行语言服务项目建设、提升语言服务质量的行业和领域还有很多，为我们进行语言服务的观察、研究与建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国家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正因为如此，在国家框架内需要对官方语言作出选择，需要对民族语言及各种方言与官方语言之间的关系进行协调，需要对语言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作出判断。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从语言规划的角度作出各种选择，同时也可以从语言服务的角度作出分层处理。
语言服务大体说来可以分成四个层次：国家层面的语言服务、族际层面的语言服务、方言社区层面的语言服务、个体层面的语言服务。
第一个是国家层面，这个层面的语言服务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语言与国家统一、国家安全、国家发展的关系问题，涉及国家软实力的增强问题，具有基础性、时代性、公益性三个重要特征。国家现代化和国际化程度越高，这方面的意识越不能缺失。国家层面的语言服务的主要形式是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和信息化建设，这是国家各种语言工程得以实施的基础，也是前述语言服务业态表现中语言服务基业的主要内容。2011年 1月，时任国家语委主任李卫红同志在国家语委年度工作会议上强调，我们的语言文字事业要“服务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柴葳，2011），这从国家层面说明了语言文字工作的服务特性。
第二个是族际层面，这个层面的语言服务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国家通用语言使用与各个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选择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个方面进行语言服务的主要形式是提供双语教育服务，同时还涉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保护与开发服务。目前，我国在这个方面的情况比较复杂，我国有五十六个民族，使用着一百二十多种语言，有些具体的语言服务项目的开发可能是我们原来很少规划考虑的。例如 2010年玉树地震之后提出的语言救援的要求，就非常需要切实可行的族际语言服务。李宇明（2011）结合自然灾害与人道主义救援这个主题，指出：“在语言障碍和语言援助方面问题凸显，在发生自然灾害时和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当中，如何能够得到合适的语言救援，已经成为中国应该思考的问题。”“我们国家是个地震和其他自然灾害多发的地方，在灾难到来的时候怎么样提供合适的语言服务，这需要方言人才，需要民族语言人才。”在这方面，我们尤其需要通晓双语双方言的人才。玉树震后，如果那个叫才人旦舟的藏族小孩只会说藏语，不会说普通话，那么他就不能完成那样的语言救援的志愿服务。另外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是，由于具体族群的不同，他们对国家通用语言与本民族语言所抱有的语言态度以及进行的取舍都会有程度不等的差别，也需要我们选取不同的语言服务策略。不是说那些濒危语言的族群式微，我们就可以对与其相关的民族语言服务放任自流、任其消亡，在相当程度上，我们应该主张提供相应的语言教育服务及其他各种形式的语言服务，使其作为一种文化生态得以保留与传承。
第三个是方言（此处重点指汉语方言）社区层面，这个层面的语言服务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国家通用语言的推广使用与汉语方言的选择使用之间的关系问题。汉语方言主要分成两大块，即北方方言与南方方言。北方方言与国家通用语言的匹配度整体较高，在语言服务方面的一致性比较强；南方方言彼此之间各有差异，其与国家通用语言之间的差异整体上比较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国家工业化进程的需要，国家在推广普通话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成就巨大。应该说，国家通用语言在各方言社区间的语言服务工作已经有了比较好的基础，但也不能排除某些地区与社群在需要通用语言服务的同时，还存在着方言服务的需求。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原来关注的不是很多，里面的具体情况也比较复杂，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语言服务引导，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2010年广州“撑粤语”事件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间，对此，詹伯慧（2011）、屈哨兵（2011）等进行过专门的思考。
第四个是个体层面，前述三个层次的语言服务最终都会在个体层面得以体现和落实，这里需要补充的是针对一些特殊个体与群体的语言服务，比如法律诉讼中针对具体当事人的法庭语言翻译服务、针对某些可能给当事人带来危害性后果的环境或事物的语言提醒服务、针对聋人与盲人的各种语言支持服务等。支持各个层次的语言服务得以成立的一个共有基础是语言权利，语言权利是人权的一种构成要素，这种权利可以通过语言服务的方式得以保全。
如果跳出国家这个框架，还可以有国际层面的语言服务，这个层面的语言服务的主要表现是语言翻译服务，这种服务也是语言服务的经典含义，这里不再展开叙说。
语言服务效能可以分成两方面来进行描述分析，一方面是语言服务的工具效能，另一方面是语言服务的经济效能。语言服务的工具效能是语言服务得以成立的基础，换句话说，语言作为人类的交际工具，使语言服务成为一种与生俱来的属性，只不过在既往的语言生活中，我们没有从服务这个角度对它进行观察梳理与分析整合，现在提出，是一种从自发到自觉的提升。如果我们看重语言的这种工具属性，那么很多因为语言问题引起的纷争就可以化解，至少这种工具效能的凸显不会激化某些场合的语言冲突。这种服务功能有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举个例子，清军入关之后，是非常想保留满语作为“国语”的地位并加以传习的，历代皇帝对于这个问题都有明确的要求，比如康熙说“一入汉习，即大背祖父明训，朕誓不为此”
，乾隆说带头率八旗子弟“时时以学习国语、熟练骑射、操演技勇”
，道光要求对满洲官兵“教以清语骑射，俾各精熟，毋得沾染汉人习气，废弛满洲旧业”
。这些要求在当时当然都是皇言昭昭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上情下达呢？贵为一国之尊同样也要选择交际工具来为他的这个下达目标服务，没有其他办法，还是要选择汉语，也就是说，他们要用汉语下达“不说汉语”的谕示，何以如此？他们选择的是汉语的语言服务的工具效能。如果从汉语的文化效能来考虑，他们是断难作出这样的选择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语言服务的工具效能与语言本身的文化效能是分得十分清楚的。语言服务的工具效能还有两个具体表现，一是具有规约性，二是具有主导性（屈哨兵，2008）。
语言服务的经济效能是指语言服务的市场价值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功能与语言经济学框架中对语言功能的解释有一定的相关性，但两者之间并不能画等号。据相关学者介绍，语言经济学的学术主线大体分为三条：一是人力资本理论下的语言与经济关系研究，例如语言与收入关系的研究；二是经济学语言的修辞分析，也就是说，经济研究中经济学语言的运用本身也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三是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来分析语言的结构、现象及相关的语言问题（张卫国，2009）。所谓语言服务的经济效能大体上与上述的第三条学术主线有一定的关联，语言服务的经济效能想要回答的是语言的各种要素通过语言服务这个环节能够产生何种经济收益。1965年，马尔沙克就指出语言也具有与其他资源一样的经济特性：价值（value）、效用（utility）、费用（cost）、收益（benefit）（陈柳钦，2011），这可能是一个可以借鉴的对语言服务的经济效能进行观察的理论框架，关于这方面的探究或许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不管是语言服务的工具效能，还是语言服务的经济效能，我们都需要进行相应的语言服务效能测评系统的建设。目前，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很少，不管是语言服务效能的测评原则与测评框架，还是语言服务效能的测评指标与测评细则，目前都少见系统的思考与成熟的设计，李现乐（2011）在这方面作出了比较有价值的观察与探索。如何进行语言服务效能的测评，一个可能的方法是，选择具体的语言服务项目，对其进行语言服务效能的过程观察与结果测评。这种观察与测评是一项系统性很强的工作。如果具体的语言服务项目的效能测评不能完成，那么整个语言服务效能测评系统的建设也难以进行。这些需要我们进行更多的思考与探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同志多次就文字改革问题作出指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要解决好语言文字科学化、国际化、大众化的问题，不难看出此中语言文字的服务性指向。20世纪 50年代开始的简化汉字和推广普通话可以看成语言文字工作服务大局、服务社会发展的重大行动，成就巨大。六十多年来，国家的语言文字工作服务社会发展大局的主题一直非常鲜明，随着 21世纪的到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具体内容当然会与时俱进，规范化、标准化成为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内容，服务作为语言文字工作的一个重要功能越发得到重视与凸显。比如，2006年，在纪念国务院《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和《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发布 50周年座谈会上，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同志的讲话标题就叫作“做好语言文字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可见语言文字与服务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2011年，刘延东在纪念《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 10周年座谈会上强调：“注重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和信息化建设，加强对社会语言生活的监测与服务，促进语言文字健康发展。”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委主任李卫红对语言文字工作的服务主题强调得更具体，指出要“处理好科学研究与管理服务的关系，语言文字科研工作应紧扣社会应用，密切关注、研究社会语言生活中的新问题、新动向，研究解决群众广泛关注、对民生影响大的事项，面向基层，服务于管理，要善于将科研成果及时转化、推广、应用，不断提高管理和服务的水平和质量”（柴葳，2011）。
我国老一辈语言学家，如王力、吕叔湘、朱德熙等先生都非常重视语言文字为社会服务的事情，大致翻一翻他们的一些论著，很多都是涉及这方面的。20世纪 90年代，吕叔湘先生还提出过建立“语文事务所”的设想，他说：“我们能不能培养一批语文专家，可以供人家聘用，或者组织咨询处。懂法律的人称律师，可以组成律师事务所，通语文的人为什么不能称语文师，组成语文事务所呢？”（吕叔湘，1994）吕先生这里所言确实很有先见之明。1995年创刊的《咬文嚼字》所做的工作也应该属于语言服务的范畴，这和我们今日所言的语言服务的理念是十分吻合的。
语言服务作为国家语言文字事业的一个重要命题，在当下语境中将会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因此，整合语言服务概念，加强语言服务研究，必要时建立语言服务研究机构，或许应该成为国家语言文字事业格局中的一个新的工作抓手。很显然，本文所提出的语言服务概念系统，从研究层面或者可以进行相对集中的研究，从实践层面却与国家庞大的语言生活实体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关联，非任何一家学术研究机构或者语言服务机构所能独任，而是需要社会各界及更多的语言文字工作者为此作出不断的努力。
［1］柴葳：《2011年度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召开》，教育部门户网站，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1485/201101/114663.html，2011年 1月22日。
［2］陈柳钦：《用规则来解释规则，用语言来解释语言：西方语言经济学的缘起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 4月 19日第 13版。
［3］《教育部 2010年第 8次新闻发布会》，中国语言文字网，http：//www.chinalanguage.gov.cn/14/201011＿25/1＿144748＿0＿1290672250230.html，2010年 11月 25日。
［4］《教育部 2011年第 1次新闻发布会》，教育部门户网站，http：//www.moe.gov.cn/sofprogecslive/webcontrollerdo？titleSeq＝2486＆gecsmessage＝1，2011年 5月 12日。
［5］《刘延东强调：开创语言文字事业科学发展新局面》，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1dhd/2011－01/20/content＿1789523.htm，2011年 1月 20日。
［6］李现乐：《语言服务与服务语言：语言经济视角下的语言应用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7］鲁宾斯坦著，钱勇、周翼译，韦森审订：《经济学与语言》，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
［8］吕叔湘：《第三届现代汉语语法研讨会致辞（代序）》，邵敬敏主编：《语法研究与语法应用》，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
［9］屈哨兵：《语言服务研究论纲》，《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6期。
［10］屈哨兵：《语言服务研究问题再思考》（在“两岸四地”语言学论坛上的发言），中国澳门，2008年 12月 5—7日。
［11］屈哨兵：《关于〈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语言服务问题的观察与思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 5期。
［12］屈哨兵：《广州“撑粤语”事件引发的思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 1期。
［13］屈哨兵：《产业、职业、行业、基业：语言服务“四业”并论》，《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 4月 12日第 3版。
［14］市川勘、小松岚：《百年华语》，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
［15］詹伯慧：《粤语是绝对不会沦陷的：对出现“废粤推普”风波的一些思考》，《学术研究》2011年第 3期。
［16］张卫国：《语言经济学研究存在三个主要维度》，《光明日报》，2009年 11月24日第 10版。
［17］“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2010年各卷）》（上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011年。
［18］周济：《做好语言文字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中国教育新闻网，http：//www.jyb.cn/cm/jycm/beijing/jybgb/zh/t20060815＿29537.htm，2006年 8月 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