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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 近些年，您多次在学术论文与学术活动中提及“语言服务”这一概念，您是出于什么考虑提出这一概念的呢？
屈：近些年来我确实非常关注“语言服务”这一概念的论述、建设以及实践表现。2005年在上海举行的世博会语言环境建设国际论坛上，我提交了论文《语言服务研究论纲》。以语言服务为主题写作这篇论文是基于当代中国语言生活与语言规划的大背景。国家语委曾多次提出有关语言服务的理念，引起学界讨论和思考。比如，国家语委副主任、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李宇明在“国家语委‘十一五’科研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处理好国家在快速发展中遇到的各种语言问题，全力保护、科学利用、积极开发中华语言资源，尽力为社会提供各种语言服务，努力促进语言生活的和谐，为建构和谐社会作出语言文字工作者的贡献。”
语言服务概念提出的最直接动因来源于构建和谐语言生活的时代需求。于根元较早提出“规范也是服务”
这一理念，将语言服务观引入语言规范化工作中。李宇明还说：“语言文字的规范化，首先有赖于一系列语言文字及其在方方面面运用的规范和标准。这些规范和标准的制定与推行，是信息化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中心任务。”
所谓“规范和标准的制定与推行”，实际上也是利用语言手段为社会提供的一种服务。这种服务之于国家现代化信息化的建设尤其重要，这也是我们试图专门厘定“语言服务”这个概念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时代需要我们建立一个比较全面的语言服务体系，也需要我们建立一个与之相适应的语言服务研究框架。前者重应用，后者重理论，两者发展不可偏废，观察重点则可以允许不同。
崔： 对比国外语言服务产业的发展状况，国内的语言服务产业可以学习和借鉴哪些经验呢？
屈：首先说明一点，我们近些年讨论的语言服务产业的概念与国外是有大小之分的。国外所谓的语言服务有一个比较恒定的指向，主要指语言翻译服务。语言翻译服务在欧美都得到了较多关注，其产值对国家GDP的推动很大。我们讨论的语言服务产业的涵盖面比国外的语言服务产业范围更广，主要包括四方面：语言翻译产业、语言教育产业、语言知识性产品的开发、特定领域的语言服务，如工商领域、医疗领域、体育领域、司法领域等。另外还有不同层次的语言服务。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的语言服务概念系统所涉及的内容比国外一般意义上的语言服务之所指要丰富完善得多。
仅就语言翻译产业而言，国内语言翻译产业的规模和市场效益还存在较大缺陷，在翻译产业的质量、组织方式、市场化程度上都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国外可供借鉴的经验很多。可喜的是，语言翻译产业近些年来得到了较大的关注和提升。2010年，中国国际语言服务行业大会暨大型国际活动语言服务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上，一些翻译出版公司和企业对翻译服务行业的优秀人员进行了嘉奖，值得关注。
崔： 语言服务产业的发展与完善需要学界的积极引导。请问语言服务研究在语言学的学科体系中占据怎样的位置？目前的研究现状如何？哪些方面需要深入研究？
屈：我认为语言服务属于应用语言学的范畴，应当在应用语言学的框架下进行研究，同时也和语用学、社会语言学关系密切，条件成熟时，语言服务研究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分支。语言服务从应用上看可以覆盖应用语言学的各个领域，不同之处在于以服务作为一个独立的观察点，可以更加清晰地观察、审视和分析语言的工具属性与经济属性。当代社会语言服务功能的开发、研究与应用的重要性，较之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对语言的工具属性与经济属性的强调和凸显是时代发展所需，这也是我们将语言服务放在一个比较突出的位置上来观察和分析的重要原因，表明我们的语言服务从自发到自觉的一种发展趋势。
作为一个新的研究分支或领域，语言服务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以往学界侧重从实践应用的层面审视语言服务，较少进行语言服务的共性推敲和理论追问，诸如服务属性、服务类型、服务功能、服务项目设计、服务效能测评等，有待我们进行比较系统的思考与研究。目前急需为语言服务建立概念系统，我认为语言服务至少有五个概念系统需要构建和梳理，即资源系统、业态系统、领域系统、层次系统、效能系统。每一个系统下都有相应的支撑性分支。比如，梳理语言服务的业态系统，就需要厘清语言服务在产业、职业、行业、基业上分别有哪些表现。构建语言服务的概念系统有很多工作需要做，我们正组织力量撰写一部具有导论性质的书，希望能够给出一个较为系统的回答。
崔： 语言教育是语言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请问语言服务的理念可以为汉语国际推广带来哪些启示？汉语国际推广工作需要在哪些方面、以哪些形式加强语言服务？
屈：从语言服务的视角审视汉语国际推广，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进行了一些判断和思考
，下面分别从教师、教材、教法三方面予以说明。
首先看教师。在汉语国际推广工作中，教师的市场需求、来源构成、培养发展都应当有较为清晰的描述与规划。比如，从五六年前开始，人们就对海外学习汉语的人数陆陆续续进行了一些推测，有的说保守估计是两千万，有的说达到一个亿。也就是说，如果按每 20人需要一位汉语教师来计算的话，那么对外汉语教师的市场需求至少是数以百万计。我们目前培养出来和正在培养的可从事汉语国际教育职业的人数只是预测中应该达到的数额的零头。这无疑在催生一个巨大的教师培养培训与教师选择市场。在这个市场前提之下，教师培养应该从市场角度出发提供哪些服务呢？国家汉办、各个高校、相关社会机构都该做些什么呢？海外华人社区在教师培养与教学资源提供上能做些什么呢？只有从语言服务的角度对教师的市场需求作出比较明确的应对，才能够回答上述问题。
再来看教材。陆俭明对近 30年来的教材编写情况进行了客观评价：“数量增加了；品种、层次增多了；积累了不少编写经验；出版了一些好教材。但是，教材尚不成系列，中高级教材少，自学用的教材还相当缺乏；能称得上精品教材的汉语教材为数不多；能推向世界的汉语教材就更少了。”同时他还指出，原因在于“教材编写缺乏科研引航，缺乏编前的深入研究，缺乏教材编写的必要的科学数据”。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引导也是一种支持教材开发的服务，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此外，还应重视汉语教材的市场转化问题。根据有关机构的统计，现在汉语国际教育中已经出版使用的教材有一万五千多册（重复不计）
，规模不可谓小。在孔子学院全球形成规模的当下，我们现在编订的教材多半出自国内，它们在海外市场如何占位，各个目的国已有的汉语教材的出版与使用现状如何，新的教材应该如何切入？只有形成一个可以良性循环的教材市场，才有可能提供良好的语言服务环境。从目前的汉语国际推广形势来看，国内开发的很多教材与国外实际需求并不对接，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在教材建设、教材开发、教材服务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尚未充分彰显，汉语教材的市场转化任重道远。在搭建语言服务与教材开发的平台方面，我们还有待加强。
最后看教法。从语言服务的视角看教学方法，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一是要做好教学方法的总结与学科指导服务工作，二是在教学方法验证与市场推广方面要重视相关的服务建设工作。针对不同的教学对象、教学任务、教学环境、教学项目，应采取不同的教学理念与方法，要充分利用汉语国际推广的有利态势，做好各种教学方法的比对验证工作。教学方法的高下常常要在比较之中才能得出结论，有意识地做好各种教学方法的比对验证服务就显得特别重要。我们不希望这种比对与实践在无序的状况下进行，而是应该在有序的安排与引导下对教学工作的理念、目标、方法、效果等进行审视、判断。市场是筛选优质方法的途径，要想使好的教学方法产生更大的效果，市场推广不可缺少。如何更加有效地整合市场资源、提供更加优质的语言服务，可能仍然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应该着力处理的事情。
崔： 粤语是我国除国家通用语普通话之外最具影响力的强势方言之一，广东人对粤语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近些年，“普粤之争”引发关注，并一度成为媒体热议的焦点，普通话推广与方言保护的关系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您多年来在广州居住生活，就您的亲身经历来看，2010年发生在广州的“撑粤语”事件可以为方言区的推普工作带来哪些启示？在方言区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屈：我在广州生活了将近 20年。广东地区有粤语、客家话、潮汕话三种主要方言，其中粤语不仅在广东是强势方言，在全球的华语体系中也是使用人口最多的方言之一，有统计说全球有将近一亿人在使用粤语。粤语不仅有显著的人口优势，也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依托。因此，广东人，尤其是广府人，对粤语有深厚感情是很自然的，也是值得肯定和珍惜的。
“普粤之争”是由广州市政协在网上发布的一份调查问卷引起，使民众产生政府要“推普废粤”的猜想，从而引发热议与风波，最终在政府的辟谣与干预下告终。整个过程称得上是以一个“伪命题”发端，由于各界的广泛关注甚至参与，最终酿成一个“真事件”。我对 2010年广州地方政府在处理“普粤之争”时的表现持肯定态度，他们在第一时间准确及时地表明了政府的观点、态度，避免了事态恶化。
这一事件涉及的因素比较复杂，包括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文化与方言的关系、城市与方言的关系、媒体与方言的关系、学校教育与方言的关系、城市新移民与方言的关系、城市新生代与方言的关系、毗邻地区与方言的关系、海外侨民与方言的关系。这些关系都是方言区构建语言生活应该注意的问题，尤其要妥善处理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在广东地区，应保持汉民族共同语与粤方言和谐共生的语言生态。一旦打破这个语言生态，则可能形成两边不讨好的局面。一方面，过于强调普通话可能会让本地人感到方言传承受到威胁；另一方面，过于强调地区方言又难以满足庞大外来人口的交际需要。
实际上，近些年广州地区的普通话与粤语的使用，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在族群层面，基本上是处在和谐共生的状况下，各安其位。但在目前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对语言统一的要求、后现代主义以及城市新生代的文化原教旨主义之间的冲突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方面，建设现代化国家要求有统一的语言；另一方面，发展多元文化要求我们保护和弘扬地域文化。在现代城市中，尤其是像广州这样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接近 1∶1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普通话和方言的语码选择问题，值得政府、媒体、教育界以及每一位市民深思。广州只是中国方言区若干城市中的一个，类似的语言矛盾会不会在其他地区出现，现在也很难说。我们应当对“普粤之争”的案例加以思考与总结，以便为今后其他地区处理语言问题、化解语言矛盾提供一个良好的处理模式。
崔： 在 2010年举行的广州亚运会上，开幕式歌曲是在岭南很流行、用粤语演唱的童谣《落雨大》。有学者质疑说，在国际赛事上，广州首先代表的是国家形象，其次才是区域形象，因而选择用国家通用语演唱的歌曲更合适。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在方言区举办的国际公共事务的语言服务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屈：我现场观看了亚运会开幕式的预演，也观察过开幕式上曲目的选择。粤语歌曲《落雨大》代表了岭南文化，从整体的文化价值取向来看，在亚运会上点缀、突出区域文化无可厚非，毕竟粤语也是汉语，岭南文化也是博大的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况且整个亚运会期间，不管是针对赛事的语言服务还是城市平时的语言服务，整体上仍然主要使用普通话，从实际效果来看也是比较成功的。
除了开幕式的《落雨大》之外，闭幕式的开场歌曲也是广东人耳熟能详的童谣《月光光》，由粤语和普通话交替演唱，表现出一种灵活自由的语言选择与和谐生动的语言生态。从文化表现的角度来看，这种演绎歌曲的方式是颇费匠心的。
整个亚运会期间的语言服务主要是普通话和英语服务，当然还有小语种服务。广州亚运会多语言服务中心提供英语、俄语、阿拉伯语、日语、朝（韩）语、泰语、柬埔寨语、印尼语、越南语九个语种与汉语之间的电话口译服务。
语言服务人员的选择较为严格，有些服务人员既能说外语，又能说普通话，同时还会说粤语。由于广州地理位置特殊，毗邻港澳，面向东南亚，粤语又在全球使用人口众多，因而要求粤语在语言服务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是一种正常的、不可回避的语言服务需求。
广州亚运会在语言服务方面提供了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赛事语言环境与城市语言环境，得到了运动会期间到广州来观赛、旅行和进行其他商务或文化交流活动的各方的好评。当然，其他地区或城市举办大型国际赛事活动不能机械照搬广州亚运会的语言服务模式，应当因城而论、因事而论。语言服务存在的前提是要针对服务面向的人群，以及来自这个人群的需求。
崔： 语言服务的开展离不开国家层面的规划与支持，您认为政府在语言服务工作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屈：政府在语言服务工作中的作用可以分为四个层面。第一是国家层面的语言服务，主要解决语言与国家统一、国家安全、国家发展的关系问题，涉及语言文字的规范标准、信息化建设、语言工程的实施，以及各种语言服务业态中的基业建设。第二是族际层面的语言服务，主要解决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使用之间的关系问题，包括共同语的选择及双语教育的服务问题。第三是方言社区层面的语言服务，主要解决国家通用语言的推广使用和汉语方言选择使用的关系问题。第四是个体层面的语言服务，是针对某些特殊个体或特殊人群的语言服务，比如法律诉讼中针对具体当事人的法庭语言翻译服务、针对可能给当事人带来危害性后果的环境或者事物的语言提醒服务、针对聋人或盲人的语言支持服务等。这四个层面的语言服务都需要政府提出对策、采取措施，从而为国家语言生活的提升与发展提供良好的保障。
崔： 2005年以来，国家语委每年都推出《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您多次参与了报告的研制与撰写工作。您能结合《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谈谈当前语言服务在中国语言生活中的地位和发展态势吗？
屈：《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及其相关研究的价值至少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以《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形式客观呈现中国语言生活的面貌具有创造性，这种做法在全球的语言生活报告格局中独树一帜，实现了政府、学界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我希望这一态势能够长久维持并发扬光大。第二，围绕《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研制工作，形成了一支颇具研究潜力与凝聚力的研究团队，学界不少人认为正在初步形成一个“中国语言生活派”。只要我们坚持下去，这种态势是会变成现实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中国的学术界也应该随着国家发展的良好态势树立学派自信，在全球学术格局中亮出自己的旗帜。第三，语言服务作为语言生活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并不是“舶来品”，而是依托中国本土的语言生活而不断丰富与发展。在《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这个大的平台上，学界对语言生活的观察与研究能够不断推动国家语言生活的建设、改善国民语言生活质量，这就是一种语言服务，为国家发展作出我们积极的贡献。
从2005年以来，围绕语言服务这一主题，我为《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撰写了几篇报告，也对报告中语言服务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一些梳理
，试图探寻语言服务在中国语言生活中的线索与脉络。以《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上编）》所附术语索引为例，2005年关于“语言服务”的索引记录是 3条，2006年是 9条，2007年是 29条，2008年也有 10条，这还不包括“语言服务产品”“语言服务能力”“语言服务市场”“语言服务产业”等衍生概念。从整体态势来看，进入 21世纪以来，“语言服务”在中国语言生活中成为一个越来越清晰的概念，概念引用逐渐趋多。这反映出“语言服务”的受关注度越来越高，在语言生活中的地位快速提升，政府语言文字工作在语言服务建设上投入的比重越来越大。从下一步发展来看，语言服务研究形成应用语言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也不是没有可能。
崔： 为了跟中国语言生活的调查与研究相配合，进一步引起社会各界对语言生活的关注和讨论，中国语言资源开发应用中心与商务印书馆于2010年5月推出了《中国语言生活》电子杂志。这是我国第一份以中国语言生活为主题的普及型小型双月刊，由于根元教授担任主编。请您谈谈对这一杂志的观感与评价。
屈：《中国语言生活》杂志生动活泼，赏心悦目，可读性很强，我也推荐给研究生们看。首先，从内容上说，《中国语言生活》杂志一直关注语言生活的重要领域，跟进热点问题，呈现的内容与语言生活面貌的匹配性很高。其次，从形式上说，电子杂志符合新媒体时代人类阅读和获取信息的发展趋势，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电子杂志的开发与发展应当是未来学术刊物的发展方向。据我所知，国际上很多学术杂志，尤其是一些自然科学类杂志，都不是以纸媒作为主要的传阅方式，而是以电子杂志作为媒介方式。《中国语言生活》在这方面极具开创性，既得风气之先，又得资源之先，相信一定能够在今后的办刊道路上得到学术回报与社会回报。这归功于我们的老前辈于根元先生，他对语言生活的学术敏锐性值得我们学习和模仿。我们也愿意在《中国语言生活》杂志的平台上收获更多营养，得到更多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语言生活》为中国语言生活提供了很好的语言服务。
［1］李宇明：《规范语言文字，推进信息化进程》，《中国教育报》，2001年 5月 7日第 1版。
［2］李宇明：《总结经验 开拓创新 努力促进“十一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在“国家语委‘十一五’科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语言文字应用》2007年第1期。
［3］陆俭明：《当前的汉语教学更需冷静思考与科研引航》，《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0年第 2期。
［4］屈哨兵：《关于〈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语言服务问题的观察与思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 5期。
［5］屈哨兵：《语言服务角度下汉语国际推广的几点思考》，《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 7期。
［6］杨明：《打个电话就有免费人工翻译：广州亚运会提供九种外语 24小时翻译服务》，《广州日报》，2010年 5月 27日第A4版。
［7］于根元主编：《应用语言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